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反核幾乎等於反美。而在美國的實質占領下,反美或無厘頭地追求「對美平等」的政權,必然短命。二○○九年到二○一二年的民主黨政府即是顯例。
這也是為何理應追求國土永續保全的右派保守政權自民黨會不顧民意反對(依東京新聞三月九日公布的民調,六十九%受訪者主張無核),執意追隨美國的現代性進步思想推動核電廠重新運轉的根本原因。只是,「自然型國民國家」日本與「人工型宗教國家」美國,在精神史立場上的乖離引發的文化性抗拮,毫無疑問,只要美國勢力不離開日本,就難有解消的一天。也就是說,從沙漠中創出都市與人間樂園;以及,里山紅葉依舊,道路人家殘存,但是,萬里不見人煙;這兩種景象對於日本人而言,在文化上,都沒辦法接受。
因此,為了從此一無解的思想性桎梏中解放,戰後日本左派思想界長期存在「核能推進論」的系譜。最著名的當然是二○一二年去世的思想家吉本隆明(知名作家吉本芭娜娜的父親)。二○一一年三一一核災之後的八月五日,《日本經濟新聞》刊出吉本的專訪。關於日本的核能問題,吉本明言:「廢核,此一選項不存在。已經被人類拿到手的科技文明不會後退,也不可能後退。因為廢核和廢人,在文明史上是同一件事。如果把恣意走進危險境地的科學當成人類的原罪的話,我們除了集結更多科學家以及現場作業人員的智慧與經費,創造更完美的防禦措施之外,別無他法。」
也就是說對於左派原理主義者而言,「進步」與「原罪」是核能問題的兩大側面。既然認定「進步」是人類無可抑制的普遍衝動,此一衝動的存在本身,既是人類進步的原動力,同時也是「原罪」。這在非基督教的相對世界中,幾乎無從理解。而將核能危險性的阻絕寄望於「更」完美的防禦措施,自然是依存於科學與知識「無謬性」的理性主義之上,一種文明社會非得與進步主義共存的宿命。
在無神,而且無左無右的台灣,核能問題難以討論,無可避免地逸脫於科技文明史之外,除了政治化之外無所立足。所以,看似站在進步立場的民主「進步」黨,無厘頭地反核;看似站在保守立場的國民黨,也只能非常「現世」型地把核能當成低階的經濟開發問題處理,從來沒有能力說明保守派對於理性萬能主義的懷疑。
三一一後的日本,虛無感瀰漫,科技文明的頓挫莫過於此。災難已歷三年,但對「核災區」民眾而言,「災後」並沒有到來。物理上,數十萬災民歸鄉無途,復舊無念;心理上,無傷的房屋家產,故鄉田野,無從接近,依舊被無色無味,看不見摸不著的「絕對神」所支配。也就是說,三一一對於日本人最大的衝擊,既不是天災,也不是人禍,而是對於附隨於「絕對神」之下的近代科技文明信仰的動搖。
陳永峰 東海大學日本區域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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