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可排解的不滿

美國作家喬納森·弗蘭岑：尚可排解的不滿

到了今天，大家都應知道，喬納森·弗蘭岑(Jonathan Franzen)是一位嚴肅的作家，對文學有着崇高的追求，對美國電視所宣揚的消費主義非常反感，最近的兩部長篇小說《糾正》(The Corrections)與《自由》(Freedom)，理所當然地將他推到了美國小說的前沿。大家不太知道的是，他還出版了三部非虛構作品，《如何獨處》(How to Be Alone) （隨筆集）、《不適地帶》(The Discomfort Zone) （一部不長的回憶錄)，及隨筆集《遠去》(Farther Away)。

小說名家的非虛構作品註定具有魅力，反映出作家的心態與小說創作的歷程，即便是這些作家貌似並未全力投入這第二選擇的體裁創作。譬如，索爾·貝婁(Saul Bellow)就寫出過非常精彩的帶有隨筆風格的虛構作品，但他實際所寫的隨筆，相形之下，就顯得蒼白；同樣，約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也是一位文字優雅的評論家，但其非虛構作品遠遠不如他的短篇或長篇那樣，令人熱血沸騰。當然，也有例外，如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和D. H. 勞倫斯(D. H. Lawrence)，或者當代的J. M. 庫切(J. M. Coetzee)和辛西婭·奧齊克(Cynthia Ozick)。然而，絕大多數徹頭徹尾的小說家並不擅長隨筆，原因也很明顯：他們的興奮點不在這個地方。因此，說到弗蘭岑最近的集子，雖不如他的長篇有力，卻依然有其亮點，這本隨筆集出自如此具有洞察力而又才思敏捷的作家之手，這一點自然不難預料。
這部隨筆集以一篇畢業典禮演講開篇，《痛苦不會要了你的命》(Pain Won’t Kill You)，大意或可歸納如下：擺脫自己少年的傷感情懷；遠離那些滋生自戀情結的社交網絡；奮力走出自己的房間小天地；擁抱大自然（他選擇了鳥類），與他人為伍；努力去愛，去面對因愛而來的傷痛與混亂。這一思想始終貫穿這部隨筆集，在這片文章中他以隨意的口語風格向即將畢業的學生娓娓道出，而在別的篇章，他表達此意顯得更為緊迫。作者並不避諱於宣傳簡單的倫理觀念；他既是狐狸又是刺蝟，而在這本集子里，他更多的是刺蝟，所持有的那份信念則既源於自身經歷的個人危機，也有學到的教訓。 他在書中自如地討論了那場危機，它源自早年婚姻的失敗以及由此帶來的壓抑、負罪感與羞愧。他成功地從痛苦中走出的經歷，在我們可稱之為治療敘述(Healing Narrative)中得以再現。

喬納森·弗蘭岑的畢業典禮演講在凱尼恩學院(Kenyon College)並非偶然。幾年前，也是在這所學校，戴維·福士特·華萊士(David Foster Wallace)發表了著名的畢業典禮演講。文章處處有華萊士的影子，好友華萊士的自殺給作者帶來沉重的打擊。在與文集同名的隨筆中，弗蘭岑去了南太平洋的一個島，為了觀察鳥類，也是為了在一場艱難而又煩悶的圖書推廣之行後，重拾自己的身份感——通過強加的隔離，讓自己盡情感受一直逃避的悲傷。華萊士的妻子卡倫(Karen)把丈夫骨灰的一部分給了喬納森·弗蘭岑，讓他撒在美麗的島上。雖然弗蘭岑自嘲自己扮演了魯濱遜的角色，但這基本上算是一篇沉重而傷感的隨筆，而且帶有瑕疵—— 文章力道過於虛弱，在機械地傳達救贖（完成的任務：痛哭、撒骨灰）的理念，同時也過於短小，無法處理內心深處那些說不清道不明的情感。

“有一次，我們駕車快到加州斯汀森海灘(Stinson Beach)附近，我停下車來，讓他拿望遠鏡看一種長嘴鷸，這個品種之高貴，在我看來毋庸置言，一目了然。他用望遠鏡看了兩秒鐘，便頗為厭倦地轉過頭去。‘嗯，’他帶着特有的那種空泛的禮貌腔調說，‘挺漂亮。’在他去世前的那個夏天，我們一起坐在他家的露台上，他抽着煙，我眼睛一刻不離房子周圍的蜂鳥，而他卻可以不看一眼，我不禁為之悲傷。在他下午服藥後小睡時，我則在為下一次出行研究厄瓜多爾的鳥類，我明白了，他的難以排解的苦惱與我的尚可排解的不滿，二者之間的差別在於，我可以在觀鳥之樂中逃避自己，而他不行。”

這段文字既可解讀為深表同情，亦可解讀為洋洋自得。弗蘭岑頗有君子風度，承認自己在與華萊士較勁，但還是禁不住做一番比較，顯示自己略勝一籌，譬如：“早該接受限度與不完全性了，有些鳥類永遠也看不到，承認這一點的能力是我所具有的稟賦，而我逝去的友人卻不曾擁有。”偶爾也有那種笨拙的學生腔調：“如果說厭倦就是嗜癮的種子得以發芽的土壤，如果自殺的現象論與目的論與嗜癮並無二致，那麼，說戴維死於厭倦似乎也不為過。”

在我看來，弗蘭岑的隨筆不如他的小說，原因有幾點。雖然他的散文一直令人信服，但他不是那種始終能寫出一手漂亮句子的作家。隨筆對句子的要求不同，講究的是格言般的簡煉與睿智。他的長篇小說之妙，在於社會細節與人物發展的慢慢鋪墊。相比之下，他隨筆中的第一人稱人物，無論是人物發展還是描寫生動，皆不及小說。他的長處在於將虛構的衝突戲劇化，以此表達倫理道德上的反諷，而不是乾巴巴地傳遞自己的觀點。最後一點，因為正如他自己所言，“虛構是我的宗教，”他可能就是文學上的一神論者（只信奉一個神的人——譯註），他並未透徹掌握過非虛構寫作的各種想像與表達的技巧，他也不想費力去追求這一點。說到影響自己的那些作家，他所提到的全是小說家。

這本集子里有一篇可愛而又帶有個人色彩的重頭文章，《我打電話只為說我愛你》(I 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文章開頭便是佯裝的對手機用戶的一番怒斥，他們打着私密的“我愛你”旗號，侵入他的公共空間，作者繼而筆頭一轉，描繪起自己的父母，令人動容。我們此前已多少認識這兩位了，即《糾正》中的父母艾爾弗雷德(Alfred)與伊妮德(Enid)，作者在此又對自己堅韌的父親與過於招搖的母親做了絕妙的描寫。還有幾篇生態旅遊報道的隨筆，一篇講的是地中海鳥類的捕殺，另一篇講的是中國鳥類觀察者在這個鳥類棲息地嚴重缺失的國度所作出的努力。弗蘭岑在一系列優雅的評論賞析文章中，稱頌了一些另類而又被忽視的作家：詹姆斯·浦迪(James Purdy)、唐納德·安特里姆(Donald Antrim)、葆拉·福克斯(Paula Fox)、弗蘭克·魏德凱(Frank Wedekind)（但願他不是想藉此把魏德凱作為首席搖滾樂手向我們推銷！）。弗蘭岑還認為，十分了得的短篇小說家艾麗絲·門羅(Alice Munro)尚未受到應有的重視。 這些歌頌顯示出作者的慷慨、人性，對小說的熱愛，以及他自己對複雜的道德倫理而非情感的偏愛。力爭做一個好人，擺脫自我中心與自戀情結的誘惑，這一點，在這個集子里隨處可見。僅此一點，足可成為當代一位重量級小說家內心的戰地報道。

Phillip Lopate在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主持研究生非虛構寫作課程。結集作品有《單身》(Bachelorhood)與《對抗人生的快樂》(Against Joie de Viv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