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動物》，情感左右人生

紐約時報
田方萌

幾年前在美國華盛頓的一次新書發佈會上，我第一次見到美國作家戴維·布魯克斯(David Brooks)。那時他已不再年輕，顯出幾分老相。可待他張口發言，那富有磁性的嗓音立刻吸引了全場聽眾——尤其是女性聽眾。作為《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布魯克斯嘴皮子順溜，筆頭子更犀利，擅長在有限的篇幅內點明時局。

像有時參加長跑比賽的短跑選手一樣，布魯克斯也不時推出長篇巨作。他之前的《布波族》(Bobos in Paradise)一書分析了美國新貴階層，而新近出版的《社會動物》(The Social Animal)旨在探究“愛、性格和成就的潛在根源”。這本書在2012年5月出版了中文版。此書虛構了一對美國夫婦哈羅德和埃麗卡，以兩人的生活史作為貫穿全書的主線。哈羅德出身於白人精英家庭，埃麗卡則具有中國和拉美裔血統。兩人並沒有過人的容貌和天賦，卻都憑藉良好的個性和決斷力擁有了成功的人生。

在中國規模較大的書店中，“成功學”一類的書籍常常擺滿一架，《社會動物》又有何新意？布魯克斯稱此書強調“非認知性技能”，可以用我們熟悉的“情商”來測度。在作者看來，“影響人們活動最主要的因素並不是意識層面的思維，而是潛意識層面的思維”。為了論證這點，布魯克斯引用了大量當代的神經學和心理學研究，讓這本書讀起來像是弗洛依德理論和現代神經科學的大串燒。

在作者看來，理性建立在情感的基礎上，需要依靠情感才能發揮作用。這是因為情感決定着我們的價值取向，而給定價值後才有可能進行理性分析。一些情感功能缺失的患者幾乎無法作出任何取捨，儘管他們具備健全的思維能力。即使在理性至關重要的道德領域，人們的正義行為也多出於情感而非理性。在最近一篇《紐約時報》的專欄文章中，布魯克斯令人信服地指出，《蝙蝠俠》首映式上的兇案槍手並非像大眾想像地那樣失去理智；相反，這類人冷靜得可怕，已經不會對他人的痛苦產生適當的情緒反應。

因此，很多問題的癥結並不在理智，而在於情感。人們常說性格決定命運，《社會動物》則強調情感左右人生。1994年，美國學者查爾斯·默里(Charles Murray)推出飽受爭議的《鍾型曲線》(The Bell Curve)。該書發現美國社會的階層分化中，智力因素的重要性日漸增強。布魯克斯對此論顯然不以為然。在他看來，在學校外的社會環境里，智商不起多少作用，而且智商與勤奮等個人品質也並無直接關係。就人生成功而論，情商的重要性遠較智商為大。

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性格決定命運”聽上去多少有點宿命論的味道，《社會動物》則持有改天換地的樂觀基調——因為作者不僅相信情感左右人生，而且自認為發現了塑造情感的若干規律。論及幼兒成長，他指出一個人在家庭中越感到安全，就越有可能去探索新事物；反之，生於險惡人際網中的孩子會變得內向孤僻或充滿侵略性。自然環境也會對情感產生強烈作用：“住在高緯度地區的人們看不到足夠明亮的陽光，他們罹患憂鬱症的可能性比住在低緯度地區的人們高得多。”結論非常淺白——我們應當促進家庭穩定，並儘可能搬到日照充分的房屋居住。

《社會動物》一書不乏洞見和妙語。如談到國際關係時，作者一語道明：“國家之間的衝突並不僅僅是因為領土、財富和利益問題，許多時候都是為了迫使對方用本國的眼光來看待世界。”此話容易讓我聯想起最近有關釣魚島，中日兩國的“島名之爭”。又如描述總統選戰時，作者揶揄地打了個比方：“全體選民似乎都擁有一個隱秘的G點，顧問們就像是試圖觸摸到它的笨手笨腳的情人。”

然而，縱觀全書，我不由想起宋太宗評價大臣呂端的話：“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社會動物》正好相反——小處很清晰，大處不明朗。

布魯克斯的潛意識覺察到了情感的重要性，然而他未能系統地將潛意識表達出來。他急於將眾多素材塞入自己的理論框架中，結果搞得局部出彩，整體模糊。面對眾多觀點和發現，作者有意無意地偏向了他一貫堅守的保守主義價值觀。這一價值傾向令此書少了一點知性的樂趣，多了幾分說教的味道。例如，布魯克斯強調交友抱團的能力，這種能力使人們更容易融入某一團體，由此產生的歸屬感不僅提升個體的幸福感，也促使人們遵守這一團體的行為規範。他在書中卻沒有談到，一定程度的疏離感也可能具有正面意義。比如，美國學者弗羅里達(Richard Florida)發現，新興的“創意階層”更喜歡住在“半匿名”的社區里，這樣既不缺乏社交性，也能保持獨立性，擺脫群體壓力對創作的干擾。

布魯克斯似乎也沒有深入思考情感與成就之間的複雜關係。他所描畫的成功景象主要是美國中產階級嚮往的上流社會，這些人將“獲得外部認可”看得比“活出你自己”重要得多。書中的女主人公埃麗卡最後進入白宮工作，活躍於達沃斯論壇，再清楚不過地表明作者對“成功人生”的定義。如果我們拓寬視野，在歷史的夜空中追尋那些偉人留下的點點星光，就會發現他們中很多人的世俗生活何其不幸，而這些不幸恰恰幫助他們實現了自己的雄心壯志。舉例來說，《社會動物》將孤獨看作負面情感，稱孤獨者容易怨天尤人；可愛因斯坦、貝多芬和奧威爾等人均表現出自閉症特徵，他們常常享受着獨自創作的樂趣。

作為關心天下大勢的時評家，布魯克斯當然不會止於撰寫一本“人生指南”，他還力主將情感因素引入政策討論。他認為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建立在《道理情操論》的理論基礎上，而今日的華府策士們只曉得前者，政治家們一邊重新分配經濟資源，一邊侵蝕着健康的社會關係與道德生態。然而，布魯克斯的政策主張乏新可陳，無非重複了《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或《獨自打保齡球》之類經典著作的核心思想。

布魯克斯在書末以高瞻遠矚的口氣預言道：“這個時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而下一個時代將以社會和諧為中心。”這讓中國讀者由不得想起那些耳熟能詳的政策口號。儘管《社會動物》的寫作橫跨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屬於一次有意義的嘗試，作者對潛意識的過分迷戀仍然削弱了此書的智慧衝擊力。布魯克斯也許沒有充分認識到，理性的深度更有助於我們了解情感的力量。

田方萌是書評人，在北京師範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任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