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治理的挑戰

都市是人類文明發展最重要的場域，英文civilization與civic,city都是同一字首，顯示都市是文明的溫床，也是公民的主要活動地點。美國學者Edward Glaeser 的著作「都市的勝利」(Triumph of the city)主張，城市因為人口的大量聚集，產生各種生產、消費與服務的需求，因此功能化極致發展，城市變成人們最便利、最多元、最健康、最新奇的生活環境。

然而都市是人口密集區，吸引不同階層、行業、專長、和理想的人來求取更好的生活環境。多元化的特色也造成需求的差異，每個人都認為來到城市應該得到生活的改善，但實際生活形成的落差便累積成高度的不滿。

美國在1980年代，可以說是城市發展的黑暗期，特別是超大型的百萬城市(megacity)，財政困難、治安敗壞、種族衝突、公立教育徹底失敗。而且在美國的憲政設計下，大城市的許多權限受制於聯邦政府與州政府，有些市長是有名無權的弱勢市長，因此許多市長感慨，美國的大城市難以治理(ungovernable)。直到1990年代，政府改造運動興起(reinventing government)，融入許多私部門的效率與顧客導向原則與方法，才逐漸讓都市重新復甦。有趣的是，美國歷任總統只有19世紀末期的克李夫蘭(Grover Cleveland)曾經擔任過大城市市長（紐約水牛城）。

台灣的都市治理表面上看起來，問題與美國的大城市不盡相同，但是治理的基本道理是相通的。首先，每個市長都會面對「選舉聯盟」與「治理聯盟」的差異效應。「選舉聯盟」是獲得勝選的最大可能力量的集結，求的是選票的極大化，普羅大眾是最佳拍檔，所以候選人都會選擇跟百姓站在一起。但是「治理聯盟」是推動市政的強力伙伴，這涉及到利益分配與折衝、妥協，人多必定口雜，想讓利益共享，討好各方，經常會落得一事無成，所以市長都希望治理聯盟越單純越好。

台北市長當選人柯文哲打著提升公民參與的旗號，應該是企圖縮小他的「選舉聯盟」與「治理聯盟」的差距，但是現在民主政治是代議政治，也是責任政治，如何在擴大決策基礎的原則下，又不淪為民粹的結果，這是權力分配的挑戰。

另外，台北市身為最主要的核心城市，與周邊的衛星城市選區不同、選民不同、利益也就必然不同，所以協調合作是必要的。但是台北市缺少橫向聯繫的權力，這就是為何當柯文哲嘗試聯合其他縣市首長解決跨縣市的問題時，中央部會首長會跳出來嗆聲，說這不是台北市長能決定的事。這是制度上的挑戰。

至於柯文哲所提出一些具爭議性的新政，遭致許多嚴厲批評他是欠缺深思熟慮的大嘴巴。事實上這是改變的問題，思維的改變、政治文化的改變。政治是衝突、妥協的藝術，以往我們不習慣看到政治人物心直口快，表面的和諧才是為政之道，然而這不正是我們所唾棄的「人前手牽手，人後下毒手」的政治伎倆。柯文哲的大嘴巴是政治文化的挑戰。

治理台北市有層級政府間的制度限制，也有現實議題棘手的難處，台灣歷屆民選總統都曾經治理過台北市，雖然不能就認定台北市長是台灣總統的搖籃，但經過台北市長的歷練，對於競逐大位絕對是極大的助力。柯文哲如何在個人政治前途計算下，揮灑他的市長舞台，這是大位誘惑的挑戰。

柯文哲經由84萬多台北市民的同意背書，大膽地展開台北市實驗室，投票當下，除了不爽國民黨與連家外，大家也都知道柯文哲會大玩特玩，這當然是他給選民的承諾。所以，何妨讓他去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