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碌」的陷阱

紐約時報

如果你住在21世紀的美國，恐怕會聽到很多人跟你念叨他們有多忙。只要你問他人最近怎麼樣，幾乎鐵定會得到這樣的答案：“忙着呢！”“忙極了。”“忙瘋了。”顯而易見，這明面上是在訴苦，實際是隱性的炫耀。通常人們會對此致以祝賀：“忙有忙的好”或“總比閑着強”。

你能注意到，告訴你自己有多忙的人，並不是要在重症監護室(I.C.U.)連值兩個班，也不是每天坐着公車去打三份最低薪水的工；他們不能說是忙碌，而是疲憊。精疲力竭。疲於奔命。所有抱怨自己有多忙的人，幾乎都純粹是自找的：他們在自願承擔工作和職責，他們在“鼓勵”子女主動參加課外班和各種活動。他們忙碌，是因為個人的野心、動力或焦慮，是因為他們沉迷於忙碌，並且為可能要面對的閑散而緊張不已。

我認識的每個人好像都在忙忙叨叨。當他們沒有在工作，或是沒有在做有利於工作的事情時，就會着急，心生負罪感。他們精心安排時間跟朋友會面，就跟績點分（G.P.A）4.0的學生見縫插針參加社會服務一樣，因為這能讓自己的大學申請信更好看。最近我寫信給一個朋友，問他是否願意在這周碰碰面，他回信說沒時間，但如果有什麼安排的話，他倒是能從工作中擠出幾個小時。我想說明一點，我邀他碰面並不是說這是一個初步邀請，這就是邀請。但他的忙碌讓人感覺，他是在攪拌機發出的巨大噪音中跟我喊了兩嗓子，於是，我放棄了再跟他繼續喊話。

如今就連孩子們都是大忙人，他們的課程與課外活動時間安排精確到了以半小時為單位。每天當他們回到家時，跟大人一樣累。我是掛鑰匙長大的孩子，小時候每天下午，我有整整三個小時的自由時間，也幾乎沒有大人監督，我用這段時間做各種事情，從閱讀《世界大百科全書》到自己做動畫片，再到跟朋友們一起去樹林里玩，朝對方眼睛扔泥巴塊，所有這一切為我帶來了各種重要的技能與洞察力，讓我受用至今。自由自在的幾個鐘頭成了一種模式，我希望終此一生，都能這樣生活。

如今的這種集體歇斯底里，對生活並非必需，也並非不可避免，它是我們在默許之後選擇的結果。不久前，我跟一個朋友在Skype上聊天，她因為房租太高離開了紐約，現在在法國南部一個小城裡做訪問藝術家。她說，多年來，自己頭一次感到快樂而愜意。她還是把工作做完，但工作不會消耗掉全天的時間與心力。她說現在的感覺有點像在讀大學——有了一大群朋友，每晚大家一起在咖啡館裡相聚。她還交了個男友。（她曾這樣悲哀地總結紐約人的感情生活：“每個人都忙極了，每個人都以為自己還能做得更成功。”）她曾經誤以為自己的個性是衝勁十足、暴躁焦慮、鬱鬱寡歡，結果發現這純粹是受環境擠壓變形的結果。沒人想過這樣生活，就像整天在車流里龜速前進，在體育館擁擠的人群中動彈不行，或像在殘酷的高中時代暗中較勁互相傾軋——但我們集體迫使彼此這樣去做。

忙碌代表的是存在於世的安心，對抗空虛的保障；如果你這麼忙碌，日程緊湊，每天的每一個小時都有人找你，那麼你的生活顯然就稱不上懵懵懂懂、無關緊要或者毫無意義。我認識一個女人，她曾在一家雜誌實習，午休時甚至不能離開辦公室，因為雜誌社覺得總會有什麼緊要的事情需要她來做。而這是本娛樂雜誌，並無多大價值，自恃甚高的姿態，看起來無非是自欺欺人的習慣罷了。在這個國家，有越來越多人不再從事看得見摸得着的實物的製作生產，如果你的工作連理乍得·斯卡瑞(Richard Scarry)書里的貓或者蟒蛇（小說用擬人手法描述這些動物忙於一些重要的工作－編者注）都懶得做，說這份工作不可或缺，我還真是不信。

我忍不住好奇，那些裝腔作勢的疲態是不是只是用來掩飾一個事實，那就是我們做的大部分事，其實並不重要。

我一點也不忙。在我認識的人當中，要數本人最不上進。跟大部分作家一樣，我也覺得只要哪天不動筆寫作，就無異於一個一天也不應該活在這世上的無賴，但我同時又覺得，每天只要工作四五個小時，我就有資本在人世間多浪蕩一天了。

大多數時候，我會在早上寫作，下午騎很長時間單車，再處理些雜務，到了晚上，我可以見朋友、讀書，或者看部電影。這在我看來是個理智而又愉快的節奏。如果你打電話給我，問我是不是能擱下工作，去大都會博物館看看翻修一新的美國之翼展廳(American Wing)，或是去中央公園看漂亮姑娘，或者喝上一天的冰粉紅薄荷雞尾酒，我會回答：咱們什麼時間見？

但在最近幾個月，由於工作需要，我也不知不覺變得忙碌起來。生平以來第一次，我可以繃著一張臉告訴別人，自己“太忙”，沒法做他們希望我去做的這事或者那事。我明白人們為什麼享受這種抱怨：它讓你覺得自己很重要、很吃香、很有利用價值。只可惜我實在討厭忙碌的感覺。每天大清早，我的郵箱里就堆滿了郵件，要求我去做根本不想做的事情，或者立即着手解決什麼問題。這讓我越來越難以忍受，終於有一天，我逃離紐約，潛伏在某個秘而不宣的地方，在這裡寫下了這段文字。

在這兒，我幾乎不受俗務所累。這裡沒有電視。要查郵件得開車去圖書館。有段時間，我整整一星期看不到一個認識的人。我慢慢憶起了毛茛、椿象與繁星。我讀書。幾個月來第一次，我終於能真正寫點什麼了。如果你不能全身心沉浸在這個世界裡，就很難對生活有所感悟，但如果你不能逃離出去，同樣也很難認識這個世界，領悟這個世界。

無所事事遠非一段假期，一种放縱或一種缺點那麼簡單，它對於大腦之不可或缺，正如維生素D對身體的作用。剝奪了無所事事的權利，我們的心智將遭受折磨，就像患上佝僂病的軀體將隨之變形那樣。無所事事賦予了我們空間與寧靜，這對於我們是必要的，我們因此能從生活中退後一步，更全面地觀望它，能發現意想不到的關聯，等待電光火石般的靈感。就像一個悖論，想要把任何工作完成，你必須先讓自己空下來。“做白日夢，往往是我們行事之精髓，”托馬斯·品欽(Thomas Pynchon)在論懶惰的隨筆中這樣寫道。阿基米德在浴缸里大呼“尤里卡”(Eureka，意為找到了)，牛頓在蘋果樹下頓悟，《化身博士》(Jekyll & Hyde)的創意和苯環結構的發現——在歷史上可以找到大量關於靈感的故事，它都出現在人們無所事事、做着夢的時候。這讓你不禁會去想，二流子、懶鬼以及沒出息的人，為這個世界貢獻的偉大理念、發明與傑作，也許跟孜孜不倦工作的人一樣多。

“未來的目標是充分失業，這樣我們才可享樂。因此我們需要摧毀現有的政治經濟體制。”這聽起來像是吸大麻的無政府主義者發出的宣言，實際上語出亞瑟·C.克拉克（Arthur C. Clarke），他在玩水肺潛水、打彈珠的間隙，寫出了《童年的終結》(Childhood's End)，並提出了通信衛星的構思。我的老同事泰德·拉爾(Ted Rall)最近寫了篇專欄，提出將收入與工作脫鉤，為每份公民發放一份有保障的薪水，這想法聽來簡直瘋狂，但一個世紀之後，它將跟廢奴、普選和八小時工作制一樣成為基本人權。清教徒將工作變成美德，他們顯然忘了上帝發明工作的初衷是為了懲戒。

如果所有人都跟我一樣，這個世界也許很快就會完蛋。但我覺得，理想的人生，應該介乎於我本人目空一切的懶散與世人無止境的瘋狂之間。我的角色只是提供壞影響，我就像那個站在課室窗外，對端坐在書桌前的你做鬼臉的小孩，催促你找個什麼借口溜出課堂，去外面玩耍，一次就好，下不為例。我本人決絕的懶惰與其說是優點，倒不如說是一種奢侈，但我是在很久以前就有意識地做出了決定，在時間與金錢之間選擇了前者，因為我一直相信，這一生時光短暫，最好是將時間花在我喜歡的人身上。我想，臨終之際，我或許會後悔當年沒能工作更努力些，沒有說出那些該說的話，但我又覺得，在最後一刻我真正的願望，可能是能再跟克里斯喝杯啤酒，能再跟梅根散長長的步，能再跟博伊痛痛快快地笑一場。人生苦短，請勿忙碌。蒂姆·克瑞德（Tim Kreider）是《我們沒有學到什麼》(We Learn Nothing)作者，這是一本隨筆與漫畫合集。他的漫畫《痛苦—什麼時候是個頭？》(The Pain - When Will It End?)由Fantagraphics出版公司出版，共為三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