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有組織的非暴力，才能夠遏止英國政府的組織暴力。

唯有有組織的非暴力，才能夠遏止英國政府的組織暴力。
- 印度聖雄甘地

把甘地這句話改兩個字也適用於台灣：唯有有組織的非暴力，才能夠遏止「馬政府」的組織暴力。這裡有兩個關鍵詞：「有組織的非暴力」和「組織暴力」。

先談馬政府的組織暴力。所謂「獨裁者進化論」，指的就是獨裁者也會隨著時代而進化，他們會在民主社會裡巧妙變裝，善用民主巧門作為包裝掩飾或變相統治工具，達到其反民主的宰制目的，進而鞏固統治集團的利益。用此理論來檢驗馬政府把行政權、立法權和司法權當作推土機使用，對付異議份子、踐踏民主價值，視民意如糞土，遂行馬的個人意志和統治集團利益，就是典型「組織暴力」的寫照。

服貿協議要在立院強行過關，不接受逐條審查，更是馬政權和國民黨「組織暴力」的極致表現。服貿來勢洶洶，縱使台灣社會已有少部分人警覺到步步進逼的危機，但絕大多數民眾依然泡在溫水裡，渾然未覺。

甘地和有組織的非暴力

至於「有組織的非暴力」，請容我舉印度聖雄甘地帶領印度邁向獨立的非暴力運動來說明。

一九三○年三月十二日甘地發起「食鹽長征」運動，他們在海邊用海水製鹽，蓄意違反「鹽法」，公然反抗政府禁令。起初英國政府和大部分印度人民都沒有意識到「食鹽長征」是象徵性行動，認為甘地這個小小抗議行動有何作用？後來，愈來愈多印度人自發性加入製鹽行動，直到政府驚覺事態嚴重時，已經無法掌控印度人民的集體反抗意志了。

食鹽長征行動激發印度人的想像力，喚醒他們起身抗暴，使甘地踏上最重大的改變歷程，開始運用非暴力公民不服從來推動革命。甘地宛如聖雄，在全國各地捲起沛然莫之能禦的人民力量，形成英國政府的巨大壓力，也成為甘地和英政府展開斡旋談判的重大籌碼。

不過更值得注意的是，甘地的背後除了有人民支持外，更有一個將人民「組織起來」的政黨──國大黨。甘地領導人民、也領導他的國大黨，讓這個政黨在國會對英國政府形成不可忽視的政治壓力。

因為甘地知道：「要推翻一個權力結構，就必須靠另一個權力結構的力量。」若國大黨沒有發展成為以人民做後盾的權力結構，印度就永遠得不到自由。所以，甘地仰賴最重要的左右手帕提爾和尼赫魯在全國建置國大黨的組織力量，取得印度邁向獨立所需要的政治機器。

世人都通曉甘地的非暴力公民不服從運動，但是我認為甘地自始就知道：「唯有有組織的非暴力，才能夠遏止英國政府的組織暴力。」所以，他將印度人民組織起來和政治力量交互運用，一步步逼退英國政府撤出對印度的殖民統治，最終於一九四七年取得印度的獨立。

社會力與政治力的矛盾

回過頭來看台灣的社會力和政治力的關係。這些年來台灣的公民團體對於國家危機和民主危機的警覺性，比朝野兩黨更高、看得更透澈，展現在行動上也更積極與激進。表示台灣的民主免疫系統已經啟動了，然而政黨似乎還處於半冬眠狀態，令人搖頭和不安。

不過，台灣的公民力量有足夠大到嚇阻馬政權的獨斷獨行嗎？恐怕沒有。個別公民團體對於訴求議題的表現令人激賞，然而公民團體都有強烈的自主性，有人說：「十個公民團體有十一個意見」，所以很難在單一議題匯聚八方力量形成擎天一擊，奮力扭轉國家命運。

從八○、九○年代的社會運動，乃至近些年蓬勃發展的公民運動，其本質就是社會力的解放，為了尋求建立更民主、更公平正義的社會。公民團體的訴求目的是「改變政策」，而非「取得權力」，因此對政黨常存有一定的戒心。長期以來，國民黨就是偏向財團和倒向中國的政黨，始終無法取得社團的信任；而民進黨因為山頭主義和派系私利的算計，讓社團頻頻失望，以至於兩者之間也處於「若即若離」的狀態。

不要當廁所裡的花瓶

但是，「要推翻一個權力結構，就必須靠另一個權力結構的力量。」社會力、組織力和政治力，三者之間存在重要的連動關係。

如果公民力量無法組織起來形成巨大的團塊力量或政治力，就很難對既有的政治結構產生壓力，更遑論「改變政策」。沒有組織力的社會力就是一片散沙，聲音很大但力量薄弱；同樣的，如果民進黨無法有效組織公民力量，成為扭轉國家危機的政治力，這種政黨也只是另一種民主櫥窗，或者更像是民主前輩黃信介所說的「廁所裡的花瓶」？

關鍵時刻民進黨必須展現領導力，將政治力和社會力整合形成一加一大於一的集體力量，我們才有奮力一搏、改變未來的機會，否則，台灣的命運恐將繼續輪迴被殖民統治的悲劇。

若我們眼睜睜看著悲劇發生而無能為力，我想，連甘地都看不下去吧。

（作者王美琇為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