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
中國近幾年流行一個笑話，說的是一個中國老婦和一個美國老婦在天堂里相遇了。中國老婦說：“我到臨死前終於攢夠錢買一套房子了。”美國老婦則說：“我臨死前才終於把房子貸款還清了。”
這則笑話基於美國人喜歡揮霍而中國人習慣節儉的成見，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失衡的世界經濟如何失去方向。
這次危機在兩個方面區別於過去的經濟動蕩，同時也解釋了它持久不愈的原因。第一個是信貸悖論：它在帶來活力的同時也破壞穩定。全球金融的擴張及其支配地位為更快的資本積累和物質豐富打開大門，但與此同時也播下危機的種子。在美國，寬鬆的貨幣政策和神秘的金融操縱讓消費者能夠輕易享受到更大的房子、更好的汽車和更長的假期，即便他們根本沒有儲蓄。
美國等富裕國家的信用過剩導致中國和巴西等以出口為導向的新興國家生產過剩。這種不平衡對雙方都產生消極影響。在西方，幾十年來，實業家們紛紛將生產轉到勞動力、設備和材料都更廉價的發展中國家，他們本國的製造業不斷被掏空。此外，中產階級也萎縮了，原因是金融驅動型經濟產生的收益都到了“肥貓”手裡，他們操控着信貸槓桿。在新興經濟體，城市化和工業化使無數人擺脫貧困，但也給環境帶來很大影響。
危機的第二個特點是相互關聯性。如今世界不再是平的了，它更像一個迅速收縮的魚缸。全球化解釋了為什麼占歐元區經濟總量不到3％（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經濟展望報告）的希臘這條小魚的蹦跳掙扎威脅到整個歐洲大陸的沉浮。它也解釋了我在中國安徽一個偏遠山區了解到的一家養鵝農戶面臨的困境。在危機之前，一隻鵝的鵝絨可以賣13元人民幣（約合2美元）；但在危機之後，同樣數量的鵝絨只能賣不到7元。他在城裡打工的兒子也因為大量海外訂單取消而下了崗。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和印度等大的發展中國家開始經濟改革，信息技術也給生產和銷售帶來革命性的影響。但是，由此帶來的高增長和低通脹的全球繁榮不可複製。事實上，自從互聯網泡沫2000年破裂之後，世界經濟就再沒有找到新的推動力。相反，過去十年里，金融機構、政府和個人消費者試圖通過無節制的借貸來實現經濟繁榮。現在，日益提高的勞動力和資源成本、持續增加的通脹壓力和數額巨大的主權債務已經讓財政和貨幣政策槓桿不再那麼有效。
那麼，我們能做什麼呢？首先，不要再期待通過新自由主義——包括私有化、解除管制和自由貿易——來振興經濟。信貸悖論從狹義上說是一種金融危機——更廣義上說它是一種信仰危機，它呼喚我們從以資本為中心的經濟轉向以人為中心的經濟。當然，我們不能指望資本本身去自律。要防止它抵押掉人類的未來，各國政府必須改變對市場的放任態度。政府需要用“看得見的手”來管理市場，修補監管制度，約束不計後果的行為。政府應鼓勵私有企業投資“真正”的經濟，推動技術創新和就業，而不是投機和牟取暴利。
其次，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即美國、中國和歐盟，必須增進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合作，避免保護主義傾向。
第三，必須恢復平衡，包括金融部門與實體經濟的平衡、內需與外需的平衡、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平衡。中國已經行動起來，鼓勵國內消費，而不是一味依賴出口。
“大蕭條”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出現了航空、核能和太空探索領域的革命。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之後出現了一次信息技術的革命。只有科技領域的進一步創新才能促進生產力發展，並引領世界最終走出當前的危機。
作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經濟體，美國和中國推動自身的發展至關重要，但兩國還需要在貿易、投資、金融、基礎設施和技術等領域加強合作。中美兩大經濟體彼此已經高度依賴：去年，雙邊貿易超過4500億美元。
摩擦難以避免，但重要的是雙方通過基於平等、互利和相互理解的協調合作來處理分歧，這樣分歧才不會破壞兩國乃至世界的普遍利益。只有承認我們對彼此的極度依賴，我們才能讓“魚缸效應”服務於人類的福祉，而不是產生負面影響。
李從軍是新華通訊社社長，新華通訊社是中國的官方新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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