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0/2014

台灣的年輕世代正在寫歷史

呂一銘(資深新聞工作者)

今年「9合1」地方大選已然顛覆傳統,網路鍵盤成了新興的輔選機器,而民心思變與既得利益階層,又成了激烈拉鋸戰,在在使國民黨優勢的傳統文宣廣告和組織動員,面臨嚴峻挑戰!再者,年輕世代儼然脫穎而出,他們的選擇將是未來台灣的主流!他們將寫下台灣民主的新頁!

換言之,今天的網路新時代,台灣數百萬年輕世代的崛起,已擊破任何政黨或財團或個人,能壟斷各主流媒體的局面,任何人,都無法「一手遮天」,或「瞞天過海」;因為無所不在的網路,可迅速辨析真偽,滿足大眾「知的權利」需求,使政黨過去可掌控資訊和意見的優勢,或製造各種奧步伎倆,只要一到網路上就會被踢爆、起底,顏面裡子盡失。

是以,此次選舉,網民或網友卻成了義勇軍,無休止的空中轟炸,往往使得對手陣營找不到敵人,無從著力反擊,成了最大的特色之一。

也就是說,這次大選的深層意義,就是年輕世代要求「獨立、自主」,要求全面性的政經文教改革,自己決定未來,已然衝撞現有的「新黨國」體制(完全執政,黨政同步),只有用選票推倒藍綠高牆,才能改變。問題在,國民黨的組織動員行之有年,頗具威力,光賴網路的「空軍」優勢,未必能改變現實。

但此卻忽視了「民心思變」的動能,就是馬執政太爛、無能,且獲國際認證,至今未見人道公義、公平分配,世代正義彰顯,人民仍食不安心。一旦思變成真,再強大的「陸軍」也沒有用。揆諸古今中外史實,或如國共內戰近代史,或台灣2000年及2008年的兩度政黨輪替,堪為佐證。而近如印度、印尼的變天,乃至美國期中選舉,歐巴馬的民主黨大敗,共和黨不僅奪得參議院和眾議院的多數主導權,也增加4個州長席位,就是「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最好証明。

同時,此也是攸關國民黨解構或再生的分水嶺,更是一場黨內階級鬥爭的重新洗牌!復與一甲子前蔣介石發動的中央改造鬥爭不同,前者是由上而下的威權做法;這次則是由下而上自主性的普羅階層VS權貴布爾喬亞階級的鬥爭,沒有主角或英雄,卻是列寧式政黨鮮見的民主革命!謂之「藍色革命」,並不為過!只要選舉結果揭曉,便是鬥爭明朗化的開始,加上改革派的呼聲不斷,一場山雨欲來風滿樓的鬥爭,勢將來臨。值得吾人觀察。

此外,兩岸公開關注台灣選情動態(在上海台商會場掛黨黴「北中市候選人大照片」或陸客觀光團以觀看選舉為號召),可說是過去罕見的現象(以往多以「文攻武嚇」)為主。除了2012年馬英九尋求連任時,在最後投票時刻,大咖台商的表態支持,予人印象深刻。

而到了今年地方大選,則進化到從頭到尾的調研,還派員來台了解,國台辦猶審慎發言(卻特別關心柯文哲的「九二共識」看法),甚至連全程的初步選舉結果(投票前)都已擺在習近平的桌上,顯然這場選舉的結果,亦攸關兩岸政策的發展新動向,至少兩岸「買辦」型的黨政商權貴,其「仲介」角色不再,或將由中南海「直銷」介入。以及台灣年輕世代(含太陽花學運)如何選擇未來,更是各方矚目的焦點。

然則,在此大小氛圍中(包括香港「佔中」運動的啟發),台灣要如何在兩岸三地,走出自己的一片天,這才是此次選舉的關鍵所在。但從馬英九和國民黨的策略,仍採「統獨、藍綠」對立觀察,就是希望發揮「藍大於綠」的「歸隊」功能,持續走親中路線。然事與願違,三月間的「太陽花學運」已給了「台灣與中國之間的關係」新定義,那就是「台灣的未來屬於所有台灣人民,由我們自己決定』,「人民是這個國家的總指揮」。

正如「經濟學人」所說,台灣正在進行「民主政治的外科手術」(Political Surgery),至於結果如何,只有靜待投票結果。顯然兩岸(紅藍綠)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矣。

年輕人拆解藍綠 國民黨大崩盤

徐嶔煌(北美智權報前總編輯)

選舉結束,藍營瘋狂大崩盤,除了連勝文落選外,連連選前看好的吳伯雄之子吳志揚也輸了桃園,宣稱要用35萬票領先游錫堃的朱立倫,更被選民巴了一個大巴掌。柯P不但選上了,更狂勝超過二十二萬票。今天晚上,應該很多年輕世代邊看電視、邊吶喊:「爽!搞爛台灣的政客滾啦!靠爸族閃啦!恐嚇台灣的紅頂商人閉嘴啦!」

這場選舉意義非凡,那些政客又臭又腐敗的基本盤思維垮了,被年輕世代高張的公民意識打垮,年輕世代用豐富的網路與社群傳播為武器,高度思考、高度自主動員,擊垮藍綠政客慣性的基本盤思維,他們狠狠地教訓執政黨、發洩自己的怒氣,希望台灣不要繼續沉淪。

台灣政治很有趣,一直以來分為「20歲~40歲」的年輕世代、以及「41歲以上」的傳統世代兩個群組,這兩個群組的政治行為大不同。「20歲~40歲」的群組,除了總統大選這類選情緊繃的選舉外,對投票不熱衷,普遍在三成左右。過去他們寧可去看電影、逛街,也不願意去投票。即便在2008年總統大選這麼激烈,也只能將投票率拉高到六成多。

反觀「41歲以上」這個群組,在經歷台灣民主化與傳統藍綠派系的經營下,普遍有既定的政治信仰與投票熱情,在歷次選舉中,這個群組的投票率很少低於八成,在2008年總統大選更高達九成。

這種投票行為,養成政客又爛又懶的習慣,反正年輕世代不投票,只要喊藍、或喊綠,就有選票,政客不思考、只要學會討好藍綠傳統選民,還稱之為基本盤,猶如國民黨擁抱軍公教、民進黨擁抱老農。

但在歷經去年洪仲丘案與今年的太陽花學運後,「20歲~40歲」的年輕世代覺醒了,高房價、低薪資、貪官汙吏不斷、行政黑箱、即將破產的年金,年輕世代發現,在政客又爛又懶的環境下,自己成了最大受害者。他們要繳勞保、勞退,保費逐年調高,但他們自己可能領不到;他們辛苦地拿著低薪、繳稅,國家卻放任官商勾結、將房價炒得連年輕世代都買不起。

尤其在今年,看到頂新魏家的那份守門神名單,年輕世代更怒了!那些政客們竟然為了賺錢、連民眾的食安都賣掉了!他們堅定的努火只有一句話可以形容:「忍無可忍、毋須再忍!」

站出來吧!這是一場年輕世代紛紛鼓勵彼此站出來的選舉,「政客閃開,我們自己救台灣!」許多年輕世代透過公眾募資平台發動募資、提供一輛又一輛的巴士,載著學生、年輕人返鄉投票,也在網路上自主發起載那些不認識、卻想改變社會的其他年輕世代,一同返鄉投票。

對於政府在選舉前的各種恐嚇,無論是FTA或是中華民國亡國論、甚至是「郭董撤資論」,年輕世代許多達人專家以自己的專業知識,拆解這些政府的恐嚇跟胡說八道。同時,更多自主的年輕世代,透過極度發達的臉書、批踢踢、討論區等網路社群,快速傳播這些專業強者的「破解恐嚇懶人包」,比起政黨,他們更能主導選舉的節奏。相較之下,政黨變成恐龍,反應很慢。

在台北市長選舉中,政治氣氛已經對執政的國民黨非常不利,國民黨在台北市又提名了被年輕世代視為「擁有百億身家的公務員家庭」的連勝文,他一連串的失言、以及藍營老政客對柯文哲諸多證據不夠的抹黑與打壓,更強烈激怒了年輕世代。同時,這也讓台北市的藍營支持者退縮。這一點由傳統支持藍營最熱烈的大安區投票率僅61%、遠低於台北市平均投票率67.9%,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是一場寧靜革命。沒有暴力、但改變了台灣「非藍即綠」的政治思維。

年輕世代為了防止台灣繼續沉淪、防止政客繼續破壞台灣而發起的寧靜革命。他們開始高度思考與關心公共政策,關心國家何去何從。

所以,民進黨要引以為鑑、更兢兢業業地施政,回應年輕世代的高度期待。否則,今天的國民黨,就會是明天的民進黨。

政客們,還只想跟財團掛勾嗎?還想亂花預算討好基本盤、不肯面對公民社會與年輕世代嗎?政客們,還只想靠綁樁腳跟胡說八道來選舉嗎?政客們,還想亂開社福支票來執政嗎?

政客們,請放下那些「中華民國往生論」或「台灣往生論」的胡說八道!

藍綠政治學變了,公民社會開始了。政客也好,媒體也好,面對年輕世代發起的寧靜革命,你們還在相信基本盤、相信藍綠,不願意面對智商進化的年輕世代嗎?

對腐敗老政客的淘汰,是現在進行式,剛剛好而已。

台北市民選擇了價值高度

或許是受到台北市的選情影響,全台民眾都想像自身是台北市民來投票,這次選舉的游離選民出現大規模倒向綠營的態勢。蔡英文是否能夠吃下這鼓氣勢直拼總統,還有待觀察,這很可能要看她與柯文哲的合作成效。而馬英九大概還是會死撐在那,直到眾卿逼宮的那一刻。

我要探討的重點,當然是柯文哲。他終於撐過國民黨的亂拳猛打,以符合選前民調的得票比例順利當選。我認為這個結果有三事可喜,也有三事可憂。

第一喜,是突顯台北市民重視價值高度。

本次選舉最大的特色,是柯文哲採用限定資金、固定戰術的選法,強調金錢以外的價值。而連陣營基本上採傳統的無限戰選法,特別是後期廣告頻發,以龐大資金帶來的媒體優勢企圖壓垮對手。

柯的獲勝,代表有半數以上市民選擇「價值」而非「價格」,依當代倫理學觀點,這是選擇了「內在善」(錢買不到的東西)而非「外在善」(錢買得到的東西)。這不只是選擇了一個政治人物,而是選擇了一個「追求卓越價值」的政治體系。

這對一向較重視金錢,市民也相對富裕的台北市來講,是個重大的價值觀表態。

第二喜,是公民素質穩健提升。

這不是說投柯的人就比較有素質,也不是說台北市民的水準全部一起上升,而是中間選民的政治判斷更加成熟穩健。在選舉中所呈現的議題激辯,從負面的議題戰到政策方向上的討論,居於中間的關鍵選票明顯「很注意在看」,並且透過網路參與討論,積極表態。

雖然有許多人將本次選舉視為智力測驗,好像選柯就聰明,選連就笨,但其實擁柯者亦不乏政治意識形態偏頗的蠢人。社會無法避免有「怪怪的公民」,但重點是在居於中道、主流的公民素質,只要這些主流公民能思考政治並主動表述、溝通,這個社群就能往良性的方向發展。

就理性與倫理角度,柯陣營這次在多數論辯中都是勝出的,而過半數市民能擁有類同於知識份子的認知,這代表北市公民素質已有向上提升。

第三喜,是中堅世代願意改變

柯文哲的選票主要來自於三四十歲的中堅世代。雖然首投族挺柯比率甚高,但因為少子化,人數有限。

決定選舉結果的中堅世代居於社會生產力的核心,是台北當前主要生產力與消費力的來源,他們對於舊有的社經體制通常有一定程度的依賴,但他們站在既得利益的立場,卻願意支持柯文哲的理念,其實也突顯了真正「經濟選民」的選擇是「開明的利他」,而非「短視的利己」。

這些中堅世代受過良好的教育,大腦非常清楚,過度藐視中堅世代對於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理解能力,是連陣營錯失這些選票的重要原因。

雖然柯當選有以上三種正面意義,但亦有三點實務問題讓人擔憂。

第一憂,是府會大戰一觸即發。

議會馬上就要選出新議長,柯文哲要不要推出自己的議長候選人?如果推出,並且成功結合民進黨、小黨與國民黨叛將取得議長一職,那將來的施政可能較為容易,但就議員當選狀況來看,這種結局的機率最低。

依新科議員的勢力消長,最有可能的發展,是國民黨在和柯系議員殺到血流成河後,還是取得議長一職,這種狀況會是柯最不樂見的。

如果柯完全放棄主導議長選舉,也會得罪企圖一戰的民進黨黨團。如何在府會關係上展現謀略,以免一上台就跛腳,顯然不太容易。議員不是純以價值態度就可以說服的,他們才不管你道不道德,重點是你能給他們什麼「好料」。

第二憂,是藍綠共治如何可能?

柯文哲必須在很短的時間內決定首長人選。依其打破藍綠格局的政治態度,其小內閣會是藍綠兼有,甚至比例接近。他要如何避免國家層級的兩黨衝突,轉而成為府內施政上的實際衝突?他應建立解決機制,但目前只看到首長的遴選機制,並未看到這類解決方案。

陳水扁總統初期也是藍綠共治,但陳水扁派用那些國民黨籍閣員有其政治考量,而且他自身也是擺明的民進黨頭人,就算國民黨閣員無用,還有效忠他的民進黨人,這和柯的無黨狀況大不相同。

此外,柯的首長有些是遴選出來的,這些人有相對的自主性,如何讓他們服從於柯的管理,又要如何讓這些擁有民意的首長聽令下台,都是柯文哲需要盡快解釋的問題。

第三憂,是承繼還是扭轉十六年來市府經建政策?

國民黨長期在台北市執政,多數建設方向仍是照國民黨的傳統風格在走,例如非常強調商業發展,講求生活消費機能,這當然替台北帶來許多工作機會,但也限制了發展的可能性,並衍生一些環境問題。

柯文哲在市政白皮書提的都是大方向,不是非常具體,看不出他會如何面對國民黨留下的長期經建規劃。他會選擇承繼或扭轉?如果他預期自己只有四年的時間,扣除預算受限,只能蕭規曹隨的第一年,剩下三年除了搞點小確幸,還能在經建發展上有什麼實質的改變?

市民投柯,很可能只是因為連勝文品格受到懷疑,但選後大家回到實際的生活情境,經建方面的發展會成為市政的主軸。執政後,他必須對這個問題展現明確的立場,這可不是開個網站、把圖文弄得漂漂亮亮就能成事。

在市民的鼎力相助下,柯文哲帶來一場奇蹟式的全新選戰,所以這場選舉獲勝的是台北市民,不是柯文哲,他必須即早認知到這一點。

選贏,高興幾天就好,因為毀滅一個市長,也只需要幾天。「連勝文如何」已經不再是個理由,現在開始,柯文哲要面對的對手,就是他自己。



人渣文本:台北市民選擇了價值高度

選民告訴國民黨的事

呂秋遠



國民黨丟掉的不是五都,而是民心。但是這個場景,1949年那一年,他們應該很熟悉。就是一種卸盔棄甲的敗像,只要碰觸敵營,近乎自動投降,打仗則是亂無章法,民心向背清晰可見。

今天在文山區的投票所前,排在我前面的是一個老態龍鍾的外省口音老婦人,是由女兒陪伴投票,我以為她會支持連勝文。然而,投完票後,因為她的走路速度很慢,一邊竟然聽到她的叨絮,「我都支持柯文哲了,他應該會上吧!」老婦人的女兒則是說,「媽,別說這麼大聲。」

天氣很炎熱,但是國民黨人的心,應該降到了冰點。理論上投票率高,對於國民黨是有利的,但卻見國民黨兵敗如山倒,六都僅存新北市執政,而且新北市的朱立倫市長,挾連任優勢,面對老將游錫?,竟僅以些微票數險勝。對於國民黨而言,這已經不是警訊,而是潰敗的現狀。

國民黨在地方選舉的潰敗,施政疲勞無功,並非主因,而是因為價值觀的錯亂。以台北市為例,國民黨縱容蔡正元、羅淑蕾等人,大肆抹黑柯文哲;國稅局也介入這場選舉,對於小額演講費查稅,展現無比的行政效率;國民黨立委更要求行政機關對於台大醫院嚴加查核。至於連勝文則在諸多表現上讓國民黨的支持者失望,連戰、郝柏村等人口不擇言,也讓許多原本傾向國民黨的市民無法支持。整體選戰呈現的問題,就國民黨而言,就與1949年一樣,失去了價值、失去了民心,因此柯文哲成為鮮明的對照組,在藍大於綠的傳統結構上,終於推翻了這道牆,創造即使連陳水扁當年都無法達到的成績。

國民黨需要檢討的部分,並不是候選人的問題而已,也非施政不利的挫敗導致。國民黨在本次的地方選舉中,喪失了民主政治的基本價值之一,也就是誠信掃地,後期連黨徽、馬英九都不敢現身,怕破壞選情。是以,淪喪民主國家政黨的黨格與黨魂,或許這是多數選民的一般感受。無黨籍的柯文哲大勝連勝文、民進黨籍的林佳龍深度耕耘,終於大幅度擊敗胡志強、民進黨籍的陳菊、賴清德輕鬆獲勝、桃園的鄭文燦擊敗現任的吳志揚。即便選前看好,將大規模擊敗游錫堃的朱立倫,也僅能險勝,難道只是因為候選人特質有問題、中央施政不利、地方弊案頻傳?根本性的問題,就是國民黨的基本價值觀錯亂,導致選民大幅度轉向,如此而已。

這場選舉最大的贏家,不會是民進黨,而是台灣所有的國民。透過這次的地方選舉,選民告訴國民黨,國家機器的打壓、傳統媒體的穿透、金錢預算的收買,不再是唯一的執政藥方。國民黨在1949年的時候,早已失去民心,共產黨不費吹灰之力,就席捲中國;而2014年的國民黨,在掌握大權六年後,就已經重蹈覆轍,他們最重要的檢討,並不是誰得下台負責,而是必須反省自己的價值觀錯亂,究竟他們希望台灣人民如何走下一步?台灣價值是否要向下沈淪?

The people has spoken!希望當選的候選人,都能秉持選舉時的用心與承諾,毀棄藍綠成見,以誠信的價值觀,教導我們的下一代,讓台灣能繼續前進。

新台灣夢將不是夢

呂一銘(國營媒體社長退休)

就在台北市、桃園市和台中市相繼換人換黨後,一個嶄新的台灣夢正在築起,柯文哲無異是這個夢的催生者,因為首都的藍綠板塊,由綠45vs藍55,轉為無黨的6vs藍4,有了重大的變化。也就是說,傳統的藍綠思維,如今已轉向「就事論事」、「重視民意和民生福祉」、「公平、正義、透明」和「選擇正面開放進步」等的願景方向,讓台灣人重新在國際上昂首闊步!

有部電影「打不倒的勇者」,講的就是南非人權鬥士、已故總統尼爾森曼德拉(NELSON MANDLA)的真實故事。透過一場世界盃橄欖球比賽,他傳達一重要的理念,就是:「一支球隊,一個國家」(One team, one country)。他和橄欖球隊的白人隊長合作,讓南非的黑人喜歡這支球隊、讓南非的白人學會尊重黑人球迷。當年的南非國家隊,就靠著一致的目標、上下一心,在世界盃橄欖球賽中奪下世界冠軍,這不但寫下橄欖球史上的紀錄,也寫下政治和解與寬恕的里程碑,為世人歌頌稱道。

台灣65年來長期受藍綠文化的形塑,包括刻板的意識型態和黨國體制壓抑等,縱使民主化20多年來亦復是「小腳放大」,不能邁開大步,形成今天台灣的政治困境,民生痛苦。如今總算出現一批批的菁英,包括公民自主性、學運團體等,可以理性超越藍綠意識,真正做到族群融合,呈現「生命共同體」的民主大格局,且不畏浮雲遮望眼,洵屬民主改革的「先行者」,誠值得國人期待!

一言以蔽之,今天台灣民主的亂象和病兆的根源,就是藍綠意識作祟!每到選舉季節為最。使朝野政客,和政黨惡鬥,形成牟取利益共犯結構(含兩岸黨政權貴財團的「買辦」),致衍生黑金、貪腐政治的種切病象,歷經數十年來不斷累積腐蝕了台灣的磐石,已然造成類似生靈塗炭、民不聊生的後果,讓社會充斥理肓、濫情,公平正義不彰,不論政經文化層面的發展,均停滯不前,讓居「四小龍」之首的台灣蒙羞,讓人民陷於苦難猶不能自知,這才是真正可悲的地方!

況且傳統的藍綠對立,亦常被政黨操弄激化,例如此次選舉期間,國民黨認為只要口哨一吹,就可「歸隊」,穩操「藍大於綠」基本盤勝算(馬英九亦復樂此不疲);長此以往,無怪台灣社會只問立場,不問是非,唯權力是尚,更無公平正義可言,致使理盲和濫情一再重演。

然則,在國民黨二次執政的六年,因無能拖累,政績不彰,貪腐叢生,民生困苦,在在獲得國際憑證,終使公民團體的自主角色,在政策形成的過程中崛起,公民參與意願的增強,也帶動了中間理性板塊移動,他們積極參與在地運動(不論是環保、大埔圈地抗爭等),不畏當局鴨霸、蠻橫壓力,勇敢和人民土地站在一起;歷經洪仲丘25萬的白衫軍、30萬的反核四運動及50萬太陽花學運等嚴峻考驗,終有了遍地開花的民主新氣象;現今柯文哲現象之能橫掃全台,產生新的政治和選舉文化,莫不基於這批社會中堅和年輕世代的犧牲奉獻!

例如此次北市的不插旗、不廣播、公布選舉捐款及使用基準,理念傳播、活動募集,通通公開透等等,已造就了台灣的新選舉文化;將使政黨政治進行的同時,另開拓公民參與的空間。像柯文哲、林佳龍、鄭文燦的當選,就是使「相信」成真,就是相信「民主就是人民作主」,並啟動了愛和擁抱的力量,讓「改變成真」。

如今在首都已然出現藍綠和解的新境界,勢將成為台灣民主政治史的重要分水嶺。相信也將使今後的選舉將更為理性,使選賢與能不再是神話,並使政治生態不再陷入藍綠泥淖之中,讓執政者接受在野、公民團體或媒體的嚴格監督,更加誠信和透明化,且使社會的「均富」,和公平正義得以彰顯,不使理盲和濫情一再重演。那麼不僅是大台北的政治奇蹟,連整個台灣都將出現舉世稱讚的民主奇蹟!讓幸福的「台灣夢」得以實現,這又何嘗不是大家夢寐以求的願景!

馬英九不下台 國民黨還會再敗

南方朔

在九合一投票前,我就表示台灣已到了變天的前夜,九合一是地方變天,下一次總統大選則是中央變天,國民黨在台灣已到了落幕下台的時候。而且我也斗膽直言,這次選舉後,國民黨如果大敗,國民黨內要求馬英九辭去黨主席的呼聲一定出現,如果國民黨慘敗,國民黨一定出現要馬英九辭去總統職位的呼聲。

而現在九合一選舉已告結束,由開票的結果,我們已可看出,國民黨不是大敗或慘敗,而是毀滅性的失敗或崩盤式的失敗。這種型態的失敗,就不是候選人的問題,而是該為大環境負責的人、及馬英九的問題。所以我大膽直言,要求馬英九下台,一定會很快就成為國民的共識,這已不是內閣改組等技術性的宣告所能轉移的。已有國民黨高層的朋友向我表示,為了救國民黨,馬英九已須下台。

這次選舉真的是一次改變歷史的選舉:

一、一個執政黨擁有一切黨政軍特和產商所有的資源,但選舉的結果卻是六都只勉強保住一席,整個台灣都全面潰敗,這只能說是執政的全面失敗始能解釋。當一個執政者胡作非為,就會鼓勵出人民的不滿和覺醒。

二、現在台灣由於人民知識程度的增加,資訊的流通,人民的判斷力已告大增,它已衝破了從前左右選舉的派系、樁腳、政府的操控等因素。當每個國民都成了自己能判斷的自由人,傳統的票倉就已破產。這次選舉,國民黨會全面潰敗,肯定和它的票倉動員機器、宣傳機器全面瓦解有關。由於時代的變化,一個真正的新台灣已告誕生,而馬政府卻是個集舊式模式於大成的統治團體,它的全面性潰敗乃是必然。

三、最近這兩年,馬政府恣意妄為,民間的不滿早已高漲,但它卻不裡不睬,還認為自己是天縱英明,到了選舉的時候,它仍以為傳統的奧步會有效,因此恐嚇牌、造謠牌、罵人牌種種手段紛紛出籠。我認為馬政府和馬氏國民黨的這些奧步和奧步背後所顯露的傲慢,已動了全民公憤,這不能說不是國民黨潰敗的最直接近因。

四、這次選舉,國民黨在台灣的三大溪:濁水溪、大安溪及淡水河都告失敗,這是國民黨在全台灣的失敗,這次選舉已瓦解了國民黨一向相信「藍大綠小」的神話,經過此後,台灣已開始「綠大藍小」,當台灣已經改變,下次總統大選誰屬已不難判斷。

因此我還是那句話,國民黨的有識者已必須做出重大的覺悟,他們已需瞭解到,馬政府的傲慢妄為,其實正把國民黨帶向毀滅,國民黨的黨員為了就黨救國,已必須有人站出來,馬英九應該辭去黨政職位,只讓江宜樺辭職及內閣改組是不夠的,馬英九不下台,國民黨還會再敗。

這將不再是藍綠的戰爭

許家愷(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陸生)

11月29日以前,每當我跟台灣的朋友們談起台北市長選舉,我都會半開玩笑地說:「有沒有哪裡開賭局,我把全副身家壓柯文哲勝。」而那些無一例外支持柯文哲的朋友們都會耐心地對我說:「你把台灣的選舉看的太簡單了,國民黨的強大力量我們見得多了。」我笑笑。如今結果出來了,票數相差竟然在20萬以上。這是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的道理。

在我看來,雖然這次「九合一選舉」國民黨全線潰敗,但這不是民進黨的勝利,這是台灣公民的勝利。也就是說,如果民進黨得意忘形,一樣會被正在不斷壯大的台灣公民群體給拋棄。

民主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台灣從戒嚴與白色恐怖里走出來,人們帶著本能的畏懼逃避國民黨的統治,但初生的民進黨有自己的劣勢。一來一回,在經歷種種波折后,政治經驗逐漸豐富的新一代台灣人,開始發現,執政爛的人是不分藍綠的,而若是公民自己的力量不足,不去對政府的行為進行監督、反抗,那麼無論是誰執政,都會出現大大小小的黑箱。這種覺醒集中爆發為太陽花。

雖然,有很多人將這一切解讀為國民黨的問題,但在那些真正願意思考的人心中,這隻是一種被他們堅持的理念所外化出的行動而已。那是新世代台灣選民的核心理念,這種理念超越藍綠,直指民主政治的中心「公平、正義、平等」。在這樣的氣氛下,我們看到了一位無黨藉台北市長的誕生,看到了過去數年裡逐漸顯露沉腐暮氣的國民黨倒下,而那升起的,不能簡單歸結為「國民黨的對頭」。

不可否認,就投票人群本身的心態來看,由於厭惡藍而投綠的數量依然龐大。甚至那些所謂的「不論藍綠」的人中,很多人也只是單純地厭惡藍綠的鬥爭希望新的政治力量介入。但以「太陽花一代」為首的年輕台灣人,正在用一種不同的方式參與台灣的民主。國民黨做的爛,我就割闌尾;民進黨做的爛,那我也照罵不誤。藍與綠不能限制他們的主體認知,不符合民主理念的一切,都要反對與深思。雖然人數稀少,但在逐漸增多;雖然力量微薄,但卻引領著時代的思想潮流。

你們對岸的中國大陸政府,台灣的國民黨,台灣老一輩的很多人,依然堅持用簡單的藍綠思維來思考問題。反藍即綠,反綠即藍。兩岸統一就是藍,台灣獨立就是綠。所有的論調都喜歡給人貼標籤,於是無論接沒接觸過民進黨人的陸生們都說:「民進黨的人對我們很不友好。」所以中國大陸台灣辦事處的工作人員,一聽到太陽花領袖都支持台獨就說:「民進黨的陰謀啦。」所以郝伯村會說:「連勝文若落選,中華民國就完了。」

年輕世代的人們,有必要去打碎那些沉溺于過去時代人們的夢境,讓他們睜開眼睛,好好看看這真實世界的走向。讓他們好好看看,拋開既有政治觀的年青一代,能帶來多大的改變。你們要告訴他們,台灣的政治,不再是藍綠的戰場,這裡將上演的,是進步對腐朽,公民對強權那永不妥協的戰爭。

失去民心是2014選舉的總結

呂孝佛(自由作家)

從台灣頭到台灣尾,再從北部到中南部,國民黨幾乎是輸到脫褲(僅留人口少數的縣市),呈海嘯型的崩坍!即便是花蓮,也是無黨籍;過去的北北基桃中的「黨國二世」榮景不再,而權貴(官三代)的連勝文和吳志揚均出師不利,連國民黨的「儲君」朱立倫,都陷於空前的苦戰,有人歸諸權貴形象或貪腐紛擾(桃園有葉世文大弊案和航空城政商疑雲,新北市則有頂新魏家的三重新燕土地疑案),或因中央政績不彰等。但最根本的因素:就是失去民心!

此均有歷史可稽。像當年國共內戰的「徐蚌會戰」,國民黨就「輸在政治氣氛」,窮人要出頭天,國民黨則代表統治與富人階級,即便兵強馬壯(最新美式裝備)但仍抵擋不過人民暗地支持共產黨軍隊,這是關鍵。

曾任中共文化部長的王蒙,在去年十月於台灣出版的《不革命行嗎?》一書中,就批:「我認為蔣介石沒有一批真正的志同道合的『同志』,在他的國民黨裡堆積著太多的庸人、寄生蟲、鼠目寸光與無用無能之輩。早在他們狼狽逃竄之前,他們在政治上、精神上、信心上已經垮定了。在共產黨強大的輿論攻勢面前,國民黨差不多是失語狀態,他們沒有口號、沒有綱領、沒有說法、沒有旗幟,更沒有自己的歌曲,他們只有腐敗、自私、講情面、互相糊弄、混日子與低水準的暴力手段。」此就是失去民心的慘痛歷史教訓!

至今國民黨的上上下下無一人痛切反省,只會比爛,動輒以前朝卸責,毫無民主人權、改革理念及公平正義、透明化的作為,猶營營苟苟爭權奪利,並迷信金錢(黨產)和權力,還能使人民長期屈從容忍嗎?

在1948年11月4日,南京《中央日報》就發表殷海光教授執筆的社論《趕快收拾人心》說,「國家在這樣風雨飄搖之秋,老百姓在這樣痛苦的時分,安慰在哪裡呢?希望又在哪裡呢?享有特權的人享有特權如故,人民莫可奈何。靠著私人政治關係發橫財的豪門之輩,不是逍遙海外,即是特權豪強如故。」

經當時影響最大的民間報紙《大公報》轉載,傳誦甚廣,引起許多人的共鳴。其實,王蒙在他的書中,還提到1949年共產黨何以擊潰國民黨的七大「定理」,包括「燎原定理」、「霉頭定理」、「人心、實力互變定理」、「旁觀角色與角色的可塑性定理」、「量變質變定理」、「理想主義幫助革命定理」及「批判者調門高過執政者定理」等,拿來對照台灣2014的選戰,頗若合符節,令人拍案驚奇!

王蒙說得好:「勝利者如有天助,越是勝利越會延伸與擴張其聲勢,攻陷幾個據點會變成長驅直入,敵方的一人起義會帶動一千人一萬人投誠」,類此的幾個浪頭便足以掀起海嘯,形成所謂的「霉頭定理」(或曰兵敗如山倒)。

再以「人心、實力互變定理」(或人心驟變定理)來看,例如1947、48年,國共戰爭進入轉折點,共軍實力已不遜國民黨軍,反過來又爭奪了民心。實力一旦進入佔優勢的民心,就攻守易幟。對照台灣2000年政黨輪替,即是民心向背;而民進黨因執政悖離民心,2008年旋由國民黨贏取政權。然六年下來,馬政府無能失信頻頻,各種貪腐及弊案連連,復以政府要員官僚成風,「爺們」的怠惰高傲心態,豈非歷史重演?

諸此種切,不斷地催化了民心思變,民怨四起,像苗栗大埔土地弊案、「白衫軍」、「太陽花學運」、公民團體、網路的勃興,在在都是事實!今天「藍天」不再,正印證了「天下沒有什麼不可能的事,也沒有什麼事不能改變」,況且民心如水,起伏不定;任何政客、政黨皆須慎謀遠慮,戰戰兢兢任事,以落實民生福祉,否則下一次,就輪到了!

2014的選舉總結應是:國民黨失去民心的寫照!如不能徹底改革反省檢討,以脫胎換骨,2016根本就沒了,甚至在台灣民主歷史消失,可不慎乎!

11/28/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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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en Chen 懷想錄: 「重要的不是我們曾經活著,人生的重要性,取決於我們在別人的生活引發了什麼改變。」“What coun...: “What counts in life is not the mere fact that we have lived. It is what difference we have made to the lives of others that will determine ...

柯文哲勇闖政治叢林

親愛的爸媽,請為我投票吧

張智程

親愛的爸媽,這幾年我漸漸地發現,身邊的朋友在完成學業後,回到台灣工作的越來越少了,「想回台灣」,總是每一次我們這些海外留學生們聚會中共同的話題,但是每當談起這個話題,卻也換來眾人深沉的沉默與嘆息的結局。

「台灣,是回不去了」
「的確,放眼同輩,沒有出國的除非當了公務員之外,都過得很不好。」
「每次回去,都覺得台灣一點點的在消失,成為不是台灣的樣子...」

即便在國外生活久了,也日漸習慣了國外的生活方式,除了夜深人靜時偶爾想起某首國中時期唱紅大街小巷的初戀歌曲、或者是巷子口小吃攤陽春麵肉燥飄著的鄉愁,會躲在棉被裡偷偷掉幾滴眼淚之外,留在國外完成學業、然後找工作發展事實上並沒有什麼不好,最重要的,是可以領取一份自己認為「應得的額度的薪水」,一份相對可以負擔現在的食衣住行、擁有最起碼的生活品質、乃至未來有尊嚴地面對疾病、乃至生老病死時所必須的花費時的所得,而這些,卻是那些還在台灣奮鬥的、與我們同世代的青年們根本難以奢望的。

因為,在離開的這幾年,曾幾何時台灣已經在一群結合復辟的獨裁者與對岸中國的紅色資本聯手炒作惡錢的權貴遊戲下,成為世界上薪資負成長最為嚴重而房價卻最急速暴漲的國家,年輕人不但已經完全喪失了靠自己雙手白手起家的希望,更多的他們活在連最基本的人性尊嚴都無法滿足的低劣薪資與居住環境中。

更令我悲痛的是,過去我們成長過程中是為理所當然的自由、民主與尊嚴的核心價值,這幾年卻赤裸裸的加速淪喪:這群充滿著仇恨與貪婪的既得利益者,挾持著行政、立法與司法三權,貪婪的決定制度只保護他們自己與親近的利益、甚至加速整個國家的資源往他們自己的身上加速集中;他們的政策根本不在乎為台灣創造新的產業、薪資成長與工作機會,他們只是一再為了少數資本權貴集團的利益加速出賣這塊土地所僅有的價值;他們為了達成自己的目的,甚至開始不惜犧牲民主、法治、人權,剝奪少數弱者賴以維生的財產、土地與家園,讓這塊土地遍地烽火、成為跟今天對岸的中國一樣野蠻的地方......這些每天都在發生的事,是任誰也都一目了然的。

我們這一代走出國外發展的年輕人,或許有能力可以成為全球化人,在全球化時代依靠自己的所學專業、語言專長以及適應能力,得以在世界上那些先進的國家選擇長久定居。而台灣,除了出生成長的記憶,其實她的未來往何處去、或如何沉淪,坦白說起來,都跟自己的關係漸漸減少了。

然而,親愛的爸媽,為什麼我們這個世代,不論在台灣或是海外,都會如此焦慮這個國家的走向?都會選擇願意為了這塊土地奮不顧身?

你們曾經對我在318學運時拋下博士班繁重課業、專程飛回台灣卻直接衝進立法院感到不能諒解,你們擔心我是否被特定政治陣營的政客所煽動,你們希望我一切應以課業為優先,你們不能理解為什麼我們要用如此激烈的手段去發聲與反抗,甚至我們還說出了那個自你們出生成長以來,就被國民黨獨裁統治者認定為萬惡之毒的「台灣獨立」的禁忌主張,你們是否願意坐下來聽聽我們這一代是如何想、如何看待的?

親愛的爸媽,對我們而言,反抗,不過就是因為我們出生成長於這塊土地、對這塊土地有著最深沉的愛與認同。台灣,是當我們走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都必須背在身上的、永遠的標誌,而當我們想珍惜出生成長的土地家園、也想珍惜出生成長以來就擁有的、代代台灣人用血淚與雙手爭取而來的自由民主生活方式,我們不過就是想守護她,也守護生命中最愛的家人、最愛的家園、與最迷戀的生活記憶。

反抗,並不是你們一直被統治者教育所必須擔憂的激進、危險或改變的行動,相對的,我們之所以行動所追求的,才是為了守護台灣的安定、與守護我們共同珍惜的生活。

而我也深深的知道,即便年輕人已經奮力一搏,但真正能夠帶來最直接改變的,仍然是透過現有的民主制度,在選舉中決定這個國家的未來走向哪一種價值。不管台灣將繼續是讓那群人進一步把持,淪為少數兩岸政商資本權貴的掌中玩物,還是有機會擁有公平與正義的制度分配、與永續發展的產業,讓代代認同台灣、珍惜台灣的台灣人得以永久安居樂業的寶貝家園,都必須取決於擁有決定權的主權國家公民投下手中的那一票。

親愛的爸媽,無論如何,在您們終將一步步的走向終老之際,我們仍然想回到這個永遠與我們有著最深刻連結的故鄉台灣,因為能夠伴隨著自己的父母晚年終老、能夠在這塊令人最深沉眷戀的土地上談戀愛、成家,能夠讓自己的下一代子女也擁有與自己一樣的生活經驗、價值觀、乃至希望他們也能對於台灣這塊土地有著無可取代的認同...這些事情,無論如何將會是我們未來在任何地方面臨選擇出路、落腳的抉擇時,都絕對無法割捨而必須追求的核心價值!

走筆至此,窗外天空漸漸翻成了魚肚般的白,故鄉台灣的早晨,必定已是充滿菜市場熱情的交談與叫賣、人聲鼎沸,然後伴隨著早餐店裡忙碌的煎炒盤上、蛋餅與蘿蔔糕冒著的濃濃香氣,馬路上好多父母親騎著機車載孩子去上學...

啊!台灣,妳的畫面和味道,猶原是如斯可愛的鄉愁。

親愛的爸媽,這一次我沒有辦法回家,請為我投票吧。請您們在蓋下戳印前能夠再為兒女好好考慮,投給能守護台灣主權、守護台灣的自由民主與生活方式、企圖改變早已崩潰的制度的政黨或候選人;為我投下一張讓我們年輕人終究能夠回國為台灣貢獻、回到台灣陪伴你們生活的選票吧。

永遠最愛您們的兒子 敬上 2014.11.27
寫於京都北白川的清晨

網路已徹底解構這場選舉

孔令信

不管是「你有多久沒聽你的孩子說話?」還是「台北明天過後」,選後的未來會是怎樣?應該都是大家在投票之前想要知道的。但是在11/29最後一票開出來之前,還是有很多的爭議、論辯而攻訐一直在攪動著全國人民的心緒。顯然這次選舉在氛圍上是不安之上再加了更多的不確定性。

事實上從318學運之後,政府團隊就無法再追上網路新生代的腳步,學運觸發媒體革命,也讓傳統媒體加足腳步尋求轉型,網路上的議題早就是主導這次選戰的風向球,以往這是主流媒體最重要的影響所在,如今,在強大的社群媒體連結中,分眾意見紛出,它們時而重疊、時而分散、時而各行其是、各言其非,但是只要是網民所關心的任何大小議題,馬上就有回應或批評,這同樣是主流媒體所難開放出來的「話語權」,卻在網路上大行其道。大眾事實上是被裂解開來,分眾影響力日益抬頭,不少主流媒體被迫改絃更張也要向網路蒐集議題與報導線索,這在以往是根本不可能發生的事,但是,革命已在網上發動起來,並傳揚開來了!

這次選戰,大數據成為最佳工具,往昔圖庫、文檔紛紛被媒體拿來整理再製,用「策展」的概念整合,形成九合一大選圖表新聞的重頭戲,讓選民隨點隨看,想看哪一個星座最喜歡參選?那個行業的人最喜歡參選……,一應俱全,這個在以往是要到媒體的剪報室或資料庫翻了半天才可能找到,如今隨時都可以拿出來,做為討論話題、決定投票依據。

當然,從各個議題的參與討論或按讚人數,你已經見識到這位候選人受到民眾歡迎/吐槽的程度。根本無需用採樣、電訪再做數據分析,你已經在音頻、熱點上看出民意熱度。

當然大數據絕非萬能的,也絕非流行一下子就會退潮,它是一種巨量、多樣、即時(快速)與價值的創造,它可以提供決策參考,也能洞悉消費者心情與購買意願,更重要的是它開啟了全民參與的契機,在分眾時代,個人化與分眾化的意見、想法可以說是千奇百怪都有,在相互尊重之下,勢必難達成所有人的心願,但是政治既是管理眾人之事,所有的人都是意見,所有意見都該尊重,如何才能讓政策更可行與更有效率呢?顯然這才是未來管理城市、國家的領導者最應該具備的條件之一吧!

換言之,面向未來無論是以理性現實來衡量或是以感性溫馨做訴求,都只能點到台灣政治上的一環,無法掌握全貌,過去我們太多的政策是卡在藍綠對抗,如今解構藍綠最好的機會正在線上,領導台灣六都或者各個縣市鎮的發展,不該只是局限在傳統藍綠版圖上,而是應該放眼更大的VIEW,讓你的生活圈內的民眾享受即時、多元與有價值的新生活環境與發展條件,這樣的台灣才是新的台灣。
大眾既已裂解,中間市場相對崩裂,藍綠還要繼續無聊下去嗎?分眾的經營與特色的創新才是最新的選戰與台灣發展方向,各位候選人,你們有這樣的能力來領導台灣嗎?

柯文哲現象

柯文哲參選台北市長,不插旗,不做廣告,沒有宣傳單,公布競選經費,又宣布停止募款,不打悲情牌,不打藍綠對抗,不搞大型造勢晚會。他在許多方面開風氣之先,改變了台灣的選舉文化。

今年二月十六日柯文哲在台大醫院值大夜班,次日(十七日)清晨八點,他脫下白袍掛在牆上,走出台大醫院,走出三十年的醫師生涯,決心投入台北市長選舉。

開始時,他常講錯話,很白目,被人形容為怪醫,但是不到半年,他一路領先連勝文,連陣營一路追打,雙方差距越來越大。前幾天超級周末,柯文哲發動愛與擁抱的嘉年華會,柯文哲一家人站在台上,臉上充滿光彩和信心,而連勝文卻在台上訴說委屈,繼續打悲情牌,在台上哭成一團,雙方形成強烈對比。

柯文哲一開始,就被人低估了,他是內向的人,不喜歡熱鬧,但他在加護病房三十年,每天面對生死,搶救各種病人,有一套自己的人生哲學和價值觀,他五十四歲才決心跳出來從政,他帶著信念進來,不是一開始就在政治的大染缸,這是他與其他政治人物最不同的地方之一。

在加護病房工作有幾個特色,第一,不可能說文言文,有話直說,命令明確,不多不少。第二,講究誠實,三班在輪,一班接一班,就算事情搞砸也要交代下一班。第三,依賴分工合作和溝通協調,開刀要會診,先開後開,需要審慎協調。第四,當機立斷,不容遲疑。第五,一切按照SOP建立流程表,按表操課。柯文哲三十五歲當主管,在加護病房外科主任十七年,抗壓性特別強,他是特殊材料做成的。

天天面對生死問題,柯文哲平常自己吃素,常看金剛經,「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做如是觀」;「無所往而生其心」,他出口成章,「阿彌陀佛」,脫口而出並不是作秀。

他在接受《財訊》曾嬿卿訪問時說,最理想的政治人物是武僧,像武田信玄,不要穿西裝,不要阿曼尼,每天襯衫加夾克,用雷諾原子筆,不要萬寶龍,他希望一輩子不用車,騎腳踏車上下班,降低物質慾望,讓自己不腐化,就是「武僧」。不插旗,不做廣告,沒有宣傳單,公布競選經費,又宣布停止募款,夠用就好,堅持不入黨,不打悲情牌,不打藍綠對抗,不搞大型造勢晚會。「海選」幹部,一半團隊從馬路上撿來的,另一半完全沒有經驗,不同派系一起運作,他在許多方面開風氣之先,改變了台灣的選舉文化。

事實上,他很少談政見,他談價值和願景,每一條政見都要看有沒有違反價值。在這場選舉中,實際上,他自己是總幹事,他為選戰定調定性,他要做自己,打一場不一樣的選舉,他要改變選舉文化,他要超越藍綠,打破對立。這些都需要實踐才能證明,許多人期待柯P上來可以帶動政治改造,可惜,他這次選的是市長,不是總統。

可以確定的是,若柯文哲當選,一定是他自己當市長,但連勝文有太多伯伯叔叔,假若當選,誰也不確定誰在當市長。他們二人的檔次差距太大,這是一次不對等的競選,這是蘋果與草莓的選擇。

柯文哲帶來一陣旋風,對二黨政治文化,帶來很大衝擊,如何解讀柯文哲現象,將是投票後次日,最熱門的話題。







《壹觀點》柯文哲現象

重開機之路

戰後世代的老人類相信,政治是一場又一場的選舉,贏者全拿。年輕新人類卻相信、這種贏者全拿的選舉文化,不管誰贏了,最後都將會是社會全輸。因為他們此刻就面臨一個大部分的台灣人,特別是年輕世代,即將全輸的社會。幾次政黨輪替後,年輕世代早已看穿了任何執政者終將向有錢有勢的團體低頭,進而勾結成為共犯結構,勤奮工作、繳稅守法的小老百姓們全成了無辜的受害者。
參選台北巿長的無黨籍候選人柯文哲承認,在「太陽花運動」前,他的民調只是些微領先對手,但是「太陽花運動」後,不管對手如何抹黑,他始終以百分之十的幅度領先對手,最近社會不安氣氛一再擴大,民調更有拉大趨勢。因為年輕世代喜歡柯文哲擁有和戰後世代很不一樣的人格特質,實話直說,少了為勝選而改變的世故。

顛覆戰後世代思維

在一個輕鬆的場合,我提出幾個還算尖銳的問題給曾經是我在陽明醫學院教過的學生柯文哲,他的回答非常具備他一貫的「年輕風格」,對現存的和稀泥政治文化深具啟發意義。他曾經答應許多公民團體,要打一場不一樣的選戰,要讓包括選舉經費在內的資訊全部透明化,這樣也不必擔心所謂的樁角胡思亂想。這想法完全顛覆戰後世代深信不疑的傳統選戰思維。
我又問他說,原本一些有理想的政治人物都得在利益交換的前題下做出妥協,然後在夾縫中完成一些理想。因為他們也得接受政治的本質便是一種妥協和利益交換。柯文哲回答說,他認為的政治正好相反。他說政治是找回良心,實現理想就是大目標,這才是本質。妥協和交換是非常不得已的,除非是實現理想的致命的障礙,他才會考慮一點點的妥協。
他心中最理想的政治人物是陳定南,因為他建立了一種清楚的制度,讓所有替政府做事的商人知道不必賄賂官員,利潤不高但非常清楚。
這想法堅定而簡單,排除利益的勾結和賄賂。

從各種跡象顯示,年輕世代逐漸覺醒,對未來的期待一步步透過各種公民運動付諸實踐和行動。

無黨籍台北市長候選人柯文哲堅持在選前和選後都不加入民進黨,這種堅持,在藍綠對決的態勢中本來是不可能的任務,不過,他竟然辦到了。於是我丟出了一個極敏感的問題,問他對台灣第三勢力崛起的可能性做些分析,更追問,這股勢力會不會淘汰兩大黨中的其中一個黨?

他很誠實的說,他現在少了政黨的奧援,一路走來非常辛苦。如果他贏了,是奇蹟,但是奇蹟不可能經常發生。他判斷未來還是兩大黨的政治現實,只是這所謂的兩大黨的宗旨和目標,會隨民意和現實調整,跟不上時代的觀念會被淘汰,所以雖然還是兩大黨,但已經和原來的體質不相同。第三勢力如果能成功崛起,影響面擴大,能改變的應該就是兩大黨的基本信仰和體質,對整體社會是件好事。

承認自己「貢高我慢」

他說他在完成了大甲媽祖繞境後,漸漸改變自己已經知道的缺點,也更明白「放下」的道理。他用四個字來解釋自己最大的缺點便是佛家語「貢高我慢」。勇敢承認自己的缺點是覺醒的第一步,柯文哲終於相信世界何其遼闊,每個人都有不同領域的智慧,所以集眾人的智慧一定超過一個人的智慧,也成了他未來如果有機會執政的大原則。

戰後世代的人歷經一黨獨大到政黨輪替,也經過總統由國大代表起立鼓掌通過到直接民選。他們經歷過數不清的選舉,從激情到幻滅,可是他們始終相信選舉是人民參政的唯一機會,所以當年民進黨主席的許信良寫過一本書叫做「選舉萬歲」的書。像這樣在威權體制下用操作選戰的方式奪權後,原本打著清廉和改革的反對黨也學會了原來執政者的那套政治運作,終於形成了現在比爛的藍綠對決政治,一次又次逼迫人民含淚投票,或是放棄投票。這也是造成年輕世代對政治冷漠的原因。

最值得深思的現象便是:屬於戰後世代的柯文哲在民調中呈現越年輕的族群對他的支持度越高,而年輕世代的對手,竟然要靠戰後世代的老人類的支持民調才不致於太難看。這說明了這次的選舉正是一場世代正義的戰爭,而政治素人柯文哲的出現,正是一個正在進化的社會的產物,也預告了一個新的時代即將來臨。

小野《青出於藍》

台灣,明天過後

台灣,明天過後會如何?十一月二十九日「九合一大選」,是台灣的「期中選舉」,也是「價值觀」的選擇。

「會為你帶來麻煩的不是你未知的事實,而是被你信奉不疑的錯誤事實。」馬克吐溫的名言,說明多數人「不願面對的真相」。這些年來,台灣人民被政治綁架,被藍綠制約,政策的優劣、候選人的好壞,最終都不是考量的裁決。選戰到了最後階段,「搶救」、「告急」與「負面攻擊」佔盡了版面,用「悲情」、「恐嚇」的激情訴求無非是要讓選民再一次的「含淚」、「含血」、「含恨」投票。投票時只要「藍綠口哨一吹,選民自動歸隊。」

這些年來,每逢選舉就告訴我們要「拚經濟」,我們真的很疑惑:「拚的到底是誰的經濟?」著有《二十一紀資本論》的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聽到台灣的薪資水平時「嚇了一大跳」:「對比於GDP,台灣的薪水低到不成比例。」他說:「我不曉得這些GDP到哪去了?但我確定它肯定去了某些地方。」GDP到哪裡去了?拚經濟拚到哪裡了?政黨和財團形成的金權政治,必然忽視基層和弱勢的心聲。

美國選舉常因「憤怒的中間選民」(angry middle)造成「板塊移動」(Party realignment),因而改變政局。台灣也可能因為以終結「金權政治」、「權力世襲」這些強而有力的號召而改變。「巢運」、「太陽花學運」不是偶然,和「佔領華爾街」運動一樣,都是百姓用和平非暴力的方式對政府無力解決貧富、社會資源極度不均、反對資本財團垂簾聽政表達強烈的不滿!儘管在財富和權勢的天平,我們永遠是最弱勢的九十九%,但是我們期許自己追求公理正義的美好價值是一%的先鋒!

台灣,明天過後,太陽依然升起,人民生活如常。政黨的興衰、候選人的輸贏都非人民在意,我們在意的是一個價值,一個只要認真努力,就有機會成功,窮人也有出頭天的機會。不是有錢有權才能成為人生勝利組,年輕人看的到希望,社會才會有未來!



張肇烜(醫師)


陳佩琪:從亞斯伯格,我學會欣賞



最近人妻的眼淚很夯, 其實我相信每個人提及過往, 總會有一些事, 讓你悲從中來, 眼淚在框中打滾…

選舉前的槍聲,是台灣永遠的痛, 不論發生在任何陣營皆是如此。 個人認為反覆性地提及這些傷痛, 選前過於悲情的訴求, 無助個人走出陰影,也無助台灣選風的改進…

昨天無意中撇見最近幫親子雜誌錄的一段專訪, 發現自己憶及過往時, 眼淚還是不自覺的掉下來… 我把這段PO上網與粉絲分享,但聲明自己的眼淚與情緒, 無關選戰,只希望大家從中了解一些亞斯伯格症的人格特質,以後我們周遭遇到這些人, 大家一起了解他們、關心他們…

⋯⋯
(利用FB與粉絲分享, 無須花大錢, 在此謝謝雜誌的用心拍攝, 當天除花一些時間打理自己的門面外, 我可是沒花一毛錢的。)

孩子 容我們加入你們的行列

彭康寧

在返回台北的高速公路上你媽媽來電說:「你被上手銬關押在看守所」,我飛車回台北,剛進家門,你的主管正巧來電要我們放心,當時我實不知發生了什麼事。及至今日似乎一切已塵埃落定。

基於這點,我想向你敘述發生在來台祖第四代彭殿華身上之事,他也曾被關了一天。

約在百多年以前,台灣割讓予日本,地方仕紳因要受異族統治而悲憤莫名,彼時之台灣,一整年整個島上努力生產外銷賺取外匯的茶葉、香茅油、米、糖之所得,換回的都是鴉片,祖先彭殿華乃協同板橋林家的林維源先生,各出資一半,於今日的芎林,設置幫助台灣同胞免費勒戒鴉片的勒戒所,然而此舉觸怒了欲專賣鴉片的日本政府,遂被勒令停辦。

停辦之後,就改為供奉提倡文以載道之先賢韓愈之廟,一時之間香火鼎盛,由北至南的客家庄都來分香,分香的行動由飛鳳山、獅頭山、東勢直至高雄六堆,這個令客家人串成一氣的現象,引起日本政府的疑忌,擔心客家人再次起義。(之前,日本政府接收客家地區時,大小戰役計卅七次,而我們彭家的防線,在竹東沿台三線至南庄,打輸之後,槍、馬都被沒收)遂將彭殿華上銬收押,並抓來一名抗日義士,於我們祭祖之老家的四合院中,當著整個家族人面前斬首,以示威嚇。

最後,祖先乃敦請龍潭飽學之士鄧兆熊先生長期駐於此處教授漢文,而鄧兆熊先生的一個孩子在此地成長,就是作曲《望春風》、《雨夜花》的鄧雨賢先生。芎林該地從此成為新竹地區子弟傑出和取得國內外博士學位密度最高的地方,該廟即是位在老街上的文林閣,已經改建,現在去已看不到彼時相關之人如彭殿華、林維源等諸出錢出力的先賢的刻石立碑。

自古以來立足台灣的有志之士,恆不免都須面對曲折崎嶇之勢,及籠罩、遮障、羅織之毒 。此回你們年輕人跟隨柯醫師楬櫫的心存善念、藍綠互重與公平正義,正是你們這一代孩子的價值信念所在。

與此同時,我要告訴你的另一件事是:在課本上你們所讀到的黃花崗革命烈士,其中的大半犧牲者是廣東的海陸豐人,也正是我們這個客家家族的原鄉,正因為與革命早期的連結極深,犧牲太多,所以,今日群居於竹東、新埔、北埔、關西、龍潭、新屋、寶山、峨嵋的客家人才極其低調,不談政治,以避免引起下一代血氣正盛之子弟去衝撞不公不義之事,而橫遭陰毒的待遇,在今日中國及我們家祭祖時,族人間仍流傳一句話:「天上的雷公,地上的海陸豐」,所形容的正是海陸豐人的慓悍、正義及不畏強權。

今日,若是漢文化必須翻至公平正義之一頁,則你們卅歲的這一代,自應當仁不讓。我這一代四十年次走過兩蔣、李扁馬時代的人,我們最大的交集就是「孩子」:你們卅歲的這一代。有一點,我們絕對堅持:

下一代孩子的幸福——也就是你們這一代以及以後的子子孫孫們,都永不應承受任何他人加諸的屈辱、掠奪和撕裂,而這個下一代不論來自那裡:閩南、客家、外省、原住民,只要立足台灣,都是兄弟姊妹,都應相互寶愛、傾聽、支持和相互讚賞。

我知道,這是你們這一代的心聲,在近兩年所發生的事,如洪仲丘案與太陽花學運,老一輩的我們,看到了、也學到了,所以請容我們加入你們的行列。

(作者為建築設計師,彭盛韶的父親)

Allen Chen 懷想錄: 「別等特別的時機做好的行為,利用一般的情境。」“Do not wait for extraordin...

Allen Chen 懷想錄: 「別等特別的時機做好的行為,利用一般的情境。」“Do not wait for extraordin...: “Do not wait for extraordinary circumstances to do good action; try to use ordinary situations.” – Jean Paul, Writer 「別等特別的時機做好的行為,利用一般的情境。」...

「老天給只有給你一點瘋狂,你不能失去它。」(You're only given one little spark of madness. You mustn't lose it)羅賓威廉斯解釋他的喜劇風格。

「老天給只有給你一點瘋狂,你不能失去它。」(You're only given one little spark of madness. You mustn't lose it)
羅賓威廉斯解釋他的喜劇風格。

連家如果不是權貴,台灣再也沒有人是權貴,台灣人沒有「欠連家什麼」,一般老百姓都在「犧牲享受」,連家卻是在「享受犧牲」,或許因為連家不習慣,這才會叫苦連天。連氏父子為了選舉,怪東怪西、充滿怨懟,但事實上,台灣人民並沒有欠連家什麼,反倒是連家應該好好想想,你們欠人民什麼?

國民黨台北市長候選人連勝文民調支持度始終落後給柯文哲,其父親連戰在幫兒子助陣拉票時,對外界批評連家是「權貴」充滿抱怨之氣,同時認為是受到中央執政績效不佳、民進黨推動「去中國化」等因素拖累了連勝文的選情;資深媒體人黃光芹認為,連家如果不是權貴,台灣再也沒有人是權貴,台灣人沒有「欠連家什麼」,一般老百姓都在「犧牲享受」,連家卻是在「享受犧牲」,或許因為連家不習慣,這才會叫苦連天。

黃光芹指出,連氏父子為了選舉,怪東怪西、充滿怨懟,但事實上,台灣人民並沒有欠連家什麼,反倒是連家應該好好想想,你們欠人民什麼?

在私領域部分,連勝文罹癌、中槍,雖值得同情,但他可以求助中南海的御醫,或是在台灣享受元首級的醫療特權,如果真要說「可憐」,恐怕是吃了頂新黑心油的癌民,或那位遭流彈波及而意外身亡的黃先生更為可憐。

談到公領域部分,連戰先生催生健保確實是功德一件,但連家也必須面對自連震東以降,連家聚財手法是否正當?結合兩岸政商金權致富是否正義?況且,將農技輸往大陸,對台灣農民又有何交代?

黃光芹表示,連戰先生屢敗屢戰,台灣人民不是没有給機會;而首都台北市長理應一步一腳印取得,哪有像連先生過去「官自天上來,理當保送再直升」的道理?連家如果不是權貴,台灣再也沒有人是權貴!黃光芹並以自身與連惠心相比較,自己做了七次試管,還是留下遺憾;但連惠心到海外,拿出近千萬元,做了三個。好事不會永遠出現在平民之家,這是必然。

黃光芹強調,沒有人逼連勝文參選,沒有人強迫蔡依珊做犧牲,一般的老百姓都在「犧牲享受」,但連家卻正在「享受犧牲」,或許不習慣,才會叫苦連天。不管結果是輸是贏,連家都應先「獲利了結」,否則,只取不給,欠債不還,還想巧取,根本就是天方夜譚。

「愛」比「恨」更能產生力量

連戰、郝柏村接連挑起「日本皇民後代」的族群問題,引發各方批評,台大哲學系教授林火旺認為,連勝文最欠缺的是年輕人的票,但年輕一代早已經沒有族群意識的觀念了,郝柏村的拉票方式及觀念,根本就沒有用,藍營應該要以「愛」去感動選民,才會產生更大的力量。

對於台北市長郝龍斌說尊重父親郝柏村那一代人的價值觀與歷史判斷,林火旺表示,郝龍斌對自己父親這樣說是合理的,畢竟他總不能罵自己的父親,但郝柏村講的這些東西是沒有用的,因為現在大家的觀念已經改變了,即使柯文哲的上一輩有問題,又與下一代有什麼關係?「歹竹也會出好筍」,何況出生在那個時代是無法選擇的,這就像連勝文自己所說,出生在什麼家庭是無法選擇的。

本身是台灣人的林火旺說,現在這一代已經沒有那種族群觀念了,他並以自己的兒子為例,雖然台語說得並不好,但如果有人問兒子「是台灣人或外省人?」,兒子根本就聽不懂對方是在問什麼?如今連勝文最欠缺的是年輕人的選票,但連戰、郝柏村以他們的想法所拉到的票,早就已經是支持連勝文了,還去拉那種票做什麼?因此根本就沒有用。

林火旺表示,自己長期是藍軍支持者,以之前多次參與過選舉的經驗,藍軍不大會用「恨」的方式,反而是綠軍因為有228事件的背景,比較常用「恨」去動員支持者,當意見不一樣時,就罵對方是「賣台」,民進黨就曾罵他是「新賣台集團」;林火旺強調,要產生力量有兩種方式,一種就是「恨」,另一種則是「愛」,藍軍應該要以「愛」去感動選民,才會產生更大的力量。

他不知道真正的問題是出在「正義」及「分配」上,連勝文同樣沒有抓到這一點,一天到晚說自己是經濟的代言人,卻不知道台灣社會絕大多數人的怨氣不是經濟發展關係,而是「分配不公」所造成的不滿。

台大哲學系教授林火旺表示,台北市長選戰,連勝文「在一開始就輸了」,原因是他太驕傲,原以為已經穩操勝算,聽不進別人的意見,又抓不到時代的脈動,成天以「經濟代言人」自居,卻不知道台灣社會絕大多數人的怨氣,並不是經濟發展關係,而是對於分配不公而產生不滿。

林火旺表示,台北市的這場選舉非常特別,在三月份時連勝文大概以為自己是「穩贏的」,而在台北市的選民架構下,他也確實有這樣的本錢,此外,連勝文在黨內初選能夠勝出,也代表他具有一定的實力;以前的連勝文是國民黨的「超級助選員」甚至在國民黨內比馬英九更具有高知名度,而且他講話很有親和力,所說的話也具有動員力量。

但林火旺也說,在這場選戰中,連戰文一開始就輸了,原因是他非常驕傲,在三月份時,很多人給他提了很多意見,但他可能以為「穩當選了」因此聽不進去,而他所用的人,「怕別人進去」,擔心更多其他人進去,好像是要「分他們的羹」一樣,而這場選戰最大轉變的關鍵就是年輕人,自己在學校教書就可以明顯看到,整個選情在三月學運出現翻轉,而連陣營的選戰打法,更完全不知道時代的脈動。

林火旺說,早在三月時就認為連勝文的罩門是「權貴」,但其實權貴不是問題,假設自己是權貴,一定當起「孟嘗君」,有錢不是沒有用,錢如果「用得對」,可以造福很多事情,台灣目前最嚴重問題其實不是經濟,馬英九喊了六年的拼經濟,大家對他印象依舊不好的原因,就是他不知道真正的問題是出在「正義」及「分配」上,連勝文同樣沒有抓到這一點,一天到晚說自己是經濟的代言人,卻不知道台灣社會絕大多數人的怨氣不是經濟發展關係,而是「分配不公」所造成的不滿。

勸勝文「知感恩,少尷尬」書

勝文老弟:

說你是「靠爸族」,你一定不高興。你媽說「別讓勝文不開心」,所以真不該這樣說你。可是社會上除了白癡,誰不知道以你的資質而卻有如此財富,還可以選市長,若非有此家世,其誰能夠?所以如果硬要否認「靠爸」說,你等於否定了你父母對你的恩惠,這又未免太無情了!

不過「靠爸」有時候也有負面影響,例如最近令尊為了你的選舉,心急胡言,把僅僅擔任過日治時代小學教員的柯爸爸當年被迫取日本姓名,就辱罵成「日本皇民」。這下可得罪不少人了,連你們的「國父」孫文也有日本名「中山樵」,你們「偉大領袖」蔣介石也取日本名「石岡一郎」,通通罵進去了。日前你去拜會的張榮發,在日治時代全家改日本名,成為「國語家庭」,張榮發改名叫「長島發男」。依令尊的邏輯,你也去拜會「日本皇民」了?這太尷尬了!

尷尬的事還多着!不過以下這事,可是你自己搞的,不能怪罪爸爸。你說,當選之後要把市府前面的路改為「經國路」。我聽了,晚上做了一個夢,夢見蔣經國魂歸兮來,在電視上痛罵你:「這好小子還好意思提我的名!我在世時一再堅持三不政策,告誡你們:『絕不和任何共產政權、集團來往;對大陸中共政權絕不妥協』(1972.9.29針對中日建交一事發表談話)『中華民國無論在任何情況下,絕不與共匪偽政權談判,絕不與共產主義妥協』(1978年五二○總統就職演說)『我們黨根據過去反共的經驗,採取不妥協、不接觸、不談判的立場,不惟基於血的教訓,是我們不變的政策,更是我們反制敵人最有力的武器。』(1979年元旦針對北京提出「三通、四流」的回應)。我一死,你們父子就跑去北京向中共輸誠表功,如此背叛我,還好意思奉我的名!」勝文老弟你說這不尷尬嗎?要和中國北京當局對等來往,也應該由認同台灣、代表台灣的本土政權去接觸、談判,建立兄弟之邦才對呀,怎麼是由你們這群過去發誓要「消滅共匪」,強迫台灣人民要「反攻大陸」的人出面呢?

有一事你可能不知,你不僅「靠爸」,而且應該說「靠祖」。你家有今日財富,關鍵其實在令祖父連震東,或者說在他一念之間。1948年台灣省通誌館成立,林獻堂受命擔任館長,想找令祖父連震東當副館長,但令祖父婉謝,他明告獻堂先生說,連家太窮,他希望去經營實業賺錢,不想擔任官職。(詳見林獻堂日記)這個心理是連家致富的關鍵。令祖父雖然說不想擔任公職,但不久卻在官場得意,且比區區通誌館副館長顯赫多多,對於家道發展也幫助多多。

所以勸你別否認父、祖給你的恩惠。做人若不知感恩,想當市長,人民不放心!



李筱峰

「命運」最有趣也最可恨之處,在於總是難以預測。

「命運」最有趣也最可恨之處,在於總是難以預測。
《年輕,不打安全牌》作者 許峰源

沒去投票很可能是錯的,去投票則通常是道德上正確行為。我已經給你為善理由,你就別再替自己找為惡的藉口。

周偉航

選舉到了。每次選舉總有近7成的公民會前往投票,剩下的3成,則可能因為各種理由而沒去投票。那到底投票在道德上是正確或錯誤的行動呢?

有種古老倫理學流派叫「利己主義」,他們認為「做有利自己的事情是道德上正確的」。依其理論,要不要投票全看個人爽度,所以「去投票是對的,不去投票也是對的」。
但這個流派也被罵翻,因他們認為自己最大,全天下都要配合自己,這顯然不是道德存在本意。但利己主義至少說對一點,就是我們通常會計算各種行為利弊得失再行動。如果把這種計算重點由「利己」改變為「利他」,會成為一種被稱為「效益主義」的流派。
效益主義者認為能替最大多數人帶來最大效益的行動,就是正確的。政治是種公共事務,投票產生的效益主要是利他的,是以「去投票」通常是正確的決定。

但有時投票的效益很低,可能是因為輸贏差太多,或是總票數太高,而「不差我這一票」,但放棄投票提早出門去玩,能避開車潮,又可促進地方觀光發展。不過,如果所有公民都如此設想,那就會產生反效果:大家都不去投,選舉投票率過低,會引起政治紛爭,而人人都出門玩,不但會大塞車,觀光區也會擠死人。
效益主義者沒辦法準確掌握會造成反效果門檻,所以有些改良版本的效益主義認為應參考過去投票狀況決定。這些狀況通常顯示投票能創造較大效益,反正投完還是能出去玩,那你就該先投票再出門。所以效益主義結論是,「就整體角度來看,去投票通常是對的,不投票通常是錯的」。
效益主義的主要對手是義務論者,但他們卻在投票議題上站在一起。某些義務論者認為,大家透過理性思考自己在公共事務上的權利義務,就會同意投票是種客觀的個人政治責任,那麼人人都應該排除萬難去投,甚至花幾萬塊搭飛機從國外回來投。

他們認為,正是因為會花很多錢,卻仍決定回來投票,這才能凸顯投票行動在道德上的偉大。所以義務論的結論是「投票一定是對的,不投票一定是錯的」。
第四派的德行論者重視人格,也很重視參與政治。他們認為每個人都有改善自身品格並進公共領域奉獻的責任,因這是達成共同善的重要方式。
所以你若是好人,就會去投票參與政治。如果是好人中的好人,更該出來競選。雖然我們可以因為其他更重要的道德事務而放棄某次的投票(如在醫院開刀救人),但整體來說,很少有事情比投票更重要、更嚴肅。所以在他們的眼中,「投票基本上是對的,不投票是錯的」。
4個特色鮮明流派,他們最大共通點是「投票是對的」。理由在於政治活動是社群生活真正核心,而投票是種最簡化的政治活動,也找不到有效理論可證成不投票是對的。
最近在課堂上,我會盡量找時間告知學生投票注意事項。或許因為並非所有大學生都滿20歲,因此有不少人愛聽不聽,只是低頭滑手機。
我注意到幾位沒投票權的學生,會抬頭瞄一下我畫在黑板上的選票樣式和投票動線說明,然後低頭裝做不在乎。你可以輕易看出他們的羨慕與無奈,因為這些人可能一生都不會有真正的投票權。
他們是陸生。他們的眼神更凸顯放棄投票的不道德。
沒去投票很可能是錯的,去投票則通常是道德上正確行為。我已經給你為善理由,你就別再替自己找為惡的藉口。

輔仁大學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柯文哲昨晚在忠孝東路定點掃街,接受媒體採訪完後,又發出「嗡嗡嗡、嗡嗡嗡」的聲音,終於讓現場媒體忍不住發問,「柯P,你為什麼那麼喜歡嗡嗡嗡這段啊?」只見柯文哲笑著回應:「啊後面那一句,就是大家一起去做工啊…」

柯文哲昨晚在忠孝東路定點掃街,接受媒體採訪完後,又發出「嗡嗡嗡、嗡嗡嗡」的聲音,終於讓現場媒體忍不住發問,「柯P,你為什麼那麼喜歡嗡嗡嗡這段啊?」只見柯文哲笑著回應:「啊後面那一句,就是大家一起去做工啊…」

11/27/2014

Academia Sinica




Academia Sinica




改變台灣從首都開始,台北7步走

柯文哲以「改變台灣從首都開始,台北7步走!」暢談台北市的願景。全天安排「北市7步走」行程,期盼改變台灣,從首都開始。他表示,距離投票只剩48小時,相對於對方陣營能花大錢買大量的電視與報紙廣告,他們不想花那麼多競選經費,所以籌劃兼具文化,及帶有歷史意義與新聞賣點的活動,並選台北最東、最北、最南、最西,及歷史起源萬華區、展望未來的101大樓,以及淡水河,希望做能歷史回顧,還有新聞賣點,可以供媒體報導。

柯文哲今天安排的七個行程包括是萬華區龍山寺(象徵北市歷史起點)、大同區蔣渭水公園(象徵文化源頭)、北投區關渡里,參訪關渡碼頭(台北最西)、北投區湖田里(台北最北)參訪竹子湖陽明海寓、南港區舊莊里(台北最東)參訪生技園區、文山區指南里(台北最南)參訪緣續緣景觀茶坊、信義區四四南村旁的景新公園(象徵邁向未來)。

柯文哲第一個點是在龍山寺,他也入內上香致意,他說,選戰僅剩48小時,該陣營設計兼具文化和歷史意義的7個定點催票,分別選了台北最北、南、東、西,還有歷史的起源萬華,台北新賣點101等等。面對國民黨台北市黨部近日買廣告播送,他強調對手不要買這麼多電視廣告一直抹黑,「沒有正面道德打選戰,當選也不會正面道德。」

之前你們都活在我們所曾經營造的環境中,但是,之後我們要活在你們所決定的未來。

選戰進入最後2天,各地選情緊繃,知名導演吳念真27日也在臉書上抒發對選情的想法,吳念真以自身為出發,自認已經老了,強調他這一代不是腦袋顏色凝固不化,就是臉上塗上顏色很難改,因此公開呼籲年輕人,不要管老一代,後天做出最明智的選擇,而且之後,老一代的大人們,要活在你們(指年輕人)所決定的未來。

導演吳念真今日打破從選戰之初,對選情的緘默,公開在臉書上呼籲年輕人出來投票,他感性的說:「我們都老了,不是腦袋裡的顏色已經凝固不化,就是臉上被塗上的顏色很難更改。」

他特別要年輕人「忽略我們(指上一代)的存在」,後天,請年輕朋友們做最明智的選擇。

吳念真強調,之前年輕人都活在我們這一代所曾經營造的環境中,但是,之後,我們(指老一代)要活在你們所決定的未來。

吳念真臉書全文:

我們都老了。

不是腦袋裡的顏色已經凝固不化,就是臉上被塗上的顏色很難更改。

所以,請忽略我們的存在。

後天,請年輕朋友們做最明智的選擇。

之前你們都活在我們所曾經營造的環境中,

但是,之後我們要活在你們所決定的未來。

美國第3季度經濟增長超出預期

紐約時報

7月至9月,美國的經濟產出增速都超出了政府的初步估算,進而促成了10多年來,美國經濟表現最強勁的六個月。

由於假日季將於本周開始,人們注意力的焦點都放在了即將到來的購物狂潮上,對第三季度經濟表現的關注似乎有了懷舊的意味。商務部(Commerce Department)周二發佈的修正後的GDP估值顯示,消費者已經加快了消費的步伐。GDP是衡量整個國家生產的商品和服務的最宏觀指標。
商務部把GDP的年增長估值從3.5%調整到了3.9%,這主要是因為在商業投資小幅增長的提振下,消費者支出的增長超出了預期。

「上調的修正幾乎完全是因為消費者支出的大幅增長,」北方信託公司(Northern Trust Company)首席經濟師卡爾·R·坦嫩鮑姆(Carl R. Tannenbaum)說。「在即將進入假日購物季之際,我覺得這非常令人鼓舞。」

美國的經濟復蘇已進入第六年。坦嫩鮑姆指出,儘管經濟復蘇乏力,但在過去的五個季度中,有四個季度的「經濟增長上升到了強勁得多的水平」。在本季度得出3.9%的GDP增幅估值之前,第二季度的GDP增幅為4.6%,此前,在今年前三個月,異常寒冷的冬季導致經濟產出下降了2.1%。

潘西恩宏觀經濟諮詢公司(Pantheon Macroeconomics)首席經濟學家伊恩·謝潑德森(Ian Shepherdson)同樣認為,「經濟增長趨勢已經進一步提升,」雖然他對第三季度GDP增速將繼續保持在將近4%的水平表示懷疑。

經濟學家一致認為,油價的不斷下跌讓美國人有了更多錢來購買其他東西,這是人們消費支出增長的原因之一。

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Conference Board)最新的消費者信心指標11月下降到88.7,10月份為94.1。考慮到以上與GDP有關的數據,這種下降更加反常。而包括拉斯姆森指數(Rasmussen index)在內的另外一些調查都顯示,消費者信心正不斷增長。

消費者支出數據受到密切關注,因為它佔據了經濟活動的70%,消費者支出的穩步增長是經濟向前發展的必要條件。

不過,對於經濟拐點影響最大的因素還是商業投資,包括庫存累積的增多或減少。第三季度美國非住宅投資增長了7.1%,而設備投資的增幅則達到10.7%。

「最令我感到鼓舞的是商業投資支出的增長,」凱萬基金(OppenheimerFunds)的首席經濟學家傑里·韋博曼(Jerry Webman)說,「這意味着企業信心正在增強,我們應該可以預計企業的招聘活動將會繼續。」

政府支出4.2%的增幅,證明不及政府最初的估計。

經濟增長已使失業率穩步下降。上月,官方公布的失業率為5.8%,同比下降1.4%。勞工部(Labor Department)的數據顯示,用人單位新增就業崗位連續九個月超過20萬。

而且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就業崗位的質量正在改善。亞特蘭大聯邦儲備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Atlanta)研究經濟學家、高級政策顧問朱莉·霍奇基斯(Julie Hotchkiss)上周公布的一份報告,反駁了許多新增崗位是兼職崗位的說法。

「自2010年10月以來,新增就業人口達820萬。其中780萬(95%)人的工作是全職工作,」她寫道。

但數以百萬計想工作的美國人,依然遠遠未能全部在就業市場找到工作。主要原因之一是工資水平停滯不前,勉強趕上了持續處於低位的通貨膨脹水平。

此外,房地產行業也遠低於歷史標準。調整後的GDP數據顯示,住宅投資增幅為2.7%。

與此同時,標準普爾(Standard & Poors)周二公布的20個主要城市的凱斯-希勒房價指數(Case-Shiller Home Price Index)顯示,進行過季節性調整後,該指數在9月的年增長率為4.8%,同今年早些時候兩位數的房價增幅相比,增速急劇放緩。

「房價的上漲總體上會持續放緩,」標普道瓊斯指數公司(S&P Dow Jones Indices)指數委員會主席戴維·M·布利策(David M. Blitzer)在一份聲明中說。「東北地區通報稱,自2013年12月以來首次出現負的月回報率。」

「唯一顯示出持續勢頭的,是以佛羅里達州為首的東南地區;亞特蘭大和夏洛特的房價上漲也頗為明顯,」他接著說。

紐約聯邦儲備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也在對家庭債務和信貸的研究中發現,新增和再抵押按揭貸款創2000年以來的最低水平,這主要是因為去年利率的上漲。

然而,美國經濟依然是全球經濟少有的幾個亮點之一。最近幾周,日本和歐洲的央行已採取行動,通過降低利率的方式助力疲軟的經濟。在美國,最新的GDP數據讓經濟學家又多了一個理由,相信美聯儲(Federal Reserve)將於明年開始採取反方向的行動。

周二的報告,是政府就季度經濟活動發佈的三項日益精確的標準中的第二項。正如坦嫩鮑姆所說,該報告可能會「將美聯儲考慮利率正常化的那一天提前」。

中國意外降息應對經濟放緩

紐約時報

香港—中國終於承認了在經濟增長方面存在問題——這是朝着全球經濟重回正軌邁出的一大步。

多個月來,北京一直沒有採取宏觀的刺激措施,釋放出它可以接受增長放緩的信號。然而,中國頻頻顯露的疲軟跡象,加上日本和歐洲的長期困境,已經引發了金融市場的焦慮。


如今,中國開始轉變在刺激措施上的立場,周五意外地宣布降息。此舉將提振中國萎靡不振的房地產市場和大型國有企業,並且有利於依賴中國經濟這些核心領域的國家。

中國的降息舉措與世界範圍內的決策機構強化刺激行動以支持增長的做法保持了一致。它們正在填補美聯儲(United States Federal Reserve)留下的空白:後者剛剛結束了為期六年的債券購買計劃。該計劃讓借貸成本保持在了較低水平,在全球範圍內鼓勵了消費。

由於歐洲經濟停滯不前,通脹仍然保持在危險的低水平,歐元區央行正在考慮一項類似的大規模購買政府債券的計劃,也就是俗稱的「量化寬鬆」政策。歐洲央行主席馬里奧·德拉吉(Mario Draghi)周五表示,他和同事將「採取必要行動」應對經濟問題。此番表態後,歐洲股市應聲上揚了3%。

由於政府的經濟復蘇計劃遇挫,日本央行上個月突然決定擴大債券購買計劃。本周,由於數據顯示日本經濟在第三季度陷入衰退,該計劃的緊迫性進一步加強。

由於美聯儲正在縮減美國的刺激規模,其他國家的協調行動「支持了明年的增長前景」,PNC金融服務集團的高級國際經濟分析師威廉·亞當(William Adams)說。「全球流動性仍然充足,2015年仍將如此。」

由於中國和世界其他地區不斷爆出糟糕的經濟數據,全球市場變得愈發動蕩,而中國的降息之舉有利於加以安撫。美國股市周五出現了小幅上漲。

「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以來,中國經濟一直是全球經濟的一個增長引擎,因此,任何阻止中國增長放緩的措施都是有好處的,」研究公司環球通視(IHS Global Insight)的金融經濟學主管保羅·安德斯坦(Paul Edelstein)說。中國的行動「給了投資者信心」。

儘管中國經濟顯示出疲弱跡象,決策者此前卻一直拒絕動用降息等宏觀措施來支持增長,而是採取了更有針對性的動作,比如為某些銀行和金融機構提供新的信用額度。他們還把關注點放到了一些具體的目標上,比如支持農業產業,以及建設補貼性住房。

不過,這些非常規措施似乎效果不大。借貸成本依然居高不下,新增貸款增長依然緩慢。

其他領域的承壓跡象也在增多。房地產價格持續下滑。本周公布的數據顯示,10月份,在70座規模最大的城市中,有67座的房價同比下降。外商投資多年來一直是經濟的助推器,目前卻在萎縮。作為主要的就業崗位來源和出口引擎,中國龐大的製造業正艱難地應對許多行業的產能過剩所引發的價格下跌。

今年截至目前,中國一直與自己提出的增長目標存在一定差距。第三季度國內生產總值增加了7.3%。儘管這樣的增速是許多國家所羨慕的,但以中國的標準來看,卻顯得頗為疲軟。這也是自2009年金融危機最嚴重的時候以來最慢的增長速度。許多經濟學家現在認為,中國政府為今年設定的7.5%的官方增長目標會落空。

本輪降息是2012年夏天以來的第一次,反映出中國領導人對經濟放緩的速度感到不安。

央行中國人民銀行將一年期存款基準利率下調0.25個百分點至2.75%,並將一年期貸款基準利率下調0.4個百分點至5.6%。該決策機構還表示,會在決定存款利率方面賦予中國的銀行更多空間,將它們的存款利率浮動區間上限由基準利率的1.1倍調整為1.2倍。

最直接的影響是,此次降息會讓中國大型國有企業的融資變得更為輕鬆——它們本就更易於從政府控制的銀行部門獲得貸款。此舉還將有助於緩解中國的債務壓力,因為企業會發現,還清債務或是為即將到期的貸款再融資的成本降低了。

「對GDP增長的影響會比較小,」凱投宏觀(Capital Economics)首席亞洲經濟師馬克·威廉姆斯(Mark Williams)在周五的研究報告中寫道。「主要影響會是改善大企業的財務狀況。」

然而,此舉並非沒有風險。低息貸款儘管幫助刺激了全球金融危機後的經濟大舉擴張,卻也導致企業和地方政府的債務水平急速膨脹。本輪降息及其推動的任何新增信貸,可能會進一步拉響債務水平不可持續的的警報。一波壞賬可能會醞釀出嚴重的經濟下行,或是另一場金融震蕩。

儘管出人意料地推出了這一動作,但中國的決策機構讓外界不要期待會出現力度更大的刺激。人民銀行周五強調,貨幣政策的方向不會發生根本性的改變。

「總體看,我國宏觀經濟仍保持中高速增長,物價漲幅回落,經濟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經濟增長正從要素、投資趨動轉向創新驅動,」中國央行在聲明中稱。「因此不需要對經濟採取強刺激措施,穩健貨幣政策取向不會改變。」

一些經濟學家和分析人士則持有不同觀點,稱此次降息增加了會出現更多刺激措施的可能性。澳新銀行(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Banking Corporation)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師劉利剛指出了一些問題領域,比如消費者物價指數的增幅近期跌至2%以下,以及借貸成本高企,尤其是對中小企業而言。

「進一步放寬政策的條件已經成熟,」劉利剛在周五的報告中寫道。「今天的降息表明,總體的政策取向已經轉向更支持經濟增長。」

哈佛物理學博士如何成為好萊塢製片人

哈佛物理學博士如何成為好萊塢製片人
傅才德
牛楠現年30歲,是加拿大公民。他14歲時離開中國,之前在著名的北京八中就讀——中國的央行行長周小川也來自該校。在伊利諾伊大學(University of Illinois)讀電氣工程本科專業的四年中,他在娛樂行業「如魚得水」,也就是說,找到了自己的職業方向。他成為了今年的百老匯劇目《人鼠之間》(Of Mice and Men)的製作人之一。
在這篇採訪中,牛楠談到了為什麼自己會在中國的資金和可能永遠不會在中國影院上映的美國片等國際電影之間牽線搭橋。採訪摘錄如下:
問:從納米技術到電影製作,中間的跨度很大。這個跨越是如何開始的呢?
答:我學納米技術,不過是因為家裡大多數都是生意人。我父親經商,生意做得比較成功。他們全都從事科技業。我大學快畢業、將要開始讀研究生的時候,對電影和娛樂行業有了一些了解,感覺是如魚得水。我從科技業學到的經營理念相當有用。這些技能可以運用在其他行業中。這幫助我做事的時候勇於創新,有益於打破某些範式,我認為這裡面蘊含著重要機會。
問:不過我猜,在全心追求電影業的職業生涯之前,你還在繼續攻讀學位,這一點會令你的家人高興吧?
答:家人一直很支持我。我在中國聯繫到的第一批投資者,其中一部分就是父母介紹我認識的。當然,我積極和他們保持了聯絡。我儘力與他們培養信任,就是這麼吸引到他們投資的。但父母對我幫助非常大。我還是會拿到學位,這讓他們很欣慰,亞裔父母就是這樣。我沒有輟學。我可以用課餘時間來做這些事情。兩方面同時進行,我也確實把它們都順利完成了。
問:可是《屠宰場》屬於那種無法在中國上映的電影吧?
答:最開始時,中國還真有人對這部電影的發行權感興趣。我想,不錯啊,或許真的可以想辦法做到,不過可能不是上院線。要在中國的影院上映,你必須經過廣電總局(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的審批才行。但在互聯網上發行,那是有可能的,《電鋸驚魂》(Saw)就是個例子。這部恐怖系列片非常成功,《屠宰場》的導演達倫·鮑斯曼(Darren Bousman)也執導了《電鋸驚魂》第二、三、四部。《電鋸驚魂》沒有在中國的影院上映,但大家都知道這個系列。存在一些不同的渠道,以後可以用起來。
影院每年的排期量是有限的。恐怖片目前在中國相當熱門。大家喜歡恐怖片。我認為有很大的需求。
問:你想把側重點放在哪種類型的項目上呢?
答:我更多地是從商業角度來看。我們首先會將重點放在恐怖驚悚片上,目標是國際市場和美國市場。我們也在考慮,長期來說,如何能在中國發行。目前的想法是把中國的資源,也就是資金引入到美國的項目中。我也在考慮製作浪漫喜劇和低成本科幻電影。
問:聽起來,你好像打算最終在中國上映一些影片。進軍中國電影業有多難?合拍片呢?你感覺走合拍片的路子怎麼樣?
答:進入中國市場絕對不容易,完全是因為監管太多了。製作合拍片有嚴格的規定。例如,故事要有相當大的部分和中國有關,可能還必須讓中國演員來扮演片中的一個主角。有時,你按照這些要求寫好一個劇本,安排好了情節,拍完了電影,但之後還得走另一個審批過程。那時候你的資源已經全部綁定在這部電影里了,你希望能收回投資,但是還得通過又一輪審批。這實際上為拍電影添加了很多不確定性。所以我覺得,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這條路可能不太好走。
問:中國一方面給拍電影設置了重重關卡,另一方面又想把自己的文化傳播到世界各地。這不是挺矛盾嗎?
答:的確如此。在中國,每個人都想向世界展示中國的家底,政府也不例外。因為中國真的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國家,有大量精彩故事。要拍一部電影,你不僅要有想法,還需要能實際操作。要有一個可以齊心協力、有效運作的團隊。在這些方面,中國還沒有真正發展成熟。
問:鑒於在中國拍片這麼難,那裡拍的電影會有穩定的票房吸引力嗎?還是說中國觀眾會去看萊塢大片呢?
答:當人們去影院看電影時,他們實際上把這看成去一個地方,獲得一種享受。他們想要去那裡體驗一些東西。出於這個原因,我認為好萊塢電影的表現非常出色,因為像浪漫喜劇之類,你不會真心想去電影院看。浪漫喜劇好是好,但和三維《變形金剛》(Transformers)沒得比,後者給你帶來特別大的衝擊感。
和中國電影相比,好萊塢大片可以吸引大量觀眾。不過,現在中國電影也表現不錯,可以看到,去年和前年有一些優秀的國產電影確實能夠吸引大量觀眾。
我認為,很多中國觀眾都是年輕女孩帶動的。她們拖着男朋友陪自己一起去看電影。這就是一些中國浪漫喜劇大賣的原因。這些片子的預算很低,通常票房都不錯,但我認為,一般來說,在中國非常、非常賣座的仍是好萊塢大片。

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是《紐約時報》記者。

日本經濟衰退,安倍經濟學失靈了嗎?

紐約時報

MARTIN FACKLER

東京—這是安倍經濟學的終結嗎?如果是,那它為什麼會失敗?

在日本,人們提出了這個問題。雖然大多數專家都說,他們認為日本經濟在反彈,但幾天前,政府的會計師們宣布,日本經濟已陷入嚴重衰退,令大家震驚。
經濟學家和政治專家們說,這個問題的答案,可能會拋出一個日本領導人以前遇到過的難題,讓他們在兩個相互衝突的政策——貨幣刺激政策,還是財政緊縮政策——之中做出選擇。而領導人之所以難以決斷,是因為圍繞一個問題的激烈辯論:在日本嚴重的經濟困境中,哪方面更加危險?貨幣刺激政策的支持者們認為,通貨緊縮的螺旋式下滑更加險惡,因為它導致了兩個「失去的十年」,期間經濟增長停滯,而財政鷹派人士擔心不斷膨脹的國家債務會摧毀日本的未來。
這也是兩股政治力量之間的拔河,其中一邊是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等人,他們支持用政府支出和激進的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增長,另一邊是強大的財政省(Ministry of Finance),要求在預算上嚴守規矩。
今年早些時候,為了試圖平衡這些互相衝突的意見,安倍晉三同意了上調銷售稅的計劃,儘管有人警告說,此舉可能會扼殺他苦心經營的脆弱的經濟復蘇。由於事實似乎證明了這些警告是正確的,安倍晉三變得更加聚焦於刺激政策了,他推遲了第二次調稅措施,並要求提前選舉,以便為他的增長戰略爭取支持。
但還有第三種觀點,認為平衡的預算和孤立的重大刺激舉措都不足以帶來持久的經濟復蘇。這種觀點的擁護者表示,真正需要推行的,是痛苦的市場開放改革,安倍晉三迄今未能在這方面採取行動。他們說,到目前為止,安倍經濟學所做的,只不過是給經濟短期充電。
「迄今為止,安倍經濟學只是在小打小鬧,」東京法政大學(Hosei University)的經濟政策專家小峰隆夫(Takao Komine)說。「它的成敗取決於安倍晉三是否可以推行長期的結構性改革。」
僅僅幾周前,人們還在交口稱讚安倍經濟學,認為它是發達國家中罕見的成功案例,因為許多發達國家似乎存在同樣的弊病:接近於零的增長率和被稱為通貨緊縮的惡性價格下滑。安倍晉三兩年前上任時,迫使央行向市場注入大量現金,重新引發通貨膨脹,並以龐大的政府刺激支出為後盾。這些舉措似乎創造了奇蹟,日本股市飆升,日本經濟也成為世界上最強勁的增長案例之一。
現在,安倍晉三的魔力似乎在一夜之間就煙消雲散。最大的衝擊是政府本周一公布的數據,它顯示,日本這個全球第三大經濟體,在截至9月份的三個月中,經濟大幅下滑1.6%。這是連續第二個季度出現經濟萎縮,與經濟衰退的定義相吻合。僅在幾周前,民眾對安倍晉三的支持率還很高,現在他突然顯得非常焦急,在國家電視台上直播現場發言,為自己的經濟計劃做辯護。
大多數經濟學家都認為,出現這種狀況的直接原因是,銷售稅4月1日起從5%上調到8%,導致消費者收緊支出,影響了這個5萬億美元的經濟體。
前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經濟學教授濱田宏一(Koichi Hamada)是安倍晉三的復興政策的設計師,他說增稅措施從來都不是安倍經濟學的組成部分。實際上,他說,這是因為前任政府通過了一項法律,規定在今年生效。他還表示,在安倍晉三所在的自由民主黨(Liberal Democratic Party)內,一些財政鷹派人物曾敦促首相讓它生效,希望它有助於緩解日本不斷膨脹的國家債務。目前日本的債務規模已經相當於它兩年多的經濟產出,是發達國家中最高的。
濱田宏一等人表示,增稅背後的真正推手,是倡導預算平衡的財務省,在強勢的日本中央政府中,財務省是權力最大的一個部門。該國長期經濟低迷,政府財政赤字已經大幅攀升,財務省一直在力促上調銷售稅,認為這是獲得新收入的最佳途徑。
濱田宏一等人說,財務省施加壓力,讓安倍政府上調銷售稅,聲稱如果延誤此事,就會讓人覺得日本在財政上不負責任,可能導致股市崩潰。財政鷹派人物同意財務省的說法,擔心如果不解決日本的國家債務問題,可能就會引發信任危機,讓日本無法出售債券。
但在本周二,安倍晉三無視財政鷹派人物,把第二次的增稅日期推遲到2017年。投資者稱讚他重新把焦點集中在了增長上,股市繼本周一創下六個月最大單日跌幅之後,也出現了反彈。「財務省是一個很難對付的實力派對手,但安倍晉三擁有反擊他們的勇氣,」濱田宏一說。
一些分析師說,提前大選的目的是削弱財務省的影響力。通過把增稅政策作為選舉的首要議題,安倍晉三可以逼迫自己政黨中那些與財務省看法一致的人士轉而支持自己。法政大學的經濟學家小峰隆夫說:「選舉是安倍晉三用來壓制對手的計謀。」
濱田宏一樂觀地認為,經濟衰退只是一個暫時性的挫折,央行上個月底決定向市場注入更多現金,將會重新帶來增長。「火箭在晃動,但它不會墜落,」他說。「對於日本,安倍經濟學仍然是正確的政策。」
其他專家並不這麼樂觀,他們指出,從日本經濟的規模來看,增稅是個相對較小的舉措。他們認為,這是一個跡象,說明安倍經濟學的潛在缺陷造成了這種損失。
尤其是,這些批評家認為,安倍晉三未能兌現培養企業家精神和新產業的承諾,而且事實已經證明,他不願或無力挑戰中央機構和既得利益團體中那些抵制市場開放改革的人。例如,農業遊說團體就已經阻止了一個泛太平洋貿易協定的簽訂,本來該協定可以展現安倍晉三所說的「更具競爭力的日本」的優點。
安倍晉三的政策也未能阻止工資下滑。9月份,工薪家庭的平均收入連續第14個月下滑。刺激計劃和銷售稅上調可能加劇了這個問題。由於央行成功阻止了通貨緊縮,日本的商品價格出現了近20年來的首次上漲。但由於工資沒有增加,銷售稅上調又進一步推高了價格,大多數日本人感覺更窮了。
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東京分校的政治學教授傑夫·金斯頓(Jeff Kingston)說:「我認為,現在是時候說安倍經濟學失敗了。經濟衰退意味着安倍晉三未能實現增長,而且他也沒有推行結構性改革。狀況令人失望。」

習近平的文藝

紐約時報

香港—上個月,北京召開了一次文藝座談會,參會的有許多著名作家和藝術家,習近平在會上做了一次講話,說了一些名言警句,背誦了自己讀過的書目,並且表達了他對當前文藝的看法。 
據新華社報道,習近平認為當前的文藝創作「有數量缺質量」,有抄襲模仿、千篇一律的問題,有「機械化生產、快餐式消費」的問題,還談到了「低俗」和「慾望」。
他教導作家和藝術家應如何創作和創作什麼:「應該用現實主義精神和浪漫主義情懷觀照現實生活,用光明驅散黑暗,用美善戰勝醜惡,讓人們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夢想就在前方。」
習近平強調文藝工作者必須明確其立場:文藝工作要貫徹好「黨的文藝方針政策」。文藝不能「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為什麼人的問題上發生偏差」。
「文藝要堅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這個根本方向。」
這次座談會讓許多人想起了1942年的延安文藝座談會。習的偶像毛澤東在那次會議上正式確立了「黨管文藝」的原則。從那以後,中國文學和藝術就漸漸成了共產黨的宣傳工具,一切文藝機構都是政府機構,一切文藝獎項都是政府獎項,所有公開發表的作品都要經過重重的審查,作家和藝術家不能批評,更不能諷刺挖苦,只能描寫陽光明媚,否則就可能會被查禁甚至逮捕。
北京文藝座談會開過之後,不出意料地,全國各地都開始學習習近平的講話。參加會議和未參加會議的作家、藝術家紛紛發言,有的讚美他讀書多,有的讚美他的語言「親切平實」,更多的人說自己「備受鼓舞」。
在中國這樣的國家,最高領導人隨便一句話都有着無上的權威。在未來幾年間,習近平的個人喜好必將改變中國文藝的審美趣味,而他的批評也很可能會成為整肅文藝的指針。
幾乎沒人質疑「習近平是否有資格對文藝指手劃腳」。在最近幾個月,他已經成了全中國乃至全世界最暢銷的作家。在他2012年出任國家主席後,他的舊作《之江新語》突然就成了超級暢銷書。這本書是他的專欄合集,在他擔任浙江省委書記期間,他曾經在當地的報紙開設專欄,寫的多半都是共產黨的傳統官話。另外兩本書(《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和《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的成績更為驚人。
自毛澤東以降,共產中國的每一任領袖都是暢銷作家,同時還是了不起的通才甚至全才。除了「革命家、政治家、戰略家」等共用頭銜外,毛還是詩人、書法家和游泳健將,鄧小平是設計師和橋牌高手,習近平上任不過兩年,卻已經顯示出他在足球和寫作方面的過人才華。
雖然審查已經成了中國文學和藝術的最大障礙,習近平卻無一字談到創作自由,只是指示「要把愛國主義作為文藝創作主旋律」,「要傳承和弘揚優秀傳統文化」,「文學和藝術不能沾滿銅臭氣」。
這些話雖然不是法律,卻有着比任何法律都更強大的效力。在全國「學習習大大講話」的過程中,這些話一定會被過度解讀和詮釋,並成為出版業、影視業及各種獎項評選的標準。未來數年,中國文藝即使能夠擺脫所謂的銅臭氣,也將不可避免地沾染上「習氣」。
更危險的還是他對當前文藝的批評:「低俗」、「慾望」和「感官娛樂」。這些話很可能會成為未來共產黨整肅文藝的指針。
就在北京座談會結束的五天後,《光明日報》發表評論文章,提出要抵制西方文藝理論,在「不良思潮、低俗趣味、錯誤思想」面前要敢於「旗幟鮮明地提出批評」。
這或許就是習近平的「中國夢」:一個過於安靜的、容不下任何雜音的夢。不聽話的教師(如法律學者張雪忠和諶洪果)會被趕下講台;不聽話的報刊(如《南方周末》和《炎黃春秋》)會被嚴厲整肅;不聽話的個體(如浦志強和郭玉閃)會被送進監牢。而現在,他們又把目光瞄向了文學和藝術。可以設想,在未來幾年,中國政府的禁映、禁播和禁止出版名單上又將增添新的品種。雖然習近平的支持者正在歡呼文藝春天的到來,但我確信,在這春天之前,我們還將經歷一個無比漫長的嚴冬。
20世紀上半葉,作家王實味遭遇或許可以代表那整整一代人的苦難,1942年,在惡名昭著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之前,自願投奔延安的王實味發表了一篇幾千字的文章,批評延安的「衣分五色,食分三等」,然後被批鬥、被拷打、被長期監禁,最後被一刀砍死,屍體沉入枯井。
在這篇致命的文章中,王實味說「要盡一切力量走向光明」。72年之後,面對着幾乎同樣的會議、同樣的處境,中國的作家和藝術家們,還有幾人會說「我們要盡一切力量走向光明」?


慕容雪村是中國小說家和博客作者,出版有小說《成都,今夜請將我遺忘》。

韓中締結自貿協定FTA喜憂參半

- BBC Chinese

韓中雙方代表昨天在北京就自由貿易協定(FTA)內容達成共識,韓國自由貿易網絡得以擴張。今早出刊的韓國各大報皆大篇幅報導並刊載社論,但隨媒體立場而對FTA有不同評價。

銷量最高、同時支持自由經濟的保守派朝鮮、中央與東亞三大日報,雖然都稱本次中韓FTA中,雙方有共10%的項目商品列為保護對象,比起韓美的0.1%與韓歐的0.4%來的高出許多,屬於「低水凖FTA」,但都對締結採正面態度看待。

三大報皆認為,韓國將可藉韓中FTA來調整當下產業體質,透過轉型與升級,方可提升自身競爭力。

《朝鮮日報》認為中韓FTA締結,因中國廣大內需動力,未來將能減少輸出面臨極限的困境,中國市場將成韓國在經濟上的新突破窗口。

三大報最關注產經動向的《中央日報》認為,FTA締結後,以加工貿易為中心的出口結構將不再具有效益,包括農業在內,韓國產業針對中國消費市場須直接打出以高附加價值為中心的商品戰略,才能克服與生存。而透過FTA發展經濟協作關係,在安保層次上也能消彌中韓雙方的不信任。

《東亞日報》則表示,以純技術為生的中小企業將因中國制低價產品而陷入苦戰,但因韓國本來在全球市場上,就已經和中國制產品陷入激烈競爭,包括鋼鐵、造船與電子業,都將因為中國而逐漸喪失競爭力,轉換為生產高附加價值產品才是生路。另外在農業方面,走向主打高品質與親環境性等針對社會中上階層消費群的戰略,將能為韓國農業創造收益。

中間立場的《韓國日報》則仍一貫持平看待,認為中韓FTA對韓國是擴大市場的機會,而政府強調對農產品的開放是歷來FTA中最低水凖,但低價的中國農產品實際上已長期『佔領韓國人的餐桌』,《韓國日報》也同樣認為,未來自國蔬果作物也得趕緊朝親環境與高品質化路線發展。


中國製造低價產品,韓國面對激烈競爭。

另外,包括IT與造船等製造業不僅會碰到上中國的低價競爭,若連技術都被持有,則韓國業界將與中國製品全面陷入對戰,須以FTA為契機,擬訂方案來強化製造業的競爭力。

而包括《京鄉新聞》與《韓民族新聞》等進步派報紙,則站在反對自由市場經濟的角度,對中韓FTA抱持疑慮態度。

《京鄉新聞》在今日頭版上直接稱:「FTA將使高貿易依存度的韓國之經濟特殊性更為深化,危險也隨擴大開放而增高。但韓國政府有無能力對應,則是疑問。」

「沒有中國市場的韓國,是難以想像的。但協商中,也應適當考量與接收國民的意見,計算利害得失,慎重布局。但回顧過程,卻無不令人失望。」

「22章節的協議文中,除掉16的章節,雙方有6章的內容存在巨大歧見,為迎合首腦會談,敏感物品範圍設定上意見分歧的物品項目乾脆全刪掉已完成程序進行。並不是說不知與中國間的經濟結合及其產生的政治外交效果是可以期待的,而是就FTA本質是具'經濟效果'來思量的話,前後觀點似乎前後矛盾。」《京鄉》以締結程序的不完備,質疑FTA所能帶來的成效有限,也擔憂韓國對中國的從屬將會加深。

《韓民族新聞》則一反其他報紙的態度,批判中韓FTA的合議項目內容,除了既有的商品與服務業外,還包括投資、金融、通訊與電子商務,範圍過大。同時批評近15年間,輸入韓國的中國農產品已成長兩倍,須立刻採取多角度的減低農漁民損失方案,並跨越單純的經濟得失,從食糧安保層次著手解決,並憂慮中小企業將受打擊,需要政府給予支援。

值得關注的是,包括左傾的《韓民族》與右傾的《朝鮮日報》、《中央日報》,都認為韓中簽訂FTA是為與美方主導的韓美同盟及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係協議(TPP)抗衡。其中《韓民族》指出,韓國夾在中美兩強國間「危機」的同時,也能讓雙邊關係更為均衡。

世界會回到1980年代嗎?

- BBC Chinese

如果聽一下俄羅斯總統普京和外交部長拉夫羅夫以及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最近發表的談話,你可能會感覺到,世界是不是突然回到了1980年代早期。

雙方唇槍舌劍,相互指責。

俄羅斯軍機經常直接飛向西歐領空,往往在最後一刻受到北約戰機攔截後折返。

這讓人擔心,真有可能出現俄羅斯軍機飛行員關閉對講機,聽不到民航指揮台指示,最後撞上一架民航客機的情況。

事情怎麼會發展到這一步?這樣發展下去會有多危險呢?

事態的發展可以上溯到前蘇聯垮台,以及1991年8月克格勃對戈爾巴喬夫發動未遂政變的日子。

那是一段不尋常的日子。國家沒有政府,公務員和高級警官都呆在家裏,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

西方政治家感到恐懼,派遣特使到莫斯科同當時唯一還起作用的俄羅斯領袖葉利欽舉行會談。

西方國家在那個時候似乎對葉利欽做出承諾,他們會把沒有共產黨執政的俄羅斯作為親密的伙伴和盟友。

但是,這似乎並不代表美國所有政治力量的想法。

勝利的喜悅

美國顯然不願意為自己垮掉的意識形態對手提供幫助,他們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之中。

美國的制度戰勝了蘇聯的制度,許多人希望盡情地享受這一勝利。

波蘭、前捷克斯洛伐克、波羅的海國家、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所有這些國家都受到加入西方陣營的積極鼓勵。

北約領地現在已經直逼俄羅斯邊境。

似乎沒有什麼美國領導人感到擔心,一旦俄羅斯重整旗鼓,情況將會怎樣。

雖然有人認為北約和包括俄羅斯在內的前華沙條約組織應該合併,成為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但是美國對此並不以為然。

對俄羅斯不存在什麼新的「馬歇爾計劃」。

烏克蘭在一年前爆發了大規模抗議示威。

烏克蘭同俄羅斯的關係曾經就像蘇格蘭同英格蘭一樣。蘇聯解體之後,烏克蘭宣佈獨立,俄羅斯在嚴重受挫的情況下把烏克蘭東部和克里米亞都交給了烏克蘭。

發生在烏克蘭首都基輔街頭的示威要求烏克蘭加入北約和歐盟,示威最終迫使親俄羅斯的烏克蘭總統亞努科維奇逃亡莫斯科。

在俄羅斯總統普京的眼裏,這是西方策動下的一場政變。

普京領導的俄羅斯政府鼓勵烏克蘭東部的俄羅斯族人穿上軍裝,拿起武器。

這些親俄武裝分子首先從烏克蘭割除了克里米亞,然後又割除了部分東烏克蘭地區。

俄羅斯佔據克里米亞的行動在今年3月份順利實現,這裏的大多數人是俄羅斯族人,一直就認為自己是俄羅斯的一部分。

現在很難想像存在著任何未來俄羅斯再把克里米亞交還烏克蘭的可能。

但是,對烏克蘭東部的爭奪要更為暴力,甚至發展成了一場全面戰爭,造成大批平民傷亡。

西方國家為此宣佈了針對俄羅斯的制裁措施,其中包括針對普京周圍許多個人的制裁措施。這不僅使得這場爭執看上去很惡意,而且個人化。

回到冷戰?

那麼,衝突能和平解決嗎?還是說,我們會回到1980年代早期那些糟糕的日子?

上個星期,我在莫斯科驚訝地發現,普京總統的許多緊密支持者都對這一前景感到擔憂。

他們並不是聯合一致對西方感到憤怒,而是真正地對事態可能向更壞發展,對俄羅斯經濟可能遭到毀滅而感到擔憂。

預測俄羅斯總統普京將會如何行事並不容易。

但是,他知道他的支持者想要什麼。

他們當然不願意看到俄羅斯受到羞辱,但是他們也希望問題得到解決。

大多數歐洲國家也希望看到這樣的結局。美國人希望看到這樣的結局嗎?還是說,他們希望再獲得一次類似於1991年那樣的勝利。

我的感覺是,美國總統奧巴馬將會意識到,合理解決烏克蘭問題是他能夠取得的成果,而且能夠成為他的一份持久的政治遺產。

但前提是,衝向北約領空的俄羅斯戰機飛行員千萬別出差錯。

大歷史中的中國經濟奇跡

為什麼窮人的孩子更難以完成大學學業

凡妮莎·布魯爾(穿紅色鞋子)在德克薩斯大學的化學課上。

凡妮莎·布魯爾(穿紅色鞋子)在德克薩斯大學的化學課上。
Bill McCullough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從能夠記事的時候起,凡妮莎·布魯爾(Vanessa Brewer)就抱定了上大學的決心。獨立、睿智、前途無量的女大學生形象對她極富吸引力。但上大學的意義不止於此;它還是一個改寫18年前脫軌的家庭故事大結局的機會。那一年凡妮莎的媽媽在阿肯色州一個小鎮讀高三,成績出色,可她懷上了凡妮莎。

母親的境遇比大多數少女媽媽好一些。她嫁給了高中時的男友,凡妮莎9歲那年,一家人搬到了達拉斯的工薪階層郊區梅斯基特,她在那裡的一家抵押貸款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父母在凡妮莎12歲那年離異,家裡總是缺錢花,但在凡妮莎和弟弟的成長過程中,父母不斷鼓勵他們,讓他們相信自己能夠依靠奮鬥成就一番事業。像母親一樣,凡妮莎的學習成績非常好。隨着凡妮莎一天天長大,她的父母和祖父母時常對她說,她一定會取得她的媽媽當年錯失的成就:一個四年制大學學位。

達拉斯市內和周圍地區有很多不錯的高校,凡妮莎完全可以從中選擇一所。不過,早在上初中時,她就下定決心要上德州最負盛名的公立大學——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上高中時,她已經做好了求學規劃:首先,她將在德州大學完成高級護理課程,然後攻讀一個麻醉學碩士學位,然後搬回達拉斯,在醫院找一份好工作,幫助她的父母過上好日子,並組建她自己的家庭。在她的想像中,這項規劃彷彿是一份夢想清單。2013年3月份,當她收到德州大學錄取通知書的時候,那感覺就像是在第一個夢想上打了勾。

5個月後,凡妮莎的父母把她送到奧斯丁分校的宿舍。她有點緊張,諾大的校園讓她多少有點膽怯,但她也充滿了信心,因為她終於跨進這所讓她魂牽夢繞的大學。不少人曾警告她,德州大學的日子很難熬。「但我想:哦,我已經走到這一步了,」凡妮莎告訴我。「我很聰明,沒事的。」

不過,新學年開始一個月後,凡妮莎就栽了個跟頭。她沒能通過第一次統計學測驗,而這恰恰是入讀護理課程的先決條件。她驚訝地發現,失敗的感覺太糟糕了。這是一種她幾乎從未經歷過的體驗。在麥斯奎特中學(Mesquite High),她總是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在數學考試中獲得高分。(凡妮莎中學畢業那年的平均績點[GPA]是3.50,在559名畢業班學生中位列第39名。她的ACT[美國大學入學考試]成績為22分,相當於SAT[學業能力傾向測驗]的1030分——不算特別優異,但高於平均水平。)

凡妮莎給家裡打了一個電話,想尋求一些安慰。媽媽一向非常支持凡妮莎,但這一次,她聽上去似乎懷疑凡妮莎是否真的具備在德州大學這種名校獲得成功的資質。「也許你原本就不適合上這所大學,」她說,「也許我們當初應該先送你去上個大專。」

「她說這話的時候,我心都死了,」凡妮莎告訴我,「我不想離開,但又覺得現實可能就是這樣。畢竟,媽媽的判斷通常都是正確的。我開始質疑一切:我應該到這裡來嗎?我是否足夠優秀?」

在德州大學,像凡妮莎這種來自低收入家庭、成績優異、迫切想獲得一個四年制學位,但在求學過程中陷入困境的學生還有數千人。在全美各大學,類似的學生更是多達數百萬。許多人甚至還沒有踏入大學校門就退縮了,要麼是被各種複雜的助學金申請表格搞得頭昏腦漲,要麼是受到巨大家庭責任的拖累。一些學生不知道如何選擇合適的高校,結果稀里糊塗地進了一所輟學的學生多於畢業生的平庸院校。許多學生被各種費用壓得喘不過氣來,或者背負了太多貸款。還有一些學生做了凡妮莎差點就要做的事情:進入一所好大學,碰到一個算不了什麼的輕微障礙後,就被嚇壞了。這些學生要麼不想尋求幫助,要麼不知道如何尋求幫助。隨後,情況急轉直下,在他們還沒有反應過來之前,他們就已經回家了,充滿忿恨,情緒低落,還背上了債務。

有關大學畢業率的全美統計數據清楚地顯現出兩大趨勢。其一是,大批學生步入大學校門,註冊上課,但從未獲得學位。在四年制大學,有超過40%的美國學生在6年後仍未獲得學位。如果把社區大學學生包括在內,輟學率高達一半以上,比世界上除匈牙利之外的其他所有國家都要糟。

第二大趨勢是,如今一個大學生能否順利畢業,似乎完全取決於一個因素——他或她的父母賺多少錢。更直白的說法是:富家子弟能夠畢業,而窮人和工薪階層的孩子無法畢業。從統計數據來看,在家庭收入落在收入分佈下半部分的大學新生中,大約有四分之一可以在24歲時獲得學士學位。而在家庭收入位居收入分佈最高四分之一的大學新生中,近90%將順利完成學位課程。

乍一看這些差距,你可能會認為它們主要跟能力有關:富家子弟的SAT成績更出色,所以他們在大學的表現當然更好。但能力僅僅是這道鴻溝背後一個相對次要的因素。如果你比較一下那些標準化考試成績相同,但家庭背景不同的大學生,你就會發現,他們的教育結果反映了其父母的收入,而不是他們自身的考試成績。就以凡妮莎這種標準化考試成績還算不錯的學生(在滿分為1600分的SAT考試中,獲得1000到1200分)為例。如果這些學生來自收入分佈最高四分之一的家庭,他們獲得四年制大學學位的幾率為三分之二。而如果他們來自收入分佈最低四分之一的家庭,其順利畢業的幾率僅為六分之一。

對於凡妮莎來說,好消息是,她進入了一所非常難進的大學,由此提升了順利畢業的幾率。許多低收入家庭的學生「低就」,即他們不上,甚至不申請願意錄取他們的最難進的大學。一個似乎有點違反直覺的事實是,你選擇的大學越難進,你順利畢業的可能性反而越高。不過,即使在受過良好教育的德州大學學生當中,父母收入和教育程度也是決定一位學生能否順利畢業的巨大因素。德州大學2012年發表的一份內部報告顯示,只有39%的第一代大學生(即父母沒上過大學的學生)在4年後順利畢業,而父母都是大學畢業生的學生畢業率達到60%。所以說,凡妮莎似乎陷入了某種悖論。從她的學業成績看,她擁有在一所名校獲得成功所需的所有能力;而從人口結構統計數據看,她面臨嚴重的失敗風險。

但為什麼呢?究竟是什麼障礙擋住她的求學道路?今年,德州大學首次嘗試以一種認真的方式回答這個問題。該校管理者正在迎頭解決凡妮莎這類學生面臨的問題。這種努力基於一個新穎且有爭議性的前提:如果你想幫助低收入學生獲得成功,僅僅應對他們的學術和經濟障礙是不夠的。你還需要解決他們的疑慮、誤解和恐懼。要想解決大學畢業率問題,你首先得進入一位大學生的內心世界。





Anthony P. Carnevale and Jeff Strohl/『『Rewarding Strivers.』』


德州大學把幫助這些學生獲得成功的重任,交給了56歲的化學教授戴維·勞德(David Laude)。勞德是一位人人稱頌的優秀教授:他引用音樂人特倫特·雷澤諾(Trent Reznor)和倫納德·科恩(Leonard Cohen)的歌詞來講解熱力學第二定律,偶爾還會把學生叫到教室前點燃充滿氫氣的氣球,形成巨大的火球。但當年上大學時,他可是一位差生。剛步入位於田納西州塞沃尼市的南方大學(University of the South)時,勞德深感惶惑,與周圍環境格格不入。作為加利福尼亞州莫德斯托市一個意大利裔工薪家庭的孩子,他無法適應這所沉浸於南方傳統的大學——該校學生熱衷於加入各種秘密社團,還喜歡身穿學院袍去上課。「那是一個巨大的文化衝擊,」勞德告訴我,「我完全不知所措,不知道如何適應那裡的社交生活。我也極其不擅長學習,似乎什麼都應對不了。」大一那年,他差不多都是在輟學邊緣度過的。

但他沒有退學。他適應了大學生活,漸漸掌握了化學的要領,最終在這兩方面都得心應手。20年後,他作為德州大學終身教授,執教當年他在塞沃尼讀大一時得了C的入門課程《化學301》。或許是由於親身經歷過岌岌可危的大學生活,勞德特別關注班上學生的表現。年復一年,他注意到一個奇特的現象:《化學301》課程的成績分佈並不遵循你可能預期的漂亮的鐘形曲線;相反,它們呈現為他所稱的「雙峰分佈」。在每個500名學生的班級中,往往有大約400名學生的成績相當出色,聚集在A和高B區間。他們開竅了。另外大約100名學生形成第二個集群,他們的成績很差——D和F。他們沒有開竅。

在許多教授看來,這種規律只不過反映了高等教育的自然篩選過程。這種態度在理科領域特別常見——在這類學科,要求苛刻的入門課程傳統上被視為一種淘汰差生的手段。但勞德不這樣認為。他承認,有些成績不及格的學生的確不具備學化學的資質,但他覺得許多所謂的差生其實很聰明,只不過感到困惑,有點害怕,就像當年的他那樣。

為了更好地了解這些深陷困境的學生,勞德開始從教務辦公室調閱他們的檔案,很快就發現了一個規律:跟不上學業的學生多數來自低收入家庭。其中許多學生符合特定的民族、種族和地理特徵:德州西部農村地區的白人,里奧格蘭德河谷的拉丁裔,或者是達拉斯或休斯頓的非洲裔。幾乎所有人的SAT成績都不高,至少按德州大學的標準偏低,往往不到1000分(滿分為1600)。

德州大學對待跟不上學業的學生的默認策略是,讓他們上輔導課——微積分預備課,而不是微積分;英語專業的化學課,而不是理科專業的化學課。「我覺得,再也想像不出比這種方式更糟糕的對策了,」勞德說。「這就像是在對學生說,『嘿,你根本就不屬於這裡。』數據清楚表明,這些被安排學習微積分預備課或非專業化學課的學生,都沒能在大學裡留下來繼續學業。這也難怪。他們從一開始就被擋在門外。」

1999年的秋季學期開學伊始,勞德仔細梳理他執教的大一化學課的新生檔案,找出大約50名學生,他們至少具有兩項在過去沒有通過這門課的學生中常見的「逆境指標」:低SAT成績、低收入家庭、父母教育程度較低的家庭。他邀請所有這些學生申請參加一個新課程,後來還給它取了一個聽上去像模像樣的名稱:德州跨學科計劃(TIP)。TIP學生將組成一個《化學301》小班,由勞德執教。不過,勞德並沒有降低課程難度,而是堅持要求他們掌握跟大班學生一樣的具有挑戰性的內容。事實上,他在日程表上安排自己連續教兩個班。「我先給500個學生的大班上課,然後走到樓上,給這個50名學生的小班授課,」勞德解釋說。「相同的內容,相同的講課方式,相同的測驗,但大、小班學生的平均SAT成績存在200分的差距。」

勞德相信小班授課能夠取得積極的效果,但他意識到,僅僅靠小班授課還無法填補SAT成績的200分差距。「我們並沒有天真地認為,他們只要來這個班上課,就會獲得A分的好成績——除非我們向他們提供大量支持,使他們有可能獲得成功,」他說。因此,除了授課之外,勞德還採取了多項輔助策略:他為TIP學生提供每周兩小時的額外輔導;他給這些學生安排了指導老師,由其與他們保持密切聯繫,一旦他們遇到麻煩或成績落後就及時干預;他還找來一些高年級學生充當TIP學生的同輩導師,為他們提供一對一指導。無論是在課堂上,還是在課外,勞德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向TIP學生傳遞一種全新的身份認同:他們並非需要幫助的差生,而是一個高成就學者社區的一員。

TIP計劃的效果之好,就連勞德也深感驚訝。「當我開始給他們測驗的時候,他們取得了與大班相同的成績,」他說。「這門課結束後,這群SAT成績低200分的學生得到了跟大班學生完全等同的分數。」這項計劃的影響並不限於《化學301》。大二學年來臨時,這群從統計數字看退學率較高的學生重返校園的比例高於全校平均水平;三年後,他們的畢業率也高於德州大學平均水平。



戴維·耶格爾(右上)在德州大學給研究生進行「觀念模式」干預。
Bill McCullough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兩年前,勞德晉陞至他目前的職位:招生及畢業管理事務高級副教務長。他現在的正式職責是,將德州大學的四年制本科畢業率從目前的52%提升至70%——接近位於安阿伯、教堂山和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等地的州立院校同行的水平,並且要爭取最遲在2017年實現這一飛躍。要做到這一點,勞德判定,最好還是借鑒15年前TIP計劃的原則和做法,將其推廣到整個奧斯丁校園。

德州大學管理者不得不面對一個使情況複雜化的因素(其實,這也是該校成為一個如此有意思的案例研究對象的原因之一),即該校擁有一套獨特的招生政策,這是圍繞平權行動展開的多年法律和立法角力的一項遺產。1996年,在第五巡迴法庭裁定德州大學基於種族的招生政策違反憲法之後,德州議會推出另一項旨在維持多元化校園的策略:前10%法則,即在德州任何高中畢業班排名位於前10%的學生,將被他們在德州大學體系中選擇的院校自動錄取。(隨着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在過去十年越來越受歡迎,自動錄取標準已經收緊;德州高三學生的成績現在必須進入所在畢業班的前7%,才能夠被自動錄取。凡妮莎·布魯爾就是其中一位自動錄取生,這些學生現在佔到每個新生班大約四分之三的比重。)

在達拉斯富裕郊區的高中,排名前7%的學生看上去跟任何地方隨後進入名校的學生非常相似。他們大多出身富裕家庭,大多是白人,大多數人獲得了很高的SAT分數。德州大學與其他名校的不同之處在於,這所大學還錄取布朗斯維爾和休斯敦第三區等地高中排名前7%的學生,這些學生來自非常不同的人口群體,其SAT平均分也低得多。

從德州大學的視角看,好消息是這些孩子都是非常優秀的學生,儘管他們的考試成績差強人意。即使他們就讀的高中在辦學資金和學業要求方面不如德州其他地區的高中,但他們依然領悟了如何學習、如何研究、如何克服逆境。執教《化學301》的經驗使勞德確信,這些學生能夠成功,甚至有望成為德州大學的優等生。但是擺在他面前的全校數據清楚地顯示,這些學生往往跟不上學業。

「來這所大學求學的總有一些是富家子弟,另一些是需要幫助的孩子,」勞德說。「總會出現的情形是,需要幫助的孩子們得不到富裕孩子們被給予的大量學業準備,以及形成身份認同的機會。問題是,在這些學生進入大學的第一年,我們能不能做些什麼事情來幫助他們加速提高,從而能夠與那些得天獨厚的富裕學生展開競爭?」

但在他弄清楚如何幫助這些弱勢學生之前,勞德首先得找出他們是誰。對於一門化學課,這項任務相對簡單,但鑒於每年有超過7000名新生進入校園,找出最脆弱的個體是一大挑戰。勞德求助於教導處新組建的一個名為「院校研究」的數據團隊。就像每一所大型綜合大學一樣,德州大學早就擁有一支專門編撰統計數據,並按照政府要求發表報告的研究團隊。但院校研究團隊的獨特之處在於,它使該校具備了一個內特·希爾(Nate Silver,著名統計學家)時代的數據部門。這群年輕的統計學家和程序員致力於預測分析,從數十年的海量學生數據中尋找規律,並據此指引學校管理者的各種決策——從教師隊伍的職業路徑,到給予學生的經濟資助。

勞德想要一種能夠幫助他預測一位新生四年後有多大幾率畢業的工具。院校研究團隊對近年數萬名德州大學學生的表現進行了分析,然後根據分析結果設計了一種他們稱為「儀錶板」(Dashboard)的工具。這種採用電子表格形式的算法考慮14個變量,從一位新生的家庭收入,到他或她的SAT成績,班級名次,再到其父母的教育背景,隨後立即給出一個精確到小數點後第二位的概率,顯示他或她在四年後有多大幾率順利畢業。

2013年春天,勞德和他的同事開始使用「儀錶板」分析7200名剛剛被錄取到2017屆班級的高三學生。輸入這些學生的數據後,「儀錶板」隨即顯示,大約1200名學生(其中就包括凡妮莎·布魯爾)按時畢業的幾率不到40%。他們就是勞德決定鎖定的幫助對象。勞德給他們每人安排了一項或多項新創建或擴充的干預措施,這個項目的核心是一組「學生成功方案」。儘管每套方案在一定程度上針對德州大學的不同院系(包括自然科學、人文社會科學和工程技術等)量身定製,但它們都遵循勞德15年前開創的TIP計劃的基本模式:小班教學、同輩指導、額外輔導幫助、密切接觸的指導老師,以及社區構建活動。

不過,勞德推出的強度最大、也最具創新的干預手段是大學領導力網絡(University Leadership Network,簡稱ULN),這個全新的獎學金項目旨在開發學生的領導技能,而不是學業技能。入選ULN網絡的新生既必須在「儀錶板」上低於40%的門檻,還得具有經濟援助辦公室所稱的「未獲滿足的經濟需要」。在實踐中,這意味着ULN學生幾乎全部來自收入低於全國中位數的家庭。(當一位新生的家庭收入處於那個層級時,「儀錶板」顯示的按時畢業幾率進一步下降;對於ULN學生來說,勞德估計,這個幾率更有可能是20%,而不是40%。)500名入選ULN的新生必須從事社區服務,參與小組討論,每周參加時間管理和團隊建設等主題的講座。這些講座帶有一種成年人的,非常正式的氣氛;學生們必須身着商務裝。在隨後幾年,ULN學生將從事校園實習工作,出任導師、學生宿舍顧問或學生會幹部等領導崗位。這一切的回報是,他們每年獲得一筆5000美元的獎學金,按月支付。

這些「學生成功方案」 最引人注目的事實或許是,選擇標準永遠不會透露給學生。「從數字視角看,這些方案中的學生全都處於最低的四分之一,」勞德解釋說。「但關鍵在於,他們都不知道自己處於最低的四分之一。」 換句話說,「儀錶板」的首要規則是,你永遠不談論「儀錶板」。勞德表示,他假設大多數ULN學生在一定程度上知道,自己被選中的部分原因是自己需要經濟資助,但他說,校方在跟學生打交道時有必要淡化這一點。這是自推出首個TIP計劃以來,他一直使用的基本心理策略的一種延伸:選擇最不可能表現優秀的學生,但在與他們的所有溝通中,務必要傳達這樣一種理念,即你挑選他們參加這個特殊計劃,並不是因為你擔心他們將失敗,而是因為你深信他們能夠成功。

在勞德看來,這種信念的優點在於它是真話。1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我坐在勞德的辦公室里,學生們在不久前重返校園,開始春季學期。由於一場詭異的冰暴來襲,那天學校停課,位於校園中心、作為行政大樓的巨大鐘樓空蕩蕩的,幾乎只剩下我們兩個人。我跟勞德談起他在南方大學的求學經歷,特別是差不多剛好38年前那個人生低谷,當時,重返校園開始大一學年春季學期的他,飽受自我懷疑的折磨,內心很想放棄學業,一走了之。「每個人都會經歷那樣的低谷,」勞德說。「大約50至60名ULN學生目前處於留校察看期。他們返回了校園,而我們為他們準備了所有這些強大的支持網絡。但話說回來,他們仍然會感到害怕,懷疑自己能否完成學業。我敢打賭,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人最終將品嘗到成功的滋味。他們會的,因為沒有人會給他們輕易放棄的機會。」

雖然勞德是一位科班出身的化學家,但在很多時候,他的思維方式更像是一位心理學家,沉思什麼樣的信息或環境因素可能影響他在幫助的那些學生們的決策。他坦然承認自己最多是個業餘心理學家。但他在德州大學找到了一位志趣相投的盟友:32歲的心理學研究者戴維·耶格爾(David Yeager),這位年輕的助理教授正在成為教育心理學領域的世界級專家之一。他的研究試圖回答勞德每天都在捉摸的問題:你究竟該怎樣激勵學生邁出成功所需的步子?

2012年冬天來德州大學之前,耶格爾在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以研究生的身份從事心理學研究。在那段時期,斯坦福心理學系異軍突起,成為教育心理學新思維的溫床。卡羅爾·德偉克(Carol Dweck)、克勞德·斯蒂爾(Claude Steele)和黑茲爾·馬庫斯(Hazel Markus)等頂級心理學家採用實驗性方法,來探究學生從幼兒時期一直到大學時代的經歷。在某種程度上,這些斯坦福大學研究人員共享着一個理念:某些恐懼和焦慮情緒,以及對自身能力的懷疑,往往阻止學生實現自己的潛能。在升學過渡階段,比如高一或大一學年,這些情緒尤為致命。而在那些感覺自己受到某種特殊威脅或審視的學生群體(工程專業女生、第一代大學生,或常春藤盟校的非洲裔美國學生)中,此類情緒似乎特別有破壞力。

當然,這些消極想法在每個人身上的表現形式有所不同,不過它們大多圍繞着兩個想法。一組想法跟「歸屬感」有關。升學過渡期的學生經常會深切地懷疑,自己是否真的屬於(或者終有一天會屬於)這個陌生的新學府。另一組想法跟「能力」有關。許多學生深信卡羅爾·德偉克所稱的「智力實體論」,即智力是一種固定質素,不可能通過練習或學習予以改善。所以,當這些學生遭遇一些可能顯示他們不夠聰明,或者不具備學術能力的蛛絲馬跡(比如某次測驗成績不理想)時,他們往往將其解讀為一個跡象,說明他們永遠也無法成功。對歸屬感和自身能力的疑慮經常相互強化,最終形成一種深切的無助感。這種無助感導致學生不願意採取任何改變現狀的行動。要是我不能變得更聰明,為什麼還要學習?要是沒有人願意跟我聊天,為什麼還要出門,試圖結識新朋友?過不了多久,這些令人泄氣的疑慮就會變成自我實現的預言。

當耶格爾在2006年來到斯坦福大學的時候,該校的許多研究人員已經開始試圖反制這種現象,而不僅僅是理解它。他們在一系列的實驗中發現,某些針對性的信息,如果能夠在恰當的時間以恰當的方式傳遞給學生,似乎能夠克服他們對歸屬感和自身能力的疑慮,而此類疑慮正在破壞他們的學術潛能。

耶格爾開始與社會心理學教授格雷格·沃爾頓(Greg Walton)合作。沃爾頓此前總結出的一些原則似乎說明了哪些信息,以及傳遞這些信息的方法,對學生最有說服力。比如,如果這些信息訴諸於社會規範,其效果往往更好;當大學生們被告知,大多數學生並不參與狂飲時,他們自己就不太可能狂喝濫飲。如果這些信息的傳遞方式讓接收者有一種自主感,效果也會更好。如果你發號施令地讓所有高二學生列隊前往學校禮堂,要他們觀看一部以寬容和包容為主題的戲劇,相比他們覺得自己在獨立地探尋這些信息,他們接受這些信息的可能性更小一些。此外,當學生經歷沃爾頓所稱的「自我說服」過程時,正面信息可以被更有效地吸收。比如,如果學生觀看一段視頻或者閱讀一篇帶有特定信息的文章,然後自己寫一篇文章或者製作一段視頻來勸說未來的學生,他們就能夠把相關信息更加深入地內在化。


Ron Haskins/『『Education and Economic Mobility.』』

在一次又一次實驗中,耶格爾和沃爾頓的方法收到了顯著效果。在美國東北部一所名牌院校,沃爾頓和另一位名叫傑弗里·科恩(Geoffrey Cohen)的斯坦福大學研究人員進行了一項實驗。這項實驗要求大一新生閱讀高年級學生回顧自身大一經歷的短文。這些學長用自己的語言傳遞了一個關於歸屬感的簡單信息:「剛來到這裡的時候,我以為我是唯一一個被冷落的新生。但我隨後發現,每一位初來乍到的新生都有這種感覺,而每個人都克服了這道難關。我也挺過來了。」讀完後,參與實驗的學生隨即面向未來的學生撰寫短文,製作視頻,呼應了同樣的信息。整個干預過程花費了不到一個小時。它沒有明顯影響參加實驗的白人學生,但對非洲裔學生的大學生涯產生了變革性影響:與一個對照組相比,這項實驗助推平均績點位列所在班級前四分之一的黑人學生比例增加了兩倍,並且使黑人和白人學生的平均績點差距收窄了一半。它甚至對學生的健康產生了影響——實施這項干預三年後,接到歸屬感信息的黑人學生求醫的次數顯著較少。

接下來,耶格爾針對北加州三所高中600名剛剛進入九年級的學生做了一項實驗。這次干預的時間長度為25分鐘;這些學生坐在學校計算機實驗室的電腦終端前,閱讀科學文章和高年級學生撰寫的個人證詞,其內容包含另一個簡單的信息:人是會變的。這些文章解釋說,如果有人對你刻薄,或者排擠你,那很有可能只是暫時的,而不是因為他或者你身上具有某種永久性的特質。耶格爾選擇九年級學生的原因在於一個已知的事實:這是一個抑鬱症高發的時間點——大致而言,在進入高中的過渡期,抑鬱症的發病率會翻一番。的確,在對照組的學生中,抑鬱症癥狀在該學年增長了39%。然而,在這個收到「人是會變的」這一信息的學生群體中,抑鬱症癥狀並沒有顯著增加。換句話說,這項干預並沒有治癒任何人的抑鬱症,但在一個傳統的抑鬱症高發期,它確實遏止了抑鬱症癥狀的出現。而收到這個效果只花費了短短25分鐘。

抑鬱症研究結束後,耶格爾、沃爾頓和其他兩名研究人員針對社區學院中被納入補習或「發展」數學課的學生進行了一項實驗。教育倡導者早已指出,社區學院的數學補習計劃是許多學生實現大學夢的一個破壞力特別大的障礙,特別是對作為社區學院主體的低收入家庭學生而言。相關統計數據看上去非常可怕:大約三分之二的社區學院學生被要求參加一個或多個數學補習班,他們必須通過這些課程,否則就不能畢業。其中超過三分之二的學生沒有通過;相反,他們往往徹底放棄高校學業。

發展數學課危機在某種程度上顯然跟一個事實有關:許多學生在初中或高中階段沒有得到足夠好的數學教育,高中畢業時的數學水平不足以應對大學數學課程。但耶格爾和沃爾頓,以及越來越多的其他研究人員認為,這個問題的另一大原因是心理層面的。他們呼應了戴維·勞德當初推出TIP計劃時的直覺:如果你給大學生傳遞這樣一個信息,即他們的聰明程度不足以進入大學——如果一位學生剛踏入校門就被分配到一個數學補習班,他或她很難不得到這個信息——這些學生就會把這種評價內在化。

在這項試驗中,288名被要求參加發展數學課的社區學院學生,在開學伊始被隨機分成兩組,分別閱讀兩篇不同的文章。對照組閱讀一篇談論大腦的一般性文章。實驗組閱讀一篇列舉科學證據駁斥「智力實體論」的文章。「當人們學習和練習做代數或統計題的新方法時,」這篇文章解釋說,「他們的大腦會變得更發達——即使他們過去沒有學好數學這門課。」讀完這篇文章後,學生們給未來學生寫了一封解釋文中要點的指導性信件。整個過程耗時30分鐘,而且沒有任何跟進措施。但在學期結束時,20%的對照組學生已經退出發展數學課,而僅有9%的實驗組學生做出了這種選擇。換句話說,一項持續了僅僅半小時,幾乎沒有任何成本的在線干預,顯然把社區學院的數學輟學率削減了一半多。

2012年冬天,剛剛抵達德州大學沒多久的耶格爾,就收到了該校副教務長格雷琴·里特(Gretchen Ritter)發來的一封電子郵件。里特此前聽說過他的研究,希望了解更多情況。應里特的邀請,耶格爾給該校各院系的管理者做了一系列演講。每次他都會提到,他和沃爾頓已開始測試,旨在解決學生對自身能力和歸屬感疑慮的干預手段,能否改善大學生(特別是第一代大學生)剛剛踏入校門後的升學過渡期?里特問他,這種方式是否有可能在奧斯汀奏效?他能否創建一種不僅針對幾百名學生,而是針對每一位德州大學新生的干預手段?理論上可行,耶格爾告訴她。但鑒於規模如此之大,這項實驗需要在網上進行。他說,如果要做的話,他想把它做成一項隨機對照試驗,這樣他和沃爾頓就能收集關於哪些方法管用的寶貴數據。2012年4月,里特請耶格爾測試他的干預手段,對象是剛剛被錄取為德州大學2016屆學生的逾8000名青少年。這將是有史以來社會或發展心理學家開展的最大規模隨機實驗之一。而這項實驗需要在三個星期後準備就緒。

耶格爾當時已經不堪重負。他和妻子剛搬到奧斯汀。他們的第二個孩子剛剛在三個星期前出生。他的工作可謂千頭萬緒,一方面,對斯坦福大學的承諾尚未了結,另一方面,他正在竭力教好他首次執教的課程。但他痛苦地意識到德州大學的畢業率差距,並對自己和沃爾頓正在開發的干預手段充滿信心,認為一個精心策劃的大型版本有望扭轉局面。他告訴我,「回到家中,我對太太瑪戈說,『好吧,我知道我的工作已經超負荷了。我也知道我已經很少在家。但請再給我三個星期。因為這或許將成為我一輩子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耶格爾立即開始主辦焦點小組,並與在校的德州大學學生進行一對一討論,試圖更清晰地了解在德州大學哪些信息將獲得最佳效果。耶格爾經常強調指出,實施這些干預手段時,務必要記得:即使與歸屬感和自身能力相關的基本信息在一個接一個干預中反覆出現,但他和沃爾頓認為,這些信息的措辭需要針對每項干預的特定受眾。一位成績優異的非洲裔新生在一所常青藤盟校可能感受到的焦慮,迥異於一位剛剛被安排參加數學補習班的社區學院學生感受到的焦慮。

耶格爾和里特決定,向新生傳遞選定信息的最佳方式,是將它們夾在每位新生在踏入校門前必須在網上完成的入學前準備(pre-orientation)的內容中。當年5月份,即將入學的新生們陸續收到德州大學招生辦公室發來的歡迎入學郵件,邀請他們登錄德州大學網站,完成一系列表格和任務。有關接種腦膜炎疫苗的要求和介紹德州大學榮譽準則的視頻之間夾着一個鏈接,點擊該鏈接就可進入耶格爾設計的互動演示內容,其主題是「德州大學觀念模式」。

學生們被隨機分成四類。「歸屬感」實驗組閱讀在校生傳遞的信息,這些在校生解釋說,剛到達校園時,他們很孤單,覺得自己被排斥在外,但隨後意識到每個人都是這種感覺,最終開始覺得像在家一樣自在。「觀念模式」實驗組閱讀一篇講述大腦可塑性,以及練習怎樣促使大腦建立新連接的文章,然後閱讀在校生傳遞的信息,稱剛來到德州大學時,他們擔心自己不夠聰明,但隨後意識到,隨着他們投入學習,他們會變得更聰明。綜合實驗組則收到一個既包括歸屬感信息、又包括觀念模式信息的陳述。最後,對照組學生閱讀一組由在校生撰寫的泛泛而談的感言,稱剛來到這裡時,奧斯丁校園的文化和天氣讓他們感到驚訝,但最終還是適應了這裡的氛圍。點擊讀完十幾個網頁後,每組學生都被要求寫一篇讀後感,以幫助未來的學生。整個過程需要學生花費大約25到45分鐘,超過90%的新生完成了這項實驗。

耶格爾最初是把2012年這場實驗作為一個試點來做的,只不過是想測試大規模干預活動的運作機制。至於這場實驗能否產生顯著的成果,他並沒有多大信心。所以,在秋季學期結束時,當耶格爾看到哪些學生已經成功完成至少12個學分的相關數據時,他感到驚訝。第一學期的學分完成情況,向來是預測德州大學學生日後學業差距的早期指標。每年,在「弱勢」新生(在這項研究中,他們大多是黑人,非洲裔或第一代大學生)中,只有81%或82%的人能夠在聖誕節前修完12個學分,而條件較好的學生完成這些學分的比例高達90%左右。

2013年1月,當耶格爾分析第一個學期數據的時候,他發現條件較好學生的成績跟往年一模一樣。無論他們在入學前互動演示內容中看到哪一類信息,90%的學生保持在學業正軌上。同樣,對照組中的弱勢學生(也就是那些看到了如何適應奧斯丁校園文化和天氣等泛泛而談信息的學生)的表現也一如往常:82%的學生保持在學業正軌上。但那些接收到歸屬感和觀念模式信息的弱勢學生的表現顯著改善:他們當中86%的人在聖誕節前完成了12個或更多的學分。這意味着,他們將自己與條件較好學生的差距縮小了一半。

上升4個百分點貌似算不上一場革命。耶格爾和沃爾頓肯定不會就此宣告勝利。但如果這項干預的效果在未來三年期間持續存在(就像在那所東北部名校開展的研究那樣),它可能意味着在2016年,有數百名本來無法按時畢業,甚至永遠不會畢業的第一代大學生獲得德州大學學位。這將大大有助於戴維·勞德實現他的目標。而這一切都來自僅需45分鐘完成的一次性干預。德州大學管理層深受鼓舞;從本月開始,「德州大學觀念模式」干預將成為2018屆全部7200名新生入學前準備的一部分。

當耶格爾和沃爾頓向其他研究人員展示他們的研究成果時,他們經常聽到的第一反應是,這些成果不可能是真的。他們兩人早前都有過科學論文投稿或經費申請被拒的經歷,這倒不是因為他們的數據或研究方法存在什麼缺陷,而僅僅是因為人們不相信,如此強大的效果竟然出自如此微小的干預。耶格爾承認,他們的數據可能看上去令人難以置信——它們違背了很多有關人腦思維方式的基本假設。但他可以對學生們聽到或讀到這些信息之後發生的事情做出一個完全可信的解釋,無論他們是德州大學或某個社區學院的大學生,還是九年級學生。

在我們讀到這些實驗的結果時,我們的第一個本能反應是,這些干預肯定改變了學生的觀念——用另一種信念代替了一種根深蒂固的信念。很難想像,在電腦屏幕上閱讀25分鐘的文字有可能做到這一點。人是沒有那麼容易被說服的。但耶格爾認為,這些干預其實沒有改變學生的觀念,只是讓他們不去過度解讀未來可能發生的令人沮喪的事件。「我們無法阻止你遭遇那些不好的事情,」耶格爾解釋說。「相反,我們試圖改變它們的意義,使它們不至於對你意味着情況永遠不會好轉。」

每個大一新生——不論貧富,白人或少數族裔,是不是第一代大學生——都會經歷學業挫折,經歷讓他們覺得自己不屬於校園環境的尷尬時刻。但白人學生、富裕學生以及父母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學生,往往不太把這些時刻當回事,或者說不太往心裡去。沒錯,當他們測驗不及格,跟室友吵架,或者約會被拒時,他們的心情同樣很糟糕。但他們通常不會認為,這些挫折說明自己不屬於高等學府,或者自己無法完成學業。

只有那些因自己的少數群體身份(無論是種族方面,還是階層方面)而面臨特殊的恐懼和焦慮,有過受排斥經歷的學生,才容易受這類問題影響。這些學生往往將暫時的挫折誤解為一種永久性的指標,說明他們不可能在德州大學獲得成功,或者根本就不屬於這裡。對於這些學生來說,干預的作用就像是一劑預防針。半年或兩年後,當自我懷疑的病菌試圖感染他們的時候,干預的殘留效果讓他們能夠擺脫那些疑慮,就像條件較好的學生所做的那樣。

今年1月,當我跟凡妮莎·布魯爾交談的時候,她正深受這些疑慮折磨。在剛剛過去的秋季學期,她的平均績點是3.0,這是一個相當不錯的成績。她甚至在統計課考試中得了一個B+,但她覺得那是一段非常難熬的時期。「我覺得沒有人真的對我抱有信心,」她說。母親是她唯一的傾訴對象,但就連這些談話有時也讓凡妮莎更加意識到,自己的周圍缺少一個支持系統。「她告訴我,我聽起來有點不一樣,」 凡妮莎說,「她總是問我:『你還好吧?能照顧好自己嗎?』我通常是個很快樂的人,但我猜想,給媽媽打電話時,我的聲音很單調,聽上去有點冷淡。」

展望即將開始的新學期,凡妮莎覺得壓力太大了。她告訴我,每次走進教室時,她都有一種焦慮感:自己是否屬於德州大學?「別人都是一副躊躇滿志的樣子,」她說。「他們看上去令人生畏,即便他們只是坐在教室里,即便只是他們記筆記的樣子。他們看上去是那麼信心滿滿。你知道嗎?我有時覺得自己是唯一不知所措的人。」

但在春季學期開始後,凡妮莎的境遇逐漸改觀。她開始攻讀可怕的《化學301》課,儘管她發現這門課是一個真正的挑戰,但她也抱定了跟上學業的決心。她參加了ULN網絡,以及戴維·勞德負責的另一個計劃——「發現學者」(Discovery Scholars)。凡妮莎的顧問安排她在校園輔導中心獲得免費幫助。她每周花費6小時或更多時間在那裡複習化學功課,到3月份,她每次測驗都獲得了A或B。

漸漸地,凡妮莎開始感受到一種更大的歸屬感。她給我講述了2月份某天的經歷。那天,正在「發現學者」辦公室閑着的凡妮莎突然產生了「交幾個朋友」的衝動。她走到正在前台工作的年輕女子(像凡妮莎一樣,她也是一位非洲裔本科生)跟前,突發奇想地問她是否認識哪位攻讀護理課程的同學。很湊巧,這位女同學有兩位最要好的朋友在護理專業,她們剛剛在德州大學幫助創建了一個非洲裔美國人護理協會。

獲得電話號碼後,凡妮莎開始跟她們進行短訊交流,隨後應邀參加她們的一個會議。這兩位同學都是大三學生,比她大兩歲,她們很快就接納了凡妮莎。「擁有榜樣的感覺真好,」凡妮莎告訴我,「我過去覺得自己形單影隻,但隨後發現有人說,『我也像你一樣大哭過。』我就感覺好些了。」

當然,凡妮莎從她的同輩導師和指導老師那裡聽到的關於歸屬感和能力的信息,並不是幫助她通過《化學301》考試的唯一因素。然而,它們的重要性以許多細微而有意義的方式體現出來,引導凡妮莎做出一些看似微小、但對她在德州大學的發展前景頗有助益的決定,比如走進輔導中心尋求幫助,鼓起勇氣詢問一位陌生人是否認識護理專業的好友,等等。

在奧斯丁做報道的幾個月期間,我採訪了幾十位大學新生,像凡妮莎一樣,其中大多數人被招收到ULN或勞德負責的其他項目。雖然每個學生的故事有所不同,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的新生學年基本上遵循相同的軌跡:剛進入校園時,高中時代的成功讓他們滿懷信心,但很快就被一次失敗擊垮。一位學生告訴我,他陷入了抑鬱,嚴重失眠。另一個學生說,她的體重驟減,突發皮疹。 但隨後,在經歷了數周乃至數月的迷茫和鬱悶之後,大多數人重拾一種更深層次的自信。通常情況下,這種復蘇所需的支持來自某位ULN顧問或TIP導師;有時候,這種支持來自家人、教會團體或某位室友。但不管怎樣,幾乎所有接受我採訪的學生都能夠扭轉局面,往往把自己從人生低谷拉回來。

「對於這些干預手段,我尤為欣賞的一點是,所有那些艱難的抉擇都是孩子們自己做出的,」耶格爾告訴我。「所有的功勞應該歸他們所有,而不屬於我們這些干預者。這就是最好的干預方式。說到底,每個人的內在都擁有某種資本,某種資產,比如說知識或信心。如果我們能夠幫助他們把這種資產挖掘出來,他們就會憑藉這種資產迎接人生的下一個挑戰。」

與ULN學生的交談讓我對他們的成功幾率持樂觀態度。不過,這些交談也提醒我,事情很容易倒向另一端——那些初期的質疑演變成讓人什麼事也做不成的焦慮。勞德和耶格爾的工作證明,藉助恰當的支持(既包括學術支持,也包括心理支持),這些學生完全能夠以非常高的比率從德州大學這類名校順利畢業。這正是為什麼該校正在進行的大型教育實驗的意義遠遠超出奧斯丁校園。

像凡妮莎這樣的ULN學生能否從一所四年制大學畢業,在很多方面具有重要意義。數據顯示,對於低收入美國人來說,提升經濟流動性的最強大工具是一個四年制大學學位,當今時代尤其如此。如果一個孩子的家庭收入位於全美最低五分之一(意味着家庭收入為2.8萬美元或更少),而她沒有大學學位,她最終進入最高五分之二的幾率僅有14%,而永遠走不出收入最低人群的幾率高達45%。但一旦擁有四年制大學學位,她的人生前景就會徹底改變。突然間,她成功躋身於最高五分之二的幾率升至40%,而繼續陷在最底部的幾率降低至16%。

除了這些學生自身的經濟機會以外,讓這麼多有前途的學生輟學,這麼多寶貴的人力資本白白流失,還有更廣泛的代價。在差不多整個20世紀,美國在培養大學畢業生方面做得比其他任何國家都要好。但在過去20年里,我們已不再佔據國際排名的榜首;就獲得大學學位的年輕人比例而言,美國現在位居世界第12位。同期還出現了第二個趨勢:美國高等教育變得更加階層化;如今多數富裕孩子在大學的表現相當出色,而多數中低收入家庭的學生很難完成大學學業。這兩種趨勢顯然是相互交織的。同時很難想像,如果不扭轉這些不利趨勢,美國能夠重拾全球競爭力,或者提升經濟流動性水平。

這一願景的實現有賴於在全國層面的幾個方面進行不懈努力,但解決方案的很大一部分在於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這類難進、但並非超級精英的高校,能夠大規模地履行美國大學傳統上的一項中心使命——可以說是唯一的中心使命:招收大批極具上進心的工薪階層家庭青少年,給予他們成為成功專業人士所需的工具。德州大學的實驗提醒我們,這個過程不容易;從來都是如此。但它也提醒我們,這是有可能做到的。

Paul Tough是撰稿人,也是《兒童如何成功》一書的作者。他最近的作品是關於解救一名蒙托克捕蝦人John Aldridge的故事。

當經濟學慣常規則失效的時候

紐約時報

我們過去六年一直處在所謂的「零利率下限」,這真是神奇又壓抑。更神奇、更壓抑的事情,依我看就是我們的經濟話語追趕新現實的速度有多慢。如果經濟形勢跌落到谷底——用專業詞彙說就是,陷入「流動性陷阱」(就別問是什麼意思了)——所有的事情就都變了。然而長期以來,沒有哪個有權力制定政策的人願意相信。

我說所有事情都變了,是什麼意思呢?就像我很久之前寫過的,經濟形勢處於谷底時,「經濟政策的慣常規則就不再適用:好事會變成壞事,警惕會招致風險,謹慎就是發瘋。」政府開支並不會與私營部門的投資競爭,實際上反而會促進商業開支。中央銀行官員通常會給自己塑造一種堅定抑制通脹的形象,但此時他們要做的恰恰相反,應該說服市場和投資者,他們會推高通脹。「結構性改革」通常意味着讓削減工資變得更容易,此時這樣做更可能會摧毀就業,而不是創造就業。


這些聽起來都有點瘋狂有點激進,但其實不然。實際上,這正是主流經濟學分析所闡述的,利率跌至零時會發生的情形。它也得到了歷史經驗的印證。如果留意日本在泡沫破滅後的教訓,或者1930年代的美國經濟,你就能或多或少地接受自從2008年以來,我們所處的這種顛倒的經濟政策環境。

然而就像我說過的,沒有人願意相信。總體而言,政策制定者和許多一本正經的人,行動的依據都是直觀感受,而不是認真的經濟分析。是的,他們有時候會找些有資歷的經濟學家支持自己的立場,然而他們用經濟學家的方式,就像是醉鬼用路燈的方式:只是想得到支撐,不是想照亮方向。而這些一本正經的人靠自己的直觀感受,恰恰一直在年復一年地恐懼不該恐懼的事情,做不該做的事情。

所以他們一再告誡,財政赤字是最緊迫的經濟問題,除非實行嚴厲的財政紀律,否則利率隨時都可能飛漲。我本來可以告訴你,這種說法很蠢,實際上我也的確說過。可以肯定地說,預言的利率飆升從來沒有發生,然而現在、立刻、馬上就要削減政府開支的呼聲,卻讓我們失去了數以百萬計的就業崗位,並且深深破壞了我們的經濟基礎。

他們也一再告誡,印錢——雖然話是這麼說,但美聯儲(Fed)並不是真的在印刷鈔票——會導致「貨幣貶值和通脹」。值得稱讚的是,美聯儲頂住了這種壓力,然而其他國家的中央銀行卻沒有。具體而言,歐洲央行在2011年為了抗擊並不存在的通脹威脅而提高了利率,歐洲央行最終扭轉了政策,但也沒能把經濟形勢拉回正軌。目前,歐洲的通脹水平遠低於2%的官方目標,整個大洲都瀕臨通貨緊縮的邊緣。

這些錯誤的決定是不是已經成為過去?低谷時期的經濟學原則是不是即將過去?那可未必。

的確,隨着美國失業率的下降,許多分析人士預期美聯儲會在明年的某個時間點提高利率。然而現在通脹水平、工資水平都較低,美聯儲似乎意識到,過早提升利率可能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與此同時,歐洲距離經濟起飛似乎無比遙遠,而日本仍在掙扎着試圖擺脫通縮。啊,還有中國,在我們當中的有些人看來,中國像是1980年代的日本,它跌入谷底的時間恐怕比你想像的要早。

所以在零利率下限時,經濟政策違反慣常認識的現實,很可能在未來相當長時間內都是有意義的,所以讓有影響力的人物理解這樣的現實是十分關鍵的。不幸的是,有太多人仍然不明白;近年來經濟辯論中最值得關注的一個問題就是,一些人的經濟信條沒能通過現實的檢驗,但他們卻在很大程度上拒絕承認錯誤,更遑論汲取教訓。最近取得國會多數席位的黨派里的智識領袖,仍然固執地以為我們生活在安·蘭德(Ayn Rand)的小說里;德國官員也堅持認為,債務人受的苦還不夠多。

這對未來可不是什麼好兆頭。當權者不明白的事情(更糟的是,他們以為自己明白,但其實不明白的事情),肯定會對我們造成傷害。

水的清澈, 並非因為它不含雜質, 而是在於懂得沉澱; 心的通透, 不是因為没有雜念, 而是在于明白取捨。

水的清澈, 並非因為它不含雜質, 而是在於懂得沉澱;
心的通透, 不是因為没有雜念, 而是在于明白取捨。
小合作就要放下態度,彼此尊重;
大合作就要放下利益,彼此平衡;
一輩子的合作就要放下性格,彼此成就。
一味索取,不懂付出; 一味任性,不知讓步; 到最後必然一無所有。共同成長,才是生存之道。
工作如此,愛情如此,婚姻如此,友誼如此,事業如此,修行亦如此。

我喜歡這段話:山有山的高度,水有水的深度,沒必要攀比,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長處。風有風的自由,雲有雲的溫柔,沒必要模仿,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個性。您認為快樂的,就去尋找。您認為值得的,就去守候。您認為幸福的,就去珍惜。依心而行,無憾今生。

人生1條路:走自己的路。
人生2件寶:身體好、心情好。
人生有4苦:看不透、捨不得、輸不起、放不下。
人生5句話:再難也要堅持,再好也要淡泊,再差也要自信,再多也要節省,再冷也要熱情。
人生6財富:身體、知識、夢想、信念、自信、骨氣。

台灣的民主選舉,為台灣帶來過些什麼?民主斑斕耀眼的本質意義,會不會只是一場如同原始部落的迎神賽會?繁複莊嚴的過程,只是純粹為打扮極少數人並包裝他們的前世今生?

王尚智

選情最後緊繃至極了!但當命運更接近周末投票「掀開底牌」之際,回頭看所有的縣市長對決,某方面也更為抽離也淒迷著。
對參選人來說,選舉當然是場召喚與豪賭。但這回包括連勝文與柯文哲的北市對決,卻也註定是一場「經典與荒謬」。廣大選民可能有極高比率,最終並不因真正愛誰支持誰,而是面對著各自心中對於過往政治的厭惡或忌憚,最終帶著嘆息或遲疑,圈選在選票之上。

民主選舉至此,就不只是一段權力制度的抉擇轉移而已了。而是一片命運的紗袍,彷彿前世今生的轉換,從此決定了參選者與投票者原有的各自命運!連與柯兩人對坐相望在人海高處的旋轉椅上,最終只有一人能旋入權力的虛空高位,另一人則被甩向灰澀的穹蒼邊際成為一抹敗滅荒煙。
其實民主選舉的現實殘酷,成敗之間向來缺乏完整的描繪記錄,所以應該有更多「哲學命題」與「文學敘述」,共同參與進來才對!否則每回選舉過後,真正留下了些什麼?

對民主選舉的幻滅

特別是任何選戰到最後,陣營裡所有的邏輯推論和策略期待,到頭來都抵不過無情的蒼天因果。縱使參選人誓發宏願於「盤古開天」或者一心想擔當「女媧補天」的民主重任,仍然得要陷入那一張張選票所構成的民意輪迴,重新經歷那場權力艱難的混沌初開,以取得時空角色的能量轉身。
這兩天最後衝刺選情的激烈活動畫面,一旦徹底用慢動作去播放,連柯兩人的神情無不幾近痴呆瘋狂。兩人眼神燃燒著追逐權力的本能,幾乎想要吞盡每一位拜票緊握的群眾雙手。倘若仔細聆聽,彷彿可以聽見兩人靈魂此起彼落在喘息嘶吼著「給我票、投給我!」一切當下的屈身卑微,只為換得兩天後權力高位的雄視睥睨。
但究竟台灣的民主選舉,為台灣帶來過些什麼?民主斑斕耀眼的本質意義,會不會只是一場如同原始部落的迎神賽會?繁複莊嚴的過程,只是純粹為打扮極少數人並包裝他們的前世今生?而他們最終在權力位階上的轉變,其實壓根與你我間無論在生存、生活與生計的興榮,一絲絲屁關係也都毫無關聯。
倘若我們真的不是他們前世今生中「反覆被利用的一群選民」,連勝文或柯文哲倘若有誰真的是那一位「蒼天指定的救贖者」,為何我們直到投票前夕的現在已經不到50小時了,我們依舊對今後的未來,會這麼毫無興奮與想望,唯獨只有「荒謬與嘆息」?
台灣已歷經數十年的民主選舉了,多少人的青春歲月在熱情與憧憬後幻滅。台灣只剩弱智無知的政治人選,印在選票之上,逼迫我們兌現,那在前世今生不慎畫押追求民主制度的誓約。

作家

「人不僅需要勇氣站起來說話,也需要勇氣坐下來傾聽。」“Courage is what it takes to stand up and speak; courage is also what it takes to sit down and listen.”

“Courage is what it takes to stand up and speak; courage is also what it takes to sit down and listen.”
– Winston Churchill, British Prime Minister

「人不僅需要勇氣站起來說話,也需要勇氣坐下來傾聽。」– 溫斯頓‧邱吉爾 (英國首相)
溫斯頓‧邱吉爾 (1874-1965) 曾擔任 2 屆英國首相,因第二次世界大戰領導英國而聞名。除此之外,邱吉爾也是文學家,在 1953 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唯有停止咒罵和抱怨社會的缺失,並拿出勇氣採取行動,我們才能讓社會進步。」“We make progress in society only if we stop cursing and complaining about its shortcomings and have the courage to do something about them.”

“We make progress in society only if we stop cursing and complaining about its shortcomings and have the courage to do something about them.”

– Elisabeth Kubler-Ross, Psychiatrist

「唯有停止咒罵和抱怨社會的缺失,並拿出勇氣採取行動,我們才能讓社會進步。」– 伊莉莎白‧庫伯勒-羅斯 (精神科醫師)

curse (v.) 咒罵。例:He cursed himself for leaving his wallet at home. (他忘了帶錢包而罵自己。) complain (v.) 抱怨。shortcoming (n.) 短處,缺失。例:James pointed out the management’s shortcomings. (詹姆士指出管理階層的缺失。) do something about it/them 對某事採取行動、有所作為。

伊莉莎白‧庫伯勒-羅斯 (1926-2004) 為出生瑞士的精神科醫師,為瀕臨死亡經驗研究 (near-death studies) 的先驅,她的 On Death and Dying (論死亡與臨終) 為該領域的開創性著作,她一生共獲得 19 個榮譽博士學位,在 2007 年入選美國「國家婦女名人堂」。

「指引我道路的最高理想,且屢次提供我勇氣以歡喜面對人生的是,仁慈、美麗與真相。」“The ideals that have lighted my way, and time after time have given me new courage to face life cheerfully, have been Kindness, Beauty, and Truth.”

“The ideals that have lighted my way, and time after time have given me new courage to face life cheerfully, have been Kindness, Beauty, and Truth.”
– Albert Einstein, Physicist

「指引我道路的最高理想,且屢次提供我勇氣以歡喜面對人生的是,仁慈、美麗與真相。」– 愛因斯坦 (物理學家)
ideal (n.) 理想標準,完美境界。例:Liberalism is not dead, and its ideals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ever. (自由主義並未死亡,它的理念在今日空前重要。) light (v.) 照亮。time after time 屢次,一再。cheerfully (adv.) 歡樂地,愉快地。
愛因斯坦 (1879-1955) 為理論物理學家,以發現廣義相對論 (general relativity) 及光電效應最為知名,他在 1926 年得到諾貝爾物理學獎,被認作是現代物理學之父,及史上最多產的高知識分子之一。

「對於肯試的人,沒有事情是不可能的。」“There is nothing impossible to him who will try.”

“There is nothing impossible to him who will try.”
– Alexander The Great, King of Macedon

「對於肯試的人,沒有事情是不可能的。」– 亞歷山大大帝 (馬其頓國王)
亞歷山大大帝 (356-323 BC) 在 20 歲繼其父成為馬其頓國王,30 歲時創立了史上最大的帝國之一。他一生未嘗敗績,被認做是史上最成功的軍事家之一,他的擴土也促進文化融合,將希臘文化向東傳播。

「我們過於固守祖先的舊式思維。預設的解讀影響我們看待所有事實的方式,我們樂於舒服的聽取意見,不做不舒服的思考。」“Too often we hold fast to the clichés of our forebears. We subject all facts to a prefabricated set of interpretations. We enjoy the comfort of opinion without the discomfort of thought.”

“Too often we hold fast to the clichés of our forebears. We subject all facts to a prefabricated set of interpretations. We enjoy the comfort of opinion without the discomfort of thought.”
– John F. Kennedy, 35th U.S. President

「我們過於固守祖先的舊式思維。預設的解讀影響我們看待所有事實的方式,我們樂於舒服的聽取意見,不做不舒服的思考。」– 約翰‧甘迺迪 (美國第 35 任總統)
hold fast 抓緊,緊握。cliché 陳腐的說法,陳詞濫調。forebear (n.) 祖先。subject to 受… 影響,遭受。例:They were subjected to torture in prison. (他們在獄中被施予酷刑。) a set of 一套。prefabricated (adj.) 預先建構的。例:a prefabricated home (組合屋)。interpretation (n.) 解讀,說明。
約翰‧甘迺迪 (1917-1963) 在 43 歲當選總統,為美國史上第二年輕的總統,任內歷經古巴飛彈危機、柏林圍牆的建立、與蘇聯太空競賽等。甘迺迪總統在任內第 3 年遇刺身亡,至今仍是美國人民最敬仰的總統之一。

倘若柯P能勝選

TOTTORO

〈假如柯P沒有參選的話〉,台灣人民大概不會有機會看到這種很不一樣的選舉(不插旗幟、沒有宣傳車、不花大把銀兩買廣告);也不會有機會見證到公佈選舉經費細目和婉拒捐款的奇人異事;更不會有機會再度確認連家不僅富可敵國,也是一個為了私利而撕裂社會的權貴家族;而且最可惜的是,台灣人民可能不會有機會試著打破多年來困擾、甚至阻擋台灣進步的藍綠僵局。

也許,台灣人民應該「感謝」中國國民黨和馬政權。感謝他們用監察院和考試院的力量把柯P趕出台大醫院;接著又再接再勵讓行政院和立法院共同考驗柯P;最後,還把一個民主國家最基本的司法防線也給賠進去了;誠如連公子這兩天所說的:「天將降大任必經挫折」。

然而11月29日若柯P勝選,它所代表的其實並不是他個人的勝利,而是幾個台灣社會的重要轉機。

第一、第三勢力的可能。一個候選人不一定要龐大政黨的援助,台灣除了藍綠之外可以多一些獨立自主性的無黨籍民代,甚至政治素人,對打破議會被任何政黨把持的可能性有助。因為民主政治最、最、最(三個最是因為太重要了)基本且重要的因素就是「制衡的力量」。馬政權多年來逆行倒施把台灣搞得民不聊生的原因,不外乎國家機器和國會甚至司法都把持在一人一黨的手中。

第二、候選人少假仙。柯P很幸運,他參選的時機是網路時代;他的8000萬的競選經費在台灣根本是前無僅有,但也只有在網路世界才可能成功。然而,如果不是柯P堅持開公佈誠的人格特質,哪來這麼多網民自動自發幫他助選?柯P也許常失言,但他不是假惺惺的政客;柯P也許太臭屁,但他絕不是空話連篇的草包;柯P的真誠就是他能立下那麼多台灣選舉史上紀錄的動力。所以還沒有太世俗化或被汙染的年輕世代會喜歡柯P,媒體也愛追著報導他有趣的一舉一動;其實回歸正源就是一個「真」字,免假啊啦!

第三、政治「歸」政治。坦白說,個人向來痛恨「政治歸政治,XX 歸 XX」這種沒常識的話;才過世不久86歲的老媽也很清楚,甚至常在親朋好友間灌輸「你不管政治,政治就會找你麻煩」的觀念。然而,台灣也有太多紅頂商人喜歡「以商逼政」,甚至在選舉期間動輒「以商嚇民」的惡例。所以柯P若能勝選,至少那些喜歡開空頭支票,還跳票無數的無恥商人也能嚐到失敗的苦果,或許將來的選舉中可以減少這一類顧人怨的「咩咩叫的權貴」。總之,政治不該只服務經濟;政治是人民的,政治服務的對象當然也應該是全民。

第四、奧步無效。台灣的選風不夠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實,不論是抹黑、買票、黑函…等等奧步,也許可以勉強歸類為「兵不厭詐」的伎倆。然而,執政黨濫用國家機器集中火力PK一位侯選人的手法,這是台灣民主的大後退,是貽笑國際讓人民蒙羞的恥辱。更不用說為了勝選也可以誣蔑台灣的醫療制度,甚至抹黑醫師集體殺人的奧步,已經是毫無人性的作法。再則,如果台北市民能夠認清這個事實,讓奧步無路用(如北檢近日的動作),司法機構在將來的選舉中,無論誰執政都才可能維持真正的中立。

第五、黨產無路用。坦白說,如果連家可以長年霸佔日產的仁濟醫院(請參考郝杯杯也知道的維基百科),可以兩代公務員成為富可敵國的家族,本人對於中國國民黨黨產回歸於民的期待是幾近零。但假若柯P能勝選,他和他的競選團隊所證明的是,台灣人可以不要和中國黨打傳統的選戰,也就是需要大量金錢堆砌出來的選舉;新的時代要有新的思維,也可以應用新的工具。如果家財萬貫的連少,加上全世界最有錢的政黨之一的中國黨被打敗,這是對新世代台灣人民加入政壇改變社會的不公不義最好的鼓勵。

第六、改革國民黨的契機。許多國民黨員在近日都事後諸葛表示,如果當時初選是丁守中出線,今天的戰局就大為不同。問題是,這就是中國黨的本質,這是一個穩紮穩打從基層爬起的人無法出頭的政黨;國民黨講究的是家世、人脈、和政商關係。事實上,就算連勝文的肚子沒幾滴墨水缺乏傲人的能力,如果他作為一個主將能夠了解「親疏無間,用人為才」的原則,在國民黨當中尋找正派有能力的人選擔任他的幕僚,連營的選情怎麼可能在台北市弄到這種田地?但是他不找丁守中、楊實秋、或邱復生…等至少有反省能力的人才,相反的,連公子讓自己週邊充滿了爭議性高和耍嘴皮子的鬥雞型人物,更加顯現了連少識人不清或一丘之貉的可能。假若有人真的還對國民黨有感情的話,奉勸這些人想清楚一個事實:連公子若勝出,權貴永遠權貴,官商關係更密切,中國國民黨不僅無能者繼續當道,也會失去一個改革和去蕪存菁的機會。

第七、顏色解嚴。如果大多數的台北市民能夠跳脫藍綠的框架,能夠摸著良心選賢與能,而不是含淚或含恨投票,1129之後,台北市就不再是「天龍國」,也可以成為台灣社會「顏色解嚴」的領航員,也才是名副其實的首善之都。

除了以上這些對台灣社會是正面發展的力量,11月29日柯P若能勝選,台北市民也將有機會一起「嗡嗡嗡、嗡嗡嗡」,大家一起來做工。這是台北人的機會,可以市民共同作主,一起打造一個讓年輕人和下一代能夠作美夢和懷抱希望的城市。

比委屈

廖文綺

身為七年級生,對我來說,一個住帝寶、開名車、喝紅酒、開百萬趴的連勝文,其共鳴性實在遠不如行醫數十年勤勤謹謹、救人無數的柯P。但這並非我否定連勝文的理由,畢竟出身無法選擇,人人都有權利嚮往優渥生活並樂在其中,如果因為連勝文的生活令人眼紅便否決他,那豈非歧視權貴了?

不欣賞連,選前週末夜給我的感覺最深。連家一家哭成那個樣子,彷彿選個市長令他蒙受到了什麼天大委屈。是,連勝文或許有委屈,但從政這條路誰沒有委屈?依珊放棄加拿大籍很委屈,扁家沒有委屈嗎?為什麼黃睿靚不能在美國生孩子?為什麼只有陳幸妤從高中畢業典禮一直到去牙醫診所工作,要不斷受到狗仔記者的追蹤騷擾?連惠心有嗎?連詠心有嗎?連勝文身體不好還來參政,陳菊、胡志強,他們的身體難道就很健朗嗎?就是跟柯P比,被那樣砲轟帳戶不淨、渾蛋、皇民、官三代,柯P就不委屈?他有哭有叫嗎?所以說,這些事情實在不需要反覆強調。別忘了,要比委屈,政壇誰的委屈比林義雄先生深沉可怕了?

連勝文對房價飆漲、勞工問題、貧富不均等問題的態度全加起來,還遠比不上對自己所受到的抨擊來得有感,既然如此,我們為什麼要支持這樣一個念念不忘自己委屈的候選人?萬一他當選後捐薪又覺得自己很委屈,台北選民豈不是太虧欠他了嗎?

(作者為補教國文老師,台北市民)

太陽花對話:選舉作為一種公民運動

顏銘緯

這場選舉,似乎在檢證三一八運動以來所醞釀的公民覺醒,其力量的具體化,是否足以促成政治場域的實質改變。畢竟,社會運動所提出的新價值與新方向,若要落實為可以執行的制度與政策,需要透過介入政治來加以實現。可是,我們似乎在對上述推論出現意見分歧。

首先,是在對公民社會的核心概念:「自主性」的理解上。簡言之,在西方的脈絡底下,「公民社會」是對立於「國家」自主的存在,也因此,在它之中的公民團體會擁有有別於「國家」對政治的立場、道德與圖像。但學者姚人多認為,台灣目前的「公民團體」有與「政治」對立的傾向,在對政治廣大甚至帶有點空洞的定義當中,「公民團體」是與「政治選舉」對立的,而台灣現實政治的選舉背後正是「藍綠」,不碰藍綠變成公民社會自主性與道德超然的象徵。

再者,依Larry Diamond對公民社會的定義:「一個自發的、自我組成的、自我維持且自治於國家機關之外,……組織性社會生活的領域」,我們不禁要懷疑在台灣轉型不正義的政治發展底下,有多少公民團體共享黨國的意識形態與受黨國金權豢養,根本不配稱作是自主的公民團體。而在諸多公民團體「超越藍綠」的話語邏輯背後,卻默許一個法西斯威權殘餘的「國民黨」透過不公平的民主機制掌握國家機器,這稱得上是「自治於國家機關之外」嗎?

如果我們對公民運動抱持更高的標準與期待,讓政治參與不僅是意見表達或倡議,而是積極地以選票來介入政治運作,甚至提供一種新選擇,那麼,以「價值入政」的三一八世代,不正是最積極的公民覺醒?他們體現了公民的當代意義——持有權力的政治主體。而真正的出關播種、為僵化的藍綠政治結構植入「新價值」的種子,不是迴避政治的「超越藍綠」,而是以「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的病理診斷,與黨國體制進行政治對決。

(作者為基進側翼聯合競選辦公室主任,完整版請見http://ppt.cc/VIP7

獨立特派員vs.新聞急先鋒

蕭文婷

連續兩天有讀者投書反對公視停播「獨立特派員」,讓我想到最近常看的HBO影集The Newsroom(新聞急先鋒),或許值得思考借鏡,甚至可以成為「媒體識讀」參考教材。

The Newsroom編劇是因The West Wing(白宮風雲)而聲名大噪的Arron Sorkin,電影Money Ball(魔球)、Social Network(社群網站)也是他的傑作。故事主軸是虛構的電視新聞台ACN幕後的故事,卻常有真實新聞事件的影子。例如最近一集演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發生後,各媒體搶獨家,然而ACN女製作人及男主播(電視劇,所以他們「正好」是分分合合的情侶)堅持新聞專業,不灑狗血,以致爆炸頭天ACN收視率敬陪末座。但有媒體同業趕時間、搶新聞,用了未查證的網路來源報導說嫌犯是兩名紐約高中生,根本完全錯誤!當犯錯的媒體不得不撤回新聞、公開道歉時,ACN所有工作人員歡聲雷動,卻被老總訓了一頓!老總說,我們只是守住專業原則,沒什麼值得慶祝的,何況爆炸案是大悲劇。

網路衝擊媒體環境,新聞專業、倫理與收視率、商業利益的衝突,在The Newsroom中頻頻出現,又穿插媒體大亨家族股權爭奪戰等,非常好看。

當然,因為是電視劇,劇中人的「堅持理想」,在現實生活或許不容易。但是想到最近台灣選舉,一些媒體被批評報導偏頗、假造新聞,甚至被告上法院,總是有些感觸和啟發。也許台灣八點檔可以參考The Newsroom,將時事與娛樂結合,兼具社會教育功能,或許可以吸引更多年輕族群,提升收視率呢!

至於「獨立特派員」,公視用的是台灣納稅人的錢,需不需要那麼收視率導向,我認為倒是真的值得探討。

(作者為醫師,美國台僑)

期待這是國家機器最後一次被懷疑

當權者動用國家機器傾全力對付一個有志參政的公民,這在許多自威權轉型到民主卻尚未完備的國家,實不乏先例。在台灣,直到現在,許多國民都會感受,每當選舉、也就是激烈競逐政治權力的緊繃時刻,似乎不正義的惡勢力總會無所忌憚地高調現形,吞噬這個國家好不容易累積的民主基礎,面對這種周而復始的進一步、退兩步的民主停滯該怎麼辦?這是全國選民在投票時刻值得同步考慮的核心問題。

台灣要根本脫離這個困境的方法無他,就是政黨經常輪替,將政治大掃除常態化,就如不斷地注入新水把死水換掉。唯有釜底抽薪,才能有效解決台灣雖有寧靜革命卻未徹底完成轉型正義的問題。因為,不論是從一九四五年或一九四九年起算,僅有短短八年不是國民黨一黨獨大執政的懸殊比例看來,台灣在觀念、人員、制度上,走不出黨國的關係網絡與利益羈絆,遲遲建立不了凝聚一個社會最重要的黏著劑—互相信賴,最大的原因在此。

在戒嚴與威權時代,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乃至媒體與軍警公教體系,全都是國民黨統治者的工具,在解嚴與逐步施行民主化後,形式上的正義在恢復,不合時代需要的法令也持續在修改,但是因為上面「老闆」的政黨顏色很少更換,聽命的指令太單一,下面的執行者繼續浸泡在同樣的醬缸之中,就很難自覺藍色威權的一元與彩色民主的多元有所不同,行事作為與價值觀必須要調整與改變。

就拿投票前夕引起社會廣大關注的檢察官角色疑慮來比方,明明檢察官做為司法行政官,要同時接受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與法官法的嚴格規範,為什麼依舊會做出讓國人譁然、具有明顯瑕疵的行動?

最近在「檢察官論壇」上,有論者認為:國民黨威權統治及民主轉型前期,檢察官擁有羈押決定權,政治力又可透過法務部長控制檢察官人事,檢察官成為「統治者工具」,乃是理所當然之舉,選舉期間才可縱容自己人的賄選,並將檢察官當作打擊政敵的工具。然二○○六年法院組織法修正通過,明定:檢察總長經國會同意、設置特偵組、檢察指令權不受政治部門影響、成員全部具檢察官身分的檢審會負責檢察官人事審議等措施法制化,以及一系列政治案件的偵辦來看,當前台灣檢察體系的主要問題比較像是「權力的自走砲」。

前述檢察官圈內的看法,事實上對照近來的一些實際個案看來,恐怕並沒有這麼單純。法制化是一回事,相關人員從上到下遵不遵守又是另一回事,而且才是關鍵所在。例如,二○○九年制定的行政中立法第四條規定:公務人員應依法中立執行,對於任何團體與個人,不得予以差別的待遇。若有違反,依據行政中立法第六條規定,須受到懲戒、彈劾。受害者也可以依據二○一二年生效的法官法個案評鑑制度,向官方或委由民間公正團體針對不適任的檢察官提出檢舉。

換言之,選舉期間,若甲乙雙方皆被檢舉,檢察官有責任對雙方同步公平處置,避免只查一方、另一方擱著不動的偏差,否則即是失職。其衡量的標準,不牽涉主觀判斷,各方皆可簡單辨識。既然法有明文,這次選舉卻有檢察官仍不免受到單方不平與大眾質疑,不論是造成可能有害群之馬把檢察官當政黨工具在使喚的誤會,還是懷疑檢察官個人可能有強烈的政黨偏好凌駕是非黑白之上,這些都是檢察體系不容存有模糊空間、務必要主動對社會釋疑的職責所在,凡追求民主精進的國家,這些也都是值得公開討論的課題,不該視為「小民」不得觸碰的禁忌,才有可能成立一個健康的和諧社會。

鞏俐與連戰

參加競賽,誰不想贏?硬要輸家滿面含笑,恭賀對手摘冠,確實有點強人所難,最好的方式就是學學伍迪艾倫。

伍迪艾倫個人曾經獲得廿四次奧斯卡提名,還得過四座金像獎,但他從不肯受邀參加頒獎典禮,不肯在台下任憑頒獎人凌遲,故弄玄虛,吊他胃口,他的《安妮霍爾》獲得最佳影片那天,他在曼哈頓的酒館裡吹他的單簧管。

伍迪艾倫說過:「如果你得靠別人肯定,說你夠格得獎,哪一天,那些人說你不夠好,不給你獎了,你就得乖乖接受。」鞏俐的失態與失言,當然是因為她得失心太重了,但也證明她一直沒搞懂,評獎比創作更主觀。得獎,只代表過半評審肯定妳的表現,並不代表作品就此傳世。至於金馬評審夠不夠專業?有沒有搞鬼?坦白說,捕風捉影有之,註定查無實據,除非白目自首,只有天知道了。

九合一選舉,後天定錘。既然相信民主,除非公然作弊,不然就得面對人民一票一票投出的結果。一九九八年,阿扁輸掉台北市長,說完「對進步團隊的無情是偉大城市的象徵」,就鞠躬下台。酸不酸?酸,但是身影何等瀟灑!二○○○年,連戰輸掉總統大選,不但沒做副總統職務交接,更避開了就職大典。酸不酸?酸,但是身影何其難堪!

風度不代表高度,卻代表著器度。參加選舉,就照規矩來,不要輸了就鬧事,面子與裡子全都陪葬了。「不要只想贏,要想不能輸」是《KANO》獻給藝人與政客的暮鼓晨鐘!



(藍祖蔚)

競選的貧富差距

看到國民黨的競選廣告排山倒海而來,佔據電視、報刊、網路幾乎所有的媒體領域,真替非國民黨候選人捉襟見肘無法作廣告而感到可悲、不平,乃至義憤填膺。其他民主國家會這樣嗎?這是乞丐與王子的競賽,台灣人民看在眼裡,沒有絲毫正義感嗎?

打悲情廣告像炫富

網民在正義感驅使下,把連營廣告拿來kuso,發抒他們的不滿,竟受到連營的譴責。事實上,這就是貴賓狗與土狗的競爭,還放縱貴賓狗狂吠(廣告),譴責土狗發出不平之鳴,吃人夠夠,莫此為甚。
連營又打悲情牌,哭哭啼啼回憶連公子中槍那晚。很奇怪,槍擊是柯文哲指使的嗎?為什麼與柯競選時要打這個廣告?關柯什麼事?關這次選舉什麼事?能說明什麼?只能勉強說明連家對警方與情治調查機關未能查出真相的無能,感到悲憤與埋怨;但這又與此次競選何干?競選廣告猛打無關的可憐牌,錢太多花不完嗎?炫富嗎?
我們很同情連勝文遭到槍擊,堅認此風不可長,也為情治機關的無能感到沮喪,但此時拿出來當競選訴求,驢頭不對馬嘴,簡直不知所云。綠營若打出洪仲丘媽媽的哭泣當競選廣告(遠比連公子悽慘)、打出黑心食品及毒油的廣告以控訴馬及國民黨執政的疏失、播出頂新與國民黨政府千絲萬縷的關係當作廣告、拿318太陽花學運反國民黨政府與北京的黑箱作業當廣告,都比連公子個人事件更符節合拍,畢竟與連個人無關,卻與提名連的國民黨政府有關。可憐非國民黨候選人沒那麼多錢打廣告,柯也反對打這種負面廣告。

談笑用兵高明多了

不過,窮人(相對連家而言)有窮人的活路,可在上周的遊行中看出端倪,就是柯營的多采多姿的顏色,對比連營的單調枯燥、柯本人的幽默風趣,談笑用兵對比連的悲情痛哭、舉家大憤,高明多了。
我們為所有非國民黨籍的候選人不平,面對黨產肥厚可以大作廣告的國民黨候選人,其他候選人只能餬口度日。國民黨候選人像美軍是打什麼有什麼,其他候選人像伊拉克軍是有什麼打什麼,戰(財)力有天淵之別。

什麼是笨?就是老用同樣的方法做事,卻期待會有不同的結果。

什麼是笨?就是老用同樣的方法做事,卻期待會有不同的結果。
全球華人競爭力基金會 董事長 石滋宜

11/26/2014

「執政黨只會一味將韓國妖魔化,拿來炒作卻讓自己成為丟人現眼的笑柄。」、「醜化韓國形象,卻連最基本的功課都沒做,自以為能繞幾句英文就顯得水準不凡」,感嘆「這就是中國國民黨空虛可笑的『國際觀』。

楊虔豪

今年3月底,台灣爆發學運時,我在韓國寫的評論「馬總統,勿拿韓國當愚民工具」成為入行新聞界以來獲得最大迴響的文章。沒想到過8個月,韓中簽訂FTA,台灣地方選舉在即,在準備返國投票的前夕,我看到了國民黨的競選廣告,一位穿著韓服的女性坐在擺有韓國與中華民國的撲克牌前,旁白如下:

「韓國說:『謝謝,謝謝民進黨在立法院擋下法案』」

「韓國說:『謝謝台灣,慢慢來』」

「面對韓國追趕,民進黨說:『大陸市場不懷好意,最好別去』」

「結果這個月,大陸/韓國正式簽訂FTA,韓國每年比台灣省下1,632億關稅。」

「全球免關稅協定不斷成形,台灣正式成為亞細亞經濟孤兒。」

「誰會跟台灣失去的機會說對不起?誰要向台灣努力的下一代說對不起?是誰讓韓國在竊笑?」

「11月29日 民進黨能不能繼續粗暴地阻攔下一代?韓國也在看。」

這支廣告中,韓國被中國國民黨塑造成奸詐形象,在韓中FTA簽訂後,方能暗自竊喜,而台灣不跟中國簽服貿協議,完全喪失競爭力,一切都是民進黨的錯。

韓中FTA正式達成協議至今已過十多天,華人世界至今直接針對韓中FTA做細部探討並帶出韓方反應的,只有我的兩篇文章:「韓中締結FTA 韓產業得失概觀」、「韓媒:韓中締結自貿協定FTA喜憂參半」。締結當晚與隔天,我在韓國直接閱讀並翻譯原文資料,至今雖然忙碌,我仍在著手翻譯完整的公報內容。

雖然這樣說有點自大,但韓中FTA在台灣可以被中國國民黨搞成風風雨雨,真正分析與討論原文內容,好像只有我一個人在做。

挾著資源比我多千倍萬倍的中國國民黨政府,從閣揆到黨中央,只有口口聲聲說:「韓國跟大陸都簽了,台灣不簽,會有『巨大衝擊』」但我到現在還沒看到他們拿出目前最詳盡的韓文版公報內容分析利弊、或對媒體細加解釋,

為什麼?很簡單,因為他們看不懂,他們也不想看懂,他們也完全沒有認識韓國。

政府團隊與媒體界,沒幾人懂韓文,也不願請通曉韓文的人即刻翻譯並公開內容,在這樣的情況下,韓中FTA成為中國國民黨恐嚇與瞞騙選民的工具。

今年5月,口口聲聲強調自己最具「國際觀」的國民黨台北市長參選人連勝文造訪五分埔,業者抱怨韓國成衣大舉進軍,已對台灣造成衝擊。沒想到,連勝文只公開稱要求妻子「絕對不能買韓衣」,但私下卻被抓包在看韓劇。

韓中FTA締結後,連勝文在政論節目上不斷提出韓中FTA對台灣、特別是對台北衝擊很大。但面對主持人趙少康針對韓中FTA問題與對策細加提問,連勝文卻慌慌張張答不出個所以然來。

為什麼?很簡單,因為他對韓國連最基本的功課都沒做,韓國只是他嘴巴上拿來煽動仇恨、打擊民進黨與恐嚇選民的工具而已,他一樣完全沒有認識韓國。

為了不讓你跟他們一樣,接下來,給我30秒,我給你韓中FTA,讓你戰力立刻提升,超越連勝文、超越國民黨。

綜觀韓中FTA的談判過程與產業別影響,自由貿易協定的締結,背後牽涉到受惠與將遭受衝擊的產業,在中國強大壓力下,韓國代表團最低限度仍阻止對自家許多農產品的讓步,部分甚至列為永久談判除外的對象。

雖然韓中FTA不盡完美,但各項農畜產品開放與否,韓國列得清清楚楚。政府聲明中還載道:「對促進中國本地化戰略中的產品(汽車、LCD等),及中國國內處於嚴重供過於求的項目(鋼鐵等),比起戰略攻勢上的利益,韓國政府仍盡力反映FTA對國內主要農畜水產品將造成衝擊之憂慮。」

擁護自由經濟的保守派及朴槿惠政府團隊,再怎麼受人詬病與反對,最低限度都懂得捨棄部分利益來保護產業,但在審議服貿時就全面對中國放水的國民黨政府,有無能力並做到公開透明,已令人懷疑。

自由貿易協定的締結,或許能做為提升經濟實力的催化劑,但前提是產品要具有創新才有競爭力。當韓國大企業每年投注大規模金費從事研發的同時,台灣廠商大多還只停留在代工,至今難見國民黨政府提出轉型研究與對策,你能期待台灣與中國簽訂服貿或貨貿後,我們就能超過韓國?

自由貿易協定的締結,不代表國家經濟就此鵬程萬里,自由貿易的確可能造成交易量大增,但政府有無能力控管與公平分配財富,才是庶民經濟水平能否提升的關鍵。

我往返與定居韓國加起來快五年,看見韓國民眾並未因自由貿易而過得更開心,反而接連抱怨生活日益艱辛、壓力大到想離開。反倒是這次韓中FTA簽訂,以中小企業為主的製造業將遭受衝擊,財閥勢力可能將持續擴大,貧富不均與所得失衡問題將更為嚴重,就連保守派媒體在分析時都小心謹慎、提出解決建議。

國民黨政府執政六年,包括關廠工人、華隆罷工到國道收費員事件,完全未能維護勞工權益解決問題,當國道收費員求見交通部長葉匡時而遭阻擋的同時,葉部長還請假為國民黨跑競選行程,你敢相信這樣的政府,在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後,會照顧受衝擊者與弱勢族群嗎?

自由貿易協定的締結,牽涉到對他國包括外交與經濟的利害關係,這是中央政府自己該解決的問題,國民黨政府不僅從頭到尾都未對民眾分析探討自由貿易協定的利與弊,還在地方選舉上拋出來炒作,牛頭不對馬嘴,連最基本的「層次」都分不清,顯見國民黨與政府自己的水準已完全落後韓國,這不是把責任推給民進黨就能解決的。

口口聲聲拿韓國說嘴,卻完全未發現因韓國綜藝節目介紹台灣、使韓國人對台灣心生憧憬,來台旅遊的韓國人直線成長,他們發現台灣的友善、並慢慢理解台灣、想跟台灣人做朋友,我們政府卻未能提出對策,瞄準韓國人需求改善軟硬體設施來先馳商機,我們的執政黨只會一味將韓國妖魔化,拿來炒作卻讓自己成為丟人現眼的笑柄。

醜化韓國形象,卻連最基本的功課都沒做,自以為能繞幾句英文就顯得水準不凡,自以為可以欺騙所有人似地煽動與恐嚇選民,這就是中國國民黨空虛可笑的「國際觀」。

「可愛卻不老道」、「忠厚卻不取巧」、「謙卑自省卻不虛偽矯情」的真誠樸實角色,讓人看到了一位活生生的政治素人,平凡之中見到了偉大的政治涵養與道德情操,使人心悅臣服、為之動容。

陳淞山

經過選前最後一周黃金假日的衝刺,不論是對比造勢遊行人潮數量、年輕人參與情況以及現場氛圍來看,柯文哲陣營的確遠比連勝文陣營技高一籌,雙方原本的選戰氣勢並沒有因此有所翻轉,且外界聚焦的藍綠對決、省籍對立與統獨爭鋒情景都沒有發生,柯、連決戰議題只侷限在竊聽烏龍與洩密疑雲的枝節末端事務打轉,並未衝擊整體選戰情勢的政治氛圍與基本結構,大局幾近底定,柯上連下局面呼之欲出。

綜觀這次首都市長戰役,柯文哲雖然沒有提出市政白皮書的市政建設藍圖,只成立了幾個市政首長人選遴選委員會,也沒有特別突出亮眼的市政政策出籠,但卻引領風潮主控選戰脈動並成功抵擋住連勝文陣營多波的人身攻擊與國民黨黨國大老的群毆圍攻,很多人都像霧裡看花一樣摸不著頭緒,為什麼在藍大於綠基本政治盤局相當穩定的台北市,會出現如此令人拍案驚奇的選戰情勢,「柯文哲現象」到「柯文哲旋風」到底是如何形成?

其實,柯文哲所展現的人格特質並沒有特殊的群眾魅力,演講語言與動作也絲毫沒有感動人心的煽動情緒反應,但卻造就了他個人「可愛卻不老道」、「忠厚卻不取巧」、「謙卑自省卻不虛偽矯情」的真誠樸實角色,讓人看到了一位活生生的政治素人,平凡之中見到了偉大的政治涵養與道德情操,使人心悅臣服、為之動容。

反觀,集三千寵愛於一身的天之驕子連勝文,儘管行事作風沒有「富二代」的囂張跋扈,也看不到官宦世家子弟的惡形惡狀,但始終卻是擺脫不掉權貴子弟的政商包袱,更甩不開黨國餘蔭庇護的接班少主政治氣息,只能被外界用「扶不起的阿斗」來形容他的政治處境。

再配合「馬王政爭」、「大明王朝」的政治連帶效應,馬英九與連戰若即若離的政治緊張關係,郝柏村弄巧成拙的激情輔選,連戰夫婦病急亂投醫的賣力演出,終於把台北市的中間選民、年輕選民及經濟選民無論藍綠都激怒出來表態力挺柯文哲,形成一場澈澈底底顛覆傳統選戰模式的政治對決,是「平民與權貴世代階級的戰爭」,是「社會公平正義的價值選擇戰爭」,同時也是一場「螞蟻雄兵對上政商財團的戰爭」!台北市首都決戰終歸成為超越藍綠、超越統獨、超越省籍族群的生命尊嚴、生活價值「人本精神」的對決,任何政治民粹操弄或兩岸經濟牌的搖旗吶喊通通失靈、失效。

回歸「人本精神」的對決,連、柯之戰高下立判,形成一場「真與假」人格與道德的對決,連勝文不再是個人好壞的政治評價與判斷,而是代表國民黨黨國政權與連戰家族「虛偽與矯情」濃厚色彩的政治圖騰,從此被充滿真誠與正直性格的柯文哲現象所加以戳破,進而成功塑造了今日的柯文哲旋風,是正義化身的小天使終歸要打敗萬惡不赦的國民黨大惡魔,連勝文只是國民黨與連戰家族的政治犧牲品而已!

歸結其因,柯文哲的政治價值其實就是「台灣人精神」的政治化身,是居住在台灣2300多萬人不分族群、省籍與統獨共同守護台灣家園,胼手胝足、刻苦耐勞、勤奮努力與老實厚道共創「生命共同體」基本價值所展現的人本精神,既不會因為威脅或利誘而改變其心志,也不會因為美國、日本或中國大陸的政經優勢便忘記了做一個台灣人應有的生存價值與理念。當然,這也就是柯文哲在選戰過程中既無過人的本領,也沒有超凡超俗的政治魅力,卻能一路過關斬將、百毒不侵保住勝選氣勢的根本原因所在,因為他的人格特質充分展現了真誠與不卑不亢的「台灣人精神」,讓人真正看到了未來與希望,讓人心有戚戚焉的「有為者亦若是」,才有今天令人刮目相看的漂亮成績。

恐嚇台灣人,害死連勝文

郭正亮

11月22日連勝文造勢晚會,鴻海郭台銘不但陪同遊行,還首度站台挺連,高調表示「站出來是為了台灣經濟」。當記者質疑「現在打經濟牌還有效嗎?」,郭霸氣十足反問記者「全世界現在有哪一個國家、哪一個城市、哪一個地區不在打經濟牌,請你告訴我?有一個例外的話,那我們就不要打經濟牌」。

郭台銘不只幫連勝文站台,還在11月15日與陳文茜對談表示:「如果我是外國人,我不會投資台灣;如果我是台灣人,我會縮減在台的營運規模」,還對經濟選民喊出「不要逼我離開台灣」,隨即引發財金文化董事長謝金河在11月19日出面表達強烈反彈。

謝金河這樣說:「鴻海郭台銘站出來呼籲經濟選民投連勝文一票,並揚言要離開台灣。每一次選舉都有企業大亨跳出來恐嚇經濟選民,2012年是王雪紅,但是她的宏達電後來卻從1300元跌到118元,今天她旗下的威盛又打入全額交割,股民傷筋挫骨,慘不忍睹」!

謝金河提醒選民,不要隨著企業大亨的選前經濟恐嚇起舞,更要看這個企業在台灣的表現,是否長期言行一致。知名財經部落客「獵豹財務長」郭恭克對鴻海郭台銘的長期作為,顯然頗不以為然,他在郭台銘恐嚇台灣經濟選民之後兩天11月17日,立刻發表「郭董,請先清償您在台灣的負債吧!」,指出鴻海集團在1995-2013年的19年間,台灣母公司並未創造任何淨現金流入,為了保持一定比例的現金配息,只好不斷向外舉債或融資。

郭恭克指出,1995年鴻海台灣母公司負債比率為42.48%,但到了2013年已經提高到61.84%,負債總額從40.28億擴大到1.238兆,幾乎已經成為台灣民營企業負債總額最高的公司。至2014年第三季,鴻海集團(連同兩岸母子公司)總負債為1.29兆,與台灣母公司2013年底的1.238兆元相當接近,亦即台灣金融體系長期以低利率資金,提供了養育鴻海集團的奶水。

郭恭克因此感慨表示:「郭董是否想從台灣撤資,我無權置喙,但我多少有存款在台灣的金融體系,請先清償您在台灣的負債吧」!對郭台銘也表達出無可奈何的不滿。

郭台銘所以讓台灣民眾越來越反感,主因是鴻海集團「債留台灣、投資生產在海外」的經營模式,對台灣經濟的傷害已經越來越明顯。鴻海集團的主要特色有三:

一、多數投資生產,幾乎都設置在海外。

二、多數企業盈餘,幾乎都保留在海外。

三、多數就業人口,幾乎都創造在海外。

以2012年為例,光是鴻海中國就僱用超過80萬人,但在台灣僱用人數只有7000人,只佔鴻海集團總僱用人數的0.87%!不管是擴大投資、擴大生產、擴大僱用,幾乎都以大陸市場為主,但不管是擴大舉債或擴大融資,卻都以台灣為基地。這種以台灣資金「不斷擴大大陸生產,不斷創造大陸就業」的經營模式,不但對台灣的產業升級貢獻有限,甚至對台灣的長期經濟發展恐怕也未必有利。

事實上,早在2012年5月16日,<天下雜誌>第497期即發表「鴻海、宏達電誰對台灣更重要?」,指出鴻海「從接單到製造、創造就業都在中國大陸,只有把帳做在台灣,造成台灣近年來,雖然經濟成長率不斷成長,卻和實質工資及消費脫勾,使台灣人民對於經濟成長無感」。<天下雜誌>比較韓國,表示反觀「走向品牌經營、積極投入研發的韓國廠商,卻能把大多數研發、製造工作以及在全球賺到的錢,都留在國內」。

〈天下雜誌〉進而肯定台積電和宏達電,表示「比起鴻海,產品幾乎皆made in Taiwan的台積電和宏達電,營收雖然只有鴻海的七分之一到八分之一,對台灣實質經濟成長率與就業的影響力,才真是大到不能倒」。文章特別強調「宏達電製造的智慧型手機,2010-12年已經成為台灣出口成長的主要動力。光是宏達電一家企業的表現,對台灣第一季出口表現影響就很大」。

沒有人反對拚經濟,問題是拚哪一種經濟。經濟牌有很多種,並不是只有鴻海集團「債留台灣、投資生產在海外」這一種。郭台銘所以對台灣的經濟選民越來越失去號召力,就是因為鴻海集團的經營模式,已經對台灣造成越來越大的傷害,也越來越遭到台灣民眾唾棄。

更何況,如果郭台銘挺連勝文是為了凸顯經濟牌,為何不去幫更有財經能力、與中韓FTA更直接有關的新北市長朱立倫站台?追根究底,郭台銘幫連勝文站台的真正原因,恐怕還是為了還連戰人情,經濟牌只是表面幌子而已。

畢竟,連戰在2005年推動兩岸破冰之旅,直到2014年的9年期間,至少正式訪問大陸15次以上,幾乎每次連戰與大陸領導人會面,郭台銘都會隨行,從會見胡錦濤到會見習近平,郭台銘因此增添了不少份量,頗有助於鴻海集團在大陸取得更多方便。只要搜尋一下Google,就可發現連戰與郭台銘兩人,名字同時出現的次數竟然高達41.3萬次,連戰也是郭台銘再婚的證婚人,更可看出連郭兩家關係之密切。

換句話說,郭台銘為了還連戰人情,為了鞏固自己的兩岸權貴地位,都有必要幫連勝文站台,因為只要連勝文當選台北市長,連家的政治勢力就能得到延續,就能繼續確保連家在兩岸政商關係的至高無上地位。郭台銘作為連家最親密的商界友人,自然也能水漲船高,順勢保持既有的兩岸權勢。

郭台銘挺連勝文,動機既是如此自私,我們不禁要說:

別鬧了!郭董!不要再假借經濟恐嚇牌,遂行郭董與連家的政商聯盟!

鴻海「債留台灣、投資生產在海外」的經營模式,已經被台灣民眾看破手腳,我們已經不能忍受這類企業,要求更多台灣投資和產業升級!

連家「獨厚少數財團、忽略三中一青」的兩岸模式,已經被台灣民眾看破手腳,我們已經受不了連家,要求更多公平正義!

能想到的是,博士的出路,他能想到的就是教職、產業和新創事業,全球的趨勢是高階人才都在增加,台灣的問題在於人才的”出海口”不見了,而且有沒有找對出海口。

第八屆「全國大專校院研發主管會議」今天(26號)邁入第二天,今天早上學界、業界進行「碩博教育與投入職場」的專題論壇,台灣大學副校長陳良基談到,其實台灣博士若是以投入產業、新興事業的角度來看,絕對不會過剩、甚至有不足的需求!

對於教育部部長吳思華25號談到10年後台灣博士會過剩,台灣大學副校長陳良基表示,他希望媒體能夠報導清楚,台灣博士不是過剩,而是博士分布不均勻,很多產業要博士的高階人才找不到,但優秀的年輕人會吸收社會訊息來判斷他的未來要如何走,因此媒體的報導有時候會誤導年輕人怎麼決定未來。

他能想到的是,博士的出路,他能想到的就是教職、產業和新創事業,全球的趨勢是高階人才都在增加,台灣的問題在於人才的”出海口”不見了,而且有沒有找對出海口。

他說,全球的中階工作,因為電腦化和自動化,已經掉了非常多,低階和高階的工作需求量還是一直再增加,若國家決定要朝高階技術發展,若這是清楚的方向,高階人才的培養需求仍在。對於能提供工作機會的新創事業,政府是否提供了人才、技術、資金、市場的環境,還有學生在創業階段面對失敗的勇氣,在學校時是否能夠也提供這樣的養成教育。他認為,台灣若要在未來的世界扮演重要腳色,高階研究人力絕對不可或缺,博士絕對不會過剩,但是方向必須調整,甚至高階研發人才有可能嚴重不足。

博士供過於求只是短期現象?

彭明輝

2013年預計會有6,832名博士生畢業,但職缺只有342名,換算出來失業率高達95%!如果扣除在職進修名額,以及計入一些媒體沒統計到的職缺,失業率也許會低一些,但仍舊高得驚人。另外,有些博士會去遷就碩士或學士就可以做的工作,甚至全省兼課來勉強維生,這些狀況都算是「低度就業」,不符合唸博士班的初衷與訓練的目的。因此,博士供過於求的問題確實是非常嚴重。

不過,國科會副主委和主委都先後出來吹口哨壯膽,預測博士生供過於求只不過是「短期現象」,「最快十年內有可能轉為供不應求」。這是睜眼說瞎話!

國科會的計算式裡把有就業的博士生都理解成「企業界對博士的需求」,而漠視其中很多人是遷就學士或碩士即可應徵的工作,因而高估業界對博士的需求。另一方面,國科會還漠視未來十年內將累積大量「低度就業」或者滯留國外的博士,他們將會比剛畢業的博士更具有職場的競爭力。因此,必須先去化這些博士,新手博士才有正常的就業管道。認真這樣算的話,博士供過於求的問題,可能再拖二十年都解決不了。

過去的博士主要就業市場是大學,少子化使得既有大學教師都憂心一職難保,更別說吸納新畢業的博士。如果產業界沒有明顯擴張研發的需求,博生當然會持續地供過於求。問題是,要改變產業的需求,必須先改變產業界的技術水準與產業結構。這不但曠日費時,而且政府根本無心於此。

台灣的大企業幾乎都在做代工,或者沒有品牌的設計與製造。代工產業的設備、製程、原料乃至於操作手冊都是進口,因此鮮少需要研發。另一方面,沒有品牌的設計與製造只需要碩士訓練就綽綽有餘,根本不需要博士作研發。

其實台灣絕大多數企業界的技術水準明顯落後先進國,他們需要的是有能力引進國外既有技術的人才,而不是從基礎研發做起的博士。台灣產業界的技術水準落後美國產業界五至十五年,業界所需要的技術可以用其他更快速而低風險的方式取得。早期廠商是從日本聘請退休的技術工人來台,指導生產日本淘汰掉的機種;後來科學園區是從矽谷聘請台籍工程師回來,操作進口機器;近年來晶片設計公司才開始靠自己的能力在做設計,但是主要的理論、規格、產品架構都是抄襲國外,關鍵軟硬體直接購買國外的智財來整合,需要自己克服的多半是不需要艱深學術基礎的工程問題。在這樣的產業結構與技術需求下,能需要幾個博士?

偏偏國科會的各種獎勵與補助,教育部的審查與評比,以及各大學的教師升等都是看論文著作的數量,而完全不管這些研究對台灣與學生的貢獻,因此需要大量的博士生當底層的學術奴工,也因此拼命創造假性需求。

學術已經變成怪獸,她像惡性腫瘤一樣地只為自己的目的而不斷地擴張,系館一棟比一棟寬敞、豪華,利用率極低的昂貴設備一部又一部地擱置在陰暗的角落與灰塵裡,只是為了滿足個人的私慾與虛榮心,而跟社會的需要徹底脫節,也不考慮學生的未來與需要,還持續地向學生灌輸「未來利多」的假消息。這樣的學術圈,其實已經無異於神棍,而變成「有組織的詐騙集團」了。

我念博士班 只為了「存」個家

侯小姐(一個靠學位養家的臺大博士生)

我是一個三十八歲的臺大博士生,我家沒有錢供我一直念書,也沒錢當作我買房子的頭期款,我的生活費和學費全部都得靠自己賺,而我當然還必須在七年年限內寫完論文,所以,我每天都非常辛苦工作和讀書。更倒霉的是,越累還越胖,人家都以為我學歷高,收入一定也高,才會吃的這麼營養。

最近臺北市長選舉炒得沸沸嚷嚷,我真羨慕連公子有個富爸爸,不用自己花錢,就能住上帝寶,也羨慕柯P有穩定的工作和高社經地位,可以自己賺錢還貸款。而我這個快要四十歲的博士生,前不巴村後不著店的,念完博士也未必找得到教學或研究工作,我常覺得自己明明是青壯年,卻有風中殘燭的悲哀。

現在我還住在學校宿舍裡,每月租金七千元,占去我收入的三分之一強,想存買屋頭期款不知要到民國幾年。

我無心拿這個博士學位,一方面因為博士班可以念到七年,我起碼可以住在便宜的學校宿舍七年,去找全職工作存錢(這正是我現在做的)。另外,我周遭的博士班友人們,也把學位擱著,另謀工作。因為他們知道,就算畢業,也可能只是個流浪博士。我認識很多從美國英國頂尖大學畢業的博士,回台灣謀教職不順遂,就算找到,大多是一年一聘的教師,連助理教授的資格都沒有。想到未來,我真的滿害怕的。雖然我離博士似乎只有一步之遙,但這一步的距離還真遠。拿到博士學位又如何呢?我還是無法做我最想做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呀!

我不準備拿到眼前這個博士學位,因為我要存錢湊我的買房頭期款,尋個可以在臺北的永久棲身之處。而我已經是博士班六年級,明年我計劃再去考一個博士來念,因為這樣我才有另一個七年,繼續住在便宜的學校宿舍,繼續我的存錢計劃。如果能幸運再考上另一個博士班,這樣算來,我就會有整整14年好好賺錢謀生!存錢買房子!

想一想,這個計劃也許完美,但也諷刺,別人考博士班是為了拿到學位,而我,竟然是希冀透過自己的「知識資本」,透過考上另一個博士班,拿個不想拿到的學位,「買個」可供我住14年的臨時居住地,讓我認真工作存積蓄,早日籌到在台北落腳的永久居住地。

為保護政權,其既得利益者為保護既得權益,不管台灣國家利益,即使犧牲國家利益亦在不惜。

Kuang-hsiung Yu

為保護政權,其既得利益者為保護既得權益,不管台灣國家利益,即使犧牲國家利益亦在不惜,例如宇昌案,摧毀國家生技產業,不惜詆毀世界級國寶何大一博士及其他生化專家, MG 149案,移植人體器官案,污蔑世界級國家臺大醫學院,都只是為贏得政權,為保有既得權益,極為可惡,而其黨員不敢指正上位者之錯誤,國人應當起而下架國民黨,若因此而讓該黨有志之士有機會起而改革,將是國家之大幸。



連上帝都測不準了,所以,科學界才會發展出曾經風靡一時的「混沌理論(Chaos)」,以及許多人喜歡引用的「蝴蝶效應(butterfly effect)」,這樣的觀點,也被經濟學所引用了。 如果地下有知的話,海森堡一定會後悔,他竟然沒有想到台灣,在台灣,不需要向上帝或媽祖請教,也不必找佛祖或菩薩開示,只要聽國民黨,聽馬英九的就對。

黃創夏 

悲哀,國民黨的反智與傲慢已經無限上綱,國民黨早就傲慢到不會記取教訓,反智到聽不懂人話。 甚至,連醫學專業與倫理都公然踐踏,連他們的老祖宗孫中山就是個醫師都忘了一乾二淨了

‧‧‧ 常識,是國民黨政客最欠缺的東西;專業,是國民黨政客最喜愛踐踏的領域! 還記得在莫拉克颱風造成「八八水災」期間,所有專業官員的大老闆馬英九,率先搞民粹,一股腦地動怒要求氣象局要「準確無誤」預測,當時的馬英九根本無視國際上科技依然根本無法「準確」預測的真實,在大自然的尺度中,光一個一%誤差,就是數百公里,誰能說得準?

問題是,「官大就學問大」的政客,特別是當時擁有七百六十五萬票的馬英九總統,卻絕對要忽視這些科學界中的常識,立刻就率先跳上火線痛批氣象局,逼走了「氣象王子」吳德榮,當時的需要是砍低階的小公務員,「借人頭一用」,以安民怨與民忿。

就是這種國民黨權貴喜愛帶頭搞民粹,老拿小專家「借人頭一用」的惡質領導,造成了從此之後氣象局非要無限上綱預報,他們都只是領死薪水的小公務員,誰也不想當「吳德榮」!

上個世紀,和發現「相對論」的愛因斯坦,與詮釋「時間簡史」的史帝芬‧霍金齊名,發現「測不準原理」的量子物理宗師海森堡,臨終時在病榻上宣布,他要帶兩個問題去見上帝:廣義相對論和紊流(Turbulence )。

海森堡说:「我真的相信祂對第一個問題(廣義相對論)會有答案」。但是,對於變幻難測的紊流,海森堡斷定:「連上帝也無法精準預測。」 紊流,正是大氣物理與流體力學中最玄秘的現象,誰也無法毫無誤差的掌握。正是紊流現象,在大氣物理中,颶風、颱風和龍捲風,都是紊流現象的實例,測不準,永遠考驗著科學家⋯⋯。

連上帝都測不準了,所以,科學界才會發展出曾經風靡一時的「混沌理論(Chaos)」,以及許多人喜歡引用的「蝴蝶效應(butterfly effect)」,這樣的觀點,也被經濟學所引用了。 如果地下有知的話,海森堡一定會後悔,他竟然沒有想到台灣,在台灣,不需要向上帝或媽祖請教,也不必找佛祖或菩薩開示,只要聽國民黨,聽馬英九的就對。

只要有權力,國民黨政客他們永遠是「官大就學問大」的政客,就一定能夠告訴海森堡,他們,都「測得準」紊流,對於颱風,他們都認為能夠「精確」掌握。

連海森堡和上帝都無法解答的問題,在台灣,卻是馬英九帶頭可以搞民粹! 所以他一股腦地要求氣象局要「準確無誤」預測,無視國際上科技依然根本無法「準確」預測的真實,在大自然的尺度中,光一個一%誤差,就是數百公里,誰能說得準?

更何況,預報雨量,更是全球氣象界尚不敢普遍實施的高難度挑戰,就算預報,精準度更是低於五十%以下,這些資料在自然科學的期刊中都隨手可得。

「官大就學問大」的國民黨政客卻絕對要忽視這些科學界中的常識,他們就是非要立刻指責氣象局,反正都是一些大氣物理的小工程師,都是一些低階的小公務員,「借人頭一用」,以安民怨與民忿。

同樣的情況,二○一二年為了搶救馬英九選情,國民黨針對「宇昌案」,同樣的反智與傲慢同樣持續發生! 那時我不但在江丙坤八十大歲場合提醒當時經建會主委劉憶如說:「不要忘了妳是經建會主委,不是國民黨打手!」還多次和國民黨輔選高層與御用名嘴們「請教」問題。

那時,我問的問題是:

請問:翁啟惠中研院院長,和國民黨這些派系民代、御用名嘴和「金馬指揮部」的術士們比較,哪一位在專業上被信任、且政治上的爭議最少?
請問:陳良博院士的生技團隊,和國民黨這些派系民代、御用名嘴和「金馬指揮部」的術士們比較,哪一位在生技上的發言更有公信力?

請問:何大一的地位,是那些天天在政論節目上「問政」的國民黨派系民代與御用名嘴能比擬的嗎? 國民黨的反智與傲慢,哪會有智商去想這麼多! 他們,只是為了擊倒蔡英文,操弄「宇昌案」成了全新的戰場,一些人也不秤秤自己的斤兩,火力全開抨擊了翁啟惠、陳良博與何大一的團隊‧‧‧

我告訴他們,如果國民黨這些派系民代、御用名嘴和「金馬指揮部」的術士們,對於自己在「社會信任」的位置沒有自知之明的話,全面開戰,可能反而會逼使翁啟惠、陳良博、何大一等等人士公開的站到蔡英文那一邊。

屆時,將是「國民黨與何大一、翁啟惠的信任戰爭」,已經可以預知,「宇昌案」真相不會大白,將會更混淆,蔡英文方面的「打壓牌」更會排山倒海而出‧‧‧

果不其然,如今司法已判定「宇昌案」是國民黨所炮製之假案,也在增添國民黨一筆反智與傲慢的卑劣嘴臉! 國民黨早就傲慢到不會記取教訓,反智到聽不懂人話。

果然,到了二○一四年,為了打擊柯文哲,專業中的專業之「器官捐贈」都可以再度用來胡說八道,把醫界和器捐團體都打到柯文哲的那一邊。
看看那麼多「國民黨派系民代和御用名嘴」又正化身為「醫學專家」和「器官捐贈權威」,為淵驅魚,可以想到繼翁啟惠與何大一等人站在蔡英文身旁的畫面之後,必將有全台灣醫界站在台大醫院「人緣最不好」的柯文哲身邊畫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