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經濟新聞 編輯委員 土屋直也
受中國經濟樂觀論調的推動，5月19日開始的一週日本出現了日元貶值和股價走高的局面。這是因為5月22日發佈的5月匯豐銀行(HSBC)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升至49.7，雖然連續5個月低於50的榮枯線，但環比提高1.6個百分點，出現了好轉。但是，稱得上中國經濟核心問題的房地産價格的下跌剛剛開始。未來難以預料。
在上海的房地産仲介公司中，大型企業已開始裁員。在5家大型企業中，上海中原地産和德佑地産已開始將行政部門的人員裁減10％。而在北京，美國大型房地産仲介公司21世紀不動産旗下中國子公司——21世紀中國不動産已經開始關閉約佔整體15％的店舖。
在地方城市，也相繼有消息曝光了房地産公司的經營風險。有消息顯示，深圳大型房地産開發商光耀集團被認為由於資金週轉問題導致了延遲交房。此外有北京媒體報導稱，北京大型房地産企業的一部分出現了資金週轉問題。
在房地産價格已開始下跌的地方城市的中小房地産企業中，與「跑路」毫無二致的關閉公司的案例也正頻繁發生。
考慮到這種情況，美國評等機構穆迪于21日將中國房地産行業的評等展望從穩定調整為下跌（負面）。
這都反映出，出於對房地産價格下跌的擔憂，交易量正在迅速萎縮。上海的二手房交易量4月為1萬7200套，相比上個月減少了20％。而與上一年同月相比則減少14％。
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統計顯示，1～4月全國商品房銷售面積比上年同期減少6.9％。由於擔心房地産價格出現下跌，觀望態度已經擴大至全國範圍。
實際上，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發佈的4月全國70個大中城市新建住宅價格數據顯示，新建住宅價格出現環比下降的城市數量相比3月增加4個，達到8個。而持平的城市增加8個，達到18個。下跌趨勢已日趨明顯。
據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簡稱銀監會）統計顯示，截至3月底的銀行不良債權比率為1.04％，與年初相比提高0.04個百分點。而房地産融資壞帳被認為是主要原因。
日本野村證券在有關中國經濟的報告中指出，「不是中國房地産泡沫是否調整的問題，而是已經開始發生。是嚴重到何種程度的問題」。
問題在於房地産疲軟將拖累中國經濟整體的後腿。這是因為，包括鋼鐵和建築等廣義的相關行業在內的房地産佔國內生産總值（GDP）的比率高達20％，比例巨大。
4月工礦業産值比上年增長8.7％，低於3月的8.8％。而零售業銷售額4月比上一年增長11.9％，低於3月12.2％的增速。中國經濟減速趨勢無疑正在進一步加強。
在這種情況下，人民銀行副行長劉士余在12日舉行了由住宅金融服務領域民間銀行相關人士參加的座談會，提出優先滿足首次購房貸款需求。可以説已經陷入不得不採取應對措施的境地。
不過，大型房地産仲介公司上海中原地産認為對扭轉房地産不景氣仍然缺乏足夠力度。2月中國政府出台的擴大中小企業減稅和鐵路網建設支出等小規模經濟刺激對策也效果不佳。「除了貨幣寬鬆政策以外，無法防止房地産價格進一步下跌」，不少外資系經濟學家開始預測中國將很快推出貨幣寬鬆政策。
但是，中國政府無法輕易轉向推出大規模的經濟刺激政策。這是因為目前各方一致認為如果一味追求較高增長，將難以消除收入差距的擴大。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4月表示「不以GDP論英雄」，明確提出告別重視增長的政策。雖然認為經濟刺激舉措的推出不可避免的觀點正在增加，但在具體措施推出之前，中國經濟、尤其是房地産行業走勢將持續對世界金融業行情造成影響。
5/27/2014
復雜多面的“新疆問題”
英國《金融時報》
暨南大學教授 姚新勇
5月22日，新疆烏魯木齊再次發生爆炸事件，這是三個月內發生的第三起與新疆問題有關的暴力事件。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在新疆讀書工作、現在暨南大學執教的姚新勇教授基於切身的生活經歷和多年觀察認為，宗教困境、民族政策的失效與文化認同的斷裂、社會發展的現代性問題，以及公眾和輿論的誤解，共同造成了“新疆問題”的復雜性。
2014年3月1日，來自新疆的暴力恐怖分子在昆明火車站所製造的恐怖慘案，公然挑釁了人類的基本底線。這是繼去年10月天安門恐怖襲擊案件之後，又一起發生在內地的涉疆暴恐案件。而疆內的類似案件就更為頻繁了，據有關部門統計，僅去年一年在新疆所發生的暴恐案件就達二百餘起；09年以來，新疆每年打掉的危害現行組織團夥案都在百起以上。筆者去年6月所指出的“新疆暴力問題”內地化的擔憂，沒有想到會以如此之快的速度成為事實。相信很多人會迷惑，為什麽新疆的情況似乎僅僅在短短的五六年內，演變得如此迅猛劇烈？新疆究竟怎麽了？有什麽辦法能夠解決？
要想良性解決“新疆問題”，首先需要認識到所謂“新疆問題”的錯綜復雜性，切忌簡單化、單方面的解讀。“新疆問題”的原因，包含著歷史與現實、世俗與宗教、經濟與政治、民族文化差異、地緣等諸多內外部因素。
綜合而言，它帶有古老地區性宗教沖突（聖戰）的現代變種的色彩，具有現代泛突厥、泛伊斯蘭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當代繼續的性質，是多民族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文化認同斷裂的暴力表現，是新形勢下國家制度及民族政策失效的徵兆，是國家及新疆內部現代化發展尤其是不平衡、欠公平發展刺激的產物，是文化失範、社區尤其是鄉村有機結構坍塌的結果，是全球化浪潮及國際（地緣）政治因素的刺激、作用或乾預的效應，也是境內外過度反應的放大與扭曲。這一切加之新疆綠洲生態的脆弱性，就決定了所謂“新疆問題”註定是復雜的、長期的。
古今宗教困境
新疆地處亞歐大陸腹地，多種文明、文化、人種、民族、部族、族群在此匯聚，它既溝通了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融會，同時又始終被來自於東西方的勢力所撕扯。現在人們所指認的以維吾爾伊斯蘭信仰為主要代表的地方性民族、文化特徵，即便是從公元九世紀的喀喇汗王朝的興起算起，也是經過了千餘年的不同種族、宗教、文化間的沖突才逐漸而成的。在這千餘年的歷史中，新疆不僅發生過對佛教徒等“異教徒”的宗教聖戰，而且伊斯蘭教不同教派之間的沖突也慘烈頻繁。例如當代優秀維吾爾族作家亞森江·斯迪克先生的《魔鬼夫人》，就形象生動地展示了長達二百餘年的黑山派、白山派的血腥沖突。
黑山、白山兩教派的開創者，系中亞伊斯蘭教蘇菲教派領袖瑪合圖木·阿雜木。阿雜木歸真後，其長子和幼子“為爭奪教權，各立派系，明爭暗鬥”。幼子伊斯哈克·瓦里和卓於16世紀70年代進入葉爾羌汗國（首都在今喀什沙車）傳教，創立了黑山派，成為當地主要教派。而長子瑪木特·額敏的兒子瑪木特·玉素布和卓，也在17世紀20年代初進入葉爾羌汗國傳教，形成了白山派勢力。兩教派師出同門同宗，最明顯的差異不過是一派戴黑帽子，另一派戴白帽子而已。通過亞森江先生的筆墨我們看到，兩派領袖為了爭奪教俗權力與財富，在天山以南地區利用或製造葉爾羌汗國國君與其子女、大臣們的矛盾，鼓動信徒們相互仇殺，進行了長達200多年的血雨腥風的教派之爭，給當地人民帶來了極大的痛苦，也直接摧毀了古代葉爾羌汗國。
我們即便只把這場延續二百餘年的災難放在葉爾羌汗國的歷史語境中，也可以發現它深刻的當下性。首先，它與境外的極端宗教勢力有直接關系，而近二三十年新疆極端宗教思想的傳播、恐怖勢力的培育，也與瓦哈比、伊扎布特等境外宗教勢力的滲透有一定的聯系。第二，黑白二派都屬於蘇菲教派，相對於當地已有的伊斯蘭教派來說，屬於“新教”，而中東新教進入中國地區所引發的教爭和民族沖突，並不只發生在新疆，當年“同治‘回’亂”就與此相關。雖然我們不能如小說家或政治家所言，將沖突簡單歸之於外來教派，但新老教派的爭奪、戰爭，確實在伊斯蘭內部不同教派之間存在，而在現代情況下，它又帶有更為明顯的宗教與世俗之間的沖突性。
第三，殘酷的教派之爭之所以發生並持續長久，與當地的貧困和文化水平不高有相當的關系。第四，當年葉爾羌汗國內部的教派爭鬥，也有周邊臨近外部勢力或深或潛的影響，如準噶爾汗國、巴布爾王朝、清王朝等的影響。第五，黑白二派宗教領袖操弄教規，造成大規模的教爭。現在在新疆，宗教氛圍也呈極端化發展的苗頭。比如，原先主要是不吃大肉、不進漢餐館、一般不到漢人家吃飯的清真習慣，被無限化擴大。變成了以“哈拉力”（“符合伊斯蘭教法的”）、“哈拉木”（“違反伊斯蘭教法的”）為標準，來區分清真與非清真、穆斯林與異教徒。在這種觀念下，凡是與政府、漢人甚至現代化相關的東西都是“哈拉木”；也出現了什麽“清真香皂、牙膏、衣物、家電”甚至“清真馬路”的說法。而且隱蔽的“宗教執法警察”，甚至都在烏魯木齊的某些街道上（義務）執法，騷擾穿著短袖、短褲、現代裙裝的穆斯林女性。
因此，就這方面來說，即使民族矛盾消失，宗教性質的沖突和動亂，也很可能會在新疆延續。也正因為此，不少維吾爾世俗人士，都非常擔心極端宗教思想的傳播乃至日益增強的宗教氛圍；甚至有人提議，希望通過立法的形式，明確極端宗教的身份與界線，以便開展針對性的打擊。而這與他們熱愛本民族的文化與宗教並不矛盾。
而自現代“泛突厥主義”和“泛伊斯蘭主義”兩股思潮在十九世紀合並以來，就開始了對於中國新疆地區持續的影響。1930和1940年代，新疆接連爆發過兩次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而且第二次運動，形成了以伊犁、塔城、阿山三區為主要範圍的分裂割據政權，直到解放軍進疆之後，才以“三區革命”的名義解決。雖然這段歷史已經過去六七十年了，而且流亡在境外的東突厥斯坦殘餘勢力的後續，也並未形成強有力的組織規模，但近二三十年“新疆問題”的惡化，的確與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有一定關聯，而這又更主要地表現為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的歷史及其思想對新疆本土社會的深遠影響。
民族政策的失效與文化認同的斷裂
1949年建立的新政權通過階級鬥爭理念的推行、民族團結的大力強調和對“大漢族主義”及“地方民族主義”的雙重批判，建立起了共產主義普世價值兼中華民族價值雙重性的中華民族認同，加之固定性、非流通的社區結構的建立，族裔民族主義意識被強力抑制。但是從長期的效果來看，文革及之前的民族政策，只是暫時抑制了族裔性、地方性因素，並未能夠融合它們。相反實踐中的一些“極左”做法，以及民族政策本身的內在矛盾，倒為族裔性、地方性在80年代之後的再生，聚集了反彈力量。
文革結束後，國家意識形態控制的相對放鬆，“撥亂反正”運動的展開，在內地主流社會形成了反思文革“極左”路線、個性解放、面向現代化的思潮；而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則表現為少數族裔文化本位性意識的恢復和中共國家民族政策的“撥亂反正”。現在不少人認為，八十年代初民族政策的調整是重大失誤，其實這種看法是很片面的。當時民族政策的調整是國家對自己過去錯誤的自我糾錯；是對被傷害了的民族情感的療救、彌補；是執政黨和國家對少數族群的善意體現。如果因為必要的政策糾偏和寬松與族群關系的緊張存在一定的關聯，進而就否定當年民族政策撥亂反正的正面價值，那麽就如亂扣“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帽子，並將相關現象或問題歸罪於“撥亂反正”、“改革開放”一樣荒唐。
但是我們也必須承認，當時國家把問題想得過於簡單了，以為糾正了過去民族事務方面的“左”的錯誤，賦權於少數民族更多的權利，就會換來民族團結、國家穩定；而沒有料到，簡單的民族身份的賦權行為，可能刺激族群意識的增長和更大、更高規模的民族本位性權利的訴求。個中道理同國家民主化進程的推進，會更進一步激活公民民主意識和更高程度實現民主化進程的訴求一樣。所以問題的解決，顯然不是去簡單否定以往的思想解放進程，而是要在更高、更為有機的水平上，重建國家的政治合法性，重建新型國家認同的綱領與架構。但國家權力在這方面的表現，這些年則相當被動。
1980年代開始轉型的國家民族意識形態，雖然仍然強調著各族人民的大團結以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但“階級鬥爭”行動綱領的逐步取消，也帶來了跨族群的“階級人民”的逐漸消失，而代之以重新整體化的以族群為單位的“X族人民”；而作為推動這種轉型的執政黨，既是新型族群文化建構的倡導者，又是以往“左”的政策的推動者，所以，他們的撥亂反正性的善意之舉，就很難不被理解為是對被損害族群的理所當然的補償，也就很難得到持久、普遍的感恩性認同；而在文化意識形態方面，“各民族大團結”的理念，主要表現為政府的宣傳，而非絕大多數文化工作者的自覺關懷。
這樣，重新轉型的國家民族意識形態，既未建立起更高一層的綜合性認同價值，同時被重新定位了的族群性“民族意識”又強化了國家層面和族群層面的“雙重民族性”的矛盾，加劇了中華民族認同價值的撕裂。所以族裔民族性認同的價值取向，無論從自覺意識還是從關系結構來說，都表現為單一性向度。
雖然1989年，費孝通先生提出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這一具有高層次綜合性向度的國家民族認同的整合觀念，但一是由於有關各方對多元一體說的闡釋，存在重大的方法論缺陷，同時又因國家對“民族話語”言說權的封閉、主流思想文化界對此方面問題的長期冷漠，從而使得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說沒有發揮足夠的作用；族裔文化民族主義的單向性，仍然無法得到辯證的調適與節制，而是更加走向偏執、激化。新疆的情況不僅如此，而且更為激進。與之相關，在新疆1989年以後，官方又重新強化愛國主義、反分裂的宣傳教育，但往往流於錶面化，所以，並未能有效地剋服分離主義思想。
現代性問題的新疆癥候
談到“新疆問題”的原因，人們往往強調新疆尤其是天山以南的農村地區經濟落後、農民生活貧困、文化水平和漢語水平低、非漢母語少數族裔青年學生就業率低等原因。的確，新疆農村的發展水平相當低，2008年新疆全區農村人均純收入只有2482元，僅為全國平均水平的76%，而喀什農村就更少了，才為1699元。但問題是為什麽八十年代之前，新疆經濟更落後、南疆農村通漢語者更少，但族群關系卻相對更和諧，社會也相對更為穩定呢？這與兩個階段的社會關系結構的差異直接相關。
八十年代之前中國社會的基礎性結構，大致是穩固而缺乏流動性的單位制，工廠、機關、學校、社隊、街道等，不僅是人們工作、學習、生活的地點和場所，而且也是高度一體性的政治組織系統，是關系緊密的熟人社會的載體，而且在某種意義上，一個單位、一個生產隊可說是一個大家庭。這種關系緊密的社區結構，不僅是全方位性公開、透明的，利於管控，而且它還為生活於其中的人們，提供了精神的慰寄、情感的寄托。另外雖然全社會普遍貧困，但大家基本上一樣，也就不會有太大的比較性不平衡。
而八十年代之後，社會流動逐漸恢復，原有的單位性社區組織逐漸鬆弛或瓦解。單位、企業、村社的管理者，也由某種“類家長”式的身份，轉變為角色更為單純的領導、老闆、村乾部。加之社會公民監督體制的嚴重匱乏，新形式下的鄉村基層領導，更容易蛻變為與民爭利的鄉村土皇帝。所以八十年代以後，一方面，整個社會的管控能力下降，地區、職業、生活的流動性也更為簡易頻繁；另一方面，人和人之間的關系也逐漸冷漠，既缺乏“組織關懷”，也缺乏鄰里互動，社會迅速地朝單子化方向演變。
而近三十年來的以東南沿海經濟為中心、為龍頭的發展策略，城市發展優先的格局，嚴重不平等的收入分配體系等，與舊有的城鄉分割體制、戶籍管理制度一起，幾何性地拉大了東西部之間、城鄉之間的差距，造成了嚴重的地區與地區、人群與人群、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更凸顯了傳統鄉村社會的衰敗。
近二三十年來，內地不少農村大量人口外流，鄉村出現空殼化現象。但南疆農村並未大規模地出現內地那樣的空殼化情況，反而由於計劃生育力度遠比內地為弱，人口增加較快，再加上外來內地農民到南疆來開荒、承包土地、以及兵團等單位、企業發展而帶來的用水用地的擴張，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南疆農村人地緊張的問題。
而去往內地謀生的新疆民眾，卻由於語言、生活習慣、宗教、人種特徵的明顯差異，使得他們難以成為內地農民式的農民工，大都只能是從事諸如烤肉、打饢、賣新疆乾果之類的活計。其邊緣排斥感，要比內地農民更為嚴重。而這些年來，非漢母語的少數民族大中專畢業生的就業率也很不理想。
但是另一方面，不僅本地漢族的生活情況及就業情況要更好，而且近二十多年來，內地大量涌入新疆的人員，也普遍比當地維吾爾人生活得更成功，這與日益邊緣、衰敗的維吾爾社會形成了較為強烈的對比。盡管此種情況的形成，相當程度是歷史的原因及市場機制選擇的結果，但在客觀上很容易讓視自己為當地主人的新疆人產生不滿，認為是口裡人或漢人造成了他們今天的狀況；更何況其中的確存在不可忽視的各種腐敗問題的因素。
除此而外，傳統道德的失落、難以適應迅速而來的現代化社會的轉變、社會流動的便利化、社會基層控制的難度增加及其個體因素等，維吾爾底層社會的販毒、吸毒、賣淫、艾滋病、偷竊等現象相當嚴重，有人因此認為“新疆維吾爾社會正陷入深重危機”中。
傳統社區、文化、道德的衰敗，並非只屬於維吾爾，內地農民、涼山彞族等也具有類似現象，卻好像問題沒有新疆那麽嚴重。維吾爾人則不同，它們是有信仰且家族關系緊密的民族，所以他們更富於團結和反抗性。
過去世俗性社區結構的破敗，會促使他們越發本能地靠近宗教，尋求寄托；而一些痛感於自己本民族衰落的知識分子、成功人士，也試圖通過宗教生活的恢復與推廣，來拯救自己的民族。在此情況下，那些失落、貧困、教育程度低下的維吾爾農民，就更容易被外來的極端宗教教派所吸引、鼓動。
所以不少人所謂的新疆清真寺太多，應該加以控制的言論，是只看到了問題的錶面。所以近二十多年來，新疆不斷強化對宗教的控制，但所謂“非法宗教”組織和傳教活動卻屢禁不止、到處生長（其實內地也是如此），宗教氛圍也日益濃厚。在烏魯木齊甚至都出現了這樣的變化：以前抽煙、喝酒的主要是維吾爾青年，現在在一些婚宴、聚餐時，反倒是中老年喝酒抽煙，青年人不抽也不喝。所以說，在一定程度上，新疆宗教服飾愈益流行，清真非清真界限日益變態嚴格，既是宗教氣氛日益濃厚的表徵，也是維吾爾社會自救的某種反映。
從這一角度看，頻發的新疆或涉疆暴力恐怖案件，在一定意義上，並不說明新疆有多麽特殊，內地有多麽安定，而是進一步張顯了並非孤立的、內地也存在的中國農村、中國社會的共性問題。
國內外的誤解與放大
正如前所分析的那樣，所謂“新疆問題”是非常復雜的復數問題，即便是不帶偏見地將它們概括為“新疆問題”，都不可避免地簡單化，帶有某種無形的地域歧視性，更不用說，“新疆問題”的激化，的確與各方的過度性反應或有意無意地曲解有一定的關系。這不僅會將共性問題解讀為特定的地域或民族問題，而且會將一般性事件渲染、放大，甚至使得低烈度的事件發酵為可怕的種族仇殺。
比如現在許多內地人一提到“新疆人”，就會想到“新疆小偷”。其實全中國、全世界，哪個地方的人都會出現小偷，可是只是因為人種、語言差異，維吾爾人、新疆人，就被冠上了這一惡名。雖然當某種犯罪現象與某個地區或某個族群的人比較多地聯系在一起時，是有進行社會學深層分析的必要，但是片面地將某種犯罪標簽烙印在一個地區、族群身上，顯然是荒唐的。
前年底在網絡上被抄得轟轟烈烈的“天價切糕”事件同樣如此。這原本不過是一起普通的強買強賣的事情。那些賣切糕的維吾爾農民，與近二三十年來成萬上億到城市中來討生活的內地農民沒有什麽本質的差別。進城的農民，有可能是守法的，也有可能會犯罪；有靠辛苦勞動本份賺生活的，也有利用不當手段搞錢的，這並不會因為地域或人種長相的差異，而有什麽不同。但悲哀的是，就因為某些賣切糕者的強買強賣的行為，所有的賣切糕者，都成了“切糕黨”；甚至好像整個維吾爾人都成了“賣切糕的”。
至於說不當的種族性的過度闡釋，將低烈度的事件演化為可怕的種族仇殺之例，無過於韶關6·26鬥毆事件演變為大規模的“09年烏魯木齊”民族仇殺慘劇。當今中國社會與6·26相類似的事件並不罕見。例如2011年廣東增城6·10事件，據說起因是增城市新塘鎮治保會工作人員毆打了一個擺地攤的四川籍孕婦，隨後引發大規模的抗議騷動，其中帶有較鮮明的川籍民工與本地人沖突的色彩。但它並沒有演變為全面性的川人和粵人的沖突，更沒有成為具有全局性影響的什麽“四川問題”、“川粵沖突”。
雖然從社會學角度看，這正是民族劃界、族群動員的烈度所在，但正因為要降低相關問題的危害性，需要理清究竟是哪些因素、哪些人共同造成了對“新疆問題”的片面放大、差別性解讀。
首先客觀上維吾爾人在人種外貌及語言、文化上與漢人差異較大，容易被標簽化。其二不少內地人不瞭解新疆和維吾爾，對他們的確抱有程度不同的偏見與歧視；而相應也有不少維吾爾人對漢人存在偏見，新疆人對內地人也不無偏見。其三新疆存在民族分裂問題，容易讓人產生相關聯想。其四新疆或涉疆的暴力事件，不少的確帶有特定的族裔與宗教沖突的性質或色彩，而且其暴力傷害性也更容易引起人們的恐慌。其五政府及相關部門在宣傳教育、執法檢查、辦理有關事項時，存在差別性對待的情況。有時是出於客觀上的無奈，比如機場安檢，為了安全與效率兼顧，對於西藏和新疆籍（尤其是藏或維吾爾等長相者），就會檢查得比較仔細；但不少情況下，方式方法上的簡單、粗暴，也會讓少數民族同胞的自尊深受傷害。比如新疆、西藏人在內地城市住店難的問題等。其六是分裂分子的故意曲解、煽動或偏見。其七是境外媒體的片面解讀。其八甚至也包括有良心、有正義感的人、“公知人士”，簡單地將所有相關問題和現象，都歸之為國家甚至漢族對維吾爾人的壓迫。
綜上所述，“新疆問題”的原因及性質的確是復雜而多樣的，雖然上述情況並非筆者獨識，但卻極少得到綜合性地闡釋。這就造成有關方面在努力解決“新疆問題”（其實也包括“西藏問題”等），總是本能地採取單向性的經濟、政治、意識形態舉措，抓不住問題的關鍵與核心；而專家、學者們在看問題時，哪怕是同時談到了相關方面，但也常常是分而論之，理不清它們彼此間的關系，有意無意地將問題原因單一化。“新疆問題”的錯綜復雜，決定了它的長期性與艱巨性，不管是誰、什麽力量主政、主導新疆，都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解決。要想使得“新疆問題”真正朝向良性解決的方向穩妥而持續地挺進，必須綜合、全面地尋求解決之道，至少要註意以下幾方面原則的諧調並舉：
以社會安定為前提，以中央指導調節為樞紐，以全國支援為輔助，以地方力量為主體，以民主法制（尤其是基層民主法制）建設為規範，以現代文化倡導、傳統文化保護、文化民間自治、培育共有家園意識為精神文化發展之原則，以兼顧生態、效能、利益普遍惠及的經濟建設為動力；而上述所有這一切原則的貫徹與落實，最終都應該指向這一核心且基本的目標——有機社區結構的重建，祥和、包容、公民自主的宜居家園建設。
（本文作者早年曾在新疆讀書、下鄉、並工作，現為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
暨南大學教授 姚新勇
5月22日，新疆烏魯木齊再次發生爆炸事件，這是三個月內發生的第三起與新疆問題有關的暴力事件。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在新疆讀書工作、現在暨南大學執教的姚新勇教授基於切身的生活經歷和多年觀察認為，宗教困境、民族政策的失效與文化認同的斷裂、社會發展的現代性問題，以及公眾和輿論的誤解，共同造成了“新疆問題”的復雜性。
2014年3月1日，來自新疆的暴力恐怖分子在昆明火車站所製造的恐怖慘案，公然挑釁了人類的基本底線。這是繼去年10月天安門恐怖襲擊案件之後，又一起發生在內地的涉疆暴恐案件。而疆內的類似案件就更為頻繁了，據有關部門統計，僅去年一年在新疆所發生的暴恐案件就達二百餘起；09年以來，新疆每年打掉的危害現行組織團夥案都在百起以上。筆者去年6月所指出的“新疆暴力問題”內地化的擔憂，沒有想到會以如此之快的速度成為事實。相信很多人會迷惑，為什麽新疆的情況似乎僅僅在短短的五六年內，演變得如此迅猛劇烈？新疆究竟怎麽了？有什麽辦法能夠解決？
要想良性解決“新疆問題”，首先需要認識到所謂“新疆問題”的錯綜復雜性，切忌簡單化、單方面的解讀。“新疆問題”的原因，包含著歷史與現實、世俗與宗教、經濟與政治、民族文化差異、地緣等諸多內外部因素。
綜合而言，它帶有古老地區性宗教沖突（聖戰）的現代變種的色彩，具有現代泛突厥、泛伊斯蘭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當代繼續的性質，是多民族現代民族國家建構的文化認同斷裂的暴力表現，是新形勢下國家制度及民族政策失效的徵兆，是國家及新疆內部現代化發展尤其是不平衡、欠公平發展刺激的產物，是文化失範、社區尤其是鄉村有機結構坍塌的結果，是全球化浪潮及國際（地緣）政治因素的刺激、作用或乾預的效應，也是境內外過度反應的放大與扭曲。這一切加之新疆綠洲生態的脆弱性，就決定了所謂“新疆問題”註定是復雜的、長期的。
古今宗教困境
新疆地處亞歐大陸腹地，多種文明、文化、人種、民族、部族、族群在此匯聚，它既溝通了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融會，同時又始終被來自於東西方的勢力所撕扯。現在人們所指認的以維吾爾伊斯蘭信仰為主要代表的地方性民族、文化特徵，即便是從公元九世紀的喀喇汗王朝的興起算起，也是經過了千餘年的不同種族、宗教、文化間的沖突才逐漸而成的。在這千餘年的歷史中，新疆不僅發生過對佛教徒等“異教徒”的宗教聖戰，而且伊斯蘭教不同教派之間的沖突也慘烈頻繁。例如當代優秀維吾爾族作家亞森江·斯迪克先生的《魔鬼夫人》，就形象生動地展示了長達二百餘年的黑山派、白山派的血腥沖突。
黑山、白山兩教派的開創者，系中亞伊斯蘭教蘇菲教派領袖瑪合圖木·阿雜木。阿雜木歸真後，其長子和幼子“為爭奪教權，各立派系，明爭暗鬥”。幼子伊斯哈克·瓦里和卓於16世紀70年代進入葉爾羌汗國（首都在今喀什沙車）傳教，創立了黑山派，成為當地主要教派。而長子瑪木特·額敏的兒子瑪木特·玉素布和卓，也在17世紀20年代初進入葉爾羌汗國傳教，形成了白山派勢力。兩教派師出同門同宗，最明顯的差異不過是一派戴黑帽子，另一派戴白帽子而已。通過亞森江先生的筆墨我們看到，兩派領袖為了爭奪教俗權力與財富，在天山以南地區利用或製造葉爾羌汗國國君與其子女、大臣們的矛盾，鼓動信徒們相互仇殺，進行了長達200多年的血雨腥風的教派之爭，給當地人民帶來了極大的痛苦，也直接摧毀了古代葉爾羌汗國。
我們即便只把這場延續二百餘年的災難放在葉爾羌汗國的歷史語境中，也可以發現它深刻的當下性。首先，它與境外的極端宗教勢力有直接關系，而近二三十年新疆極端宗教思想的傳播、恐怖勢力的培育，也與瓦哈比、伊扎布特等境外宗教勢力的滲透有一定的聯系。第二，黑白二派都屬於蘇菲教派，相對於當地已有的伊斯蘭教派來說，屬於“新教”，而中東新教進入中國地區所引發的教爭和民族沖突，並不只發生在新疆，當年“同治‘回’亂”就與此相關。雖然我們不能如小說家或政治家所言，將沖突簡單歸之於外來教派，但新老教派的爭奪、戰爭，確實在伊斯蘭內部不同教派之間存在，而在現代情況下，它又帶有更為明顯的宗教與世俗之間的沖突性。
第三，殘酷的教派之爭之所以發生並持續長久，與當地的貧困和文化水平不高有相當的關系。第四，當年葉爾羌汗國內部的教派爭鬥，也有周邊臨近外部勢力或深或潛的影響，如準噶爾汗國、巴布爾王朝、清王朝等的影響。第五，黑白二派宗教領袖操弄教規，造成大規模的教爭。現在在新疆，宗教氛圍也呈極端化發展的苗頭。比如，原先主要是不吃大肉、不進漢餐館、一般不到漢人家吃飯的清真習慣，被無限化擴大。變成了以“哈拉力”（“符合伊斯蘭教法的”）、“哈拉木”（“違反伊斯蘭教法的”）為標準，來區分清真與非清真、穆斯林與異教徒。在這種觀念下，凡是與政府、漢人甚至現代化相關的東西都是“哈拉木”；也出現了什麽“清真香皂、牙膏、衣物、家電”甚至“清真馬路”的說法。而且隱蔽的“宗教執法警察”，甚至都在烏魯木齊的某些街道上（義務）執法，騷擾穿著短袖、短褲、現代裙裝的穆斯林女性。
因此，就這方面來說，即使民族矛盾消失，宗教性質的沖突和動亂，也很可能會在新疆延續。也正因為此，不少維吾爾世俗人士，都非常擔心極端宗教思想的傳播乃至日益增強的宗教氛圍；甚至有人提議，希望通過立法的形式，明確極端宗教的身份與界線，以便開展針對性的打擊。而這與他們熱愛本民族的文化與宗教並不矛盾。
而自現代“泛突厥主義”和“泛伊斯蘭主義”兩股思潮在十九世紀合並以來，就開始了對於中國新疆地區持續的影響。1930和1940年代，新疆接連爆發過兩次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而且第二次運動，形成了以伊犁、塔城、阿山三區為主要範圍的分裂割據政權，直到解放軍進疆之後，才以“三區革命”的名義解決。雖然這段歷史已經過去六七十年了，而且流亡在境外的東突厥斯坦殘餘勢力的後續，也並未形成強有力的組織規模，但近二三十年“新疆問題”的惡化，的確與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有一定關聯，而這又更主要地表現為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的歷史及其思想對新疆本土社會的深遠影響。
民族政策的失效與文化認同的斷裂
1949年建立的新政權通過階級鬥爭理念的推行、民族團結的大力強調和對“大漢族主義”及“地方民族主義”的雙重批判，建立起了共產主義普世價值兼中華民族價值雙重性的中華民族認同，加之固定性、非流通的社區結構的建立，族裔民族主義意識被強力抑制。但是從長期的效果來看，文革及之前的民族政策，只是暫時抑制了族裔性、地方性因素，並未能夠融合它們。相反實踐中的一些“極左”做法，以及民族政策本身的內在矛盾，倒為族裔性、地方性在80年代之後的再生，聚集了反彈力量。
文革結束後，國家意識形態控制的相對放鬆，“撥亂反正”運動的展開，在內地主流社會形成了反思文革“極左”路線、個性解放、面向現代化的思潮；而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則表現為少數族裔文化本位性意識的恢復和中共國家民族政策的“撥亂反正”。現在不少人認為，八十年代初民族政策的調整是重大失誤，其實這種看法是很片面的。當時民族政策的調整是國家對自己過去錯誤的自我糾錯；是對被傷害了的民族情感的療救、彌補；是執政黨和國家對少數族群的善意體現。如果因為必要的政策糾偏和寬松與族群關系的緊張存在一定的關聯，進而就否定當年民族政策撥亂反正的正面價值，那麽就如亂扣“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帽子，並將相關現象或問題歸罪於“撥亂反正”、“改革開放”一樣荒唐。
但是我們也必須承認，當時國家把問題想得過於簡單了，以為糾正了過去民族事務方面的“左”的錯誤，賦權於少數民族更多的權利，就會換來民族團結、國家穩定；而沒有料到，簡單的民族身份的賦權行為，可能刺激族群意識的增長和更大、更高規模的民族本位性權利的訴求。個中道理同國家民主化進程的推進，會更進一步激活公民民主意識和更高程度實現民主化進程的訴求一樣。所以問題的解決，顯然不是去簡單否定以往的思想解放進程，而是要在更高、更為有機的水平上，重建國家的政治合法性，重建新型國家認同的綱領與架構。但國家權力在這方面的表現，這些年則相當被動。
1980年代開始轉型的國家民族意識形態，雖然仍然強調著各族人民的大團結以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但“階級鬥爭”行動綱領的逐步取消，也帶來了跨族群的“階級人民”的逐漸消失，而代之以重新整體化的以族群為單位的“X族人民”；而作為推動這種轉型的執政黨，既是新型族群文化建構的倡導者，又是以往“左”的政策的推動者，所以，他們的撥亂反正性的善意之舉，就很難不被理解為是對被損害族群的理所當然的補償，也就很難得到持久、普遍的感恩性認同；而在文化意識形態方面，“各民族大團結”的理念，主要表現為政府的宣傳，而非絕大多數文化工作者的自覺關懷。
這樣，重新轉型的國家民族意識形態，既未建立起更高一層的綜合性認同價值，同時被重新定位了的族群性“民族意識”又強化了國家層面和族群層面的“雙重民族性”的矛盾，加劇了中華民族認同價值的撕裂。所以族裔民族性認同的價值取向，無論從自覺意識還是從關系結構來說，都表現為單一性向度。
雖然1989年，費孝通先生提出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這一具有高層次綜合性向度的國家民族認同的整合觀念，但一是由於有關各方對多元一體說的闡釋，存在重大的方法論缺陷，同時又因國家對“民族話語”言說權的封閉、主流思想文化界對此方面問題的長期冷漠，從而使得中華民族多元一體說沒有發揮足夠的作用；族裔文化民族主義的單向性，仍然無法得到辯證的調適與節制，而是更加走向偏執、激化。新疆的情況不僅如此，而且更為激進。與之相關，在新疆1989年以後，官方又重新強化愛國主義、反分裂的宣傳教育，但往往流於錶面化，所以，並未能有效地剋服分離主義思想。
現代性問題的新疆癥候
談到“新疆問題”的原因，人們往往強調新疆尤其是天山以南的農村地區經濟落後、農民生活貧困、文化水平和漢語水平低、非漢母語少數族裔青年學生就業率低等原因。的確，新疆農村的發展水平相當低，2008年新疆全區農村人均純收入只有2482元，僅為全國平均水平的76%，而喀什農村就更少了，才為1699元。但問題是為什麽八十年代之前，新疆經濟更落後、南疆農村通漢語者更少，但族群關系卻相對更和諧，社會也相對更為穩定呢？這與兩個階段的社會關系結構的差異直接相關。
八十年代之前中國社會的基礎性結構，大致是穩固而缺乏流動性的單位制，工廠、機關、學校、社隊、街道等，不僅是人們工作、學習、生活的地點和場所，而且也是高度一體性的政治組織系統，是關系緊密的熟人社會的載體，而且在某種意義上，一個單位、一個生產隊可說是一個大家庭。這種關系緊密的社區結構，不僅是全方位性公開、透明的，利於管控，而且它還為生活於其中的人們，提供了精神的慰寄、情感的寄托。另外雖然全社會普遍貧困，但大家基本上一樣，也就不會有太大的比較性不平衡。
而八十年代之後，社會流動逐漸恢復，原有的單位性社區組織逐漸鬆弛或瓦解。單位、企業、村社的管理者，也由某種“類家長”式的身份，轉變為角色更為單純的領導、老闆、村乾部。加之社會公民監督體制的嚴重匱乏，新形式下的鄉村基層領導，更容易蛻變為與民爭利的鄉村土皇帝。所以八十年代以後，一方面，整個社會的管控能力下降，地區、職業、生活的流動性也更為簡易頻繁；另一方面，人和人之間的關系也逐漸冷漠，既缺乏“組織關懷”，也缺乏鄰里互動，社會迅速地朝單子化方向演變。
而近三十年來的以東南沿海經濟為中心、為龍頭的發展策略，城市發展優先的格局，嚴重不平等的收入分配體系等，與舊有的城鄉分割體制、戶籍管理制度一起，幾何性地拉大了東西部之間、城鄉之間的差距，造成了嚴重的地區與地區、人群與人群、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更凸顯了傳統鄉村社會的衰敗。
近二三十年來，內地不少農村大量人口外流，鄉村出現空殼化現象。但南疆農村並未大規模地出現內地那樣的空殼化情況，反而由於計劃生育力度遠比內地為弱，人口增加較快，再加上外來內地農民到南疆來開荒、承包土地、以及兵團等單位、企業發展而帶來的用水用地的擴張，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南疆農村人地緊張的問題。
而去往內地謀生的新疆民眾，卻由於語言、生活習慣、宗教、人種特徵的明顯差異，使得他們難以成為內地農民式的農民工，大都只能是從事諸如烤肉、打饢、賣新疆乾果之類的活計。其邊緣排斥感，要比內地農民更為嚴重。而這些年來，非漢母語的少數民族大中專畢業生的就業率也很不理想。
但是另一方面，不僅本地漢族的生活情況及就業情況要更好，而且近二十多年來，內地大量涌入新疆的人員，也普遍比當地維吾爾人生活得更成功，這與日益邊緣、衰敗的維吾爾社會形成了較為強烈的對比。盡管此種情況的形成，相當程度是歷史的原因及市場機制選擇的結果，但在客觀上很容易讓視自己為當地主人的新疆人產生不滿，認為是口裡人或漢人造成了他們今天的狀況；更何況其中的確存在不可忽視的各種腐敗問題的因素。
除此而外，傳統道德的失落、難以適應迅速而來的現代化社會的轉變、社會流動的便利化、社會基層控制的難度增加及其個體因素等，維吾爾底層社會的販毒、吸毒、賣淫、艾滋病、偷竊等現象相當嚴重，有人因此認為“新疆維吾爾社會正陷入深重危機”中。
傳統社區、文化、道德的衰敗，並非只屬於維吾爾，內地農民、涼山彞族等也具有類似現象，卻好像問題沒有新疆那麽嚴重。維吾爾人則不同，它們是有信仰且家族關系緊密的民族，所以他們更富於團結和反抗性。
過去世俗性社區結構的破敗，會促使他們越發本能地靠近宗教，尋求寄托；而一些痛感於自己本民族衰落的知識分子、成功人士，也試圖通過宗教生活的恢復與推廣，來拯救自己的民族。在此情況下，那些失落、貧困、教育程度低下的維吾爾農民，就更容易被外來的極端宗教教派所吸引、鼓動。
所以不少人所謂的新疆清真寺太多，應該加以控制的言論，是只看到了問題的錶面。所以近二十多年來，新疆不斷強化對宗教的控制，但所謂“非法宗教”組織和傳教活動卻屢禁不止、到處生長（其實內地也是如此），宗教氛圍也日益濃厚。在烏魯木齊甚至都出現了這樣的變化：以前抽煙、喝酒的主要是維吾爾青年，現在在一些婚宴、聚餐時，反倒是中老年喝酒抽煙，青年人不抽也不喝。所以說，在一定程度上，新疆宗教服飾愈益流行，清真非清真界限日益變態嚴格，既是宗教氣氛日益濃厚的表徵，也是維吾爾社會自救的某種反映。
從這一角度看，頻發的新疆或涉疆暴力恐怖案件，在一定意義上，並不說明新疆有多麽特殊，內地有多麽安定，而是進一步張顯了並非孤立的、內地也存在的中國農村、中國社會的共性問題。
國內外的誤解與放大
正如前所分析的那樣，所謂“新疆問題”是非常復雜的復數問題，即便是不帶偏見地將它們概括為“新疆問題”，都不可避免地簡單化，帶有某種無形的地域歧視性，更不用說，“新疆問題”的激化，的確與各方的過度性反應或有意無意地曲解有一定的關系。這不僅會將共性問題解讀為特定的地域或民族問題，而且會將一般性事件渲染、放大，甚至使得低烈度的事件發酵為可怕的種族仇殺。
比如現在許多內地人一提到“新疆人”，就會想到“新疆小偷”。其實全中國、全世界，哪個地方的人都會出現小偷，可是只是因為人種、語言差異，維吾爾人、新疆人，就被冠上了這一惡名。雖然當某種犯罪現象與某個地區或某個族群的人比較多地聯系在一起時，是有進行社會學深層分析的必要，但是片面地將某種犯罪標簽烙印在一個地區、族群身上，顯然是荒唐的。
前年底在網絡上被抄得轟轟烈烈的“天價切糕”事件同樣如此。這原本不過是一起普通的強買強賣的事情。那些賣切糕的維吾爾農民，與近二三十年來成萬上億到城市中來討生活的內地農民沒有什麽本質的差別。進城的農民，有可能是守法的，也有可能會犯罪；有靠辛苦勞動本份賺生活的，也有利用不當手段搞錢的，這並不會因為地域或人種長相的差異，而有什麽不同。但悲哀的是，就因為某些賣切糕者的強買強賣的行為，所有的賣切糕者，都成了“切糕黨”；甚至好像整個維吾爾人都成了“賣切糕的”。
至於說不當的種族性的過度闡釋，將低烈度的事件演化為可怕的種族仇殺之例，無過於韶關6·26鬥毆事件演變為大規模的“09年烏魯木齊”民族仇殺慘劇。當今中國社會與6·26相類似的事件並不罕見。例如2011年廣東增城6·10事件，據說起因是增城市新塘鎮治保會工作人員毆打了一個擺地攤的四川籍孕婦，隨後引發大規模的抗議騷動，其中帶有較鮮明的川籍民工與本地人沖突的色彩。但它並沒有演變為全面性的川人和粵人的沖突，更沒有成為具有全局性影響的什麽“四川問題”、“川粵沖突”。
雖然從社會學角度看，這正是民族劃界、族群動員的烈度所在，但正因為要降低相關問題的危害性，需要理清究竟是哪些因素、哪些人共同造成了對“新疆問題”的片面放大、差別性解讀。
首先客觀上維吾爾人在人種外貌及語言、文化上與漢人差異較大，容易被標簽化。其二不少內地人不瞭解新疆和維吾爾，對他們的確抱有程度不同的偏見與歧視；而相應也有不少維吾爾人對漢人存在偏見，新疆人對內地人也不無偏見。其三新疆存在民族分裂問題，容易讓人產生相關聯想。其四新疆或涉疆的暴力事件，不少的確帶有特定的族裔與宗教沖突的性質或色彩，而且其暴力傷害性也更容易引起人們的恐慌。其五政府及相關部門在宣傳教育、執法檢查、辦理有關事項時，存在差別性對待的情況。有時是出於客觀上的無奈，比如機場安檢，為了安全與效率兼顧，對於西藏和新疆籍（尤其是藏或維吾爾等長相者），就會檢查得比較仔細；但不少情況下，方式方法上的簡單、粗暴，也會讓少數民族同胞的自尊深受傷害。比如新疆、西藏人在內地城市住店難的問題等。其六是分裂分子的故意曲解、煽動或偏見。其七是境外媒體的片面解讀。其八甚至也包括有良心、有正義感的人、“公知人士”，簡單地將所有相關問題和現象，都歸之為國家甚至漢族對維吾爾人的壓迫。
綜上所述，“新疆問題”的原因及性質的確是復雜而多樣的，雖然上述情況並非筆者獨識，但卻極少得到綜合性地闡釋。這就造成有關方面在努力解決“新疆問題”（其實也包括“西藏問題”等），總是本能地採取單向性的經濟、政治、意識形態舉措，抓不住問題的關鍵與核心；而專家、學者們在看問題時，哪怕是同時談到了相關方面，但也常常是分而論之，理不清它們彼此間的關系，有意無意地將問題原因單一化。“新疆問題”的錯綜復雜，決定了它的長期性與艱巨性，不管是誰、什麽力量主政、主導新疆，都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解決。要想使得“新疆問題”真正朝向良性解決的方向穩妥而持續地挺進，必須綜合、全面地尋求解決之道，至少要註意以下幾方面原則的諧調並舉：
以社會安定為前提，以中央指導調節為樞紐，以全國支援為輔助，以地方力量為主體，以民主法制（尤其是基層民主法制）建設為規範，以現代文化倡導、傳統文化保護、文化民間自治、培育共有家園意識為精神文化發展之原則，以兼顧生態、效能、利益普遍惠及的經濟建設為動力；而上述所有這一切原則的貫徹與落實，最終都應該指向這一核心且基本的目標——有機社區結構的重建，祥和、包容、公民自主的宜居家園建設。
（本文作者早年曾在新疆讀書、下鄉、並工作，現為暨南大學文學院教授）
經濟學的要務與創新
英國《金融時報》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經濟系Winsemius講座教授 黃有光
天則經濟研究所近期在北京工業大學耿丹學院舉行了“中國經濟學跨學科理論討論創新研討會”，七八十名國內外著名經濟學者參加了會議，筆者在此簡談觀感。
首先，很高興得知茅於軾老師獲得英國《前景》(Prospect)雜志的世界十大思想家之一的榮譽。茅老（85歲）精通現代經濟學，能用大眾明白的語言論述重大道理，有憂世憂民又敢講真話的知識分子應該具有的高尚品格，我們大家都應該向他學習。
從參會者在會議的發言與討論中，可以說證實了中國這幾十年來，不但經濟突飛猛進，經濟學者們對現代經濟學的掌握與應用以及創新，也在不斷進步。這顯然是值得慶幸的。不過，經濟學大概是很抽象，也相當深奧的社會科學。筆者幾十年來，在對包括擁有美國有名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的應徵者的問話中，發現有很大的比例並不能夠回答微觀經濟學簡單純基本理論的一些問題。我選微觀，因為宏觀的問題在不同情形比較有不同的答案。微觀純基本理論，像數學，答案是100%明確的，雖然這簡單理論，未必能夠100%在實際經濟中應用。這個不能回答基本問題的比例，高到我自己聘請博士後研究員時，也不敢用它來肯定排除應徵者，只用為考量之一，當應徵者在其它方面的表現不錯時，還是聘用了。在這次會議中，也發現一些對正統經濟學的批評，其實顯示發言者不理解基本經濟學。
要避免對基本經濟學的誤解與類似的錯誤，可以讀讀拙作《從諾獎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經濟學謬誤》（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上的論述。 其實，關於經濟學上的錯誤多的是。所以，經濟學並不完全像孫滌教授在5月5日會議前吃晚餐時講的，經濟學上是很難證誤的。這本書上可以看到很多證誤。（當然，難以證誤的情形也很多。）
因此，對於中國經濟學界，第一要務，並不是理論創新，而是先精讀正統經濟學， 掌握好它，把它用於解釋現實世界，提出合適的政策建議。在這過程中，發現正統經濟學有不足夠的地方、不全面的地方、不適合於中國的地方、甚至可能有誤導性的地方，再去補充、改進與創新。因此，我不同意會議關於“如何推進理論創新”的提法。我們的目的不是理論創新，而是提高經濟分析能力。在很多情形，這只需要獲得一些有關數據，對實際情形增加認識就能夠達到，未必須要創新。不是為創新而創新，而是為提高分析能力而創新。如果新理論不能至少在某些方面，比原有理論更好地解釋實際世界，更好地對有關政策有所啟示，這種創新是一種倒退，不應該“推進”。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工業大學經管學院副教授莫志宏女士發言時，其發言速度比平均速度高至少50%，但其咬字的精確與清晰程度比平均高至少100%。至少以語言能力而言，顯然遠遠是全會議所有發言者（絕大多數是男性）的冠軍，讓林毅夫教授或張維迎教授驚嘆“江山代有才人出”。這也是女子的平均語言能力比男子高的一個例子，男女能力大致平等，但各有所長。
在討論時間，莫志宏至少有兩次比較長的發言。有一次是關於陳平教授、全局均衡與價格機制的（也提到了茅於軾與黃有光），內容我不理解。不是因為她發言速度快，她的發言句句都很清楚，而且後來我讀了會議記錄，也不理解。另外一次，她說（根據會議記錄），“因為讀書讀多了的人很容易提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問題。比如我的學生會問我這樣的問題，說老師為什麽衣服是不一樣的大小賣一樣的價格呢？張五常會提這樣的例子，說（為何）餐館裡面放鹽不放鹽是一個價格呢？他們問的問題看起來好像很那麽回事，實際上用一個著名哲學家的策略，就是說他們首先應該回到真實世界，不是科斯意義上的，而是把這個事情放到他產生的背景中，首先讓他合理的理解，當合理理解的時候，意味著他們提出這樣愚蠢的問題（只有讀書讀多了的人才會提出這樣愚蠢的問題）會自動消失掉。”我不明白為何那位學生與張五常的問題是愚蠢的，對這兩個有意義的問題的答案是太詳細的價格劃分會增加定價與交易的成本。
我不講“一般均衡”，我講“全局均衡”，“一般均衡”顯然是大陸的錯誤譯法（台灣沒有錯譯），因為“一般”是與“特殊”對應的，不是與“局部”對應的。全局均衡主要要點，就是整個經濟相互之間是相互關系的。 即使是你一個人的消費，你買蘋果的時候，你買多少，不只受蘋果價格影響，也受其他價格影響。各個消費者會影響整個經濟，要考慮他們之間的相互關系。經濟學的一個貢獻，就是讓我們知道在分析經濟問題的時候，不只是看其直接的作用，也要看其間接的、考慮全局均衡後的相互作用，包括考慮了成本、稅收、人們的反應等作用。例如，對汽油徵稅，減少堵塞與污染，但駕車者可能認為高油價的損失更大，因而反對。這是忽略了汽油稅的增加，可以使其它方面的稅收減少，或增加改善交通與環保的投資，實際上利大於弊。
全局均衡與福祉經濟學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結論是所謂福祉第一定理，證明在一些條件下（包括沒有污染等外部性），完全競爭的全局均衡是最有效率的（詳見拙作《福祉經濟學》第二章）。這定理讓我們洞察市場或價格機制自動調節的作用，明白看不見的手的功能與局限。完全競爭與沒有污染等假設很不現實，但這定理可以作為一個基準，讓我們知道什麽情況（例如嚴重污染、行政壟斷、金融危機等）需要政府對市場的補助。對於凱恩斯與哈耶克關於政府宏觀乾預的論爭，筆者也是折中派。對於不現實的假設是否可以接受，我在天則所會議第一單元的發言已經專門討論。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黃有光1942年出生於馬來西亞,1980年被選為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近期於內地出版《宇宙是怎樣來的？》、《從諾獎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經濟學謬誤》）。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經濟系Winsemius講座教授 黃有光
天則經濟研究所近期在北京工業大學耿丹學院舉行了“中國經濟學跨學科理論討論創新研討會”，七八十名國內外著名經濟學者參加了會議，筆者在此簡談觀感。
首先，很高興得知茅於軾老師獲得英國《前景》(Prospect)雜志的世界十大思想家之一的榮譽。茅老（85歲）精通現代經濟學，能用大眾明白的語言論述重大道理，有憂世憂民又敢講真話的知識分子應該具有的高尚品格，我們大家都應該向他學習。
從參會者在會議的發言與討論中，可以說證實了中國這幾十年來，不但經濟突飛猛進，經濟學者們對現代經濟學的掌握與應用以及創新，也在不斷進步。這顯然是值得慶幸的。不過，經濟學大概是很抽象，也相當深奧的社會科學。筆者幾十年來，在對包括擁有美國有名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的應徵者的問話中，發現有很大的比例並不能夠回答微觀經濟學簡單純基本理論的一些問題。我選微觀，因為宏觀的問題在不同情形比較有不同的答案。微觀純基本理論，像數學，答案是100%明確的，雖然這簡單理論，未必能夠100%在實際經濟中應用。這個不能回答基本問題的比例，高到我自己聘請博士後研究員時，也不敢用它來肯定排除應徵者，只用為考量之一，當應徵者在其它方面的表現不錯時，還是聘用了。在這次會議中，也發現一些對正統經濟學的批評，其實顯示發言者不理解基本經濟學。
要避免對基本經濟學的誤解與類似的錯誤，可以讀讀拙作《從諾獎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經濟學謬誤》（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上的論述。 其實，關於經濟學上的錯誤多的是。所以，經濟學並不完全像孫滌教授在5月5日會議前吃晚餐時講的，經濟學上是很難證誤的。這本書上可以看到很多證誤。（當然，難以證誤的情形也很多。）
因此，對於中國經濟學界，第一要務，並不是理論創新，而是先精讀正統經濟學， 掌握好它，把它用於解釋現實世界，提出合適的政策建議。在這過程中，發現正統經濟學有不足夠的地方、不全面的地方、不適合於中國的地方、甚至可能有誤導性的地方，再去補充、改進與創新。因此，我不同意會議關於“如何推進理論創新”的提法。我們的目的不是理論創新，而是提高經濟分析能力。在很多情形，這只需要獲得一些有關數據，對實際情形增加認識就能夠達到，未必須要創新。不是為創新而創新，而是為提高分析能力而創新。如果新理論不能至少在某些方面，比原有理論更好地解釋實際世界，更好地對有關政策有所啟示，這種創新是一種倒退，不應該“推進”。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工業大學經管學院副教授莫志宏女士發言時，其發言速度比平均速度高至少50%，但其咬字的精確與清晰程度比平均高至少100%。至少以語言能力而言，顯然遠遠是全會議所有發言者（絕大多數是男性）的冠軍，讓林毅夫教授或張維迎教授驚嘆“江山代有才人出”。這也是女子的平均語言能力比男子高的一個例子，男女能力大致平等，但各有所長。
在討論時間，莫志宏至少有兩次比較長的發言。有一次是關於陳平教授、全局均衡與價格機制的（也提到了茅於軾與黃有光），內容我不理解。不是因為她發言速度快，她的發言句句都很清楚，而且後來我讀了會議記錄，也不理解。另外一次，她說（根據會議記錄），“因為讀書讀多了的人很容易提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問題。比如我的學生會問我這樣的問題，說老師為什麽衣服是不一樣的大小賣一樣的價格呢？張五常會提這樣的例子，說（為何）餐館裡面放鹽不放鹽是一個價格呢？他們問的問題看起來好像很那麽回事，實際上用一個著名哲學家的策略，就是說他們首先應該回到真實世界，不是科斯意義上的，而是把這個事情放到他產生的背景中，首先讓他合理的理解，當合理理解的時候，意味著他們提出這樣愚蠢的問題（只有讀書讀多了的人才會提出這樣愚蠢的問題）會自動消失掉。”我不明白為何那位學生與張五常的問題是愚蠢的，對這兩個有意義的問題的答案是太詳細的價格劃分會增加定價與交易的成本。
我不講“一般均衡”，我講“全局均衡”，“一般均衡”顯然是大陸的錯誤譯法（台灣沒有錯譯），因為“一般”是與“特殊”對應的，不是與“局部”對應的。全局均衡主要要點，就是整個經濟相互之間是相互關系的。 即使是你一個人的消費，你買蘋果的時候，你買多少，不只受蘋果價格影響，也受其他價格影響。各個消費者會影響整個經濟，要考慮他們之間的相互關系。經濟學的一個貢獻，就是讓我們知道在分析經濟問題的時候，不只是看其直接的作用，也要看其間接的、考慮全局均衡後的相互作用，包括考慮了成本、稅收、人們的反應等作用。例如，對汽油徵稅，減少堵塞與污染，但駕車者可能認為高油價的損失更大，因而反對。這是忽略了汽油稅的增加，可以使其它方面的稅收減少，或增加改善交通與環保的投資，實際上利大於弊。
全局均衡與福祉經濟學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結論是所謂福祉第一定理，證明在一些條件下（包括沒有污染等外部性），完全競爭的全局均衡是最有效率的（詳見拙作《福祉經濟學》第二章）。這定理讓我們洞察市場或價格機制自動調節的作用，明白看不見的手的功能與局限。完全競爭與沒有污染等假設很不現實，但這定理可以作為一個基準，讓我們知道什麽情況（例如嚴重污染、行政壟斷、金融危機等）需要政府對市場的補助。對於凱恩斯與哈耶克關於政府宏觀乾預的論爭，筆者也是折中派。對於不現實的假設是否可以接受，我在天則所會議第一單元的發言已經專門討論。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黃有光1942年出生於馬來西亞,1980年被選為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近期於內地出版《宇宙是怎樣來的？》、《從諾獎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經濟學謬誤》）。
經濟學的要務與創新
英國《金融時報》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經濟系Winsemius講座教授 黃有光
天則經濟研究所近期在北京工業大學耿丹學院舉行了“中國經濟學跨學科理論討論創新研討會”，七八十名國內外著名經濟學者參加了會議，筆者在此簡談觀感。
首先，很高興得知茅於軾老師獲得英國《前景》(Prospect)雜志的世界十大思想家之一的榮譽。茅老（85歲）精通現代經濟學，能用大眾明白的語言論述重大道理，有憂世憂民又敢講真話的知識分子應該具有的高尚品格，我們大家都應該向他學習。
從參會者在會議的發言與討論中，可以說證實了中國這幾十年來，不但經濟突飛猛進，經濟學者們對現代經濟學的掌握與應用以及創新，也在不斷進步。這顯然是值得慶幸的。不過，經濟學大概是很抽象，也相當深奧的社會科學。筆者幾十年來，在對包括擁有美國有名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的應徵者的問話中，發現有很大的比例並不能夠回答微觀經濟學簡單純基本理論的一些問題。我選微觀，因為宏觀的問題在不同情形比較有不同的答案。微觀純基本理論，像數學，答案是100%明確的，雖然這簡單理論，未必能夠100%在實際經濟中應用。這個不能回答基本問題的比例，高到我自己聘請博士後研究員時，也不敢用它來肯定排除應徵者，只用為考量之一，當應徵者在其它方面的表現不錯時，還是聘用了。在這次會議中，也發現一些對正統經濟學的批評，其實顯示發言者不理解基本經濟學。
要避免對基本經濟學的誤解與類似的錯誤，可以讀讀拙作《從諾獎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經濟學謬誤》（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上的論述。 其實，關於經濟學上的錯誤多的是。所以，經濟學並不完全像孫滌教授在5月5日會議前吃晚餐時講的，經濟學上是很難證誤的。這本書上可以看到很多證誤。（當然，難以證誤的情形也很多。）
因此，對於中國經濟學界，第一要務，並不是理論創新，而是先精讀正統經濟學， 掌握好它，把它用於解釋現實世界，提出合適的政策建議。在這過程中，發現正統經濟學有不足夠的地方、不全面的地方、不適合於中國的地方、甚至可能有誤導性的地方，再去補充、改進與創新。因此，我不同意會議關於“如何推進理論創新”的提法。我們的目的不是理論創新，而是提高經濟分析能力。在很多情形，這只需要獲得一些有關數據，對實際情形增加認識就能夠達到，未必須要創新。不是為創新而創新，而是為提高分析能力而創新。如果新理論不能至少在某些方面，比原有理論更好地解釋實際世界，更好地對有關政策有所啟示，這種創新是一種倒退，不應該“推進”。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工業大學經管學院副教授莫志宏女士發言時，其發言速度比平均速度高至少50%，但其咬字的精確與清晰程度比平均高至少100%。至少以語言能力而言，顯然遠遠是全會議所有發言者（絕大多數是男性）的冠軍，讓林毅夫教授或張維迎教授驚嘆“江山代有才人出”。這也是女子的平均語言能力比男子高的一個例子，男女能力大致平等，但各有所長。
在討論時間，莫志宏至少有兩次比較長的發言。有一次是關於陳平教授、全局均衡與價格機制的（也提到了茅於軾與黃有光），內容我不理解。不是因為她發言速度快，她的發言句句都很清楚，而且後來我讀了會議記錄，也不理解。另外一次，她說（根據會議記錄），“因為讀書讀多了的人很容易提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問題。比如我的學生會問我這樣的問題，說老師為什麽衣服是不一樣的大小賣一樣的價格呢？張五常會提這樣的例子，說（為何）餐館裡面放鹽不放鹽是一個價格呢？他們問的問題看起來好像很那麽回事，實際上用一個著名哲學家的策略，就是說他們首先應該回到真實世界，不是科斯意義上的，而是把這個事情放到他產生的背景中，首先讓他合理的理解，當合理理解的時候，意味著他們提出這樣愚蠢的問題（只有讀書讀多了的人才會提出這樣愚蠢的問題）會自動消失掉。”我不明白為何那位學生與張五常的問題是愚蠢的，對這兩個有意義的問題的答案是太詳細的價格劃分會增加定價與交易的成本。
我不講“一般均衡”，我講“全局均衡”，“一般均衡”顯然是大陸的錯誤譯法（台灣沒有錯譯），因為“一般”是與“特殊”對應的，不是與“局部”對應的。全局均衡主要要點，就是整個經濟相互之間是相互關系的。 即使是你一個人的消費，你買蘋果的時候，你買多少，不只受蘋果價格影響，也受其他價格影響。各個消費者會影響整個經濟，要考慮他們之間的相互關系。經濟學的一個貢獻，就是讓我們知道在分析經濟問題的時候，不只是看其直接的作用，也要看其間接的、考慮全局均衡後的相互作用，包括考慮了成本、稅收、人們的反應等作用。例如，對汽油徵稅，減少堵塞與污染，但駕車者可能認為高油價的損失更大，因而反對。這是忽略了汽油稅的增加，可以使其它方面的稅收減少，或增加改善交通與環保的投資，實際上利大於弊。
全局均衡與福祉經濟學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結論是所謂福祉第一定理，證明在一些條件下（包括沒有污染等外部性），完全競爭的全局均衡是最有效率的（詳見拙作《福祉經濟學》第二章）。這定理讓我們洞察市場或價格機制自動調節的作用，明白看不見的手的功能與局限。完全競爭與沒有污染等假設很不現實，但這定理可以作為一個基準，讓我們知道什麽情況（例如嚴重污染、行政壟斷、金融危機等）需要政府對市場的補助。對於凱恩斯與哈耶克關於政府宏觀乾預的論爭，筆者也是折中派。對於不現實的假設是否可以接受，我在天則所會議第一單元的發言已經專門討論。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黃有光1942年出生於馬來西亞,1980年被選為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近期於內地出版《宇宙是怎樣來的？》、《從諾獎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經濟學謬誤》）。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經濟系Winsemius講座教授 黃有光
天則經濟研究所近期在北京工業大學耿丹學院舉行了“中國經濟學跨學科理論討論創新研討會”，七八十名國內外著名經濟學者參加了會議，筆者在此簡談觀感。
首先，很高興得知茅於軾老師獲得英國《前景》(Prospect)雜志的世界十大思想家之一的榮譽。茅老（85歲）精通現代經濟學，能用大眾明白的語言論述重大道理，有憂世憂民又敢講真話的知識分子應該具有的高尚品格，我們大家都應該向他學習。
從參會者在會議的發言與討論中，可以說證實了中國這幾十年來，不但經濟突飛猛進，經濟學者們對現代經濟學的掌握與應用以及創新，也在不斷進步。這顯然是值得慶幸的。不過，經濟學大概是很抽象，也相當深奧的社會科學。筆者幾十年來，在對包括擁有美國有名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的應徵者的問話中，發現有很大的比例並不能夠回答微觀經濟學簡單純基本理論的一些問題。我選微觀，因為宏觀的問題在不同情形比較有不同的答案。微觀純基本理論，像數學，答案是100%明確的，雖然這簡單理論，未必能夠100%在實際經濟中應用。這個不能回答基本問題的比例，高到我自己聘請博士後研究員時，也不敢用它來肯定排除應徵者，只用為考量之一，當應徵者在其它方面的表現不錯時，還是聘用了。在這次會議中，也發現一些對正統經濟學的批評，其實顯示發言者不理解基本經濟學。
要避免對基本經濟學的誤解與類似的錯誤，可以讀讀拙作《從諾獎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經濟學謬誤》（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上的論述。 其實，關於經濟學上的錯誤多的是。所以，經濟學並不完全像孫滌教授在5月5日會議前吃晚餐時講的，經濟學上是很難證誤的。這本書上可以看到很多證誤。（當然，難以證誤的情形也很多。）
因此，對於中國經濟學界，第一要務，並不是理論創新，而是先精讀正統經濟學， 掌握好它，把它用於解釋現實世界，提出合適的政策建議。在這過程中，發現正統經濟學有不足夠的地方、不全面的地方、不適合於中國的地方、甚至可能有誤導性的地方，再去補充、改進與創新。因此，我不同意會議關於“如何推進理論創新”的提法。我們的目的不是理論創新，而是提高經濟分析能力。在很多情形，這只需要獲得一些有關數據，對實際情形增加認識就能夠達到，未必須要創新。不是為創新而創新，而是為提高分析能力而創新。如果新理論不能至少在某些方面，比原有理論更好地解釋實際世界，更好地對有關政策有所啟示，這種創新是一種倒退，不應該“推進”。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工業大學經管學院副教授莫志宏女士發言時，其發言速度比平均速度高至少50%，但其咬字的精確與清晰程度比平均高至少100%。至少以語言能力而言，顯然遠遠是全會議所有發言者（絕大多數是男性）的冠軍，讓林毅夫教授或張維迎教授驚嘆“江山代有才人出”。這也是女子的平均語言能力比男子高的一個例子，男女能力大致平等，但各有所長。
在討論時間，莫志宏至少有兩次比較長的發言。有一次是關於陳平教授、全局均衡與價格機制的（也提到了茅於軾與黃有光），內容我不理解。不是因為她發言速度快，她的發言句句都很清楚，而且後來我讀了會議記錄，也不理解。另外一次，她說（根據會議記錄），“因為讀書讀多了的人很容易提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問題。比如我的學生會問我這樣的問題，說老師為什麽衣服是不一樣的大小賣一樣的價格呢？張五常會提這樣的例子，說（為何）餐館裡面放鹽不放鹽是一個價格呢？他們問的問題看起來好像很那麽回事，實際上用一個著名哲學家的策略，就是說他們首先應該回到真實世界，不是科斯意義上的，而是把這個事情放到他產生的背景中，首先讓他合理的理解，當合理理解的時候，意味著他們提出這樣愚蠢的問題（只有讀書讀多了的人才會提出這樣愚蠢的問題）會自動消失掉。”我不明白為何那位學生與張五常的問題是愚蠢的，對這兩個有意義的問題的答案是太詳細的價格劃分會增加定價與交易的成本。
我不講“一般均衡”，我講“全局均衡”，“一般均衡”顯然是大陸的錯誤譯法（台灣沒有錯譯），因為“一般”是與“特殊”對應的，不是與“局部”對應的。全局均衡主要要點，就是整個經濟相互之間是相互關系的。 即使是你一個人的消費，你買蘋果的時候，你買多少，不只受蘋果價格影響，也受其他價格影響。各個消費者會影響整個經濟，要考慮他們之間的相互關系。經濟學的一個貢獻，就是讓我們知道在分析經濟問題的時候，不只是看其直接的作用，也要看其間接的、考慮全局均衡後的相互作用，包括考慮了成本、稅收、人們的反應等作用。例如，對汽油徵稅，減少堵塞與污染，但駕車者可能認為高油價的損失更大，因而反對。這是忽略了汽油稅的增加，可以使其它方面的稅收減少，或增加改善交通與環保的投資，實際上利大於弊。
全局均衡與福祉經濟學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結論是所謂福祉第一定理，證明在一些條件下（包括沒有污染等外部性），完全競爭的全局均衡是最有效率的（詳見拙作《福祉經濟學》第二章）。這定理讓我們洞察市場或價格機制自動調節的作用，明白看不見的手的功能與局限。完全競爭與沒有污染等假設很不現實，但這定理可以作為一個基準，讓我們知道什麽情況（例如嚴重污染、行政壟斷、金融危機等）需要政府對市場的補助。對於凱恩斯與哈耶克關於政府宏觀乾預的論爭，筆者也是折中派。對於不現實的假設是否可以接受，我在天則所會議第一單元的發言已經專門討論。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黃有光1942年出生於馬來西亞,1980年被選為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近期於內地出版《宇宙是怎樣來的？》、《從諾獎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經濟學謬誤》）。
當前中國房地產市場看起來更像是朝著冰山駛去的泰坦尼克號。
華爾街日報
曾經炙手可熱的中國房地產市場正遭遇坎坷。據房地產大亨、SOHO中國(Soho China Ltd.)董事長潘石屹說，當前的房地產市場看起來更像是朝著冰山駛去的泰坦尼克號。
潘石屹是SOHO中國聯合創始人和董事長。他非常不看好中國樓市。今年中國樓市一直處於困境之中。官方數據顯示，今年前四個月，房屋銷售額較上年同比下降9.9%。房屋新開工面積較上年同比下降近25%。
雪上加霜的是，隨著銀行收緊抵押貸款，加之房價下跌的普遍預期打擊了房屋銷售，越來越多的城市出於需求萎縮的狀態中。
據《第一財經日報》報道，潘石屹上周五在一個金融論壇上說，他認為中國的房地產就是泰坦尼克號，馬上就要撞到前面的冰山。
他還說，撞到之後，不但是房地產行業的風險，更大的是金融行業的風險。
他說，信托、第三方理財、委托存款等金融產品存在嚴重問題，這些產品利率都很高，是房地產行業的主要融資渠道。
報道援引潘石屹的話說，當房價下跌20%-30%，這些問題就全部暴露出來了。
SOHO中國拒絕就潘石屹的表態置評。但周一潘石屹在他的微博認証帳號中表示，在座談的提問環節，第一個問題是房價，回答問題前他問在座的是否有記者。他說，當得到沒有記者的答覆後，他才開始回答問題。
他說，沒想到有無數記者潛伏著。
一直以來，SOHO中國至少有部分資金的投資方向是潘石屹決定的，也就是說，該公司部分資金撤出國內房地產市場。
今年2月份，由潘石屹和他的妻子張欣運營的SOHO中國宣布，計劃將他們在上海SOHO海倫廣場和靜安廣場的所有權益以大約人民幣52.3億元（合8.53億美元）出售給深圳上市的房地產開發商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Financial Street Holding Co., 簡稱：金融街)。
不過中國房地產市場面對的並非全都是壞消息，政府也許很快會出手相助。
中國央行已經要求商業銀行把房貸作為首要任務來抓。一些地方政府也採取了措施放寬對消費者的購房限制。之前中國的房價一度飆升到中國13億人口中的絕大多數都似乎承受不起的水平，這促使各地政府相繼出台了樓市調控措施。一些地方政府還放寬了對購房的戶口要求，某些地方政府還取消了對購買二套、三套房的限制。
但到目前為止，給樓市鬆綁的一些措施力度還是相對較小的，因為北京並未向市場發出可以回到投機老路的明確信號。
雖然潘石屹沒有對政府放寬樓市調控的舉措發表評論，但他說，他相信許多因素將推動市場走低，包括國家出台不動產統一登記條例的計劃、房產稅征收的范圍擴大、農業土地改革使得土地供應量增加。
潘石屹說，他對於中國的房價不看好。
如果潘石屹這樣的房地產專家都認為市場已經像即將撞上冰山的泰坦尼克，那麼購房者呆在靠近救生船的地方或許是個好主意。
Grace Zhu
曾經炙手可熱的中國房地產市場正遭遇坎坷。據房地產大亨、SOHO中國(Soho China Ltd.)董事長潘石屹說，當前的房地產市場看起來更像是朝著冰山駛去的泰坦尼克號。
潘石屹是SOHO中國聯合創始人和董事長。他非常不看好中國樓市。今年中國樓市一直處於困境之中。官方數據顯示，今年前四個月，房屋銷售額較上年同比下降9.9%。房屋新開工面積較上年同比下降近25%。
雪上加霜的是，隨著銀行收緊抵押貸款，加之房價下跌的普遍預期打擊了房屋銷售，越來越多的城市出於需求萎縮的狀態中。
據《第一財經日報》報道，潘石屹上周五在一個金融論壇上說，他認為中國的房地產就是泰坦尼克號，馬上就要撞到前面的冰山。
他還說，撞到之後，不但是房地產行業的風險，更大的是金融行業的風險。
他說，信托、第三方理財、委托存款等金融產品存在嚴重問題，這些產品利率都很高，是房地產行業的主要融資渠道。
報道援引潘石屹的話說，當房價下跌20%-30%，這些問題就全部暴露出來了。
SOHO中國拒絕就潘石屹的表態置評。但周一潘石屹在他的微博認証帳號中表示，在座談的提問環節，第一個問題是房價，回答問題前他問在座的是否有記者。他說，當得到沒有記者的答覆後，他才開始回答問題。
他說，沒想到有無數記者潛伏著。
一直以來，SOHO中國至少有部分資金的投資方向是潘石屹決定的，也就是說，該公司部分資金撤出國內房地產市場。
今年2月份，由潘石屹和他的妻子張欣運營的SOHO中國宣布，計劃將他們在上海SOHO海倫廣場和靜安廣場的所有權益以大約人民幣52.3億元（合8.53億美元）出售給深圳上市的房地產開發商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Financial Street Holding Co., 簡稱：金融街)。
不過中國房地產市場面對的並非全都是壞消息，政府也許很快會出手相助。
中國央行已經要求商業銀行把房貸作為首要任務來抓。一些地方政府也採取了措施放寬對消費者的購房限制。之前中國的房價一度飆升到中國13億人口中的絕大多數都似乎承受不起的水平，這促使各地政府相繼出台了樓市調控措施。一些地方政府還放寬了對購房的戶口要求，某些地方政府還取消了對購買二套、三套房的限制。
但到目前為止，給樓市鬆綁的一些措施力度還是相對較小的，因為北京並未向市場發出可以回到投機老路的明確信號。
雖然潘石屹沒有對政府放寬樓市調控的舉措發表評論，但他說，他相信許多因素將推動市場走低，包括國家出台不動產統一登記條例的計劃、房產稅征收的范圍擴大、農業土地改革使得土地供應量增加。
潘石屹說，他對於中國的房價不看好。
如果潘石屹這樣的房地產專家都認為市場已經像即將撞上冰山的泰坦尼克，那麼購房者呆在靠近救生船的地方或許是個好主意。
Grace Zhu
自由經濟示範區變「租界」衝擊本土農業更甚WTO
「自由經濟示範區條例」是馬政府繼服貿之後積極推動的財經政策，前經建會主委陳博志強烈批評，示範區一國兩制的區內區外差別稅制，以及完全以政府自由心證認定可進入產業，等於形成一個「特權示範區」的新「租界」。而中興大學應用經濟系教授陳吉仲則憂心忡忡的說，修正後的農業加值相關條例等於沒改一樣，未來食品業不但將上演真假MIT大戰，對本土農業的傷害，恐比WTO、FTA的衝擊還大。
台大經濟系、永社23日舉辦自經區系列首場「自經區條例＆開放農產品」座談會，前金管會主委施俊吉指出，這份自經區條例所納入的產業規劃，完全看不到關鍵性技術的建立、也沒有考量通路、品牌和市場，看不到整體策略的規劃，不知為何而立，當經濟危機出現時，產業面臨的困境仍會再現。
施俊吉將自經區條例草案按章節分析指出，第一章辨識教地方政客如何擴編組織，因為允許地方設立自經區管理機關與自行設置「基金」，那麼屆時各個地方政府都有，便能收管理費、賺更多的錢。第二章則是教地方政客怎麼圈地，第三章教外國人、中國人如何來台工作，第四章就是減稅，第五章繼續減稅，第六章則是野生觀賞魚不受保護，國際醫療可以唯利是圖，第七章則是不必出國也可以念國外名校EMBA，三師（會計師、建築師、律師）可以來台職業，第八章不遵守如何處分，第九章則是「不喜本條例無妨，十年後落日」
他抨擊，若是純示範區的概念，應該不會為特定產業訂立特別章節，同時也看不到產業戰略跟願景，政府怎麼會訂出這種條例？
而陳博志更是直指這個示範區就像政府蓋了很大的違章建築，訂立霸王條款，只要政府認可的產業，在區內的企業就可以享有免稅特權。陳博志指出，政府在示範區草案中將特區示範事業分為第一與第二類，第二類不需在實體區內，但僅限於服務業，這對區外的工業不公平，尤其是條例中只有部分產業像是國際醫療和教育列入，其他產業是「空白授權」給主管機關決定，如此將形成區內區外的一國兩制，企業能不能得到特權也有法定和人治兩種。
陳博志強調，政府官員還說了一個最可怕的特權條件，就是必須找到海外投資的財源，這對一向留在台灣努力的企業與員工股東不公平，這種有外國資金才能享受的「租界」，等於狗跟台灣人沒有外資相伴不能進去。
陳博志主張以訂定「產業自由化推動條例」取代「自由經濟示區條例」，他認為，採逐步自由化比設特區更好，如逐步降低限制的程度，且降低的優惠適用全國；或先對部份產業、企業自由化，再逐步擴及其他產業和企業，應是較合理、公平且有助產業發展政策的做法。
中興大學應用經濟系陳吉仲則對自經區農業加值的作法感到憂慮，陳吉仲說，馬政府上任最大承諾就是不會開放中國830項農產品進口，但自經區允許原料加工後變成非管制食品就可以內銷。
他解釋，目前台灣對中國花生管制，但如果把花生放到示範區進行食品加工後，變成非管制的花生醬，那麼就可以內銷台灣，蕃茄、茶也是一樣。尤其是目前台灣花生產地價格每公斤（以下均是）約43元，中國出口花生35.4元，廠商為了降低成本，會採購哪裡的花生當原料？蕃茄台灣產地價格35元，中國蕃茄才14元，台灣茶葉產地價格452元，中國茶葉價格才90元。
陳吉仲說，從這些原料價格差距，廠商未來勢必將採購便宜的原料進行食品加工，當示範區同意可以貼上MIT標籤銷售之後，這些商品到底還是不是MIT？他抨擊政府單位中做出這份農業加值的規劃者，根本不懂台灣本土農業的現狀，政府也從未評估本土農業中，管制與非管制各項農產品的用於加工比例情況，自經區只是讓中國農產品變相進口，甚至WTO等管制農產品也可以堂而皇之進來，這豈非抹煞了過去多少談判人員的努力？
陳吉仲表示，國發會日前修訂農業加值相關的示範區條例33、41、47條，但細究仍跟沒有修改一樣，更何況38條一直沒講清楚的區內區外課稅問題以及全球僅有對於農產品給予「一次到位」的零關稅超級優惠，一旦示範區通過後，只看到對食品加工廠的成本降低有利，卻對台灣農產品不僅毫無加值，更可能造成比WTO、FTA等任何貿易協定更大的傷害。
台大經濟系、永社23日舉辦自經區系列首場「自經區條例＆開放農產品」座談會，前金管會主委施俊吉指出，這份自經區條例所納入的產業規劃，完全看不到關鍵性技術的建立、也沒有考量通路、品牌和市場，看不到整體策略的規劃，不知為何而立，當經濟危機出現時，產業面臨的困境仍會再現。
施俊吉將自經區條例草案按章節分析指出，第一章辨識教地方政客如何擴編組織，因為允許地方設立自經區管理機關與自行設置「基金」，那麼屆時各個地方政府都有，便能收管理費、賺更多的錢。第二章則是教地方政客怎麼圈地，第三章教外國人、中國人如何來台工作，第四章就是減稅，第五章繼續減稅，第六章則是野生觀賞魚不受保護，國際醫療可以唯利是圖，第七章則是不必出國也可以念國外名校EMBA，三師（會計師、建築師、律師）可以來台職業，第八章不遵守如何處分，第九章則是「不喜本條例無妨，十年後落日」
他抨擊，若是純示範區的概念，應該不會為特定產業訂立特別章節，同時也看不到產業戰略跟願景，政府怎麼會訂出這種條例？
而陳博志更是直指這個示範區就像政府蓋了很大的違章建築，訂立霸王條款，只要政府認可的產業，在區內的企業就可以享有免稅特權。陳博志指出，政府在示範區草案中將特區示範事業分為第一與第二類，第二類不需在實體區內，但僅限於服務業，這對區外的工業不公平，尤其是條例中只有部分產業像是國際醫療和教育列入，其他產業是「空白授權」給主管機關決定，如此將形成區內區外的一國兩制，企業能不能得到特權也有法定和人治兩種。
陳博志強調，政府官員還說了一個最可怕的特權條件，就是必須找到海外投資的財源，這對一向留在台灣努力的企業與員工股東不公平，這種有外國資金才能享受的「租界」，等於狗跟台灣人沒有外資相伴不能進去。
陳博志主張以訂定「產業自由化推動條例」取代「自由經濟示區條例」，他認為，採逐步自由化比設特區更好，如逐步降低限制的程度，且降低的優惠適用全國；或先對部份產業、企業自由化，再逐步擴及其他產業和企業，應是較合理、公平且有助產業發展政策的做法。
中興大學應用經濟系陳吉仲則對自經區農業加值的作法感到憂慮，陳吉仲說，馬政府上任最大承諾就是不會開放中國830項農產品進口，但自經區允許原料加工後變成非管制食品就可以內銷。
他解釋，目前台灣對中國花生管制，但如果把花生放到示範區進行食品加工後，變成非管制的花生醬，那麼就可以內銷台灣，蕃茄、茶也是一樣。尤其是目前台灣花生產地價格每公斤（以下均是）約43元，中國出口花生35.4元，廠商為了降低成本，會採購哪裡的花生當原料？蕃茄台灣產地價格35元，中國蕃茄才14元，台灣茶葉產地價格452元，中國茶葉價格才90元。
陳吉仲說，從這些原料價格差距，廠商未來勢必將採購便宜的原料進行食品加工，當示範區同意可以貼上MIT標籤銷售之後，這些商品到底還是不是MIT？他抨擊政府單位中做出這份農業加值的規劃者，根本不懂台灣本土農業的現狀，政府也從未評估本土農業中，管制與非管制各項農產品的用於加工比例情況，自經區只是讓中國農產品變相進口，甚至WTO等管制農產品也可以堂而皇之進來，這豈非抹煞了過去多少談判人員的努力？
陳吉仲表示，國發會日前修訂農業加值相關的示範區條例33、41、47條，但細究仍跟沒有修改一樣，更何況38條一直沒講清楚的區內區外課稅問題以及全球僅有對於農產品給予「一次到位」的零關稅超級優惠，一旦示範區通過後，只看到對食品加工廠的成本降低有利，卻對台灣農產品不僅毫無加值，更可能造成比WTO、FTA等任何貿易協定更大的傷害。
馬的外國人加外星人
馬英九睜眼說瞎話的能力堪稱國內一絕，但是，能夠在他麾下當大官的，嘴上功夫也不遑多讓。整個政府的運作就像一齣黑色鬧劇，官員們隨便脫口一出，往往令人愣住，不知如何回應，強烈懷疑遇到了外星人。
馬英九過去回答學生一個便當吃不飽，就吃兩個，雖被封為現代晉惠帝，但民眾普遍認為經此嘲弄之後，馬政府應該不會再凸槌了。然而，農委會主委陳保基顯然不讓他的老闆專美於前，昨天被問及現在粽價高漲怎麼吃得下去？陳竟然答稱，可以去吃其他端午應景的東西，像是「茄子」。
這種流裡流氣的答話態度，意味他根本不把立委看在眼裡，因此公然在國會殿堂上耍嘴皮子，難怪有民眾表示聽到這個答案，臉色立刻像茄子一樣發紫。
最可怕的是，馬政府的失言症像是愛滋病毒，做官的時候感染了，離開官場後病毒依舊存在，講起話來仍然顛三倒四、胡言亂語，即使一派斯文如陳冲者也不能倖免。
中國是台灣最大的敵人，處心積慮要併吞台灣，因此台灣社會瀰漫反中的氛圍，是理所當然的。但陳冲竟然提出「反中新解」，宣稱台灣社會對中國大陸的不安，是來自童話「大就是邪惡」的原罪，這些小時候讀過的外國童話︰小紅帽對大野狼、三隻小豬、傑克與魔豆等，「大」都是與邪惡掛鉤。
陳冲提出這番童言童語時，顯然忘了美國、加拿大、澳洲也很大，絕大多數台灣人怎麼不反它們？其實，台灣人的反中，係源自中國的敵意，而不是因為它是一個大國。這是淺顯易懂的道理。
看來馬英九除了必須澄清綠卡問題，驗明正身自己不是外國人之外，還必須證明他的大官們不是外星人。
﹙蘇多﹚
馬英九過去回答學生一個便當吃不飽，就吃兩個，雖被封為現代晉惠帝，但民眾普遍認為經此嘲弄之後，馬政府應該不會再凸槌了。然而，農委會主委陳保基顯然不讓他的老闆專美於前，昨天被問及現在粽價高漲怎麼吃得下去？陳竟然答稱，可以去吃其他端午應景的東西，像是「茄子」。
這種流裡流氣的答話態度，意味他根本不把立委看在眼裡，因此公然在國會殿堂上耍嘴皮子，難怪有民眾表示聽到這個答案，臉色立刻像茄子一樣發紫。
最可怕的是，馬政府的失言症像是愛滋病毒，做官的時候感染了，離開官場後病毒依舊存在，講起話來仍然顛三倒四、胡言亂語，即使一派斯文如陳冲者也不能倖免。
中國是台灣最大的敵人，處心積慮要併吞台灣，因此台灣社會瀰漫反中的氛圍，是理所當然的。但陳冲竟然提出「反中新解」，宣稱台灣社會對中國大陸的不安，是來自童話「大就是邪惡」的原罪，這些小時候讀過的外國童話︰小紅帽對大野狼、三隻小豬、傑克與魔豆等，「大」都是與邪惡掛鉤。
陳冲提出這番童言童語時，顯然忘了美國、加拿大、澳洲也很大，絕大多數台灣人怎麼不反它們？其實，台灣人的反中，係源自中國的敵意，而不是因為它是一個大國。這是淺顯易懂的道理。
看來馬英九除了必須澄清綠卡問題，驗明正身自己不是外國人之外，還必須證明他的大官們不是外星人。
﹙蘇多﹚
所謂上行下效，這種「何不食肉糜」的「官」充斥於馬團隊，難怪「香蕉」也可以取代「太陽花」，只是「茄子如果可以取代粽子，台灣獼猴應該也可以取代官員」。
農委會主委陳保基昨表示，端午節粽子價格貴，民眾可以改吃「茄子」，引起民眾輿論撻伐。台聯秘書長、欲參選新北市長的林志嘉今痛批，茄子如果可以取代粽子，那「獼猴也可以取代官員」。
林志嘉今午在臉書PO文表示，清明節花生價格飆漲時，陳保基便曾表示，「春捲不要包花生粉」，如今端午節粽子價格飆漲，陳保基竟又語出驚人，要民眾以「茄子」取代「粽子」，這種雞同鴨講、耍嘴皮子的回話方式，與馬總統說，「一個便當吃不飽，可以買兩個」，「鹿茸就是鹿耳朵的毛」，「我不是來了嗎」等說法，如出一轍。
林志嘉批評，所謂上行下效，這種「何不食肉糜」的「官」充斥於馬團隊，難怪「香蕉」也可以取代「太陽花」，只是「茄子如果可以取代粽子，台灣獼猴應該也可以取代官員」。
林志嘉今午在臉書PO文表示，清明節花生價格飆漲時，陳保基便曾表示，「春捲不要包花生粉」，如今端午節粽子價格飆漲，陳保基竟又語出驚人，要民眾以「茄子」取代「粽子」，這種雞同鴨講、耍嘴皮子的回話方式，與馬總統說，「一個便當吃不飽，可以買兩個」，「鹿茸就是鹿耳朵的毛」，「我不是來了嗎」等說法，如出一轍。
林志嘉批評，所謂上行下效，這種「何不食肉糜」的「官」充斥於馬團隊，難怪「香蕉」也可以取代「太陽花」，只是「茄子如果可以取代粽子，台灣獼猴應該也可以取代官員」。
對中國不安 陳冲：童話惹的禍
前行政院長、總統府資政陳冲昨天一席談話，引發爭議！他說，近來社會有許多焦慮情緒，例如對中國感到不安，就是因為大家都看童話長大，而童話故事中的「大就是邪惡」；由於中國是高大、龐大的鄰居，所以讓年輕人感到不安。
資政講童話，馬上引起網友狂酸是「練肖話」。網友林欣穎貼文：「這樣看起來可能只有外星人不會對中國不安」；James Lee酸說：「亞洲鄰國都看童話長大，都怕中國？」fredapsalms貼文：「台灣人也沒有特別厭大，多少台灣人會厭惡美國、加拿大或歐盟？」Kt Lu說：「小時候讀的童話是國民黨編撰，什麼反共抗俄，建國必成，消滅萬惡共匪」；傅活貼文：「又是一個腦殘！沒有併吞何來不安？沒有飛彈怎會恐懼？」
陳冲昨參加金融總會舉辦的「金融服務業發展新契機」研討會。他說，目前社會存在五大焦慮情緒，包括：對中國不安、對高房價的焦慮、對低薪的不安、對貧富不均的不滿及對其他世代的不信任。
解讀童話故事「大就是邪惡」
對此，陳冲解讀，上述有些是存在的事實，有些則是來自童話「大就是邪惡」的原罪；這種觀念主要來自大家小時候讀過的外國童話，像是《小紅帽與大野狼》、《傑克與魔豆》等，這些童話裡的「大」，都是與邪惡連結的。
陳冲表示，仔細想想，比如傑克明明是個闖進巨人家裡搗亂的「不良少年」，還害得巨人摔死；結果，大家看到巨人摔下來都拍手叫好，卻沒有去思考，傑克做了不好的事情，只因為「大就是邪惡的」。
對於台北捷運最近發生的不幸事件，陳冲也說，北捷因為明亮、環境良好，沒有威脅感，不像紐約地下鐵，如果旁邊站了一個身材高大的人，就會有不安全感；他直言，「似乎size大，就是原罪」，而這種焦慮，會影響對其他事情的不安。
《傑克與魔豆（豌豆）》是一則著名的英國童話，與母親相依為命的傑克，無意間用頭擠不出奶的母牛換了一些魔豆，魔豆長出藤蔓直攀上天到巨人的家，他雖然偷了巨人的金幣養家，是陳冲嘴中的不良少年；但根據這童話，巨人是個會吃小孩的壞人。
資政講童話，馬上引起網友狂酸是「練肖話」。網友林欣穎貼文：「這樣看起來可能只有外星人不會對中國不安」；James Lee酸說：「亞洲鄰國都看童話長大，都怕中國？」fredapsalms貼文：「台灣人也沒有特別厭大，多少台灣人會厭惡美國、加拿大或歐盟？」Kt Lu說：「小時候讀的童話是國民黨編撰，什麼反共抗俄，建國必成，消滅萬惡共匪」；傅活貼文：「又是一個腦殘！沒有併吞何來不安？沒有飛彈怎會恐懼？」
陳冲昨參加金融總會舉辦的「金融服務業發展新契機」研討會。他說，目前社會存在五大焦慮情緒，包括：對中國不安、對高房價的焦慮、對低薪的不安、對貧富不均的不滿及對其他世代的不信任。
解讀童話故事「大就是邪惡」
對此，陳冲解讀，上述有些是存在的事實，有些則是來自童話「大就是邪惡」的原罪；這種觀念主要來自大家小時候讀過的外國童話，像是《小紅帽與大野狼》、《傑克與魔豆》等，這些童話裡的「大」，都是與邪惡連結的。
陳冲表示，仔細想想，比如傑克明明是個闖進巨人家裡搗亂的「不良少年」，還害得巨人摔死；結果，大家看到巨人摔下來都拍手叫好，卻沒有去思考，傑克做了不好的事情，只因為「大就是邪惡的」。
對於台北捷運最近發生的不幸事件，陳冲也說，北捷因為明亮、環境良好，沒有威脅感，不像紐約地下鐵，如果旁邊站了一個身材高大的人，就會有不安全感；他直言，「似乎size大，就是原罪」，而這種焦慮，會影響對其他事情的不安。
《傑克與魔豆（豌豆）》是一則著名的英國童話，與母親相依為命的傑克，無意間用頭擠不出奶的母牛換了一些魔豆，魔豆長出藤蔓直攀上天到巨人的家，他雖然偷了巨人的金幣養家，是陳冲嘴中的不良少年；但根據這童話，巨人是個會吃小孩的壞人。
鄭捷的列車與刀
金恒煒
為了鄭捷屠殺事件，雙北市府派出霹靂小組到車站巡邏，叫人稱奇不已。還不止呢！手持衝鋒槍，更是不可思議的奇中之奇。難怪台大法律系教授李茂生會直斥：「政府真的瘋了」。
瘋了的豈止政府？被封為「闌尾」的蔡正元，不也是第一時間在網上大陣仗提出修法之議。蔡自己涉嫌開車「蓄意殺人」，卻不齒「無差別殺人」者，要修法嚴懲外，還要處刑「預備犯」。
衝鋒槍可以這樣用嗎？法律可以這樣修嗎？如果為害有甚於鄭捷的，是不是也要用法與槍對付？舉一個例子，中央大學教授、也是衛星遙測專家陳錕山，在教育部長蔣偉寧的一力提拔下，身膺要職，終於能攜帶攸關國安的極機密文件投共。如此禍國殃民，蔡正元為什麼不修刑法「洩漏國防機密」罪？為什麼不及於「預備犯」？政府不是更應該採取等同霹靂小組的手段？
搭鄭捷列車，只是鄭捷現象之一。東森「關鍵時刻」的名嘴節目，在主持人劉寶傑操弄下，來賓像被附身，大肆渲染喋血案，拚出了高收視率。搭便車還是小焉者，有更厲害的：就是借鄭捷的刀殺人。
邱毅是佼佼者，既能夠指太陽花為香蕉（不害臊地說自己已「調查清楚」），又能夠衝車撞法院，當然就能指鄭捷的反社會是太陽花的蔓延。說得更露骨、更直白的是《聯合報》，在該報「黑白集」中，毫不掩飾地隨便比附：「鄭捷的『大事』是捷運車上殺人，林飛帆與陳為廷的『大事』，則是創造史上最長的占領國會紀錄。」太陽花為什麼是「反社會」？事實剛好相反。如何相提並論？鄭捷的「大事」可能是捷運殺人，林、陳的「大事」，哪是「占領」？恐怕其「大事」是紅藍媒體／陣營難以承受之重呢。問題是，連太陽花的「大事」都能黑白顛倒，只凸顯拿鄭捷之刀殺太陽花的不堪。
邱毅可以「牽拖」太陽花，卻不准九把刀批他是「政治垃圾」，要「提告」來杜悠悠之口。蔡正元可以信口開河地修法，卻不准學者徐永明的反詰，而用「鄭捷粉絲團」抹黑徐。這些利用鄭捷的刀（以嘴、以筆）殺人，叫人看不起。不覺想起可以來反諷的文壇軼事。
法國大文豪巴爾札克看到拿破崙的雕像，驕傲地說：「你的刀到不了的，我的筆都到了。」今天的《聯合報》、邱毅、蔡正元們，不啻是向在獄中的鄭捷說：「你的刀到不了的，我的嘴、我的筆都到了。」
鄭捷的「大事」，豈止「殺人」？他的刀，他的列車，還現在進行式呢。
為了鄭捷屠殺事件，雙北市府派出霹靂小組到車站巡邏，叫人稱奇不已。還不止呢！手持衝鋒槍，更是不可思議的奇中之奇。難怪台大法律系教授李茂生會直斥：「政府真的瘋了」。
瘋了的豈止政府？被封為「闌尾」的蔡正元，不也是第一時間在網上大陣仗提出修法之議。蔡自己涉嫌開車「蓄意殺人」，卻不齒「無差別殺人」者，要修法嚴懲外，還要處刑「預備犯」。
衝鋒槍可以這樣用嗎？法律可以這樣修嗎？如果為害有甚於鄭捷的，是不是也要用法與槍對付？舉一個例子，中央大學教授、也是衛星遙測專家陳錕山，在教育部長蔣偉寧的一力提拔下，身膺要職，終於能攜帶攸關國安的極機密文件投共。如此禍國殃民，蔡正元為什麼不修刑法「洩漏國防機密」罪？為什麼不及於「預備犯」？政府不是更應該採取等同霹靂小組的手段？
搭鄭捷列車，只是鄭捷現象之一。東森「關鍵時刻」的名嘴節目，在主持人劉寶傑操弄下，來賓像被附身，大肆渲染喋血案，拚出了高收視率。搭便車還是小焉者，有更厲害的：就是借鄭捷的刀殺人。
邱毅是佼佼者，既能夠指太陽花為香蕉（不害臊地說自己已「調查清楚」），又能夠衝車撞法院，當然就能指鄭捷的反社會是太陽花的蔓延。說得更露骨、更直白的是《聯合報》，在該報「黑白集」中，毫不掩飾地隨便比附：「鄭捷的『大事』是捷運車上殺人，林飛帆與陳為廷的『大事』，則是創造史上最長的占領國會紀錄。」太陽花為什麼是「反社會」？事實剛好相反。如何相提並論？鄭捷的「大事」可能是捷運殺人，林、陳的「大事」，哪是「占領」？恐怕其「大事」是紅藍媒體／陣營難以承受之重呢。問題是，連太陽花的「大事」都能黑白顛倒，只凸顯拿鄭捷之刀殺太陽花的不堪。
邱毅可以「牽拖」太陽花，卻不准九把刀批他是「政治垃圾」，要「提告」來杜悠悠之口。蔡正元可以信口開河地修法，卻不准學者徐永明的反詰，而用「鄭捷粉絲團」抹黑徐。這些利用鄭捷的刀（以嘴、以筆）殺人，叫人看不起。不覺想起可以來反諷的文壇軼事。
法國大文豪巴爾札克看到拿破崙的雕像，驕傲地說：「你的刀到不了的，我的筆都到了。」今天的《聯合報》、邱毅、蔡正元們，不啻是向在獄中的鄭捷說：「你的刀到不了的，我的嘴、我的筆都到了。」
鄭捷的「大事」，豈止「殺人」？他的刀，他的列車，還現在進行式呢。
合法未必正當 (司法公信力的危機與轉機)
孫健智/桃園地方法院法官
觀審制究竟為何而來？司法院一再宣稱，是要提升人民對司法的信任，但為什麼觀審過的人就會更信任司法呢？學者們嘲諷地說：觀審就是法官教訓無知人民的法庭旁聽課，經過法官的教誨，人民當然對司法信任得五體投地。
觀審制導因於性侵案件爭議。在那些案件中，法院認為太小的孩子沒有自己的意願，加害人不可能違反其意願，不能量處加重強制性交罪，只能論以普通強制性交罪，一來一往，刑度上是七年起跳跟三年起跳的差別。但就算是還不會說話的孩子，也有最基本的好惡，某些人抱他會哭，某些人抱他會很開心，他甚至有喜歡的衣服、討厭的食物——這不是意願，什麼是意願？
然而，儘管令人嫌惡，那些判決卻也有其依據，說穿了，它們不過是承襲最高法院長久以來的見解罷了！那些判決合乎裁判一致性的要求，而在法律上有一定的理據；儘管它們的理據未必充分，但正因為有最高法院當靠山，它們並不是憑空出現、恣意枉法的判決。
性侵案件的爭議凸顯了裁判一致性與個案正義的衝突，更抽象地說，是合法性與正當性的衝突。在這種脈絡下，觀審制無非是要透過人民的參與，使司法裁判得以容納更豐富的價值，治癒合法與正當之間的裂痕。
性侵案件爭議顯示，合法未必正當，正當也未必合法。這或許不令人意外，法律與道德本來就是兩回事；然而，法律之所以是法律，正因為它應當盡其所能地追求正當性。這個道理比想像中的理所當然：有任何政府會一邊要求人民守法，一邊宣稱這些法律不正當嗎？會有任何法官一邊論罪科刑、一邊說這樣判不道德嗎？即使在號稱東亞民主實驗場的台灣，這也是難以想像的。
面對個案，法律不只要給個說法，還要給個像樣的說法，否則，沒人願意買它的帳。現實上，如果合法的通常也是正當的，兩者之間的衝突只是零星個案，不道德的法律或判決還能當成無心之過；但若衝突經常發生，尋求溝通對話，就是必須嚴肅以對的課題。觀審制就是這樣的對話機制，當然，只給判、不給判，能不能發揮作用，就是另一回事了。
學運的法律責任
學運的法律責任成為熱門話題，原因也脫不了合法與正當的扞格。公民們制止公權力脫軌的體制外手段可能正當，卻遊走法律邊緣；更糟的是，之所以走到體制外，正因為體制內走不通了。正當但違法的行為既源自於法律的缺陷，卻又面臨法律的非難。
國家違法並不當然賦予人民反過來違法的權利，公民不服從也不過是特殊的政治言論，外於言論自由的「公民不服從權」並無意義。問題在於，當國家惡意違法，而所有體制內手段都緩不濟急——當法律叫人求助無門，國家暴力叫人進退兩難，你要合法就忍受它，要對抗就會違法。這是道德困境，而若法律宣稱它保障個人遵從良心的權利，這也將同時是法律困境。
關於公民不服從的法學理論，也同時是與正當性對話的嘗試。公民不服從或抵抗權的用語或許陌生，但這些理論沒有提出什麼異端邪說；相反地，它們只是把法律人所熟知的構成要件、違法性、罪責等等基本概念，放到公民不服從的具體脈絡下重新檢視，並在檢視的過程中，為法律尋求正當性。可想而見的是，尋求之路難題處處。攻佔立法院阻礙民意機關的運作，從而悖於民主嗎？或者它其實凸顯了代議制度的失能，從而彰顯民主呢？動手打警察固然不對，但就連跟警察推擠、甚或坐臥在地任憑抬離，也算是以強暴脅迫妨害公務嗎？難道我們的法治，是政府一個指令、人民就得跟著一個動作，不然就等著去牢裡蹲嗎？對於這些問題，任何答案都會引發爭議，然而，如果法官、檢察官連什麼是民主、什麼是法治都不敢表態，台灣還算得上是民主法治的自由共和國嗎？
當然，任何抗爭行動是否構成犯罪，應個案認定；重要的是，把這些挑戰當成一回事，正面回應，而不只是跟著有罪或無罪的宣告起舞。對於正當性的要求，法律必須時時回應，它帶來批判，也帶來反饋，在性侵案件爭議如是、在關廠工人案如是，面對公民不服從，亦復如是。
觀審制究竟為何而來？司法院一再宣稱，是要提升人民對司法的信任，但為什麼觀審過的人就會更信任司法呢？學者們嘲諷地說：觀審就是法官教訓無知人民的法庭旁聽課，經過法官的教誨，人民當然對司法信任得五體投地。
觀審制導因於性侵案件爭議。在那些案件中，法院認為太小的孩子沒有自己的意願，加害人不可能違反其意願，不能量處加重強制性交罪，只能論以普通強制性交罪，一來一往，刑度上是七年起跳跟三年起跳的差別。但就算是還不會說話的孩子，也有最基本的好惡，某些人抱他會哭，某些人抱他會很開心，他甚至有喜歡的衣服、討厭的食物——這不是意願，什麼是意願？
然而，儘管令人嫌惡，那些判決卻也有其依據，說穿了，它們不過是承襲最高法院長久以來的見解罷了！那些判決合乎裁判一致性的要求，而在法律上有一定的理據；儘管它們的理據未必充分，但正因為有最高法院當靠山，它們並不是憑空出現、恣意枉法的判決。
性侵案件的爭議凸顯了裁判一致性與個案正義的衝突，更抽象地說，是合法性與正當性的衝突。在這種脈絡下，觀審制無非是要透過人民的參與，使司法裁判得以容納更豐富的價值，治癒合法與正當之間的裂痕。
性侵案件爭議顯示，合法未必正當，正當也未必合法。這或許不令人意外，法律與道德本來就是兩回事；然而，法律之所以是法律，正因為它應當盡其所能地追求正當性。這個道理比想像中的理所當然：有任何政府會一邊要求人民守法，一邊宣稱這些法律不正當嗎？會有任何法官一邊論罪科刑、一邊說這樣判不道德嗎？即使在號稱東亞民主實驗場的台灣，這也是難以想像的。
面對個案，法律不只要給個說法，還要給個像樣的說法，否則，沒人願意買它的帳。現實上，如果合法的通常也是正當的，兩者之間的衝突只是零星個案，不道德的法律或判決還能當成無心之過；但若衝突經常發生，尋求溝通對話，就是必須嚴肅以對的課題。觀審制就是這樣的對話機制，當然，只給判、不給判，能不能發揮作用，就是另一回事了。
學運的法律責任
學運的法律責任成為熱門話題，原因也脫不了合法與正當的扞格。公民們制止公權力脫軌的體制外手段可能正當，卻遊走法律邊緣；更糟的是，之所以走到體制外，正因為體制內走不通了。正當但違法的行為既源自於法律的缺陷，卻又面臨法律的非難。
國家違法並不當然賦予人民反過來違法的權利，公民不服從也不過是特殊的政治言論，外於言論自由的「公民不服從權」並無意義。問題在於，當國家惡意違法，而所有體制內手段都緩不濟急——當法律叫人求助無門，國家暴力叫人進退兩難，你要合法就忍受它，要對抗就會違法。這是道德困境，而若法律宣稱它保障個人遵從良心的權利，這也將同時是法律困境。
關於公民不服從的法學理論，也同時是與正當性對話的嘗試。公民不服從或抵抗權的用語或許陌生，但這些理論沒有提出什麼異端邪說；相反地，它們只是把法律人所熟知的構成要件、違法性、罪責等等基本概念，放到公民不服從的具體脈絡下重新檢視，並在檢視的過程中，為法律尋求正當性。可想而見的是，尋求之路難題處處。攻佔立法院阻礙民意機關的運作，從而悖於民主嗎？或者它其實凸顯了代議制度的失能，從而彰顯民主呢？動手打警察固然不對，但就連跟警察推擠、甚或坐臥在地任憑抬離，也算是以強暴脅迫妨害公務嗎？難道我們的法治，是政府一個指令、人民就得跟著一個動作，不然就等著去牢裡蹲嗎？對於這些問題，任何答案都會引發爭議，然而，如果法官、檢察官連什麼是民主、什麼是法治都不敢表態，台灣還算得上是民主法治的自由共和國嗎？
當然，任何抗爭行動是否構成犯罪，應個案認定；重要的是，把這些挑戰當成一回事，正面回應，而不只是跟著有罪或無罪的宣告起舞。對於正當性的要求，法律必須時時回應，它帶來批判，也帶來反饋，在性侵案件爭議如是、在關廠工人案如是，面對公民不服從，亦復如是。
NGO治國的後民主時代
王法明
治安出問題，發生重大刑案，警政署跟捷運局不用檢討，因為廢死要負責；教育出問題，學生參與暴力事件，教育部不用檢討，人本要負責；經濟出問題，經濟部不用檢討，國發會立刻譴責學運耗費社會成本，太陽花要負責；流浪狗咬人，農委會不用檢討，大家會罵動保團體「不准愛狗！不准救狗！」「ＮＧＯ道歉負責！」
當政府持續失能，民間無法視若無睹，自己捲起褲管跳下水。但他們突然發現，要對抗的不只是社會問題。大家習慣「有問題的安定社會」，不要「改革問題所經歷的變動」，期待失能的政府「自己變好」，於是一邊罵監督者、罵改革者、罵運動者，希望政府在無人監督、無人制衡的情況下「自己變好」。結果是，我們的政府「有權無責」，繼續肆無忌憚地到處拉屎。民間的ＮＧＯ，用個位數的正職人員與分身乏術的志工，「有責無權」地努力改革，同時還要面對社會浪潮的譏諷與謾罵。
這是個ＮＧＯ治國的時代。
（作者就讀清華大學生命科學系）
治安出問題，發生重大刑案，警政署跟捷運局不用檢討，因為廢死要負責；教育出問題，學生參與暴力事件，教育部不用檢討，人本要負責；經濟出問題，經濟部不用檢討，國發會立刻譴責學運耗費社會成本，太陽花要負責；流浪狗咬人，農委會不用檢討，大家會罵動保團體「不准愛狗！不准救狗！」「ＮＧＯ道歉負責！」
當政府持續失能，民間無法視若無睹，自己捲起褲管跳下水。但他們突然發現，要對抗的不只是社會問題。大家習慣「有問題的安定社會」，不要「改革問題所經歷的變動」，期待失能的政府「自己變好」，於是一邊罵監督者、罵改革者、罵運動者，希望政府在無人監督、無人制衡的情況下「自己變好」。結果是，我們的政府「有權無責」，繼續肆無忌憚地到處拉屎。民間的ＮＧＯ，用個位數的正職人員與分身乏術的志工，「有責無權」地努力改革，同時還要面對社會浪潮的譏諷與謾罵。
這是個ＮＧＯ治國的時代。
（作者就讀清華大學生命科學系）
台灣孤狼恐怖主義的興起
北捷喋血案震驚台灣社會，筆者認為可以從「孤狼恐怖主義」的角度來思考此一暴力犯罪事件。
根據一般恐怖主義學界的研究，這有三個特徵：一、單獨行動；二、不屬於任何組織型的恐怖團體與犯罪網絡；三、孤狼的作案手法是由個人構思、指導，沒有其他外部的直接指揮與層級。
根據目前得到的資訊，兇手東海大學學生鄭捷是單獨行動，搭台北捷運板南線，在車廂內攜雙刀大開殺戒。同時，目前無資料顯示，鄭捷有隸屬於任何幫派或其他犯罪團體。最後，此一捷運恐怖攻擊事件，鄭捷預謀已久，由個人構思策劃，沒有外部的指揮體系。因此，從以上的標準，此次捷運暴力攻擊事件可以界定為孤狼型恐怖攻擊事件。
孤狼型恐怖攻擊，有別於以往大規模恐怖攻擊模式，是一種全新的恐怖攻擊型態：犯案者本土化，無特定目標，單獨行動，手法不算精良。簡單來說，這種手法是一種小規模、小成本、低科技的恐怖攻擊，使用簡單的刀械與爆裂物。此次犯案以水果刀與瑞士刀為攻擊工具，簡單易得，不易留下足跡；犯案者為本地人又單獨行動；再加上沒有隸屬於任何犯罪組織。正是這種新型恐怖攻擊型態，因此往往未能列入執法單位監控名單，導致無法進行有效的防制與遏阻。
已成國家安全問題
雖然此類孤狼型的恐怖攻擊，在台灣是首次發生，但是在歐美近年來已陸續發生類似的恐怖攻擊事件。2011年7月22日挪威發生恐怖攻擊事件。主導與發動攻擊者為當時32歲的挪威公民布列維克。此一攻擊事件，造成77人死亡，其中8位死於汽車炸彈，69人死於槍擊。2012年3月恐怖份子米拉在法國，連續殺死7人，其中包含3名兒童。2013年4月15日的美國波士頓爆炸案，更是舉世震驚。主謀契拉夫造成4人死亡，超過260人受傷。2013年5月22日，倫敦發生了伊斯蘭極端份子的恐怖攻擊事件，震驚全英國。兩名非洲裔男子，持刀瘋狂砍殺1名英國士兵。
無怪乎，美國2013年的恐怖主義報告書指出，「孤狼性恐怖攻擊」對國家安全構成持續的威脅。而美國前國土安全部長納波利塔諾在2011年國會聽證會中表示，當前最具威脅的場景是，美國公民或住民計劃攻擊美國人。所以，孤狼型恐怖主義已經不單純是治安問題，而是國家安全問題。
恐怖份子會在人潮眾多處犯案，藉此造成大量傷亡，製造群眾恐懼，引起媒體關注。未來在大型賽事與重要展覽場合，以及機場、港口高鐵、台鐵、北高捷運等重要大眾運輸工具的重要結點，政府應加強維安措施與設置，提升見警度。以此降低恐怖行動所得到的可能利益，藉此瓦解弱化恐怖份子的攻擊動機。
最後，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或內政部等相關單位，可以參考美國紅十字會《預防突發事件手冊》以及中國公安部《公民防範恐怖襲擊手冊》的相關內容，制訂《防範恐怖攻擊與自救互救指南》，從恐怖攻擊事件的預防、應對和現場急救三方面給予公眾指導和建議，保護自己和他人的人身安全。
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副教授
根據一般恐怖主義學界的研究，這有三個特徵：一、單獨行動；二、不屬於任何組織型的恐怖團體與犯罪網絡；三、孤狼的作案手法是由個人構思、指導，沒有其他外部的直接指揮與層級。
根據目前得到的資訊，兇手東海大學學生鄭捷是單獨行動，搭台北捷運板南線，在車廂內攜雙刀大開殺戒。同時，目前無資料顯示，鄭捷有隸屬於任何幫派或其他犯罪團體。最後，此一捷運恐怖攻擊事件，鄭捷預謀已久，由個人構思策劃，沒有外部的指揮體系。因此，從以上的標準，此次捷運暴力攻擊事件可以界定為孤狼型恐怖攻擊事件。
孤狼型恐怖攻擊，有別於以往大規模恐怖攻擊模式，是一種全新的恐怖攻擊型態：犯案者本土化，無特定目標，單獨行動，手法不算精良。簡單來說，這種手法是一種小規模、小成本、低科技的恐怖攻擊，使用簡單的刀械與爆裂物。此次犯案以水果刀與瑞士刀為攻擊工具，簡單易得，不易留下足跡；犯案者為本地人又單獨行動；再加上沒有隸屬於任何犯罪組織。正是這種新型恐怖攻擊型態，因此往往未能列入執法單位監控名單，導致無法進行有效的防制與遏阻。
已成國家安全問題
雖然此類孤狼型的恐怖攻擊，在台灣是首次發生，但是在歐美近年來已陸續發生類似的恐怖攻擊事件。2011年7月22日挪威發生恐怖攻擊事件。主導與發動攻擊者為當時32歲的挪威公民布列維克。此一攻擊事件，造成77人死亡，其中8位死於汽車炸彈，69人死於槍擊。2012年3月恐怖份子米拉在法國，連續殺死7人，其中包含3名兒童。2013年4月15日的美國波士頓爆炸案，更是舉世震驚。主謀契拉夫造成4人死亡，超過260人受傷。2013年5月22日，倫敦發生了伊斯蘭極端份子的恐怖攻擊事件，震驚全英國。兩名非洲裔男子，持刀瘋狂砍殺1名英國士兵。
無怪乎，美國2013年的恐怖主義報告書指出，「孤狼性恐怖攻擊」對國家安全構成持續的威脅。而美國前國土安全部長納波利塔諾在2011年國會聽證會中表示，當前最具威脅的場景是，美國公民或住民計劃攻擊美國人。所以，孤狼型恐怖主義已經不單純是治安問題，而是國家安全問題。
恐怖份子會在人潮眾多處犯案，藉此造成大量傷亡，製造群眾恐懼，引起媒體關注。未來在大型賽事與重要展覽場合，以及機場、港口高鐵、台鐵、北高捷運等重要大眾運輸工具的重要結點，政府應加強維安措施與設置，提升見警度。以此降低恐怖行動所得到的可能利益，藉此瓦解弱化恐怖份子的攻擊動機。
最後，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或內政部等相關單位，可以參考美國紅十字會《預防突發事件手冊》以及中國公安部《公民防範恐怖襲擊手冊》的相關內容，制訂《防範恐怖攻擊與自救互救指南》，從恐怖攻擊事件的預防、應對和現場急救三方面給予公眾指導和建議，保護自己和他人的人身安全。
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副教授
自由經濟示範區不是零和遊戲
李武忠
從各國在推動國家經濟成長的經驗發現，設置經貿特區的確對吸引國外資金、技術、人才，活絡當地經濟是可行的方案之一。但因涉及層面相關廣泛，影響深遠，事前除了需要有縝密規劃慎選開放項目做好部會間協調整合外，也會提出具體作法多次與利害相關行業以及在野黨做充分溝通，找出最大公約數。
國內擬設置自經區已經研議多年卻遲遲未見落實，讓中國自貿區後來居上，給現今執政黨極大壓力。如今「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草案」好不容易送進立法院審議，期間朝野立委並未善盡審查之責，一再上演霸佔主席台老戲碼，讓審議進度牛步化，完全看不到雙方針對草案內容進行理性論辯，最後結局很可能又是執政黨動用絕對人頭優勢強行表決，照行政院版本通過。自經區設立並非零和遊戲，這樣的結果是人民想要的嗎？對國家經濟發展最有利嗎？
MIT標準迄今未解
以自經區內設置農業加值為例，雖然政府部門強調「把餅做大」、「增加新的餅」，但是身為長期關心台灣農業發展與農民生計的觀察者，對於這樣的說法無法認同。由於農業涉及民生、國安，全球主要農業生產國如美國、日本等對於農業均給予相當的保護（包括實施農業補貼、對進口農產品施以嚴格檢驗檢疫、配額限制等），而非完全自由化，台灣政府應配合與各國FTA談判採漸進式，而不是藉示範名稱貿然開放。
對於外界一再質疑區內農產品掛上MIT標示影響本土產農產品問題，政府部門只說明加值超過35%以上產品才能標示MIT，對於35%選定標準何在？如何認定？如何把關？未達35%以上產品如何標示？為何不直接採原料來源標示做出區隔？民眾疑慮迄今未解，不應讓法條輕易過關。
所謂農產加值，政府雖同意廠商使用本土農產原料，卻沒有強制性，基於成本、利潤、貨源穩定度等考量，廠商使用國產原料的機率很低，這樣的做法誰是最大的獲利者，廠商？貿易商？還是國內農民？就如同 ECFA簽定後國內農漁產品如石斑魚等輸中也遭受同樣的質疑，政府部門有必要拿出具體的數字來說服農民爭取支持。
「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確實還有需要檢討修正之處，不應照案通過。社會公民團體和學者專家應該共同來監督朝野兩黨認真審查法案。而民眾也不要再被藍綠綁架，應該理性關注該議題並在接下來的選舉做出仲裁，台灣經濟才有機會從谷底翻身。
農經學者、曾任雲林縣農業處長
從各國在推動國家經濟成長的經驗發現，設置經貿特區的確對吸引國外資金、技術、人才，活絡當地經濟是可行的方案之一。但因涉及層面相關廣泛，影響深遠，事前除了需要有縝密規劃慎選開放項目做好部會間協調整合外，也會提出具體作法多次與利害相關行業以及在野黨做充分溝通，找出最大公約數。
國內擬設置自經區已經研議多年卻遲遲未見落實，讓中國自貿區後來居上，給現今執政黨極大壓力。如今「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草案」好不容易送進立法院審議，期間朝野立委並未善盡審查之責，一再上演霸佔主席台老戲碼，讓審議進度牛步化，完全看不到雙方針對草案內容進行理性論辯，最後結局很可能又是執政黨動用絕對人頭優勢強行表決，照行政院版本通過。自經區設立並非零和遊戲，這樣的結果是人民想要的嗎？對國家經濟發展最有利嗎？
MIT標準迄今未解
以自經區內設置農業加值為例，雖然政府部門強調「把餅做大」、「增加新的餅」，但是身為長期關心台灣農業發展與農民生計的觀察者，對於這樣的說法無法認同。由於農業涉及民生、國安，全球主要農業生產國如美國、日本等對於農業均給予相當的保護（包括實施農業補貼、對進口農產品施以嚴格檢驗檢疫、配額限制等），而非完全自由化，台灣政府應配合與各國FTA談判採漸進式，而不是藉示範名稱貿然開放。
對於外界一再質疑區內農產品掛上MIT標示影響本土產農產品問題，政府部門只說明加值超過35%以上產品才能標示MIT，對於35%選定標準何在？如何認定？如何把關？未達35%以上產品如何標示？為何不直接採原料來源標示做出區隔？民眾疑慮迄今未解，不應讓法條輕易過關。
所謂農產加值，政府雖同意廠商使用本土農產原料，卻沒有強制性，基於成本、利潤、貨源穩定度等考量，廠商使用國產原料的機率很低，這樣的做法誰是最大的獲利者，廠商？貿易商？還是國內農民？就如同 ECFA簽定後國內農漁產品如石斑魚等輸中也遭受同樣的質疑，政府部門有必要拿出具體的數字來說服農民爭取支持。
「自由經濟示範區特別條例」確實還有需要檢討修正之處，不應照案通過。社會公民團體和學者專家應該共同來監督朝野兩黨認真審查法案。而民眾也不要再被藍綠綁架，應該理性關注該議題並在接下來的選舉做出仲裁，台灣經濟才有機會從谷底翻身。
農經學者、曾任雲林縣農業處長
殺了鄭捷問題就解決嗎
戴家旭
我愛你，對不起，請你原諒我，謝謝你。這四句話是一組咒語，可以清理自己與自己、與他人、與這世界的關係。方法很簡單，只要只要在心中不斷地默念：「我愛你，對不起，請你原諒我，謝謝你。」就可以清理障礙，讓內心更充滿平靜、充滿愛。具體內容記載在《零極限》這本暢銷書內，是夏威夷的傳統療法。
我曾經無數次親身體驗。在法庭內，面對好像想要把我吃掉的對造，威脅著如果不認罪，就要聲請羈押的檢察官，以及說：「大律師，你說這麼多也沒有用，我心證已成」的法官。對著他們在心中默念這組咒語。讓自己的內心，慢慢沉澱，緩和下來，讓自己平靜。
鄭捷在台北捷運隨機殺人，震驚了中外媒體。大家心中最大的問號是：「台灣怎麼了？這不是一個很安全的國家嗎？」對於鄭捷的憤怒，燒滿了整島。「國人均曰可殺！」或許是島內現在最好的寫照。
但是，殺了鄭捷，就可以解決問題嗎？
殺一個還有千萬個
在伊朗，信奉「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古老律法。所以被害者的家屬，可以親自對加害者執行死刑。
真實的故事：在伊朗一個24歲的青年兇手，因為一場爭吵殺死了一個17歲的少年，被判處了死刑。這場死刑將由受害者的母親親自執行，方法是：由受害者母親踢開兇手絞刑台下的椅子，讓兇手窒息而死。
死刑的執行即將開始。在伊朗的鬧市（很有宣傳效果），旁邊擠滿了圍觀的民眾。兇手被推出後，大聲尖叫並且求饒。鬧市的另一旁坐著兇手的母親，淚流滿面看著這一幕。
受害者母親拿起麥克風說：我兒子慘死之後，我就像活在地獄一樣。我沒有一天不想他，我恨兇手入骨！
就在擠得水洩不通的圍觀民眾前，大家本來以為正義即將實現。只見被害者母親打了兇手一巴掌，然後把兇手脖子上的繩索解下來。因為按照伊斯蘭的律法，被害者的家屬也可以選擇：不執行死刑！
這位母親說：我知道這個殺人兇手也有媽媽，她正看著自己的兒子，被別人殺死。我殺了她兒子，她也會和我一樣難過，這樣又多了一個破碎家庭。所以，我選擇原諒。
回到剛剛的問題：「殺了鄭捷，問題就解決了嗎？台灣就不會再出現另一個鄭捷嗎？」
我的回答是，不會的。殺了一個鄭捷，還會有千千萬萬個鄭捷。因為國家（或說人民的集體意識）選擇這樣對待人民，人民也會以同樣方法，反諸於國家（及全體人民）身上。
暴力無法解決問題
暴力行為，會產生更多的暴力。暴力沒有辦法解決問題，愛與信任才能解決問題。而我們的行為，就像是一面鏡子，永遠會回到自己身上。就像那句老話，出來混，總是要還的。
鄭捷是我們台灣社會的一份子，是島內的民眾。社會的冷漠與無感，貧富差距不斷擴大，人與人之間信任感崩離，父母孩子之間沒有愛，所以產生了鄭捷。殺了鄭捷，沒有辦法解決問題，只會製造出更多的鄭捷。
佛教徒有個觀念，叫做「互即互入」（inter-be）。意思就是：「這個世界的每件事都互相關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與我之間沒有分別」；而「我就是你，你就是我。」鄭捷並非獨立的個體，他是台灣人，與我們每個人都有關聯。
鄭捷是我們的一份子，我們這麼想要殺掉他，是否想要證明：「我們和鄭捷不一樣！我們是正常的台灣人！？」。
我愛你，對不起，請你原諒我，謝謝你。
執業律師
我愛你，對不起，請你原諒我，謝謝你。這四句話是一組咒語，可以清理自己與自己、與他人、與這世界的關係。方法很簡單，只要只要在心中不斷地默念：「我愛你，對不起，請你原諒我，謝謝你。」就可以清理障礙，讓內心更充滿平靜、充滿愛。具體內容記載在《零極限》這本暢銷書內，是夏威夷的傳統療法。
我曾經無數次親身體驗。在法庭內，面對好像想要把我吃掉的對造，威脅著如果不認罪，就要聲請羈押的檢察官，以及說：「大律師，你說這麼多也沒有用，我心證已成」的法官。對著他們在心中默念這組咒語。讓自己的內心，慢慢沉澱，緩和下來，讓自己平靜。
鄭捷在台北捷運隨機殺人，震驚了中外媒體。大家心中最大的問號是：「台灣怎麼了？這不是一個很安全的國家嗎？」對於鄭捷的憤怒，燒滿了整島。「國人均曰可殺！」或許是島內現在最好的寫照。
但是，殺了鄭捷，就可以解決問題嗎？
殺一個還有千萬個
在伊朗，信奉「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古老律法。所以被害者的家屬，可以親自對加害者執行死刑。
真實的故事：在伊朗一個24歲的青年兇手，因為一場爭吵殺死了一個17歲的少年，被判處了死刑。這場死刑將由受害者的母親親自執行，方法是：由受害者母親踢開兇手絞刑台下的椅子，讓兇手窒息而死。
死刑的執行即將開始。在伊朗的鬧市（很有宣傳效果），旁邊擠滿了圍觀的民眾。兇手被推出後，大聲尖叫並且求饒。鬧市的另一旁坐著兇手的母親，淚流滿面看著這一幕。
受害者母親拿起麥克風說：我兒子慘死之後，我就像活在地獄一樣。我沒有一天不想他，我恨兇手入骨！
就在擠得水洩不通的圍觀民眾前，大家本來以為正義即將實現。只見被害者母親打了兇手一巴掌，然後把兇手脖子上的繩索解下來。因為按照伊斯蘭的律法，被害者的家屬也可以選擇：不執行死刑！
這位母親說：我知道這個殺人兇手也有媽媽，她正看著自己的兒子，被別人殺死。我殺了她兒子，她也會和我一樣難過，這樣又多了一個破碎家庭。所以，我選擇原諒。
回到剛剛的問題：「殺了鄭捷，問題就解決了嗎？台灣就不會再出現另一個鄭捷嗎？」
我的回答是，不會的。殺了一個鄭捷，還會有千千萬萬個鄭捷。因為國家（或說人民的集體意識）選擇這樣對待人民，人民也會以同樣方法，反諸於國家（及全體人民）身上。
暴力無法解決問題
暴力行為，會產生更多的暴力。暴力沒有辦法解決問題，愛與信任才能解決問題。而我們的行為，就像是一面鏡子，永遠會回到自己身上。就像那句老話，出來混，總是要還的。
鄭捷是我們台灣社會的一份子，是島內的民眾。社會的冷漠與無感，貧富差距不斷擴大，人與人之間信任感崩離，父母孩子之間沒有愛，所以產生了鄭捷。殺了鄭捷，沒有辦法解決問題，只會製造出更多的鄭捷。
佛教徒有個觀念，叫做「互即互入」（inter-be）。意思就是：「這個世界的每件事都互相關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與我之間沒有分別」；而「我就是你，你就是我。」鄭捷並非獨立的個體，他是台灣人，與我們每個人都有關聯。
鄭捷是我們的一份子，我們這麼想要殺掉他，是否想要證明：「我們和鄭捷不一樣！我們是正常的台灣人！？」。
我愛你，對不起，請你原諒我，謝謝你。
執業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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