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
繼去年12月前友人兼同事克里斯托夫·希欽斯(Christopher Hitchens)過世後，亞歷山大·科克本(Alexander Cockburn)也於兩周前去世，宣告了一個時代的結束。但英國作家離鄉背井、移居美國的故事還在繼續。這樣的案例非常多，多到足夠形成一種明顯的規律，同時也提出一個問題：問題不在於這種旅居異國的行為本身，而更多在於美國，他們在那裡找到了什麼祖國所缺乏的東西？
接二連三有英國作家在大西洋對岸開創新事業，從我的老酒友（這個稱呼如果每次適用的時候都寫出來，在本文中出現的頻率可能會過高）亨利·費爾利(Henry Fairlie)，到亨利的好友保羅·約翰遜(Paul Johnson)，都去了。約翰遜以前是個激進的左派，而今年過八旬卻成了美國保守派的祭司。接下來是科克本、希欽斯（一如我對他的一貫了解）和安德魯·蘇利文(Andrew Sullivan)，更別提彼得·法羅(Peter Fallow)了，就是《虛榮的篝火》(The Bonfire of the Vanities)里那個汲汲營營的英國小文人，其原型可能是取自上述的一位或兩位。
對我們中的一些人而言，最近這些作家過世的消息，喚起對艦隊街遙遠的回憶。我的朋友艾倫·沃特金斯(Alan Watkins)以前是《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等刊物的政治專欄作者，兩年多前也去世了，沒多久，安東尼·霍華德(Anthony Howard)和約翰·格羅斯(John Gross)也隨他而去。1970年代，霍華德擔任《新政治家》的主編，當時他手下那幾個小徒弟里就有希欽斯（關於他，沃特金斯知道幾則滑稽的趣事），而格羅斯是那份雜誌的文學編輯，後來擔任《泰晤士報文學副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的編輯，科克本在他們倆手下都工作過。
眾所周知，希欽斯後來為伊拉克戰爭和布殊政府喝彩歡呼。結果，他與科克本以及同樣在最近剛離我們而去的戈爾·維達爾(Gore Vidal)成為勢不兩立的敵人。我必須說，希氏的變節一點不讓我意外。無論這種大轉變多麼教人驚訝，都無一例外表明了約翰·亨利·紐曼(John Henry Newman)那句深刻的話：信念改變，思維習慣不變。希氏風趣過人，執迷不悟的時候並不少，不管是我當初剛認識他時的那個托洛茨基分子，還是後來那個認為自己可以給美索不達米亞帶去自由和公正的新保守主義鬥士。
但是，不管怎樣，令美國讀者仰止的不是他們左或右、對或錯的觀點，而是所謂的信手拈來的博學。這一點我又要強調了，無論多麼喜歡閱讀他們的作品，我從來不覺得他們的學識有那麼嚇人。科克本能夠巧妙的在一句話里同時引用馬克思和P·G·伍德豪斯(P. G. Wodehouse)，可這不表示他就是個學者了，同樣，希欽斯是位了不起的文學批評家，但不是歷史學家。
如果這聽起來酸溜溜的，那麼請記得那句話，“同道中人，彼此彼此。”我發現上述列出的英國人全都上過牛津，就是我讀書的地方。牛津是如此，劍橋也一樣，西蒙·格雷(Simon Gray)在那兒沉浸於輝煌的學術成就中，這位非常有趣的劇作家和日記作家日後這麼解釋他的成功：“我的所有論文都是用一種欺騙性的花言巧語寫的，只有那些自己也受過相應的教育、尊崇花言巧語的騙子的人，才會吃這套。”每個經歷過這種求學過程的人，都會隱約體會到個中的含義。
澳大利亞人常自稱有一種“文化自鄙”(cultural cringe)，一種自認智識上遜色於宗主國的情結，我在美國人身上時常能感受到同樣的東西。奇怪的是，澳洲人應該已經擺脫了這種自鄙，倒是第一個從帝國掌控中掙脫出來的人還在受其困擾。這一點也許可以在邁克爾·金斯利(Michael Kinsley)講過的一些話里找到蛛絲馬跡。
金斯利在《紐約時報》上盛讚希欽斯抨擊宗教的暢銷著作《上帝不偉大》(God Is Not Great)。可在1985年，金斯利先生已寫過美國的崇英現象，以戲謔的口吻闡釋了這種痼疾在他自己身上的嚴重體現：“英國諷刺和八卦雜誌《私家偵探》(Private Eye)的尖酸刻薄，使彬彬有禮的美國新聞報道顯得綿軟無力；英國頭號政治和文學期刊《旁觀者》(Spectator)里洋溢着輕鬆活潑、自我調侃和詼諧打趣的弦外之音，這些頹廢文明的產物，讓我覺得不可抗拒。”
這正說到了點子上。希欽斯和科克本無疑就是頹廢文化的產物。他們有錯誤，但本着那種譏諷的不敬，他們的作品首先是非常有可讀性的；太多美國記者和他們的報道有優點無數，卻因千方百計要避免明確的立場，甚至個性的流露，以至於束手束腳，可敬而令人窒息。一種公認的看法把“英國佬”塑造成拘謹偏狹，反襯閑散隨和的揚基佬。實際上——至少在新聞業這一行，至少目前——情況恰好反過來。
美式的雄辯哪兒去了？這片自由的國土也是孕育了H·L·門肯(H. L. Mencken)和德懷特·麥克唐納(Dwight Macdonald)的地方，他們絲毫不缺輕快、諷刺的機趣。這是門肯寫南方的一句話：“歐洲，一英畝地里住的一流人物，多過波托馬克河以南所有州的。”或如麥克唐納形容時任國務卿科德爾·赫爾(Cordell Hull)：“一個心胸狹隘、猥瑣自負、土裡土氣的反動分子，從沒做過一次言之有物的演說。”
這些言論在今天幾乎不可能公開發表，至少在對準確和均衡頂禮膜拜的部分美國媒體上，它們對坦率的觀點都是誠惶誠恐的，害怕到即便是顯而易見的陳述也必須經過消毒，加上諸如“分析者認為……”這種奇特古怪的迂迴說法。我毫不懷疑美國本土有過繼承門肯和麥克唐納傳統的新秀，但他們的機趣被所受的教育扼殺了。因此，當美國需要一種帶有負罪快感的新聞報道時，只能偷偷摸摸跑到母國來的那些壞小伙那去。這大概是我們英國人為報當年約克鎮之戰的仇發起的最後一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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