全球經濟正經歷重大的成長挑戰。許多先進國家試圖在全球經濟減速環境下讓經濟恢復可持續發展。但各國面臨的挑戰各不相同。特別是，各國可貿易和不可貿易部門存在不容忽視的差異。
在不可貿易部門（占先進國家經濟60%到70%），主要拖累成長的因素是需求疲軟以及結構或競爭問題阻礙了生產力。在可貿易部門，成長取決於1國相對於收入和競爭力的生產力。在全球層面，可貿易部門也存在總需求不足的問題。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梭羅（Robert Solow）指出，增長有3個來源：工作人口、資本投資和技術進步。年輕人口的增加有助維持財政平衡和確保世代公平，但其本身並不能增加收入。另一方面，經濟增長低於工作人口增加總量，以及技術變遷中的勞動力節約因素，都會增加失業。
發展中國家一旦進入快速成長模式，就會從經由投資實現的資本深化中獲得成長，這某種意義來說是彌補過去的投資不足。先進國家則可能因投資不足而落後，轉而依賴較不具持續性的債務驅動方法來創造需求。因此，恢復成長策略中最合理的部分是投資。
但正如梭羅所說的，投資有其極限，這歸因於邊際報酬遞減。通常投資極限並不是一成不變，但如果資本深化潛力耗盡，那麼技術進步（即提高在創造最終價值的生產力）就成為長期成長動力。
在當前這個全球經濟相互依賴愈來愈強、失衡日趨嚴重、成長與就業問題日益惡化的世界中，如何應用這些見解將是一大挑戰。世界各國在全球經濟可貿易部門直接相連，並透過各國可貿易和不可貿易部門間的需求和就業聯繫間接相連。
短期內，不可貿易部門受國內需求約束。不可貿易需求不足，無可避免會限制這方面的經濟成長。
當然，政府可以透過赤字支出來填補缺口（最好專注於可強化未來成長的創造就業投資）。但先進國家因日益膨脹的高公共債務水準而受到財政約束；這些國家的成長模式有缺陷，直到2008年危機爆發才暴露財政失衡問題。
各國財政約束嚴重到什麼程度還有待討論。義大利和西班牙所受的約束顯然是來自各自主權債務市場中缺少私人資本，殖利率不斷攀升威脅其財政穩定和改革計畫。2國需要歐元區核心國和IMF充當暫時最後貸款人，直到重新建立政策信譽，贏回投資人信心。
美國主權債務市場則尚未出現到達極限的跡象。但債券市場不會發出預警訊號，1年前西義債券殖利率突然飆高就是明證。
目前收入與生產力水準相去甚遠，若要提振成長就得改變貿易條件，改變貿易條件可透過匯率實現，不管是匯率管制還是由市場決定。在歐元區，缺乏競爭力的成員國沒有匯率調整機制可用，因此可能必須推行抑制收入成長和提振生產力的改革，德國2000年到2006年曾這麼做過，現在輪到某些南歐國家跟進了。
不同國家的勞工受全球供應鏈演化的影響各不相同。全球供應鏈的高效率整合為先進國家的高附加值部門和開發中國家創造了就業機會，但也減少先進國家可貿易部門中產階級的就業選擇。
許多國家都在盡力調整成長模式以適應他們所面臨的全球經濟減速新挑戰。要有效且適當瞄準目標，各國所採取的政策需要對成長潛力進行精準判斷，並在可貿易和不可貿易部門雙管齊下，不能只專注其中一部分而排除另一個。
（作者Michael Spence是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Project Syndicate專欄作家）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