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0/2016

很多人覺得嘗試新事情有風險,但我認為在我能力範圍內,這些都是機會。

很多人覺得嘗試新事情有風險,但我認為在我能力範圍內,這些都是機會。
小鎮文創公司創辦人 何培鈞

在愛之中總有些瘋狂,而在瘋狂之中總有些理智存在。There is always some madness in love. But there is also always some reason in madness.

在愛之中總有些瘋狂,而在瘋狂之中總有些理智存在。There is always some madness in love. But there is also always some reason in madness.
德國哲學家 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

11/27/2016

翡冷翠在下雨

車抵翡冷翠時,正下著雨。帶一絲寒意的微雨,使整個翡冷翠的古老屋宇和曲折巷道都蒙上一層幽黯與晦澀,教人不禁興起思古之幽情。

這種雨,不大可也不小,有些兒令人不知所措。若要打傘,未免顯得造作而且不夠瀟灑;若收起了傘,不一會兒功夫頭髮和肩上都會淋濕,只好豎起外套的衣領了。

從豎起的衣領側頭向右方看。那是阿諾河,河面上也是一片濛濛的景象,在那濛濛之中橫亙著一座石橋,據說是二次大戰時少數倖免於炮難的橋。如果時間可以倒流的話,那一座橋和橋旁的街道,或即是但丁佇立癡望那位無比榮美的琵亞特麗切的遺跡吧。

就是這種歷史的聯想,文學藝術的聯想,使人不得不格外小心謹慎步履,豈單只是害怕雨水路滑而已。

翡冷翠狹窄的街道真的就在腳下了。前此只是從歷史的記述和別人的詩文中想像的這個城市,而今如此灰黯卻又鮮明地呈現在眼前。舉目四望,盡是繁密排列的古老房屋。當然,其中許多建築物幾度經歷天災兵禍的毀壞而又修復,不可能是十六世紀的原來面貌了。可是洪水氾濫過雨露浸蝕過,畢竟整座城都透露著一種蒼老的氣息。

蒼老,但是精緻,這是翡冷翠的建築物給人的印象。譬如說百花聖母瑪利亞教堂四周圍無數的大理石像,以及不留一點空隙的精雕細琢的圖紋,如何來形容才恰當呢?也許只能說「嘆為觀止」,但「嘆為觀止」四個字終嫌抽象,除非你親自瞻仰過,這個抽象的形容詞才始轉化為具體的形象,牢牢保留在記憶裏。諺云「海枯石爛」,石以其不易爛,所以喻堅固不變。但翡冷翠多雨,使大理石的精緻建築物轉為黯淡。為此,每四年就得清潔修護全城的藝術殿堂。翡冷翠的祖先們藉大理石展現了他們的天才光芒,翡冷翠的子孫們便有責任辛勤的維護,使那光芒永照人寰。

地靈人傑,大理石是這個國家的特產,也是這個都城的榮耀根源。提到大理。石,如何能不聯想到米蓋蘭基羅?他的大衛王像栩栩如生巍巍地站在那裏。鬼斧神工的鑿痕,使人望而屏息。炯炯的眼神自白色的大理石後逼視著遠處的甚麼地方,結實有力的肌肉和手腳,甚至筋脈浮突都似乎蘊含著生命,大衛王就是這個樣子的,你相信。他果真是這個樣子嗎?其實是造像的藝術家告訴你,大衛王應該是這個模樣。米蓋蘭基羅曾經對出錢請他雕像的人說過:肉體會腐爛,印象會模糊,千百年後誰知道像不像其人,世人寧信我的雕像是真實的。傳說這位翡冷翠籍的藝術大師並不高大魁梧,他比人們心目中想像的矮得多,也醜得多。但矮和醜又有甚麼關係?正如他自己所說的,肉體形象都不可能永存,而今我們並不關懷他生前美醜的問題,只見一座座的大理石雕像屹立處處,儘管有的斷了手缺了腿,甚至有些連頭部也不知去向,但那也沒有關係,因為米蓋爾基羅已經在他的作品裏不朽了。

翡冷翠其實是因為人傑而致地靈。聖十字教堂可謂「翡冷翠的西敏寺」。這裡面安息著許多位藝術大師和其他卓越的人物。前面是但丁的雕像,他削瘦的臉上有一隻鷹勾鼻子,眼神憂傷而敏銳。雖然他的遺骸並不在此地,翡冷翠的人堅持要給這位偉大的詩人一席之地。至於米蓋爾基羅,翡冷翠的人當然要讓他安葬於此。他生前雕琢過無數的大理石像,死後其門徒也為他造了一個大理石像紀念,旁有三座女性石像,分別象徵看其人一生的三大成就:建築、雕刻與繪畫。天文學家伽利略的墓像與這位藝術家遙遙相望,靜立在大廳的對面,而伽利略注視的方向正是音樂家羅西尼石像的位置。其他哲人和政治家則又各據一隅。虔誠巡禮一番後,如同沐浴在人類的智慧餘澤之中。

翡冷翠稱為文藝復興搖籃之地,即因這個地方人文薈萃,人才輩出;然而天才倘無人賞識提攜,生活不得保障,便無由安心創作,則才智亦恐難發揮。從這個觀點上看,翡冷翠的梅迭契家族委實功德無量。這個家族富貴、有權勢,而又好藝術。許多翡冷翠當地及義大利其他地方的文人藝術家都受過他們的禮遇,如但丁、達文奇、米蓋蘭基羅和拉斐爾等人,都先後出入過其門庭。當時梅迭契一族顯赫無匹敵,但他們愛好文藝的傳統,終於使人才集中,而這個城市也就成為全義大利最具藝術氣息的重鎮了。然而,天下的威勢也沒有永不衰竭的,傳十三代後,梅迭契家族終於沒落;今天我們只能從其家族的私人教堂之輝煌遺跡憑弔想像一斑而邑。

梅迭契家族的私人教堂在曲折狹隘的巷道內。路面凹凸不平,街道兩旁盡是古舊的民房,樓下的部分多數已改成商店或餐廳。若要訪古,卻得先走經過這些現代裝飾的櫥窗和招牌前。雨水淋濕了光可鑑人的大玻璃窗和門扉,與土灰色斑斑駁駁的牆,及濕漉漉蒼老的石板路,構成有趣的對比。

古代的貴族自有其表現財富、顯耀威勢的具體辦法。看那些由各種不同質地與彩色排成的圖案與家徽,威尼斯以嵌玻璃的手藝著稱,而梅迭契家的教堂卻以大理石和花崗石取代了玻璃,其別出心裁,匠心獨運即在這一層區別上。當然這個教堂裏也少不了大理石雕像點綴空間,褪色的壁畫和頂畫也包圍了四周。在這裏,藝術的創作已經和宗教的崇敬、權勢的襯托,融和為一體;或許,這也正是藝術作品得以流傳的一種安全保障。不過,究竟私人教堂格局小,過多的裝飾反而減卻肅穆的宗教氣氛。這一點,恐怕是富貴的梅迭契家族建堂時始料未及的呢?

步出這座小型教堂,暮色已乘細細的雨絲自四面八方圍攏來。店鋪的燈光都亮起,招牌的霓虹燈也閃耀著。遊客的思古幽情未醒,街上行人卻正匆匆趕步,路旁賣明信片和土產的攤販也陸續在收理東西準備回家。

「生為翡冷翠的人,你一定很驕傲吧?」我禁不住這樣問那位中年的導遊者。

「我當然是很高興做一個翡冷翠的人啦。但是,說實在的,我可沒有天天生活在感動之中。人總是要顧及現實的。」最後那句話,他壓低了嗓門說。

這時,有鐘聲傳來。發自遠方近方、大大小小各寺院鐘樓的鐘聲齊響。每一個行人都習償地看一看自己的手錶。

「請對時吧。這是五點半的鐘聲。」導遊者附帶加了一句說明。

我也看了看手錶。一點三十分,這是臺北的時間。有一滴雨落在錶面上。

寫於68年12月,選自林文月,《遙遠》(台北:洪範,1981)

一間幸福小房子 - 竹籬物語

11/26/2016

訊息

朵朵

上帝常常有許多話要告訴你,這個世界充滿了天使的訊息,但當你的內心充滿喧囂時,你什麼也聽不到,唯有靜默下來,你才能心領神會。

就像你日日經過那個牆角,從未注意那裡有一株小草花,某天在那個牆角停下來 凝神細看,才發現那株小草花是如此精緻美麗,而且她努力生長的姿態瞬間帶給了你某種領悟與勇氣。

緩慢下來,安靜下來。親愛的,別錯過了許多上天要給你的訊息。

人生護理站 無可奈何的人生

謝佳真

那是我仍是菜鳥護士時的事,我仍記得第一天到病房報到所見到的一幕,護理長親自餵食失明的精神科患者吃飯,攙扶著他一步步慢慢走著,抓著伯伯的手去觸摸病房的床椅,教伯伯認識病房的環境。

那是一個年邁的伯伯,雙眼看不見,子女對他棄之不顧,獨居的他不久後罹患了思覺失調症,拒食照服員幫他準備的便當,後因在家中自殺未遂而被強制住院治療。住院後伯伯仍對護理人員有很強烈的敵意,認為我們想加害於他,而後護理長開始一口口餵他吃飯,為了讓伯伯乖乖吃飯,我們亦仿效護理長的做法,也安撫著伯伯,一口口餵他吃飯。有一天,他終於開口對我們說:「護士小姐,謝謝妳們的照顧,在病房竟然比在家裡溫暖。」

其實伯伯的學歷很高,家境也相當富裕,栽培自己的兒女到大學畢業後,各自都相當有成就的兒女們,回家探望他和太太竟只是為了向他們借錢,後來太太去世了,財產幾乎都留給兒女,這時兒女竟然也都不要他了。衰老的身軀和失落的心靈使伯伯的獨居生活失色無奈,不久前因為一場無預警的跌撞,讓他失去了視力,更有輕生的念頭,餘生也只能在病房裡度過了。

伯伯要轉慢性病房的那日,我走進伯伯的病室為他量最後一次血壓,他握著我的手問我:「請問妳姓什麼?」

「伯伯,我姓謝。」

「謝小姐,謝謝妳這麼照顧我。」

我緊緊握住伯伯的手,那雙充滿著歲月痕跡的粗糙雙手,除了佈滿厚繭和皺褶,更寫著他一生的辛酸和無奈。我看見他的淚水緩緩流下,滴在我們緊握的手上。從那時開始,我就知道護理是我一生的志業。

魚不需要爬樹

朵朵

「每個生命都是天才。然而,如果你用爬樹的能力來評價一條魚有多少才幹,這條魚終其一生都會相信自己愚蠢不堪。」愛因斯坦曾經這麼說過。

你是否也曾經用爬樹的能力來要求像魚一樣的自己?是否聽信了別人對你任意的評價?是否因此自信喪失以致在暗夜裡失落神傷?

別人是別人,自己是自己。魚不需要爬樹,鳥不需要游泳,你也不需要和任何人做比較。

與其以別人為標準,親愛的,不如成為一個獨一無二的你自己。

漂泊記事

郭梅霞

民國六十年代,鐵路尚未電氣化,由於外地求學,我常揹著背包立在人潮擁擠車廂,隨著火車行走軌道震動搖晃。溽暑盛夏,人人汗珠如雨,順著頭皮蜿蜒溜下,車廂內各種氣味蒸騰瀰漫,尿臊、汗臭、菸味,五味雜陳燻得一群人如廁內之蛆不住蠕動。

偶爾,也有人少時,乘客零落散置各方座位,共同品嘗寂靜味道,空盪車廂內只有饒舌空氣呶呶不休,看著民雄、田中、彰化……,一站接著一站,人上人下,人下人上,直達鐵軌終點。

迥異於白日的生龍活虎,厚重夜色包裹下的夜車,是一個個疲憊遲鈍的心靈,昏昏沈睡的臉上猶帶著白日倦容,白日未解難題也一一爬上他們鎖緊眉頭。等待在他們前方是什麼風景?不知道睡後,我是不是也和他們有一樣的臉孔?

害怕和他們一樣的夢境嗎?很多時候,我睜著一雙不睡的眼,頭抵玻璃窗,望著遠方的大地,眼瞳由一片漆黑逐漸清晰。農田、房屋、大樹、山巒……,不同景物在黑幕中剪出各自形影。

回想著,兒時在水尾山下外婆家聽到火車鳴笛聲,一屋孩子總是興奮地由屋內急急衝出,又跳又叫目送一列列冒著黑煙火車,經過碧綠田野,消失在遙遠樹叢中。

命帶驛馬,算命師一定少說這一項,如今真要計較起來,那一屋孩子一生坐火車次數加總起來竟不及我的一半。

身在車外羨慕車內人生,置身其中驀然驚覺,童年已經遠去,飛逝的火車其實承載更多的是寂寞與無奈,裝著沈重悲傷,奔向離愁。

搭火車的記憶,其實是一道不斷漂泊的生命風景,從這鄉流浪到那鄉,從少年到老年,生命不止,流浪不休!

人與人之間



朵朵

驀然回首,你才發現和那個人之間已經愈走愈遠,彼此的身影就快要在對方的回眸中消失不見。

你有一些悵惘,一些傷感。還有一些留戀,一些懸念。

但你也知道人與人之間都是時效限定的因緣,像風中飛絮偶爾相遇,像水中浮萍錯身而過,留不下也抓不住,不是你能左右,你只能看著飛絮遠揚,看著浮萍漂流。

你同時也明白,對這一切釋然唯有釋然,只要在相處的時候曾經有過真心的交流,其實就已足夠。

11/25/2016

領導者知道方法、身體力行,並示範給別人看。 A leader is one who knows the way, goes the way, and shows the way.

領導者知道方法、身體力行,並示範給別人看。 A leader is one who knows the way, goes the way, and shows the way.
美國作家 麥斯威爾 John C. Maxwell

11/24/2016

東京初雪

學生來做工,教授拼業績,教授沒倫理,學生卻遭殃?!

台大論文涉假/校長犯錯學生上倫理課 陳芳明、廖運範批:荒謬!
最「反倫理」的思維:發生論文出問題時,先把年輕研究者被拖出去「砍頭」
黃筱珮、楊惠君

2006年12月,台大醫院接獲《Cancer》(癌症)期刊退稿通知信函,一篇由該院年輕的陳姓醫師撰寫的「女性肺腺癌的流行病學研究」疑有抄襲之嫌,台大醫學院召開倫理委員會,認定為作者英文不佳抄錄某篇文獻時「無心之過」,但「考量到台大是台灣學術界表率,應該有更高標準」因此,作出對第一作者陳姓醫師處以5年內不得升等的決議。

把年輕醫師當擋箭牌 國外學界都咋舌

但台大所謂「更高的標準」似乎是「選擇性裁決」,負責指導該醫師的「通訊作者」為時任台大醫院副院長、現任台大校長楊泮池,共同掛名作者還包括時任國科會主委、現為副總統陳建仁,均未獲任何處分。更諷刺的是,該案中「被抄襲」的原文作者甚至還替受處分的台大陳姓醫師抱屈,認為由於全球研究荷爾蒙替代療法的專家頂多十幾人,即使是專家也不見得會發現論文的架構有參考其他論文,不主張處罰陳姓醫師。

此事件後續在論文修正後,重新被《Cancer》(癌症)期刊接受、順利發表。但持續在國內、外學界討論的焦點,倒不在年輕醫師是否真是英文不佳的無心之過,而是台灣學界扭曲的倫理價值觀:學生的成就,理該歸功老師的指導;但學生的失誤,都是自己的錯。

本次台大再遭學術網路社群平台「PubPeer」揭露,2004到2016年間,刊載在包括《自然細胞生物學》國際一流癌症期刊論文涉嫌造假,問題論文中相關作者包括中研院院士洪明奇、院士兼台大校長楊泮池、擔任過國科會生物處長的高醫大副校長郭明良、台大醫院副院長林明燦、台大醫院金山分院院長譚慶鼎等,都是重量級學者。結果,台大初步訣議,除成立特別委員會調查外,將要求所有研究生必須上過學術倫理課程,才能進研究室做實驗,另引進應用軟體協助圖片判讀,又將問題重點偏移到「學生不受教」。

有學者直言,這真是學術界之恥和大不幸!這次出問題論文中,亦包括有2006年楊泮池掛名,與上述陳姓醫師事件幾乎同一時期,可見長期都是「不小心」的研究者。而且身為指導老師,掛名除了分享成果、也是為該論文背書,怎能推責?

台大學生也十分激憤,發起「拒絕背書」連署抗議。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陳芳明也批,「太荒謬」,校長犯錯、竟要學生去上課。中研院士廖運範更直指「學生沒教好、老師應先負責」,過去有太多前例,論文出問題時,都是年輕的研究者最先被拖出去砍頭,躲在背後的老師顯得太沒擔當。

陳芳明:大學教育病態 凸顯蔡政府內閣無能

陳芳明接受採訪抨擊,此事顯出國內大學教育的病態與荒謬,尤其捲入造假事件的台大校長楊泮池公開表示「要加強學生的研究倫理教育課」,自己沒做好、卻要學生去上課,完全是錯誤的身教,沒有倫理可言。

陳芳明說,台灣大學教育充斥病態,每個人都在衝論文的量'到處掛名,重量級的教授因為已有學術地位,掛名有助於年輕研究者論文刊登的機會,但一掛名論文發生問題居然不負責,這樣對嗎?就像演員代言一個產品,發生問題沒有責任嗎?

「既然掛名,就要仔細檢視論文,否則論文好就沾光、拿好處;有問題就說自己部分沒問題,立刻切割,這很離譜!」陳芳明指出,學術研究是看整體價值,通篇論文是一體的,不會只看一部分。如果要到處掛名、衝量,可想而知一定稀釋品質。

「最荒謬的是發生問題叫學生去上倫理課」,陳芳明覺得這作法非常可笑,所謂的「倫理」是指有錯就承認、並且負責,才叫真倫理。今天台大校長捲入涉假風波,因應對策卻要學生去上課,這本身就是破壞倫理的作法,有錯不扛,竟還義正嚴辭要求學生。

陳芳明並認為,更令人難以接受的是科技部長楊弘敦公開說:「這樣的事情(指論文造假),古今中外、先進國家都會發生」。教育部長潘文忠也說:「楊泮池涉及的是違反學術倫理,不是校長行政工作有什麼疏忽,暫時不用辭職。」國內最高的學術龍頭發生這樣的事,內閣官員應該明辨是非,至少要讉責這是不對的,要求涉入者停職接受調查,但都沒有,如此處理方式讓人傻眼,恐怕讓人對蔡政府的印象更下一城,「蔡總統的民調恐怕會更低」。

廖運範:學界生態扭曲 校長要求年產千篇論文

民進黨立委黃國書日前質詢時指出,2002年到2006年國內教授發表的SCI(科學引文索引)論文7萬多篇,但2010至2014年累積達13萬多篇,現在要謀大學教職、升等及得學術榮譽,都要看論文,大學教師為了生存,拚命生產論文、甚至造假。

身為學術研究者,廖運範剖析,國內接二連三發生學術論文造假,台大並非首例,可以預期也不會是最後一例,除非從制度面變革,學校的評等方式不能單看論文篇數、過度追求期刊衝擊指數(Impact Factor)的點數等,這些太過流於表面化。

「不要為了學問之外的東西去發表論文,例如升等、研究獎金等,而是以發掘真相、提供證據,以符合科學原則去發表論文才有意義。」正是因為太浮濫,廖運範說現在大部分的論文都不具參考價值。他曾經聽過一位醫學大學的校長演講,該校長說他接了校長之後,「要求1年1000篇論文的產出量」,還以此沾沾自喜,顯示根本不懂學術。

2006年台大醫院爆發陳姓醫師投稿《Cancer》(癌症)涉抄襲事件遭處分時,廖運範即為其抱屈,投書媒體指出,陳姓年輕主治醫師雖是論文第一作者,但共同掛名的通訊作者是師生關係,第一作者涉世未深,通訊作者失察造成的瑕疵,若要究責,應唯通訊作者是問,「未教於前、失察於後」,卻能從倫理委員會的懲處中全身而退,讓人不以為然,只對「菜鳥」重罰,可能因而斷送一位有潛力的醫師科學家之研究熱忱與前途。

時移事變,廖運範不改信念,他認為,論文有錯、抄襲或造假,通常都是學生最先被送出去砍頭,但「學生沒教好、老師應先負責」,更何況共同掛名,第一作者固然是主角,但通訊作者及共同作者也都難辭其咎。


廖運範認為應保護年輕的學術研究者。圖/楊惠君攝

台大工會「拒絕背黑鍋」連署逾250人

針對此次的台大論文事件,台大研究生協會、台大工會發起連署,要求教育部與台大莫將研究生與助理當作相關事件的代罪羔羊,不應強加額外的「學術倫理」課程製造研究生更多困擾;同時應對研究造假事件應徹底調查,設置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委員若利益衝突應迴避,避免教授包庇與干涉調查進行;涉案教授應負起政治責任並且懲處。

台大工會秘書長曾稚驊表示,論文造假事件發生很多次,經常都是年輕研究者被指名出來扛責任,但破壞學術倫理的事是結構性的問題,老教授有聲名,年輕教授想留在學術界,年輕研究者想產出好的結果滿足老師的要求、也累積自己名望和點數等,有點是「學術生產鏈」的意味,但出事情往往是年輕研究者背責任,這樣的「迴圈」應該被點破、進而改變。目前連署的團體、學生、研究生已逾250位。

連署全文如下:
學術黑手工,拒絕背黑鍋!針對臺大教授研究造假事件之聲明暨連署
國立臺灣大學研究生協會、國立臺灣大學工會

近期前臺大教授、高雄醫學大學副校長郭明良先生,以及包含臺大校長楊泮池等多位台大教授涉嫌研究造假的事件,我們感到相當遺憾、臺大的名聲也因此蒙羞。事實上,近幾年類似事件所在多有,教授們為了生產更多論文以符合高教體制的評鑑,學生與助理成為最重要的勞動力來源;但當相關事件發生時,涉案教授卻往往只是高高舉起、輕輕放下,徒留「教育問題」與「學術倫理」等枷鎖,拴在研究生與助理身上。

一、學生來做工,教授拼業績
臺大作為「研究型大學」,學術工作的核心在於研究,研究生與助理、博士後研究員就成為最重要的底層勞動者。以臺大而言,約一萬七千名的研究生、其中上千名的研究生擔任兼任研究助理,另外還有兩千多名的專任助理,支撐起龐大的研究工作。但研究生助理的薪資不高、綁在教授的計畫下,還有論文指導的關係,研究生若想要好好生存在學術界、或至少獲得學歷,就不得不依賴教授,盡力為教授完成研究工作。

教授為了在學界生存、或者累積學術聲望,必須產出得以在學術期刊上累積點數的論文,更往往淪為資深教授濫權掛名的對象;大學為了競爭排名、獲取教育部補助,自然也更加看重這些評鑑制度。但是,教授除了研究之外,還身兼教學、行政,或者是在校外有著非份的職位,不一定有時間充實學術知識、認真進行研究。許多研究生與助理在不穩定的勞動條件與保障下,必須更加依賴教授;但教授與大學一方面放任研究過程,另一方面又要求產出重大、足以登上期刊換取點數的論文來拼業績,正是造假事件層出不窮的溫床。

二、教授沒倫理,學生卻遭殃?!
許多學科在訓練過程中早已納入「研究倫理」等內涵,但為何抄襲、造假事件仍層出不窮?因為包括教育部、大學校方等主事者,對於教授、對於高教制度問題,都沒有做出應有的檢討!即便學生可能涉及其中,但是當前述造假的迴圈沒有被點破、主事者卻一味指責是學生個人的「教育問題」,妄想虛晃一招「學術倫理」課程便想了事、卻無能針對涉案教授與高教制度做出檢討,無怪乎研究造假事件只會不斷發生!

如11月17日以及19日的新聞中,教育部高教司李彥儀司長、甚至涉嫌其中的臺大校長楊泮池都認為「是學生的錯」,「未來碩博士生開始寫論文前,都須接受學術倫理課程和認證」(引自17日新聞中教育部高教司發言),「要求所有研究生必須上過學術倫理課程,才能進研究室做實驗」(引自19日新聞中楊泮池發言)。我們不曾看過,教育部用同等的說法來約束教授;涉嫌其中的當事人出來指責學生更是天下奇聞!這也證明了,在相關事件發生時,沒有獨立的調查來釐清真相、也沒有應有的懲處,讓教授總能夠安然脫身,研究生與助理卻要為了體制、為了教授背起黑鍋。

站在研究生與助理的立場,我們呼籲以下幾點訴求:

1. 教育部與臺大莫將研究生與助理當作相關事件的代罪羔羊,不應強加額外的「學術倫理」課程製造研究生更多困擾。

2. 教育部與臺大應對研究造假事件應徹底調查,設置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委員若利益衝突應迴避,避免教授包庇與干涉調查進行;涉案教授應負起政治責任並且懲處。

如果把快樂專注在環境裡,很容易就被環境變化打倒。把快樂專注在內在靈魂與心裡,這份快樂才是永恆。

如果把快樂專注在環境裡,很容易就被環境變化打倒。把快樂專注在內在靈魂與心裡,這份快樂才是永恆。
旅美台裔動畫師 劉大偉

陳芳明悼陳映真全文

陳芳明臉書悼陳映真全文:

[為了忘卻的紀念]

我生命中可敬的論敵陳映真,今天在北京去世。一種無可言喻的荒涼感,帶著悲傷,席捲而來。大我十歲的小說家,他在赴北京之前,與我就《台灣新文學史》的史觀發生激烈論戰。在這世紀之初,我與他各留下長達五萬字的交鋒,可能是我最難忘的記憶。文壇稱之為「雙陳大戰」,對我並未產生影響。最重要的是,我終於寫出這部生命之書。他與我在政治信仰上、意識形態上、藝術美學上,都呈現南腔北調的狀態。但是,無論兩人表達的語言有多極端,在情緒上有多亢奮,都無損我對他的尊敬。

今年在現代主義的專題研究課堂上,我依舊要求國教碩士班學生閱讀他的小說。至少,他在我心中的地位,仍然還是很高。今天幾家報紙來電話訪問,我都坦白承認,他是我年少時期的文學啟蒙者之一。我仍然清楚記得,在台大歷史研究所時期,香港出版了他的《陳映真選集》,置放在我床頭。每個晚上睡覺前,都要讀一篇書中的小說,好像在捧讀聖經那樣。那時,他還在獄中。直到我出國時,從未有過謀面的機會。

一九七五年他出獄時,我已經在海外讀書了。第二年,他與蘇慶黎創辦《夏潮》,記得我曾經在上面發表過兩首詩。但是,他日後陸續刊登的言論,似乎距離我越來越遠。第二年,我在《中外文學》發表了一篇散文「為了忘卻的紀念」,以幽微的文字隱隱向他告別。這個題目取自魯迅的散文,我挪用來暗示自己的心情。當年在研究所時期,曾經以他的小說「我的弟弟康雄」為主題,我改寫成同樣題目的詩,有意向他致敬,發表在《龍族詩刊》。沒有想到,短短過了三年,我已經慢慢離開他的文學領域。

從來也未曾預料,我在一九八O年代之後,斷斷續續與他發生了四場論戰。包括1. 台灣文學本土論的問題(1984)2. 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評價問題(1987),3. 周明的《台中的風雷》之版權問題(1991)以及 4.《台灣新文學史》的史觀問題(2000~2001)。長達十餘年的對峙,已經在我靈魂深處烙下深刻的痕跡。

但是,他曾經是我文學的早期啟蒙者,我都謹記在心。在時代的浪潮沖刷之下,我選擇了與他截然不同的道路。許多無法解釋的事情,只能歸諸於時代的安排了。

我必須承認,在我的向晚的歲月裡,我一直特別努力,為的是讓他知道我是如何為自己的信仰而奮鬥。即使他已經病倒在北京的時候,我也未曾懈怠下來。他忠實於他的政治選擇,我也忠實於自己的政治立場。或許已經沒有對話的機會,我當然更堅持長期培養起來的強悍性格。

誠實來說,陳映真的離去,我內心裡有一種惆悵,更有一種寂寞感。今天晚上,我朝向陌生的北京,對這位可敬的論敵致上最高敬意。



陳映真1959年以第一篇小說〈麵攤〉在文壇嶄露頭角,其作品深受魯迅影響,多描寫城市知識分子的生活和情緒為主,筆鋒充滿憂鬱與苦悶的色調以及人道主義關懷,圖為其重要小說作品《將軍族》、《夜行貨車》、《山路》,而創辦的人間雜誌更是台灣報導文學先驅。(圖為網路圖片,圖片來源:陳芳明臉書)

11/23/2016

在人心的剛硬的時代,為人類書寫預言

余杰,中國人文及政治題材作家(小說家、評論家、散文家)
台灣基督徒作家宋澤萊訪談
宋澤萊簡歷:
本名廖偉竣,1952年生於台灣雲林縣二崙鄉。1976年畢業於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此後長期任教於彰化縣福興國中。
1978年,以「打牛湳村系列小說」轟動文壇,成為鄉土文學新生代作家的代表人物。兩年間又出版《蓬萊誌異》等五本小說。1980年一度轉向參禪,後拋棄佛教,受洗成為基督徒,宗教信仰此後在其生命和創作成為至關重要的部分。
1981年獲邀參加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寫作班。2007年自教職退休後,攻讀中興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取得碩士學位;2012年考取成功大學台文所博士班。
1979年美麗島事件對宋澤萊影響甚鉅,以此為分水嶺,他重新思考自己的身分,一連串政治文學作品顯現出銳利的批判性。1985年以《廢墟台灣》復出小說界,獲選為當年度台灣最具影響力的書籍之一。此後,魔幻寫實長篇小說《血色蝙蝠降臨的城市》、《熱帶魔界》等更是以魔幻寫實主義風格在台灣文壇獨樹一幟。2002年出版短篇小說集《變成鹽柱的作家》、長篇小說《天上卷軸(上)》。還著有散文集《隨喜》,詩集《福爾摩莎頌歌》,論著《被背叛的佛陀》、《台灣人的自我追尋》、《台灣文學三百年》等,以及台語詩集《一枝煎匙》、《普世戀歌》。曾獲吳濁流小說及新詩首獎、聯合報文學獎佳作獎、吳三連文學獎、巫永福文學評論獎等重要獎項。2013年獲國家文藝獎,為台灣對作家文學成就的最高肯定。
除了作家與教師的身分,宋澤萊也是台灣本土意識及新文化運動的重要旗手和理論奠基者,曾結合同好創辦《台灣新文化》、《台灣新文學》、《台灣 ê 文藝》等雜誌,顯示其推展台灣本土意識與新文化運動旺盛的活力與文學力量。

採訪緣起:

多年前,一位積極參與反核運動的台灣朋友推薦我讀《廢墟台灣》,我讀了之後大為感慨,這是華人世界中少有的預言文學,可以跟2015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白俄羅斯女記者和俄語散文作家斯維拉娜·阿列克謝耶維奇的代表作《車諾比的悲鳴》參照閱讀。我又得知,宋澤萊是一位基督徒,早年一度信奉佛教,後來對佛教做出系統批判,並在作品中彰顯基督信仰,由此對他更有興趣了。

上帝的安排真奇妙,我在訪問台灣期間,應「喚醒彰化青年聯盟」之邀請到彰化演講。主辦方正好安排我跟宋澤萊老師對談,而安排者就是宋老師的女兒、在彰化中學任教的廖婉婷。

那一次,我跟宋老師一見如故,有談不完的話。宋老師不是那種「兩耳不聞窗外事」的「純文學」作家,他的小說具有社會批判性,他也寫文化評論和社會評論,從不迴避「敏感」議題。宋老師是前衛出版社的老作者,我近年來也在前衛出版了幾本書。前衛有將我的書送給宋老師,他都有仔細閱讀,對我對政治評論頗為稱讚。

此後幾年間,我每次到台灣訪問,都會安排到彰化、鹿港的活動,並與宋老師對談過多次。每次對談,宋老師都認真準備、言之有物,我們時常撞擊出思想的火花。

以宋澤萊作品的深度和廣度而言,中國同代的作家中罕有人能企及。即便有諾獎殊榮在身的莫言,以魔幻寫實主義文學的維度而論,未必比得上宋澤萊的作品那麽詭譎奇幻、天馬行空且具有強烈的政治批判意識。而在信仰與創作的融合上,宋澤萊像C. S. 路易士所說的那樣,用神話詮釋上帝之獨生愛子道成肉身來到人間、為人類的罪而死並復活的真理。

2016年4月,我有機會赴鹿港宋老師家中,那是鹿港老城外圍的老式聯排住宅,簡單樸素。我們長談大半天,完成了這篇訪談。

暴力家庭長大的孩子

余杰:宋老師,您是一位有草根氣質的知識分子,你本身就是農家子弟。比你更長一代的那些「高級外省人」作家,比如余光中、白先勇、李敖等人,我雖然讀過他們的很多作品,但對他們並無親近感,他們的身上有一種刻意標榜的「我不是芸芸眾生」的東西,也就是中國傳統士大夫「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的傲慢。而當您走在街上,就是一名質樸無華的普通人,不像是一位國家文藝獎得主。我想請您從童年生活開始談起。

宋澤萊:我出生於雲林的一個普通農家,沒有顯赫的家譜。我的祖父有三個孩子,他們都受過教育,那是得益於日治時代教育的普及。其中,我的伯伯特別值得一提,他是當年少數留學日本的農家子弟,他選擇研讀農業,回到台灣,在西螺創辦了一所農業學校,就是今天的西螺高工。

戰爭時期,我父親被日軍征召到南洋作戰,在婆羅洲服役兩年,死裡逃生地回來了,以後就在學校當老師。另外一位叔父也在國中教書。我們家族很多人從事教育工作,影響我以後選擇做老師。

我的祖父還有四個女兒,其中有三個都是基督徒。我的小姑姑嫁給一位安息日會的牧師,我小時候由這位小姑姑帶大,長大後也曾去他們家小住。那時小姑姑已出來服事,幫助處理一些教會的事務。我的二姑姑,也嫁給一名傳道人,全家到山上,給原住民傳福音。

當時,我從三位姑姑和她們的家庭那裡體會到,有基督教信仰的人與無信仰的人相比,差別真的很大。那個時代的台灣物質生活匱乏、精神也很壓抑,但他們似乎從不憂愁。基督徒的喜樂和平安是別人所沒有的。我們家族有濃厚的基督教氛圍,我長大後不像一般人那樣對基督教有排斥感,覺得基督教還不錯。

余杰:但是,我在您的一篇文章中看到,您從小深受家庭暴力,童年並不幸福。家庭暴力是華人文化圈中普遍的現象;在加上台灣在日本統治下受日本文化的影響,日本文化中就縱容家庭暴力。這是留在台灣的日本文化中一個相當負面的部分。

宋澤萊:是的,跟三位姑姑相比,我的父親沒有宗教信仰,憑藉著保羅所說的「人的天然本性」和日本教育作為為人處事的根本,活得非常辛苦。父母的感情也不好,始終沒有尋找到一個解決辦法。父親常常訴諸暴力,我是在一個充滿暴力的家庭中長大的。

父親在日治時期曾受教育,可算是農村社會的知識分子。然而命途的乖舛卻降臨在父親身上,他被迫當日本的二等兵,去南洋打戰,那段顛沛流離飽受戰亂煎熬的痛楚,正反應出時代悲劇,也在父親心中留下陰影。後來我讀文學作品,發現很多從戰場歸來的老兵都有暴力情結。

我曾在短篇小說集《黃巢殺人八百萬》的序文中提到這段歷史:「他或者告訴我遙遠的南方戰役,或者告訴我他的遭時不遇,之時,他總揮揮手,說:『真是悲哀的台灣青年啊!』有時,飲酒的他竟會悲泣。」沮喪的父親常有暴力行為產生,方能宣洩他內心的不滿。當我成為基督徒之後,常常思考:父親怎麼會變成這樣?是日本教育的影響,是戰爭後遺症,是本來就脾氣不好,還是因為酗酒?儘管他是老師,卻不能節制自己的暴力傾向。為何他會如此對待自己最愛的妻兒?我從基督教的信仰出發,方知人的天然本性的可怕。我們每個人都是罪人,生活在犯罪墮落之後的世界上,所以會很辛苦。

而我的母親,與台灣鄉下的一般婦人無異,由於忙於田事,是瘦黑操勞的女人,任勞任怨、悲苦地度過一生。在封建家庭中,母親肩負了家務和農事,不曾歇息片刻。我也記得她和父親間不愉快的生活,也看到她低垂著犬儒般的臉,把穀子交給債主而斷炊無措的情形,她沒有怨言、更無反抗。從小,一幕幕父親軟弱無助、暴力宣洩,母親逆來順受、沉默是金的畫面,烙印在我心中。她就像一棵挺立不動的樹幹牢牢地站立在那裡,而暗地裡開花結果,供大家食用。

我把自己的家庭當成整個台灣的縮影,我們這批戰後出生的一代,不是背負著整個台灣島的不幸和受辱,來到這個世界嗎?因此,「家庭環境」成為我日後寫作內容上相當重要的素材。

余杰:在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中,都很重視家庭倫理。但兩種文化的處理方式完全不一樣。據史書記載,唐朝鄆州人張公藝,九代同居,相安無事。唐高宗甚是好奇,便問其故,張公藝取出一張紙寫下一百個忍字,唐高宗便賜號「百忍堂」,從此各地張姓大都以「百忍」為堂號,並列為祖訓。張公藝甚至作〈百忍歌〉教導子孫:「父子不忍失慈孝,兄弟不忍失愛敬,朋友不忍失義氣,夫婦不忍多爭競。」其實,「忍」是一種很可怕的精神,它的背後是仇恨與壓抑。與之相反,聖經提倡的家庭倫理的原則是「愛」。「愛」與「忍」是何其不同!基督信仰對中國文明的更新,包括對家庭倫理的更新。

宋澤萊:的確,基督教家庭的夫妻生活總是比較和諧。我和我妻子在信基督教之後,夫妻之間的疏離馬上有了好轉,原因是有了共同的對耶穌基督的信仰,不再會為了爭奪誰該為大,誰該聽誰的,而彼此遠離;同時有耶穌團結了我們,分散的就被聚攏。我們很能遵行基督的教訓,彼此寬大地體諒對方,甚至彼此認罪,最後就不再有衝突。所有的這教內的「弟兄姊妹皆平等」的觀念也影響了我們,因為夫妻就是自己的弟兄姊妹。這是非基督徒所無法體會的,也是中國文化或日本文化裡非常缺乏的;因為在中國文化或日本文化裡,不論家庭或一般社會,都分劃出了層層的「階級」,教人無法跨越,要超越那些階級的規定是很難的;即使能忍耐,恐怕也是動心忍性,恨意越深。

生在中國文化與日本文化融合起來的台灣文化裡,我是暴力家庭中長大的小孩無法避免。幼年、少年、青少年的歲月比較難挨,尤其是突然的日本式毆打很難承受,不過還是熬了過來,也從小就培養了面對暴力、恐嚇、威脅的忍耐力。

另一方面,因為家境貧寒,我很早就需要像一般的農村孩子一樣,到田裡勞動,插秧割稻,都要幫忙。這樣,我對農民勞動的艱辛有了實際的體認,以後我在寫農民的生活時,就有切膚之痛,不致於紙上談兵。

蒼白早衰的青春時代

余杰:不過,你從小讀書就不錯,從窮鄉僻壤能考上台灣師範大學,也是一件讓家族榮耀的事情。

宋澤萊:台灣跟其他華人社會一樣,講究「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種「讀書」跟西方人追求純粹的真理和知識不一樣,只是「學而優則仕」,把讀書當作當官發財的敲門磚。

我上學以後,成績一直不錯,台灣的升學制度對學生很有壓力,我是在考試和競爭中度過了整個少年時代。少年時代所讀的書都侷限在教科書,國中、高中對我來說,是一段無趣憋悶的時期。

然後,我從省立虎尾中學考上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在當時、尤其是鄉下人家,確實是一件光耀門楣的喜事。但我並不感到高興,因為我的理想是教育心理系,我對研究人的心理很有興趣。

大學時期,除了學習歷史方面的課程,更不停的吸收其他新知。當時,正逢現代主義思潮大行其道,尤其是社會科學,包含人類學、心理學和社會學,我最有興趣。大學前兩年,我的思想懵懵懂懂的,不懂得世界是什麽,只知道唸書,認識的人也侷限在一個狹小的範圍之內,沒有人可以引導我。我就自己找很多書看,去修一些心理學方面的課程,去接觸這方面的經典,比如佛洛伊德的書,想要去探討比較深層的心靈問題。

特別是志文出版社的「新潮文庫」出版了不少心理學的書,都是我汲取現代主義養分的來源。我已懂得從佛洛姆(Erich Fromm)的心理學研究去讀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喬伊斯(James Joyce)的小說。我發現文學家必須對心理學有所瞭解,也就是說洞察人心,否則不能寫出優秀的小說來。

余杰:也正是在這段時期,你的身體出了很大的問題,病痛折磨著你,讓你開始思考一般風華正茂的大學生不會觸及的生死問題。

宋澤萊:在求學的過程中,身上的宿疾一直困擾著我。那時,我腎臟結石、神經衰弱、支氣管炎、便中有血,好像是大好時光裡自折而早衰的蒲柳,臉上透著慘白的、死亡的顏色。

早在十七歲的時候,我的身心兩方面就開始發病,患了嚴重的腎結石,常常疼痛,大量出血。十九歲上台北去念師範大學時,已經沒有辦法在教室的椅子上連續坐兩個鐘頭,常常必須躺在學校宿舍床鋪上休息。家裡人認為,腎結石死不了人,不願管這件事。我只好自己買中藥和西藥服用,吃藥之後的副作用讓我開始畏光、害怕噪音,出現神經衰弱的症狀。身體一天天不好,卻想不出如何來解決。好幾次被送到醫院,大學四年差不多是在生病中度過。

那時,我血尿嚴重,臉色蒼白。當看到自己大量出血,感到和死亡很接近,覺得自己會死,有一種臨終的感覺,對死後的世界有了直覺性的領悟。對不幸的人、事、物有一種親切感,覺得四周圍常被身心破碎的人或是死者的影子所圍繞,精神狀態是相當悲慘的。

於是,我對自己的生命有了較深的反省:「我」這個存在是什麽?「我」是誰?「我」是由什麽成分組成?死後會怎樣?地獄是怎樣的?我不斷探討自我和生死的問題,已經趨向於一種哲學的思考。

那段時間,我認識了一批朋友,包括藝術界、文學界的,大家一起討論形而上的問題。我也閱讀很多美術家的傳記,比如命運不堪的梵谷、高更,還有很多小說和詩歌。我希望通過種種方法,看別人如何活著,然後來解決「為什麼會有我」和「我能做什麽」等問題。但是,最後還是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畢竟我不能複製別人的生活,我的問題跟他們遇到的問題還是不一樣。

余杰:美國文學評論家蘇珊·桑塔格寫過一本《疾病的隱喻》,其中探討文學與疾病的關係。您的經歷或許驗證了她的理論。那時,你逐漸發現,寫作可以療傷,並由此走上了文學道路,文學可以說是自我救贖的一種嘗試?

宋澤萊:我在大一的國文作文課發現寫文章能使精神獲得舒緩,就開始寫小說,靠寫小說抒發心靈和肉體的痛苦,在生命中找到了一個可以訴說的管道。身邊有人覺得我的小說還不錯,就鼓勵我去投稿,於是作品就登在台灣大學外文系系主任顏元叔所創辦的《中外文學》雜誌上面,受到一些讀者和文學界人士的注意。

那時的作品,今天看來很幼稚,說不上有自己的風格和深度。不過,那些作品充滿黑暗的童年記憶以及大量死亡、可憐的人們,這些題材我多年來始終沒有放棄。我的寫作風格一直到二十三歲大學畢業後才逐漸改變,甚至有時文字變得頗為美麗,但仍然無法擺脫描寫那些可憐的人們。後來我成為基督徒之後才發現,耶穌不斷找尋可憐的下層人們當祂的夥伴、門徒,而我一直到今天都寫下層人,不正是效法耶穌嗎?

從「無我涅槃」的佛教到「愛人如己」的基督教

余杰:您曾經深入佛教團體和佛教思想。跟很多佛教或東方神秘主義宗教的信徒一樣,您一開始也是抱著通過修行改善身體和靈魂狀態的想法走進佛教的,但佛教並不能滿足你在靈魂上的求索?

宋澤萊:我大學畢業後回到中部,在國中教書。這時,我覺得要對自己的身體做改造,就找鍛鍊身體的書來看。一開始是學習打坐、練氣功、因是子靜坐法等。比如,練習如何入定,如何使自己的身體膨脹如一座山一樣。透過打坐,使身體入定,常常就有這些神秘的體驗發生。

然後就是服兵役,當兵回來後,身體慢慢好了。身體好了,就覺得繼續盲目打坐沒有意義,沒有動態的、對生命的追索。那是1970年代,台灣流行存在主義,以及鈴木大拙的思想。年輕人都在看,我也去找來讀,不太能看懂。我注意到鈴木大拙與胡適的那場辯論,覺得他們是兩個世界的人。胡適的世界我能理解,但鈴木大拙的那個世界我不能理解。我不明白他為什麼那樣想,超乎於邏輯之外思考問題。比如,我們一般人認為空跟色是對立的,但是鈴木大拙居然把它們等同起來。我覺得不可思議。

就這樣,我開始參禪。那時法鼓山的創辦人聖嚴法師開始出名,他是軍人退役後出家,跟隨東初老人,在北投農禪寺修行。他們的路數比較接近曹洞宗,有神秘主義的一面,但比較溫和。我剛回來的一兩年,就沿著這個路徑學習,是聖嚴早期的學生。

那時的修行,一日三餐非常簡陋,稀飯加豆腐乳,很辛苦。但由此對佛教有了非常深入的瞭解,彷彿打開一道窗,最後就「開悟見性」了。我的開悟與歷史上的香嚴和尚所經驗到的「香嚴擊竹」(聽到石頭被丟擲到竹林中所發出的清脆擊打聲,就開悟了)是一樣的。

開悟的經驗讓我體會到:個體如何變成宇宙本體;極小可以變成極大;「一」可以變成「一切」的神秘道理。這就是大乘佛教中的「一粒沙就是一天堂,一朵花就是一世界」的奧義,也就是《華嚴經》的萬物相等同、相互含攝的道理。由於萬物皆是無限的本體,這樣,相對的世界就等同起來,黑暗就是光明,光明就是黑暗。這種「萬物等同」的思想,有點像《莊子·齊物論》。由此神秘主義的世界的一扇門打開了:老莊不都是在講這個境界嗎?天主教中的神秘主義者、斯賓諾莎、埃克哈特、新柏拉圖學派、諾斯底主義、印度哲學、伊斯蘭蘇菲派、尼采……都在傳達這樣的觀念。

我由禪宗進入到大乘佛教,讀了《大藏經》的般若系經典、如來藏系的經典以及印度教的吠陀經典、奧義書經典,旁及歐洲上古哲學,對於歐亞大陸神秘宗教的體驗有了基礎。這些神秘教的體驗可以說萬變不離其宗,就涵蓋在這一悟之中,它被千千萬萬亞洲、歐洲的神秘教信徒視為「無上的真理」。

然後,我對禪宗和大乘佛教開始有了質疑:如果遵循「不二法門」,也就是說黑暗等同光明、男等同女、殺生等於不殺生,兩邊皆變成「一」,這樣就將人間正面的價值全都摧毀了,留下一團混沌模糊的東西。人只能在裡面混,沒有辦法積極努力。既然不貪就是貪,那麽戒律就被毀壞了。這就帶來人格分裂的危險。比如,星雲曾經說,一般的殺人是罪,而政府、國家的殺人就是除暴安良;可見殺人是不可以的,也是可以的;一般的淫亂是罪,而以女色度眾生的因緣就符合佛法;可見淫亂是不可以的,但是也是可以的。那麽,一切都可以和稀泥,一起都「同體」了。只是,既然真理是這樣,假如上帝與魔鬼同體、地獄天堂不分,我們又何必追求宗教信仰呢?

這種「佛魔同體論」也是印度教、老莊思想、大乘佛教最深奧部分。在現實政治層面,國民黨的二二八屠殺,共產黨的天安門屠殺,都可以解釋成為了維護憲政體制和國家安全的正義之舉。我不能接受這樣的觀念,轉而進入原始佛教(小乘)。小乘的佛法是直樸的、平實的、分辨是非善惡的,是你我可以經驗的。我認為應當堅持佛教原初的教義,轉回到南洋的小乘佛教之中。

我再用這樣的觀念透視華人的思想方式和心靈的結構就發現,中國的老莊思想和印度傳來的大乘佛教,改變了中國原始儒教中樸素的「區別心」,也改變了華人的基本性格與思考模式,變得特別會是非不分、混水摸魚,或者就像是胡適所說的「差不多先生」的那種個性。原來,孔子特別強調要有所區別,比如君子與小人就該區分開來,才能邁向修身、處世之路。可惜從唐朝的韓愈之前儒家就變了,到了宋明理學,儒教被佛教和道教滲透更厲害,華人的讀書人表面尊奉儒家,暗地裡所懷抱的是佛教與道教,不再相信區別,只相信真理在不分別中,這簡直是陽奉陰違,背叛儒教!

如今有人倡導復興儒家,我認為要復興唐以前的儒家是可以的,只要把儒家思想裡的封建階級觀念去除,極力加入基督教文化裡的「自由、平等、博愛」的觀念就會美好起來。但是,千萬不要保留宋明理學或更次等的儒學,以免耽溺於印度教或道教的玄想,忽視了現實世界。我要向復興儒學的人問一個問題:如果說儒家可以融和印度人的佛教以及道教思想,為什麼你們不想辦法融合西方人的基督教思想?你們不想要使儒家思想更優美嗎?

這樣,我一個人與大乘佛教對立起來。1989年,我在《自立早報》副刊發表評論〈來一場革命吧!台灣佛教!〉批評釋昭慧、印順、星雲、大乘龍樹,結果引發一場論戰。我才知道,佛教並不是一種寬容的宗教,此後我一有言論,就會被他們封鎖,他們買了《被背叛的佛陀》及其續集,然後燒掉。據說台灣和東南亞一共燒了幾千冊。這種舉動增加了我的版稅收入,但焚書是一種非常惡劣的舉動,只有納粹和共產黨才做這種事情。在孤立中,我對台灣人和華人的精神世界非常失望。

余杰:我對佛教思想沒有研究。但我觀察到,在現實層面,台灣的佛教基本上與國民黨的威權統治「同構」。這不足為怪,佛教進入中國之後,迅速演變成一種建制宗教,為皇帝提供「精神按摩」。原始佛教中怒目金剛、捨身飼虎的那些精髓都沒有了。在台灣的民主運動中,基督教長老教會是中流砥柱,卻很少聽說佛教有過參與。

宋澤萊:是的。我多年觀察,發現台灣的佛教界樂於被國民黨「御用」。在台灣的民主運動中,國民黨大量構陷民主人士於獄,佛教界並沒有秉承藥師如來反對刑獄的精神去勸解國民黨,卻在一場又一場的「護國法會」中為這個政黨乞求續命。他們還隱藏了一種流亡本質,不願在台灣本土化,不願學習台語,轉移財產在外國設立道場。他們更隱藏了一種權力及金錢的嗜好。所謂南星(星雲)北聖(白聖),星雲企業性的佛光山觀光區的經營,以及白聖死亡時覆蓋的黨旗,都說明了這些佛教徒涉入了世俗漩渦的深度。
人心剛硬的時代

余杰:您是台灣國家文藝獎得主,這項殊榮可謂「榮神益己」。最讓我敬重的是,你在頒獎典禮上發表的得獎感言,儼然就是一篇牧師的佈道詞。只是佈道的場所不是教會的講壇,而是冠蓋雲集的文藝盛會。很多知識分子基督徒,有一種「以福音為恥」的心態,不敢在其他知識分子面前表達自己的信仰,基督徒的身分好像會讓別人覺得你很愚昧似的。您在演講表達了要在一個人心剛硬的時代為上帝寫預言的決心,雖然這個時代不再是先知的時代,但先知的使命沒有結束,每一個基督徒都應當成為說出真理、帶領身邊的人「因真理、得自由」的先知式的人物。

宋澤萊:我在第十七屆國家文藝獎的得獎感言中,首先講述了我對聖經的理解。聖經這本完成於上古時代的書籍,其實就是一本記載著大量預言的書籍。在〈使徒行傳〉第一節到第十一節,記載著耶穌經過被釘十字架、埋葬、復活後,整整有四十天的時間,又和他的門徒們相聚的若干故事。在耶穌即將飛升天堂的那一天,當著門徒的面,說了一些簡短的預言:「當聖靈降在你們身上時,你們會忽然具備巨大的神能,能摧垮猶太人和一切外邦人的阻擋,最終就會把基督教傳到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球盡頭。」當耶穌說這些話時,事情還沒有發生;不過兩千年之後的今天,基督教果然已經廣傳世界,就是地球的南北極,都存在著信仰它的人。《聖經》裡還有一些文學家比路加更大膽,直接書寫自己從神那裡體會到的、聽到的預言,約翰所寫的〈啟示錄〉就是一個典範。

在現代文學中,我景仰的有三位預言作家。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是1949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可算是時代的先知。1921年,他寫了詩作《荒原》。詩人筆下的「荒原」土地龜裂、石頭燒紅,草木凋萎,人類精神恍惚渙散,上帝與人、人與人之間不再有聯繫。接著是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於1932年發表的反烏托邦小說《美麗新世界》。赫胥黎假設將來有一個人類社會,人類被劃分成五個階級,第五階級被強制以人工的方式導致腦性缺氧,把人變成癡呆。這本小說預言了如今的科技社會,所有的人都在科技人員的管理底下,過著被制約的生活,毫無主動性可言。另一位是歐威爾(George Orwell),他在1948年出版了《一九八四》這本描寫極權監控統治下的新社會小說。這本小說預言了如今現代化政府的社會控制手段和人們的無奈。

以上三位都是英國作家,卻可以代表同時代全球的預言作家。他們預言的犀利和神權時代的預言家可說不相上下;但是他們已經沒有中古世紀的預言文學家那麼幸運了。首先,他們已經不能用神的名義說預言。同時,沒有信仰的現代人的人心已經剛硬了,他們對任何預言毫不在乎,痞子一般的現代人似乎說:「我們不在乎你們的預言,不管世界變得如何,習慣了就好!」因此,自從眾多的作家做了預言以後,如今這個世界看起來仍然一樣虛無,科技控制越來越囂張,獨裁專制日甚一日。

時間來到了後現代的今天,預言更難寫。由於人心的剛硬更甚,對於所有的預言已經發展出更痞的說詞,他們說:「也許預言是對的,但是我們不怕,因為災難會在別的國家身上發生,可就是不會發生在我們的國家裡。」

儘管如此,我仍然要寫關於這個時代的預言。三十年前,我在《廢墟台灣》預言台灣人由於漠視公害撲擊的威力和核能發電廠潛在的危險性,在二十一世紀初期,終於導致核電廠爆炸,台灣瞬間變成一座巨大的廢墟,台灣人幾乎全部滅絕。自1985年出版這本書以來,身為作者的我的心情並不輕鬆,常常處於焦慮的狀態中,我多麼害怕自己的預言成真!因為它已經完全猜中了烏克蘭的「車諾比事件」和日本的「福島事件」。這兩個事件的悲慘情況,恰巧和《廢墟台灣》所寫的一模一樣;如果發生在台灣,台灣當然只能變成一片廢墟。

我擔心的還不只是無法完全操控的核分裂本身,而是台灣的人心比世界各國更加剛硬,吉凶不分。歷來主政的人的心更是剛硬中的剛硬,他們患了唯利是圖、貪圖目前的惡性心病,對於核電廠的興建從不曾鬆手,卻是草率行事。我感到危機就要發生。

文學創作的幾個階段

余杰:除了基督教作家和預言作家的身分之外,您還是台灣鄉土文學和人權文學的代表人物。請您再從這兩個維度做一些分享。

宋澤萊:我的創作過程大致可以分為這樣幾個段落:最早是在大學期間,在那四年裡面,一邊求學,一邊摸索如何寫小說,主要是學習寫作技巧。我開始寫心理小說,但當時年紀輕,對社會也沒有太多認識,只能寫自己的心理,是一種體驗性的、自傳性的寫作。

那時,我受到弗洛姆影響,將弗洛姆的理論小說化,挖掘到人的破壞性。弗洛姆是一位精神科醫生,他對希特勒和史達林都有很多研究,對極權政治有獨到的分析。他有一本書名叫《逃避自由》,討論人為什麼逃避自由,即便在自由地區也要放棄自由?我運用弗洛姆的心理學理論寫人類的破壞性、虐待性,深入精神和心理歷程的層面。有人讀了我的小說驚歎說,二十幾歲的人居然寫得出如此洞察人心的小說!其實,不是我有多麽了不起,而是弗洛姆了不起。

余杰:我也受弗洛姆的影響很大。這位納粹集中營的倖存者,終身對極權主義、大屠殺、集中營的起源問題感興趣。這大概也是經歷過二二八屠殺和天安門屠殺的台灣和中國都應當重視他的原因吧。弗洛姆專門研究過「人類的惡意侵犯、惡意性和殘忍性」,並發展出「戰爭發動心理學」或者「破壞心理學」。他發出這樣的追問:從一方面說,許多種動物都會同類相鬥,人也是一樣。但從另一方面說,在千萬種同類相鬥的動物中,人卻是唯一相殘的動物——人是唯一的集體屠殺者,唯一不能適應他自己的社會的生物。

為什麼一定要這樣?他的結論是,唯有愛和自由能戰勝仇恨、奴役和殺戮。如果人們能及時發現自己熱力追隨的領袖心中那些抑制的性格特徵——諸如自戀、虐待症、全能欲望、冷漠無情、無意識間對自己人格的出賣,這世間將獲得別一樣的新生。

宋澤萊:後來,從大學畢業後,我就離開了心理小說的寫作。我開始接觸到社會,過著社會化的生活。我曾經抽煙、喝酒、嚼檳榔,交際很廣泛。跟一些政治界的人做農村運動,去瞭解農村的貧困。長期以來,台灣用農業來輔助工業,犧牲農業、壓低稻米和農產品的價格,為工人做免費的便當。這一經濟政策使得青年轉移到都市,進入加工出口區,到加工廠當廉價工人,這樣老闆賺錢就更多了。

犧牲農業獲得工業發展,日本、英國、中國都是如此。日本後來有回饋農村,農民的日子比較好過。但台灣至今沒有這樣做,直接將農村犧牲掉。最近有錢的企業還來徵收農村耕地,發生了大埔事件等農村的抗爭。

我在農村長大,比較瞭解農村的狀況。所以第二階段就寫農村小說,把政府對農村的漠視、剝奪寫出來。農村題材的作品中,《打牛湳村》比較有名。這個題材我寫了四、五本書,長篇和短篇都有,因此被歸為鄉土作家。我希望以小說構建「福爾摩沙庶民圖」。

余杰:宋老師,您的鄉土題材的作品,讓我聯想起沈從文。在五四以來的文學傳統中,左翼作家寫鄉村,基本上是刻意用馬列主義、階級觀念來圖解鄉村。即便是魯迅這樣的大師也是如此,所謂「怒其不爭,哀其不幸」,他自己是一個回故鄉訪問的「旁觀者」。而沈從文是少數的真正的「鄉下人」,他靠直覺來寫農村,而不是靠意識形態來統籌安排。我發現您也是如此。很多台灣的所謂鄉土作家,根本沒有在農村生活過,也沒有幹過一天的農活。而您就是土生土長的農村人,您就生活在書中的鄉村人物中間。

宋澤萊:台灣有個人類學的教授曾對我說,要他們人類學家把農村寫得像《打牛湳村》那麼仔細、深入是不可能的,它超過了一般人類學的調查。這位教授也許說得對,我曾閱讀過美國人類學家前來調查台灣農村的《小龍村》那本名著,我也覺得那本書雖然非常用心,還是沒有真正寫到農民的心聲,是不勞動的人的旁觀作品,流於浮面了。

我自幼生在農村,在動筆寫《打牛湳村》之前,已經整整在農村生活了二十年以上,寫農村的勞動與農村的被剝削狀況,既不必觀察,也不需理論,都是日常農村生活習慣的一部分。除非你真正的勞動,且自幼就生長在那裡,才能真正瞭解台灣的農村真相是什麼。《打牛湳村》暴露的農村問題,現在依然有效,是台灣農村的最根本問題。

寫完農村題材之後,我的創作進入第三個階段,是美麗島事件之後,我轉向寫台灣更加廣闊的社會問題。

比如,台灣社會在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發生了嚴重的公害問題。我生活的鹿港發生了反杜邦設廠運動,是台灣環保運動的起點。我開始關注環保問題,而環保問題中最為迫在眉睫的是什麽問題呢?是核電廠的問題。

八零年代中期,蔣經國還活著時,台電炮製出一個駭人聽聞的口號:要在台灣修建二十座核電廠,把台灣的海岸線包圍起來!那時,已經發生了美國三浬島的核射外洩事故,這樣的事故若發生在台灣,彈丸之地的台灣難以承受。如果建造二十座核電廠,只要有一座出問題,整個台灣就毀掉了。

我想要對此寫文章,但不知道如何寫。蔣經國還活著,台灣還處在戒嚴體制下,若要直接寫評論,沒有媒體敢刊登,作者還可能被抓捕。我就考慮用小說的方式來寫,寫成科幻形式的作品,總能過關吧?我就寫了十萬字的小長篇《廢墟台灣》,寫未來台灣因為核電爆炸而毀滅的情形。

寫作倒是很順利,很快完成。但投稿的過程卻很艱辛。我給《中國時報》副刊,卻遭到退稿。編輯說,你這篇東西雖很好,但我將它刊登出來,我的職位就不保了,因為核電是國民黨的既定政策,非議核電等於是對抗黨國。我就跟他們商量,是不是可以刊登部分章節?他們回答說,部分章節也不能刊登。

既然報紙無法發表,我就只好出書,就找本土的前衛出版社出版。十萬字正好是一本小書。出版社對此書的定位是「核能災害預測小說」。1985年這本書出版,起初幾乎沒有人買,台灣人的反應並不敏捷。大半人都認為作者在危言聳聽。有經濟學家和核能研究者看到之後,非常生氣,將書丟在地上踩。

結果,第二年,也就是1986年,蘇聯發生車諾比核電廠爆炸事件,人們這才發現核電廠的危險近在咫尺。這本書幾個月間賣了數萬本,成為當年十大暢銷書之一。前幾年,日本福島再次發生海嘯地震引發核電廠事故,對日本人的心靈傷害和打擊非常巨大,此書在台灣也再度熱銷。

其實,現在油頁岩開採技術出現突破,石油非常便宜,實在沒有必要冒險去建核電廠。但台灣還是有很多人躍躍欲試,他們背後是龐大的利益集團。

這個階段之後,我的創作重點又轉向基督教文學、魔幻寫實主義文學。

文學家踐行誡命 如同水裡救火

余杰:您也是台灣「人權文學」的最早倡導者。你較早直接書寫「二二八」這個禁忌的題材。在小說《抗暴的打貓市》中,有對蔣介石父子掀起偶像崇拜的嘲諷,也寫到慘絕人寰的屠殺場景,如文學評論家陳建忠所言:「宋澤萊是以屠殺的角度來看待二二八事件,他所著重的,與其說是重視那段駭人聽聞的歷史,毋寧說他是追究了屠殺者及其幫凶的歷史責任。」您的作品就構成了一個嚴峻的人權法庭。

我很喜歡你的人權文學論集《誰怕宋澤萊》,這本三十年前的老書,放在後太陽花時代公民社會勃興的台灣來看,一點也不過時。不過,那個時候,你的觀點引起很大的非議,即便是所謂的進步陣營,也對你有一場圍剿。

文學評論家陳芳明曾經用「美麗島傷痕文學」來命名之,傷痕文學是中國當代文學中的一個概念。後來,你提出人權文學之後,他非常認同,並認為「它的涵蓋面比較廣泛縱深,它暗含了台灣文學抗爭的、落實的、積極的精神」。而最讓我感動和欽佩的是,當時,您還不是基督徒,就已經從聖經真理出發闡釋人權的來源。人因為被上帝所造才享有尊嚴、自由和權利。而人權又離不開上帝的律法,特別是上帝頒發給人類的「十誡」。

宋澤萊:我最早整理出了《台灣人權文學小史》,從日治時代的賴和、楊逵、楊華一直寫到當代的楊青矗、黃春明、王禎和、施明正、林雙不、呂秀蓮等人,台灣文學就是一頁爭人權的文學史。當人權把人定義為「須擁有四大自由」的生物時,已經飽含了眾多人類的共識。而當人類尚未辨別出那個定義時,作家就應率先將之指出。我提出,「人權文學」就是要作家勇於反抗統治者「反人權」的行為,作家應該為人類爭取「人民對自由權、平等權、受益權、參政權的充分獲得,不容打折扣」。

在《誰怕宋澤萊》這本書中,有一篇最重要的文章,也是引起最大爭議和反駁的文章〈文學·誡命·人權·法治〉。我在這篇文章中指出,人權不能離開道德和誡命。在這個去道德、去誡命的時代,講道德和誡命當然為那些「進步分子」不容。

但在我看來,宗教誡命是人類在信仰的歷史階段所遺留的可貴資產,它總是朝向對人類惡德的指控,希望禁戒人類本性裡惡德所不可避免會犯下的過錯,那些惡德正是人類使自己陷身慘境的最大原因。在我們這個去聖已遙遠的時代裡,我們能對誡命的理解愈來愈淺薄。我們原本應當清楚地看出來,我們的大半痛苦是因為違背誡命,但在無休止的焦慮、彷徨、恐懼中,我們的眼睛被自己矇住了,乃誤認眼前的都是敵人,誡命也是敵人,將誡命踩在腳下。然而,我們必須回到誡命,文學家踐行誡命也如同水裡救火。

我在文章中點名批評了某些作家說:由台灣眾多有名作家對「道德」「誡命」的反對,顯露出台灣文學的困境,一個比一個通向道德識別力破毀的頂點。我們的文學家彷彿竟成了惡德的傳聲筒,變成破毀真善的先鋒!捨去了真善,美何能單獨存在?

余杰:正如你對佛教領域中釋昭慧的批評,顯示了你的先見之明,近年來此人已將當年的「進步」面紗全面脫去,為深陷環保風暴和腐敗醜聞的慈濟辯護,暴露出威權主義的本質。你也是很早就對陳映真提出批評的人,八十年代他還是左翼文學教父,批評他簡直就是「政治不正確」,難怪你這個初生牛犢會招致長輩們的圍攻。但到了今天,陳映真虛假的左派面目已然暴露無遺,他已墮落成中共的國家資本主義、權貴資本主義的幫凶。三十年後,讀您三十年前的評論文字,仍然感到暢快淋漓。

宋澤萊:在台灣的佛教裡,釋昭慧將來必然還會有驚人的舉動,也還會引起人們的公憤;這是大乘佛教無法避免的,我總覺得台灣大乘佛教裡頭實在很不乾淨,是佛魔同體、戒與不戒同體的世界,彷彿時刻都會發生問題,也不知道有誰能收拾它,真可怕。在文壇上,台灣現代主義流行的1970、1980時代,作家都持道德、價值的相對論,好像一旦相信道德、戒條,就會被視為傻瓜。陳映真的私徳還很不錯,畢竟他是神學家庭出身。有些沒有宗教信仰的文學人的品性就很壞,我當時年輕,聽了覺得很害怕。所有的這些,都是因為毀壞、不信道德戒條的結果。

我們知道,一個民族的道德好,民族就強盛;假若道德衰敗,人民要活著尚且不能,更不要說什麼強盛。我們也知道以色列民族是靠上帝的誡命、保持民德而維持下來的,甚至復興了他們的國家。由此可知,台灣的未來,包括中國的未來,也在於讓全盤的宗教自由以及人權得以展開,以期在民德被破滅殆盡時以誡命、人權做憑藉,而這也是文學家不可怠慢的使命。

有格局的領導人

台大論文涉造假事件案情愈演愈烈,台大生命科學院生化科學研究所教授、高醫大副校長郭明良研究團隊,日前經學術網路社群平台「PubPeer」陸續揭露,刊登在國際權威科學期刊《自然細胞生物學》論文涉嫌圖像、數據造假,有疑慮的論文達11篇,台大校長楊泮池列名共同作者也有4篇。但迄今,郭明良僅「口頭請辭」台大教職,楊泮池則「靜待調查」。

事件在台大及學術界持續發酵,不僅台大校內學生發起連署,要求涉案者負起政治責任,與楊泮池同為中研院士的台大臨床醫學研究所教授兼研究部主任陳培哲接受採訪時,直言:「有格局的領導人,應該就會自己辭職!」

陳培哲:學校名譽重於個人名譽

對此,與楊同為中研院士及台大「同事」的陳培哲不以為然,他認為:「有格局的領導人,應該就會自己辭職!」他並以諾貝爾醫學獎得主David Baltimore為例,遭質疑論文造假第一時間就辭去校長職務,因為Baltimore珍視學校名譽重於個人名譽,辭職以保護學校名譽。

「台灣學術界接二連三發生學術醜聞,學術界兩大龍頭都捲入漩渦,包括前中研院長翁啟惠深陷浩鼎股票爭議、以及近來的台大校長楊泮池的論文疑造假疑雲,讓人感慨。」陳培哲說。

「回顧台灣早年的學術界人士,包括前台大校長傅斯年、中研院長胡適,都是大家很敬重的學術領導人,現在完全不同了。」陳培哲說,學術擔承的風骨和見識不同往昔。他直言「翁啟惠當初戀棧職位,最後才形同『被辭職』,如今楊泮池的作法,與當初翁啟惠有什麼差別?」

他說,「格局是自己創造的」,想想,如果是傅斯年校長和胡適院長,他們捲入這種醜聞,會如何反應?看看全世界的頂尖大學研究所校長或院長,人家是如何處理的?

1975年諾貝爾生理學暨醫學獎得主David Baltimore1997年擔任加州理工學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ltech)校長。1999年他於一名博士後研究員van Parijs兩篇刊登在《Immunity》期刊的論文掛名通訊作者,隔年,van Parijs到麻省理工學院(MIT)任教,之後van Parijs遭檢舉在MIT做的實驗造假,MIT開始調查,van Parijs很快被解聘離職,此次尚未波及Baltimore本人。2005年又有人在《New Scientist》雜誌質疑Baltimore與van Parijs共同發表於Immunity期刊的那兩篇論文造假,此次Baltimore選擇自己向Caltech校方申請調查,同時也自行辭去Caltech校長職務。。

陳培哲說,這代表Baltimore把大學的聲譽,放在比自己聲譽更優先,更珍視、更保護,因而辭職負責。

學術研究如果不純粹 造假事件只會一再重演

陳培哲語重心長的說,近來年國內論文造假的事件層出不窮,這是學術界的墮落,也是因為「有興趣做研究的人少了,大部分都是把學術研究當成升官發財的工具。」台大前校長傅斯年曾與師生共勉的一句話:「我們貢獻這所大學于宇宙的精神」,而宇宙的精神在於追求真理的概念,如今看來,這樣的精神恐怕式微了。

陳培哲認為,過去學術研究者把學術當生命,單純對學術研究有興趣,不論外在條件如何都努力做好,但現在學術研究多被當成手段,目標是要以此去得到功名利祿,獲取更多的金錢、更高的地位,「當然就會Cutting the corner(抄捷徑)」,一點都不足為奇。

「若自身對學術研究的心態正確,當然不會欺騙,為何要騙自己呢?如果只是把學術研究當成工具做給別人看,那就不同。」

單純的學術研究是什麼?陳培哲舉例,好比有學者畢生投入研究甲骨文,這有什麼利潤可言?就是把過去歷史搞清楚,把不懂的事弄明白,如此而已,而不是拿這個去求取什麼回報。因為,「研究本身就是一種回報!」

陳培哲指出,學術研究大部分都是失敗的,「就是因為不懂才要研究」,學術精神就是「失敗再努力做好,一點、一點慢慢進展」。但如今台灣的大學太浮濫了,且多數都追求產業化、職業化,學術單位動不動就談錢、談專利,有興趣純粹做研究的人少了,追逐名利的多了,類似的事件恐怕只會一再重演。

想像出的障礙無法被克服,但真的障礙可以。 Imaginary obstacles are insurmountable. Real ones aren’t.

想像出的障礙無法被克服,但真的障礙可以。 Imaginary obstacles are insurmountable. Real ones aren’t. 
美國生涯規劃作家 歇爾 Barbara Sher

11/21/2016

如果是選民,我的一票投給誰?

如果是選民,我的一票投給誰?
文/陳師孟

商人與政客、真小人與偽君子,哪種人容易應付些?當台灣的國際處境有求於人時,哪一種人可能較有著力點?

這次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跌破許多人的眼鏡,不只是一般民眾而已,連政治嗅覺最靈敏的美國主流媒體,同樣栽在「二選一」的賭盤。以事後諸葛來評斷的話,其實要預測這次大選結果並不像表面上那麽容易,主因之一在於選舉過程最大的「看點」或「爭點」,不在候選人的競選政見,而在候選人本身的人格特質;客氣一點的把兩人說成是「商人 vs 政客」,一個是在商言商、一個是口是心非;刻薄一點的則說成是「真小人 vs 偽君子」,一個是唯利是圖、另一個是表裡不一。明明要選出的是國家元首,卻被迫在「兩害」中「取其輕」,的確有些棘手。

但我們台灣人在嘲笑美國人之先,也應該要反省自己:八年前我們不是也曾選出一個既是偽君子、又是真小人的馬英九總統,而且落選者的水準還遠遠在他之上。這位總統從學生時代就充當獨裁政黨的海外「職業學生」,專門以打小報告、製造黑名單為能事,這不是小人行徑的話,什麽才是?在他回台之後,立即成為獨裁者重點栽培的樣板人物,也由真小人順利晉升到偽君子。風光歷任了各種黨政要職,毫無建樹,卻扶搖直上。一朝羽翼既豐,就反噬起同黨的黨主席與總統,更不用說打著「反貪腐」旗幟,道貌岸然地羅織種種罪名,對反對黨前總統趕盡殺絕。直到他也下台了,大家才看清他本身在位期間的違法亂政,這若不是偽君子的話,什麽才是?這樣的貨色會贏得多數選票、當選總統,是台灣民主歷程上無可磨滅的恥辱。

藉機罵罵馬英九;再回到美國大選。

最後雖然多數美國人民還是選擇支持外在形象較佳的希拉蕊,但因為採用了「選舉人制」的間接選舉方式,反而被言詞粗鄙的川普拿下勝利,以致引起後續若干騷動抗議。不過遊戲規則老早已訂下,美國人民應該會有「願打服輸」的基本民主素養,不至於像2004年連戰與馬英九的無賴罵街。

藉機再罵罵馬英九;現在回到我們的主題。

就台灣人而言,誰比較適合做下一任的美國總統,最重要的考量當然是:誰對台灣未來的生存與安全比較有利。這個觀察角度固然與美國民眾不同,但在兩位候選人就這個議題都少有著墨的情況下,我們也只好仿傚美國民眾,依照兩人的人格特質來做判斷;也就是說,商人與政客、或真小人與偽君子,哪一種人容易應付些?當台灣的國際處境有求於人時,哪一種人可能較有著力點?

最近一位朋友在他臉書上感歎說:「在我記憶中的美好世界逐漸崩解的今天…」,是的,但在我們記憶中做為自由世界守護者的美好美國,不等到今天就早已崩解。當我們回顧美國對台政策的演變,就發現美國政府早已由二戰後期創設聯合國時所強調的「普世價值」,轉向為「美國利益」,以致台灣在過去近半個世紀,受盡了美國的擺佈。

自尼克森總統在1970年上台,就是台灣命運逆轉的開始,這位典型政客是在越戰中期接替發動越戰的詹森,他的就職演說表示:「歷史所能賞賜的最高榮譽就是和平製造者 (peacemaker)」,公開打臉他的前任。之後他就與季辛吉國務卿親訪中國,向毛匪澤東伸出橄欖枝,這時毛所策動的「文化大革命」正搞得哀鴻遍野、民不聊生。最經典的一段畫面是,尼克森刻意安排與當時的中國總理周匪恩來握手合照,因為十多年前美國的杜勒斯國務卿曾公開拒絕與周握手,尼克森在表達歉意。1972年「上海公報」的「一個中國」政策就此成為美國的外交定調,不但表示「台海兩邊都主張只有一個中國」,而且「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尼克森真的是想做為台灣與中國之間的和平使者嗎?當然不是。他只是想利用中俄之間的緊張關係,拉攏中國對抗蘇聯,並進而自越戰的泥淖中抽身,完全沒有把中國正在上演的人權浩刼放在心上,更別說台灣前途了。不幾年,尼克森陷入「水門案」醜聞,偽君子的面目被掀開,但對台灣的傷害已無可挽回。其後卡特總統宣布美中建交,終止前後25年的「台美共同防禦條約」,台灣成了真正的國際孤兒。

希拉蕊的先生柯林頓總統對台灣也相當不友善,1999年李登輝總統提出「特殊兩國論」時,被他與江匪澤民指責為「麻煩製造者 (troublemaker)」公然羞辱,好像協助防衛台灣,就有權力把台灣當「細漢的」,什麽能說、什麽不能說,都要看他臉色。2000年阿扁總統當選,他有見於主張台獨的民進黨居然獲得相當民意的支持,心中不滿、但又不便公然否認台灣的民意取向與民主選舉,只好給阿扁穿小鞋,阿扁總統還未就職,美方就傳達「四不」的說法,做為安排與中國當局對話的前提,結果阿扁「迫於形勢」說了,對方卻毫無反應。次一任的小布希總統,一般認為對台灣不錯,但只是相對於之前的幾任;他對阿扁2003年「台灣中國、一邊一國」的宣告,也極度不滿,據說當年在 APEC 與胡匪錦濤會面時,也用了「麻煩製造者」一詞。美國總統棄友求榮就叫「和平製造者」,台灣總統捍衛國格就叫「麻煩製造者」,這不是政客才會有的嘴臉嗎?

什麽,扯太遠了?好的,那就來看看這次力挺希拉蕊的歐巴馬總統,他任內對台灣有什麽「善意」。這可不是扯太遠,因為希拉蕊競選陣營的外交政策顧問都承認,她會「延續歐巴馬的對台政策」。

2008年底歐巴馬勝選,胡匪錦濤以元首熱線表達祝賀,在交談中兩人一致認為,發展美中關係不僅是兩國之間的共同利益,而且是全球整體的利益,這是歐巴馬的初試啼聲,也是他不久推動「美中峰會」(G-2) 的預告。2009年11月他訪問中國時以台灣為伴手禮,重申「尊重中國的核心利益」;2012年2月在白宮接見習匪近平時,明說他「拒絕任何台獨主張」。或許有人會說,歐巴馬政府一再表明遵守美國國會在1979年通過的「台灣關係法」,要出售防禦性武器結台灣。但他就任時國會通過的對台軍售,一拖再拖。又因為中國發出警告,若售予台灣要求的66架 F-16C/D 新機,「是冒著中美兩國誤判對方的風險,可能導致意外的全面攤牌」,美國趕緊宣布只幫台灣提昇既有的145架 F-16A/B 戰機雷達性能。《經濟學人》評論說:「這讓台灣完全不能感受到安全有所提高」。但即使這個打折後的方案,最後也遭到刪除,所以不久又有美國軍事專家指出,中國軍備不斷擴張,台海均勢無以維持,2014年國會友台議員再度呼籲軍售台灣時,歐巴馬明知中國軍力已非台灣能抗衡,仍然選擇裝聾作啞,有人判斷原因之一竟然是中國國家主席習匪近平將於2015年訪美,必須避免不必要的衝突。

總統如此,國務院當然上行下傚。目前 AIT 的梅建華 (Kin Moy) 處長在2014年3月仍擔任國務院「東亞與亞太事務副助卿」時,曾被指派接受眾議院「台灣關係法35週年公聽會」的質詢,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羅伊斯 (Ed Royce),亞太小組主席夏波 (Steve Chabot) 及其他多位眾議員提出各種對歐巴馬政府的要求,包括放寬兩邊高層官員互訪的限制、准許台灣加入區域聯合軍演、出售先進武器給台灣、支持台灣進入聯合國及其他國際組織等,梅建華從頭到尾實問虛答、支吾其詞,把困難全推給「一中政策」,好像「一中政策」等於是規範猶太人生活言行的十誡與律法,美方任何行政措施或執行細節都有規定一樣。當會議主席要求國務院根據東亞情勢發展來檢討「一中政策」本身的存廢時,他回答:「中台關係從來沒有像目前這麽好」。這個說法的始作俑者,當然就是我們自己那位沒出息的馬英九,但由美國人口中說出,更覺刺耳。

最後再罵一次馬英九,最好他聽到。

我們不是想批評梅建華對台灣不懷好意,但這種只知聽命行事的官員,對台灣實在沒三小路用:今年9月他和蔡英文總統共同出席一場研討會時,信誓旦旦地表示:「台灣在亞洲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且對於區域發展做出重大貢獻,美國肯定這些貢獻,並且將繼續支持台灣發展更多的國際空間。」言猶在耳,9月底「國際民航組織」(ICAO) 在中國籍秘書長柳芳主導下,不但拒發邀請函給台灣、並且警告各國代表發言不得提議聲援「第三國」,否則麥克風消音。我們對中國人的小鼻小眼作風可以理解,怪的是美國代表有做出任何支持台灣的動作嗎?一點都沒有。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11月初的「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台灣希望以觀察員身份受邀,但同樣遭到封殺。該組織更過份地選出一個中國籍的孟宏偉為新秘書長,此人是中國公安部副部長,黨性堅強、罔顧人權、敵視台灣。我們對中國會推出這種鷹派來爭取國際組織的領導職位,不感意外,但美國如果真想讓台灣有機會發揮對國際社會的實質貢獻,對中國的野心會完全束手無策嗎?不能聯合其他會員尋求替代人選嗎?是不能還是不為呢?

台諺有謂:「一隻嘴、唬纍纍」,用來形容美國傳統政治人物頗為傳神;這些人有口慧而實不至,公開承諾變成虛應故事,甚至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心裡沒有一絲不安。難怪這幾年屢屢傳出「棄台論」的主張,《經濟學人》老早在2011年就指出:「美國可能考慮台灣已經是一個戰略上的負債,…與其因而招惹中國,不如把台灣當做一塊碎肉丟去安撫他」。我們不敢說美國政府真的會如此無情無義,但我們心知肚明這些政治人物─包括希拉蕊─早已以所謂的「核心利益」取代了「共同價值」,做為美國對外政策─包括對台政策─的準則,我們如果還是相信長期浸淫在「建制」(establishment) 以內的希拉蕊會有利於台灣,最好要有「我以真心換絕情」的心理準備。

但川普的商人本性不是更像梁惠王嗎?「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台灣難道不會更慘?

的確,川普很可能是梁惠王同一掛的,但和生意人做生意至少有一點好處:只要價錢談妥,生意就做得成;和政客談生意的麻煩是,他不會告訴你價碼,你以為成交了也不能保證生意做得成,無論結果如何,他都說得出一番道理,讓你拿他莫可奈何。川普10月底在賓州蓋蒂斯堡 (Gettysburg) 提出他當選後的「百日維新」藍圖,臚列了多項對外政策,是他覺得美國做了「冤大頭」,他不能容忍下去;這些多半是事實,所以只要「價碼」談好,並非無解。譬如川普不滿「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 佔了美國的便宜,因此只要這些國家肯提高國防預算,問題不就解決了。同樣,川普揚言自日本撤出駐軍,因為三萬美軍駐日的費用太高,而租用機場軍港又招致民間抗議,這也是實情,因此只要日本肯分擔經費,擺平民怨,也不難解決。川普考慮中止「泛太平洋夥伴協議」(TPP),因為美國降低關稅換到的只是一些「智財權保護」等空洞的承諾,所以這些國家只要提出更具體實質的交換條件,並非不能再議。川普認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 一向對加、墨更有利,主張重新協商,也沒有超出一種做生意的常規,長期的生意往來若自覺吃虧,當然可以重談。至於川普指責中國操縱匯率,從事不公平的貿易競爭,這一項倒是希望永遠不得解決。

為台灣計,我們應該改變與美國互動的模式,不要再想用「普世價值」、「民主理念」、「反共陣營」之類的意識型態符號,做為台美關係的黏著劑,而多思考與川普「在商言商」的方案,譬如高薪聘用美國退伍軍人來台成為「傭兵」,進入軍中擔任軍校教官、三軍部隊教練、或後勤軍事顧問,甚至可以像1950年代聘請日本軍官組成「白團」,訓練高階將領一樣;軍中長官素質的提升,可以成為台灣募兵制的成功關鍵。另如一位工程界的朋友所建議,對全美各州數以千計極待進行的橋樑更新工程,提出物超所值的報價與貸款計畫,提供台灣具有「比較利益」的零組件設計與製造,派出優秀的工程專家,結合美國的在地勞工,一舉解決美國地方財政困窘的難題。再如主動將南海樞紐的太平島讓給美軍使用,讓美國在南海獲得一處就地保護航權的基地。在菲律賓與美國漸行漸遠的當下,無疑多了些誘因。這些建議在希拉蕊手中,都可能因為對中國的顧忌而胎死腹中,川普卻可能會仔細打打算盤。

說了一大篇,最後我們要問一個問題:為什麽連美國這種民主老大哥,用的是選舉的民主方式,還不能選出真正的聖賢來當總統呢?

二戰期間的英國首相邱吉爾有一句名言:「除了歷來所有曾經試用過的政府體制之外,民主是最壞的一種」,乍聽之下,這好像在說選舉制度也不過爾爾,只是目前還沒想到更好的實踐民主的辦法。但其實他這句話的前半段是:「在這個罪惡苦難 (sin and woe) 的世界,沒有人會假裝民主是全知全能的 (perfect and all-wise)」。所以,我們在責怪投票制度之前,應該先檢討何以這是一個「罪惡苦難」的世界,以致於「選賢與能」變成「兩害相權」或「劣幣驅良幣」?再引用一次我那位朋友的感歎:「記憶中的美好世界逐漸崩解」,或許我們每一個人都是「罪惡苦難」、「美好崩解」的根源,民主又能如何?

(本文轉載自《綠色逗陣》如果是選民,我的一票投給誰?特此致謝。)

最真誠的一種尊重,就是確實地聆聽他人的話語。One of the most sincere forms of respect is actually listening to what another has to say.

最真誠的一種尊重,就是確實地聆聽他人的話語。One of the most sincere forms of respect is actually listening to what another has to say.
美國作家 麥克吉爾 Bryant H. McGill

11/19/2016

令人心情放鬆的音樂

Outside》神經科學研究:十首最能令人心情放鬆的音樂
歌曲可以設為手機鬧鈴,當成起床號使用,但也可以反過來,讓人放鬆想睡覺嗎?

LIU BOON KAN

很多人都有聽音樂放鬆心情的習慣,但怎樣才算最有效呢?有神經學家就通過反覆實驗,整理出十首相信是世界上最令人心情放鬆的音樂。


聽音樂可以放鬆心情,但你有想過哪些歌,放鬆心情的功效特別強嗎?(圖:插畫家Maria Fabrizio作品)

音樂治療是一種流行的療程,可讓人放鬆心情,有助恢復健康。不少地方的原住民社會,亦有以音樂改善健康的文化。

來自英國的神經科學家則透過科學研究,選出最能夠舒緩情緒的音樂。

首先,參與研究人士會被要求盡快完成一幅難度很高的拼圖,以增加參與者的壓力情緒,然後再讓他們聆聽不同音樂。研究人員會同時透過儀器檢測參與者的身體狀況(包括大腦活動、心跳、血壓和呼吸速率等)。

結果顯示,一首名為〈Weightless〉的音樂,減壓效果最佳,可令參與者的焦慮整體減少65%,平常生理休息率(usual physiological resting rates)可減低35%。

有趣的是〈Weightless〉這首音樂的創作目的,就是為了減壓。創作團隊Marconi Union在創作過程中,與聲音治療師合作,細心編排所有和聲、節奏和低音線,以降低聽者的心跳速度、降血壓和降低應激激素皮質醇水平。

負責領導這項研究的Dr. David Lewis-Hodgson更形容:

「〈Weightless〉實在是太有效,很多女士因此昏昏欲睡,我呼籲各位,聽這首音樂時切忌駕駛,因為實在太危險。」

研究團隊所選的十首減壓音樂:

十、〈We Can Fly〉by Rue du Soleil(Café Del Mar)



九、〈Canzonetta Sull’aria〉by Mozart



八〈Someone Like You〉by Adele



七、〈Pure Shores〉by All Saints



六、〈Please Don’t Go〉by Barcelona



五、〈Strawberry Swing〉by Coldplay



四、〈Watermark〉by Enya



三、〈Mellomaniac(Chill Out Mix)〉by DJ Shah



二、〈Electra〉by Airstream



一、〈Weightless〉by Marconi Union

11/16/2016

情何以堪?

呂秋遠

對於五名上將、十一位中將、十六位少將,五十餘顆星星在北京閃閃發光,參加習總書記主持的「紀念空一格孫中山誕辰150週年」這種事,彷彿看到百貨公司週年慶,一群人搶著失心瘋一樣。

基本上,在這些人的眼裡,已經完全沒有敵我意識之分。他們眼裡當然沒有中華民國,只有一個現實強大的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次的所謂「紀念空一格孫中山誕辰」,不是紀念國父,中國沒有國父這種東西,他們稱空一格孫中山是「革命的先行者」。這次的紀念會,索性直接宣稱共產黨繼承了空一格孫中山的精神。然後,這些將領喜沾沾的說,自己在北京講了很多次中華民國,已經問心無愧。

喔,我也可以在北京講很多次啊!讓我來舉例:空一格孫中山先生是中華民國的國父,曾經創建中華民國。雖然中華民國已經不再,但空一格孫中山精神永遠不死。

短短四句話,我講了三次中華民國,只是習總書記應該會給我好孩子貼紙,不會把我送進秦城監獄。至於說,台灣政府沒有舉辦這樣的紀念會,所以才去參加中國的紀念會,那就更詭異了。聯電沒有辦尾牙,所以經理們就揪團去台積電參加?因為大家都是電子業,不要分這麼細,這樣對嗎?

這個國家的總書記,正在要求其他國家霸凌台灣。因為中國,我們不能參加國際刑警組織、世界民航組織、世界衛生組織,連將領最愛的馬英九前總統,都被星洲日報更改成「台灣前領導人」,而這五十顆星星,竟然就這麼殞落,直接到北京人民大會堂,聆聽習總書記的教誨。

吳斯懷中將不知道有沒有看過金庸寫的倚天屠龍記?周芷若冷笑對張無忌說,「咱們從前曾有婚姻之約,我丈夫此刻卻是命在垂危,加之我今日沒傷你性命,旁人定然說我對你舊情猶存。若再邀你相助,天下英雄人人要罵我不知廉恥、水性楊花。」

張無忌急著說,「咱們只需問心無愧,旁人言語,理它作甚?」

周芷若冷回應,「倘若我問心有愧呢?」

當吳中將說,他問心無愧時,不曉得知不知道周芷若問心有愧,因為她怕天下英雄罵她不知廉恥、水性楊花。

咳,月圓的時候,我們還是來聽歌吧!

「領錢時候,你是真的退休非常早。到了中國,你也真是狠得不得了。

納稅的人應該都知道,那是一種什麼味道。能不能愛台灣,別吵?

你說我太偏愛台灣,你很受不了。我說你太熱愛中國,我也快瘋掉。

當兵的人應該都知道,說不出那是種什麼味道。

到北京的日子,你好不好?你好靠腰。

星星堆滿天,也不能比月圓。

在我心裏面,有那麼一點,對土地固執,和對台灣的堅持。

星星堆滿天,我還是最愛月圓。

你中你的毒、你中你的邪,你無藥可解,愛中國付出一切。

你中你的毒、你中你的邪,你付出一切,為中國付出一切。」

年金改革什麼呢?這些人還能領終身俸嗎?

我國退將參加中國官方舉辦的孫中山誕辰紀念活動,根據中國中央電視台拍攝畫面,我國退將不僅聆聽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致詞,更在中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播放時起身肅立。立委昨痛批,這些退將除背叛自身信仰,更損及國家利益、軍隊士氣,應追回這些人的退休俸。

包括國民黨前副主席詹春柏、前秘書長許水德、新黨主席郁慕明、世盟總會長饒穎奇等藍營大老,以及吳斯懷等卅多名退將,十一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參加「紀念孫中山先生一百五十週年誕辰紀念大會」。根據中國央視拍攝的畫面,主辦單位在紀念活動開始前,播放中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包括我國退將與國民黨大老等在場人士紛起身肅立。詹春柏、許水德等藍營大老也紛起立

立委王定宇痛批,退將們參加官方活動,聽到中國國歌後竟肅然起敬,代表其背叛過去的宣誓,背叛其跟隨的前總統蔣介石以及國民黨,更全面背叛自身信仰,但這些退將還領取台灣的高額退休俸祿,損及國家利益,影響軍隊士氣,如我國仍付這些退將退休俸,「台灣納稅人應改名叫做冤大頭!」

立委蔡適應也痛批,退將起身肅立,代表這些人對我國的國家忠誠,恐有非常嚴重的瑕疵。
立委徐永明說,退將做出這樣的事情,「這已經不是個人行為,是集體背叛!」如果退將的效忠對象未變,退將們應出面澄清,但如果效忠對象已改變,就不該再領台灣退休俸。

立委馬文君認為,雖然一般人參加活動,聽到國歌多會起立,但嚴格來說,由此事可見,退將的「敏感度比較弱一點」,這部分應該多加注意。

根據國安局掌握的名單及已公開的影片內容,至少五上將、十一中將、十六少將參與上述活動,超過卅二位退將、逾五十三顆「星星」。

「義勇軍進行曲」在中國對日作戰期間時被傳唱。中國共產黨一九四九年取得政權後,先將「義勇軍進行曲」做為「代國歌」,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一九八二年將該歌正式訂為國歌。

有一項影響當事人權益至為重大的提案,在國會無異議通過了。

案由主要是針對若干退役將領參加中共的所謂「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一百五十周年」活動,在場聆聽習近平總書記談話而起,立法委員要求國防部徹查後,取消這些人的退休俸。我們希望這個建議不要只是雷聲大雨點小,要切實執行並且擴大來檢討。

這是一個非常基本的契約精神,對於退休的軍公教,台灣公民之所以同意支付稅金以維持其離開崗位後的生活尊嚴,係因為這些公職服務人民並效忠這個國家。如果有人背棄了這個前提,等同自行撕毀對人民莊嚴的約定,則一切權利義務關係自然無以為繼。

這個事件之所以被當作指標性案例受到注意,在於十一月十一日當天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上演的這節目,場所特殊,是中共黨政高層的集會辦公處所;與會者特殊,總書記兼國家主席親自與會訓話;時間特殊,在台灣政黨輪替、中共六中全會、美國大選揭曉之後的新局變動之刻。尤其,習近平在會中講的是孫中山真正繼承者、中國共產黨正統論。

有關國共互爭中國歷史之解釋權一節,絕大多數台灣人無意介入,但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場子,大彈取代中華民國之調,這些自稱是中華民國信徒的退休老人們,國安局統計居然高達三十二名退將、合計五十三顆星星在座,這些人就算事前沒料到這情況,事中也可以起身拂袖而去,事後更應即時發表聲明,以表忠誠、以明心跡才是,結果他們彷彿雲淡風輕,什麼都沒做,於是一票人等正襟危坐,全成了中共中央電視台鏡頭一再掃描存證的最佳統戰、回歸道具。

二○一六年的最新民意早就顯示,過去八年的兩岸交流秩序應該徹底轉型,重新調整到對等、尊重的正軌上健康運行。曾任敏感職務者,儘管過了三年管制期,不再受赴中規定所限,但是所有言行仍受國內法律的規範,以及民意的約束。對於吃碗內、看碗外的人員,納稅人確實沒有動機與義務要繼續掏腰包豢養他們。新政府上台已近半年,調適過渡期已過,建立新的價值與典範的時候到了。

事實上,何止這些退休將領、高官、教授們的忠誠疑慮讓大家側目?更荒誕的是,這些年高頻率被破獲的共諜案,特別是以提供敵國情資等具體行動賣台,嚴重危害國家安全,違背了武德與榮譽;然進入司法程序,在冗長的必要審理程序過後,因各種因素使然,最後雖經判刑定讞,卻多予社會量刑違反比例原則的觀感。

例如,被稱為「史上最大共諜網」的鎮小江案,涉案的退役人員最高竟僅宣判二年十個月徒刑,而且整個過程無損其繼續享有退休俸,這些層出不窮的漏洞如果不盡快彌補,如何殺雞儆猴、以儆效尤?無怪乎有美國學者撰文:馬政府時期是中國間諜在台灣最活躍的黑暗十年。既損害台灣,也讓國際對台灣失去信任。

有鑑於此,掌握國會多數席位的執政黨立委,不能只是就政治效應顯著的國民黨大老、退將開刀;對於業經三審定讞的共諜案,不但擺明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且著手行動協助消滅中華民國與人民,這些更具實質傷害者,所應給予的應然懲戒,也該全面檢討相關法令的疏漏,給予詳密的補遺;而一律取消該等的終身俸與獎章,亦是國人可普遍認同對叛國者最起碼的裁罰。

不論是清查參加中共高層活動的退休人員,或是進一步針對竊取國家機密提供外國者的罰則訂定,都是實踐國家存在的治理範疇。新時代的兩岸關係,不能重蹈中國出招、台灣棄權的「一中」覆轍,台灣要自證存在,不必多招,如果真能有效執行人民所授權的國家公權力,就已充分足夠。

文學其實是在找人生的意義,尤其在我們迷亂、困難、沒有出路的人生找一個出口。

文學其實是在找人生的意義,尤其在我們迷亂、困難、沒有出路的人生找一個出口。
台灣作家 廖輝英

11/15/2016

不要順著路走。朝沒有路的方向走,然後留下足跡。 Do not go where the path may lead, go instead where there is no path and leave a trail.

不要順著路走。朝沒有路的方向走,然後留下足跡。 Do not go where the path may lead, go instead where there is no path and leave a trail.
美國19世紀詩人 愛默森 Ralph Waldo Emerson

11/14/2016

把學問搞清楚了,建立獨立思考的能力,就可以自己進步。

把學問搞清楚了,建立獨立思考的能力,就可以自己進步。 
《創新是一種態度》作者 翟本喬

但我坦然,欣然。我將大笑,我將歌唱。 天地有如此靜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 天地即不如此靜穆,我或者也將不能。

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 過去的生命已經死亡。我對於這死亡有大歡喜,因為我借此知道它曾經存活。 死亡的生命已經腐朽。我對於這腐朽有大歡喜,因為我借此知道它還非空虛。

過去的事,全都忘了吧。這麼說,或許強人所難, 但是,人不就是背負著某種不可觸碰的深刻傷痕, 即使如此,還是咬著牙,故作不知地活著嗎?

相逢時的喜悅,總是倏忽消散盡逝,唯有離別時的傷心,殘留綿遠。

在如此劇烈的痛苦中,可見的依然可見,存在的依然存在,真是不可思議。

你有沒有勇氣?

但終究,我們是人, 我們犯錯。

雖然不是我的信仰,也不知道我的神和這裡的神是不是一樣, 但我願意這樣做,這樣相信,因為他們在幫我。

悲傷其實是愛,代表你愛著某人。

我站在懸崖邊,守候那些在麥田中遊戲的孩子, 如果有孩子跑到懸崖邊,我就去抓住那個孩子,以免他落到懸崖下面。

11/13/2016

「你還好嗎?」這句話是面照妖鏡,會反射出自己的原型, 你的堅強與脆弱在它面前都無所遁形。要離開傷心或許沒那麼容易, 但想要痊癒就要多點耐心,必須學會不心急、不脅迫,而摧毀與重建都是一個堅定的過程, 平心靜氣才是告別一個人的終點。每個人最終能夠拯救自己的,都只有自己, 能夠讓自己好起來的,也只有自己。一個人時,都要學會照顧自己。 真正的痊癒,是指能夠在面對過往時不嘆氣、看見回憶迎面而來時不別過頭去, 然後,在它走遠的時候,不再頻頻回顧。

耶哀3:32-33 主雖使人憂愁、還要照他諸般的慈愛發憐憫。因他並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憂愁。

耶哀3:32-33 主雖使人憂愁、還要照他諸般的慈愛發憐憫。因他並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憂愁。

如果機會沒有來敲門,你就為自己打造一扇門。 If opportunity doesn’t knock, build a door. 美國喜劇演員 米頓伯洛 Milton Berle

如果機會沒有來敲門,你就為自己打造一扇門。 If opportunity doesn’t knock, build a door.
美國喜劇演員 米頓伯洛 Milton Berle

11/12/2016

我們為什麼預測錯了?

BBC
美國大選結果,我們為什麼預測錯了?
喬木北京外國語大學傳媒副教授

美國總統選舉落幕。儘管克林頓夫人最終獲得了比特朗普更多的選民票,但她丟掉了太多的州。根據美國選舉規則,比她獲得更多代表州的選舉人票的特朗普當選。很多人不僅沒料到結果,連過程都沒有想到。原來想著克林頓夫人會一路領先,卻恰恰相反。

普通大眾分析判斷錯誤還可理解,但是有太多的專家、學者、專業人員、權威媒體和機構,都預測錯誤。最有意思的是復旦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的老師曾慶捷,這位留美多年的政治學博士,投票前在校內的學習交流平台上,稱「希拉里肯定贏。作為研究政治的學者,如果連這麼一個簡單預測都做不對的話,就不用來給你們上課了。」

曾博士上的課是《政治學原理》。選舉揭曉後,他又留言:「同學們,我已經沒有臉再見大家了,但是下周的課還是要上的,也會有期中考試。但是大家不用複習了,因為政治學所有的常識都沒什麼用了。」

我作為研究政治傳播的學者,並有美國、日本、埃及等國的實地觀選經驗,也被狠狠打臉。視野所見,預測錯誤的中外專家實在太多。我們為什麼會錯呢?
精英意識的缺陷

此次預測錯誤,被普遍認為是精英意識的失敗。不管願不願意承認,我們這些人都被稱為精英。精英倒不是一定擁有權力、財富,他們也會鄙視官二代、富二代。

精英大多受過良好的教育,或者擁有專業知識,成為學者、工程師、財經分析師、時事評論員;或者在媒體和各種公共平台有很多發聲渠道,點評公共事務、國內外問題。

精英不分左中右、或自由派保守派,比如網絡大V王小山、正能量代表周小平,儘管二人價值觀截然對立,但這次都看好希拉里,並公開和網民打賭,輸了要直播吃什麼什麼。

客觀中立的科學家饒毅,作為美國歸來的北京大學著名教授,也看好希拉里。結果出來後,打賭的不復再言。饒毅則有點惱羞成怒,在微信朋友圈表示和支持特朗普的絕交。

精英儘管觀點立場各異,但共用一種話語體系和行為方式。比如不會公開說髒話、不侮辱女性、不族群歧視,要有紳士風度,「政治上正確」。政治家當然要政治上正確,公眾人物更要注意言行。這也就是為什麼這次共和黨的布什父子總統、眾議院議長瑞恩等黨內大佬,在特朗普的下流語言醜聞曝光後,和許多共和黨的州長、議員等表示不再支持他。

精英意識最主要的體現是專業主義,就是在某個事上,我們比你懂得多、有經驗、更在行。特朗普就是個商人、娛樂明星,沒有任何從政經驗,除了避稅,也沒參與過公共事務。他沒有政治和公共治理的常識,就是攻擊別人,信口開河,怎麼能當總統、管理國家呢?

但是在政壇默默無聞的特朗普,如果遵從精英意識,堅持政治上正確、具有專業主義,別說進入最後的選舉,就是共和黨內的提名、初選他也通不過。不靠另闢蹊徑、大放厥詞、亂拳狂舞,誰會注意他呢?特朗普本人也是精英,但是他靠反精英的言行做派出名,並將這種風格發揮到極致,迅速在政壇躥紅。

作為一個網紅政客,特朗普的成功,正是迎合了網絡時代的特點。網絡是平的,沒有等級,外行可以挑戰精英,群氓經常戲弄英雄;眾聲喧嘩,有吸引力就有影響力;關注就是力量,圍觀改變美國。

而普通的美國人,太渴望改變了。看看特朗普贏得的眾多中西部、南部各州,他們經常失望於華盛頓紐約等東部政治精英鼓吹的民主自由,也沒有從西部的加州、西雅圖等工商高科技的全球化繁榮中繼續獲益。他們不滿傳統的政治精英,厭惡一成不變的政治模式。而橫空出世的特朗普,剛好迎合了他們換人、換口味、換一種模式和可能的心態。

精明的特朗普深諳網絡特點和民眾心態,而精英們還在依靠過時的經驗、不變的民調、同樣被精英把持的媒體,進行分析預測,能不犯錯嗎?
媒體和民調的誤導

信息社會,媒體對人們的影響實在是太大了。傳統的報刊廣電,由於歷史和門檻,仍然被精英把持。不管是自由還是保守,主流媒體對政治模式和政客做派,有一整套固定的認識和報道模式。而特朗普的玩法完全不同,媒體不適應、排斥,進而普遍不看好他。媒體的報道傾向強化了精英們的認識,而頻頻在媒體露面的精英又固化了報道的導向。

可是當越來越多的人不再看傳統媒體的時候,媒體和附在其上的精英,不光自說自話、自娛自樂,最終招致渴望變化、模式切換的人們的逆反。許多人說不過專家,信不過媒體,但可以用選票表達好惡。

民意調查這麼多年日臻完善,但不管是媒體還是專業調查機構,都採取樣本調查的方式。媒體如果針對自己的觀眾調查,觀眾受媒體的影響,結果自然和媒體的立場觀點差不多。可是網絡時代又有多少人在看這些「政治上正確」的主流媒體?媒體的民調又有多大的代表性和廣泛性,而不是為支持或驗證自己的報道而做?

專業民調機構在大眾中的隨機取樣確有代表性,但是類似電話問答、街頭訪談、問卷邀請的調查方式,很難確保人們的不敷衍、不撒謊。特別是對特朗普這樣充滿爭議的人物,為了避免外界對自己立場的非議,會有人在被調查時表達的,和心裏想的不一致,更是在投票的時候改變主意。而且信息的發達,導致太多的民調,結果是研究選舉的精英還在拿民調說事,而大眾早已不在乎泛濫的民調,甚至反其道而行之。

實際上還存在網絡的投票民調,由於其虛擬性、沒法識別年齡、國籍、變換身份、重覆投票等特點,不被專業媒體和民調機構所採信。但網絡民調對「網紅」特朗普的追捧,不會影響專家精英,卻會影響網民和選民,使他們在投票時選擇順應網絡輿論。
價值傾向在現實的映射

美國內外的精英們,特別是一些擁有媒體資源的意見領袖,許多和希拉里有一樣的價值傾向,自然看好她。過去是看見了才相信(Seeing is believing),現在則是相信什麼,就希望看到什麼(Believing is seeing)。因為認同希拉里的理念,就認為她能贏,用信念強化對現實的認識。

特別是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中國自由派人士,因為認同希拉里在人權、網絡自由、陳光誠事件上的言行,從推動中國現實變化的角度考慮,或者選擇看美國主流媒體而被誤導,或者注重和美國同行的交流,如美國有300多政治學教授公開信反對特朗普,而沒有更多了解普通美國選民的感受,忽視了不同於以往的選情變化。

這與其說是距離、身份、心理的問題,不如說是價值觀導致的對現實的曲解,正如精英不接地氣,遠離了選民一樣。如此這般,我們能不錯嗎?

奔湧的民粹主義洪流

日本經濟新聞

川普的勝利也許可以被稱之為「革命」。美國國民將核武器的按鈕以及經濟和政治的變革交到了一個過激的另類手上。這種衝擊是決定脫歐的英國國民的投票所無法比擬的。

「我要重建美國,使美國夢復活」,共和黨的房地産大亨唐納德·川普當地時間9日淩晨在紐約大聲宣佈。共和黨時隔8年重新奪回政權,同時也在參議院和眾議院贏得徹底勝利。

這是一次史上罕見的兩位低人氣候選人爭奪誰相對更好一些的總統大選。儘管民主黨候選人、美國前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以川普歧視女性的言論和逃稅問題展開猛攻,但依然沒有打倒川普。

德國經濟學家曼努埃爾·芬克等分析了20個已開發國家在1870~2014年實施的約800例議會選舉。結果顯示,在遭遇金融危機的國家,民粹主義政黨和極右政黨的得票率平均增加3成。

美國也被捲入了民粹主義的洪流,國內意見被完全撕裂。背景是心懷不滿和憤怒的普通民眾的反抗。

全球化帶來的傷痛加上金融危機的打擊讓中低收入層的痛苦加劇。對持續增加的移民和人種構成的變化,以及允許同性婚姻和墮胎等的社會變化感到憤怒的保守派白人階層也不在少數。

但現有政權被統治階層控制,聽不到普通民眾的聲音。達到忍耐極限的中低收入階層和白人階層對主流派失去信心,為了尋求真正的變革而轉向非主流派,這應該就是川普旋風的本質。

美國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説,「川普抓住了普通人的弱點,撕開了狹隘的民族主義的封印」。排斥自由貿易的擴大和移民流入,欲關閉國門的「美國主義(美國至上主義)」的危險性無法否認。

雖然美國經濟一直保持強勁的復甦勢頭,但受技術革新停滯和老齡化的影響,依然苦於潛在增長率的降低。美國國會前預算局局長道格拉斯·霍爾茨·埃金表示,「反對跨太平洋經濟合作協定(TPP)以及建設阻止墨西哥非法移民流入的高牆不會成為經濟復甦的藥方」。

潛在的經濟不安也逐漸誘發了對外孤立主義。「在外交和安全保障的世界裏沒有如同市場一樣的‘看不見的手’(自動調節功能)。因此需要美國這只‘看得見的手’」,美國外交協會會長理查德·哈斯向倡導重新審視與日本和歐洲的同盟關係的川普敲響了警鐘。

川普對選民的承諾並不會那麼容易實現。但自由和多元化的美國將發生顯著變化,社會嚴重分裂和民主主義的劣化可能性不會消失。全球將在擔心經濟的收縮均衡和國際秩序空白的情況下,進入緊張的4年。

日本經濟新聞華盛頓支局長 小竹洋之

美國大選後的中美關係

日本經濟新聞

亨利·保爾森是2008年爆發雷曼危機時的美國財政部長,也是一位知名的中國通,他對中美之間的保護主義正在抬頭深感憂慮。

「中國向美國的商業開放非常重要」,保爾森日前在香港演講中發出這樣的呼籲。美國國內的氣氛證明瞭這一點,「‘為什麼中國是封閉市場,而我們卻非要開放市場’的觀點在政策制定者中越來越得到認同」。

美國的焦躁與不安

眾所週知,中國對外商投資的審查非常嚴格,出資會受到限制。對此,美國國內的不滿正在加劇,於是就有了這樣的結論。

「保護主義的趨勢明顯高漲」,保爾森對於反全球化,尤其是正在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經濟大國之間産生共振的反全球化感到擔憂。

保爾森是一位非常堅定的經濟全球化的信徒,其職業本身就與全球化有著難以割捨的關係。

冷戰結束後,全球化在上世紀90年代呈加速推進趨勢,作為高盛集團的投資銀行家,保爾森為跨國企業的併購(M&A)和募資提供過許多建議,並於1999年升任高盛的首席執行官(CEO)。2006年擔任財政部長後,主導了為避免中美摩擦而磋商經濟問題的「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

正因為如此,對於美國總統大選中出現的反全球化,尤其是對華警惕論高漲深感憂慮。
保爾森向中國發出這樣的呼籲:「美國民眾對經濟增長沒達到預期目標焦躁不安,對美國政府的不作為感到憤怒。因此川普(的保護主義言論)觸動了美國人的心弦。希望中國能理解這種狀況」,對經濟持續低迷,美國民眾已到了忍無可忍地步的情況進行了説明。

無論是希拉蕊還是川普當選,上任後都將面臨著美國民眾的這一不滿。這樣下去,美國的保護主義勢頭及中美關係緊張都會持續下去嗎?

目前全球市場只是表面上顯得平靜,實際上投資者正在著手防範保護主義的風險。

大型投資管理企業富達國際的香港基地負責亞洲股票投資的楊恩(Catherine Yeung)發出警示:「不要忽略中國企業正在國外展開併購的問題」。

反全球化不是答案

中國企業不斷收購美國企業,如海爾集團今年用56億美元收購了美國通用電氣(GE)的家電業務等。根據調查公司迪羅基(Dealogic)的數據,今年前三季度中國企業收購美國企業124起,收購額357億美元,打破了歷史最高記錄。


隨著國內市場的成熟,中國企業需要走出去開拓海外市場。由於不再有低工資的優勢,今後要想創造利潤,需要獲取已開發國家企業的先進技術,製造出高附加值的産品。

但美國的保護主義意識高漲,如果對併購活動加以阻攔的話,中國企業將失去成長的機會。事實上10月就有傳聞,美國投資管理公司黑石集團已經取消了將所持酒店出售給中國企業的計劃。原因是酒店地處美國海軍基地附近,在美國出現了以安全原因反對出售的觀點。

如果這種觀念進一步得勢的話,恐怕有可能出現中國不甘於在經濟上受到打擊,作為報復手段會走向新的保護主義的可能。這種「中美保護主義戰爭」無疑會嚴重威脅世界經濟。

曾有人向辭去財長的保爾森尋問政治家的問題。他是這樣回答的:「民主主義的現實狀況是,人們總是提出超出(稅收等)支付能力的要求。因此,毫不猶豫地推行不受歡迎的政策才能體現出政治領導能力」。在雷曼危機最困難時期,為了通過用稅收救助癱瘓的金融機構這一不受歡迎的政策,保爾森曾費盡週折來説服政治家。

而這也是明年1月上任的新一屆美國總統所面臨的課題。反全球化雖然能贏得眼前的選票,卻不是真正的答案。以企業業務外包(將業務委託給海外)和移民流入而産生的就業不穩定為首,全球化的確有一定的副作用。但市場經濟一定會看清楚如何在消除負面影響的同時推進全球化的。

本文作者為日本經濟新聞編輯委員 梶原誠

11/11/2016

台灣如何尋求出路

藍弋丰

美國大選結果讓全球許多觀察家跌破眼鏡,尤其是金融圈與產業圈,選前多數操作,幾乎都押錯寶,選後恐慌性全球崩盤。選前許多人戲稱這次大選若希拉蕊勝選是「美國第一位女總統」,但若川普當選則是「美國最後一位總統」,言下之意川普當選等於世界末日,不料川普真的當選,美國影響全球,恐慌逃避也無處可去,只能「面對他,處理他」。

在川普諸多主張中,對台灣影響最大的,莫過於川普將高舉貿易保護主義,台灣從全球貿易中起家,當前的許多經濟問題也都出自於此,近年來,台灣面臨轉型關頭,但不論是扁、馬政府,所考慮的通通都還是台灣如何在全球貿易中找到定位,只是方向不同,但卻從未考慮到萬一全球貿易時代不再,台灣將如何自處。

事實上,還不用川普上台來築起貿易壁壘,全球貿易成長趨勢就已經反轉,2016年第一季,全球貿易額已經無成長,2016年第二季反轉向下萎縮0.8%。美國2015年進出口總額下跌超過2,000億美元,2016年前9月又再下滑4,700億美元,是美國自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首次經濟成長中貿易額卻下跌。

國際貨幣基金(IMF)統計:1990年代,經濟每成長1%,帶動全球貿易成長2.5%,然而,到了近年來,這個趨勢反轉,經濟每成長1%,只帶動全球貿易成長0.7%,這個現象的成因,從中國來看,很容易看出答案:1990年代中國製造產品中有60%零組件需進口,如今降至 35%。

還不用川普上台,全球就已經在往「各做各的」的方向前進,當川普上台,築起貿易壁壘,從人類歷史經驗來看,勢必造成各國也以貿易壁壘報復,於是全球貿易將受到嚴重阻礙,人類將進入全球貿易受阻、萎縮的新時代。台灣在全球貿易時代都要結束的時候,還在每天思考出口導向,要在全球貿易鏈中找到定位?這不啻是想在雪崩的地面上往上爬,終究徒勞無功。

台灣終究是一個需要貿易的國家,總不可能凡事自給自足,需要進口,就需要出口來創匯,才有外匯能進口。那麼,台灣該怎麼辦?

首先,我們必須調整過去出口導向的心態,台灣積極發展的所有產業都是以出口為目標,即使是觀光業都想著是要賺取外國觀光客的外匯,這個基本想法就有邏輯上的嚴重問題,台積電賺了很多外匯,台幣就會升值,對外國旅客來台觀光不利,反之亦然。全部都發展出口產業,結果是所有努力通通彼此抵消,央行還要想辦法壓低匯率,導致美國抨擊台灣控制匯率,人為壓低匯率釋出太多新台幣,更造成浮資流竄,炒作房地產而使得貧無立錐之地。

發展的正確藍圖,應該是發展成對的進口出口產業,進口多了,匯率下跌,有利於出口產業,出口成長了,匯率又上升,有利於進口產業,怎會全數發展出口產業?過去這個錯誤想法就已經造成嚴重問題,進入川普時代,將遇上更大危機,因為川普政府勢必對台灣控制匯率興師問罪。

因此,在川普時代,首要規劃就是要從一切政策迷信出口導向的想法,轉變為貿易平衡的規劃。

當這個轉變完成,下一個重要的觀念轉變,是從「走出去」改變為「海納百川」。

過去台商在全球征戰,帶著一只小皮箱就跑到半個地球遠到處做生意,這是全球化時代的榮景,當全球化走上回頭路,各國紛紛築起貿易壁壘,出門只會處處碰壁,過去的做法行不通了,那該怎麼辦?

穆罕默德有個有名的故事。他曾率領四十門徒在山谷中講道,強調只要有信心,萬事都能成功,其中一位門徒對此感到懷疑,便指著一座遠山,問穆罕默德:「有信心,就能讓那座山過來,讓我們站在山頂嗎?」
於是穆罕默德對著山大喊:「山,過來!」
不論喊了幾次,當然,山不會過來。此時,穆罕默德告訴門徒們:「山不過來,我們過去。」
穆罕默德率領門徒爬山,最終攻頂,的的確確地站在山頂上了。

面對川普時代,台灣的應對方式也跟這個故事的啟示一樣,全球緊閉大門,走不出去了,那我們就敞開大門,把全球化迎進台灣,讓台灣成為全球貿易壁壘下,少數自由開放的樂土,使得全球的人才、技術、資金,都很容易、很願意來台灣投資經營,於是台灣的年輕人,不再需要提著一只皮箱走遍全世界,而是生長在台灣,就能接觸全世界。

台灣目前在公司經營、引進外籍人才、外資等方面,有無數不必要且擾人的限制,如今正努力思考諸如《公司法》的修正,以及稅務的調整等等,面對川普時代,執政者必須加快腳步,盡快破除台灣過去過時法令的諸多干擾,把台灣打造成一個自由島,如此一來,將可在貿易壁壘時代發光發熱,否則,想在全球貿易壁壘中試著到處敲門,終究是猛吃閉門羹而已。

美國大選的台灣啟示錄

美國大選結果揭曉,共和黨候選人川普當選總統,在聯邦參眾兩院及州長選舉也都掌有過半席次,形成完全執政局面。川普勝出,大出各方意料之外,一向對政經變局過度反應的金融市場因此一度動盪不安。美國是台灣最重要的友人,政經外交關係密切,觀察並積極因應美國大選結果,特別是川普當選的意義及新局發展,是我國必要的課題。

從競選過程看,川普最大的特色是充滿不確定性。他是政治素人,沒有公職或軍職經歷,商人從政,反體制而顛覆傳統政治,常惹爭議,被指為不適格或甚至「可悲之人」。儘管投票前各方不看好,選戰辯論也居下風,他終於勝出,反映美國人民對現狀充滿憤懣而亟思改變的心態,白人藍領族群尤其普遍。這一思變的民心,充滿民粹且未必理性,卻強而有力,足以讓新聞媒體、專家學者及政客跌破眼鏡。必須強調,不僅川普個人勝選,共和黨也出人意外地全面獲勝,顯示美國有向右偏移轉而更保守內向的政治變局。

如今當選,各界所最關心的,是「候選人川普」與「川普總統」之間,會有多少差異。「候選人川普」在防杜非法移民、對富人降稅、削減歐巴馬健保、放棄TPP、撤銷巴黎氣候協定、要求盟國分擔防衛費用、放棄北約盟邦、對中國進行貿易戰…主張,加上侮辱女性、威脅穆斯林及移民的言論,在在引發關切。各方擔心,「候選人川普」的「美國第一」倡議一旦實施,戰後至今兩黨執行的國際主義逆轉,經貿全球化受阻、保護主義盛行;其結果有如經濟學者克魯曼所說,全球將陷入經濟衰退,或如《紐約時報》所宣稱,美國因此墮入險境。

不過,由於「候選人川普」的立場多變,政策主張未必一貫,對「川普總統」的未來施政作為,現今僅止於揣測,各方解讀不一;金融市場從乍聞川普開票領先的驚慌下挫到後來的拉升回穩,就是顯例。同時,川普的勝選演說中規中矩,一改選戰中的口無遮攔,矢言做「全民總統」,也有選民走向街頭抗議其勝選,展現美國民主特色;「川普總統」即令恣意妄為,獨斷獨行,仍受制衡。

對我國來說,共和黨一向相對友善,大選期間其政綱納入雷根總統當年的「六項保證」,不會承認中國對台灣主權;如今共和黨掌控國會兩院,對我友好議員大都連任,台灣連線共同主席也不變,國會及美國新政府國安外交團隊,是我應著力的重點。另一方面,美國對我國國防經費偏低不無質疑,面對川普強調友邦承擔較多軍費的新局,我國自應以行動展現對自我防衛的決心,並強化自衛能量。

至於美中經貿可能的衝突,或將殃及中國台商,也不免拖累我國經濟,這也正是蔡英文政府致力降低對中國經濟依賴的道理。從而,新南向及拓展國際經貿的努力更須確實推動。尤其川普曾點名台灣,「搶美國人的工作」,在TPP前景多艱之際,加緊經貿自由化腳步,增進對美投資或「新東向」,避免一再被指干預匯率,都是面對新挑戰應有的作為。

另外,美國大選對我國的啟發,還在其同一天選舉的州檢察官及公民投票;台灣司法公信力有問題,選舉檢察官或可列為司法改革的議題。公投是美國選舉一大亮點,在州及地方政府由公民發動,今年比較受矚目的是加州、麻州等幾個州通過開放「休閒用」吸食大麻;其他如提高最低工資、廢除死刑、增設賭場、增稅、強化槍枝管制等措施也經公民直接議決。華盛頓特區還把成第五十一州的倡議,交付公投。

台灣實行公投已十多年,但這一直接民權受到諸多框限,門檻太高,審議委員會濫權尤受詬病。旨在打破公投「鳥籠」的修正法案正在立院待審,掌國會多數的民進黨就此有不容推卸的責任。美國總統大選吸引全球關注,我國也不例外;但把公投法修好,使台灣早日如美國那般,行公投有如家常便飯,應是許多國人的期盼。

Inside the Trump Bunker, With 12 Days to Go

Inside the Trump Bunker, With 12 Days to Go - Bloomberg

林前8:1知識是叫人自高自大、惟有愛心能造就人。

林前8:1知識是叫人自高自大、惟有愛心能造就人。

約10:14 我是好牧人.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

約10:14 我是好牧人.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

約15: 4你們要常在我裡面、我也常在你們裡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樹上、自己就不能結果子.你們若不常在我裡面、也是這樣。

約15: 4你們要常在我裡面、我也常在你們裡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樹上、自己就不能結果子.你們若不常在我裡面、也是這樣。

11/10/2016

科學家扯謊,不會有真的發現;政治家扯謊,必然有極大的害處;教育家扯謊,更無法教育人。

科學家扯謊,不會有真的發現;政治家扯謊,必然有極大的害處;教育家扯謊,更無法教育人。
台灣大學前校長 傅斯年

11/09/2016

現在就行動,採取行動永遠不嫌太晚。 The time for action is now. It’s never too late to do something.

現在就行動,採取行動永遠不嫌太晚。 The time for action is now. It’s never too late to do something.
《小王子》作者 聖修柏里 Antoine de Saint-Exupery

11/07/2016

尋找幸福的真義

英國《金融時報》
尋找幸福的真義
信仰與獲利不矛盾,矛盾源自割裂道德與經濟

數千年來,圍繞賺取利潤與信仰之間是否存在矛盾的辯論從未停止。收取利息符合道義嗎?貸款是對窮人的剝削嗎?說得更簡單一點,你能在擁有財富的同時擁有一顆高尚的心靈嗎,抑或是,為了保持高尚的心,你必須要過著苦行僧一般的生活嗎?

今年的復活節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再次思考這些令人糾結的問題的機會。利用這個機會,我們還可以想想,哪些東西對我們有著重要的意義,而哪些又是真正重要的。去年,在華爾街和倫敦聖保羅大教堂(St Paul's Cathedral)外,示威者發起了針對一些資本主義行為的抗議活動。在示威者看來,他們無法接受這些行為,尤其是銀行的行為。如今,這場運動或許已漸漸平息,但核心問題依然未得到解決。

盡管有人更嚮往簡樸的生活,但信仰與獲利之間並不矛盾。賺錢謀生沒有錯:我們本就是要享受富足的生活的。之所以會產生矛盾,是因為我們將道德與經濟進步割裂開來,並將後者與幸福劃上了等號。

其實,資本主義本身並沒有錯。資本主義理論最打動人心的地方在於它提倡個體自由。但正如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曾經指出的,雖然我們有選擇的自由,但我們不應隨意剝奪他人的自由。

存在爭議的,不是利率的高低,或是我們所住房子的大小。真正重要的是,我們要懂得應該如何對待彼此:也就是要遵循“黃金法則”。這一法則告訴我們,我們自己希望受到怎樣的待遇,就應該用同樣的方式去對待別人。因此,我們必需採取更有力的行動來減少資本主義帶來的傷害,無論是企業不當行為造成的環境破壞,還是商品供應鏈上的工人們受到的不良待遇,盡管這種商品是我們全都渴望擁有的。股東的責任不僅在於賺取利潤。獲得利潤的方式同樣重要。

通過大量研究我們得知,最近幾十年中,盡管西方的國內生產總值(GDP)一直在增長,但幸福感並沒有增加。對於金錢,我們不應崇拜,也不能只考慮我們自己的利益——這會讓我們有一種飢餓感,而它是無法通過占有更多的商品來填補的。

這是否意味著我們不應該享受所有塵世間的財富和商品?不。盡情享受吧。通過自己的努力去獲得它們。要想擁有崇高的精神就只能過清苦的生活,或是認為辛勤勞作不應得到回報,這些都是錯誤的觀念。重要的是,在貪婪和知足之間找到平衡,並且弄清楚,對我們而言,什麽才是快樂的生活。

我們每個人都可能會有“錢是永遠不夠的”感覺,尤其是當我們見識了豐厚的銀行業獎金時。可我們真正需要多少呢?使我們真正感到快樂的又是什麽呢?於是,與人攀比以及經濟學家索爾斯坦•維布倫(Thorstein Veblen)所稱的炫耀性消費就成了勢在必行之事。我們不應在意別人的看法,盡管真的做到並不容易。

那麽,我們應該如何剋服資本主義的缺陷呢?有人建議開徵“羅賓漢稅”(Robin Hood tax),也就是“托賓稅”(Tobin tax)。但風險在於,這種稅對投資者造成的打擊也許要超過對銀行的打擊。而它將通過何種方式來抑制銀行的高風險行為,也尚不明確。

我們無法通過徵稅來限制銀行的危險行為,也不能指望它能解決問題,因為我們沒能解決導致這類行為的根本原因。我們只是在治療“病癥”,而不是在治療病人,我們在自欺欺人。

投資者應該採取的一項重要舉措是,要求更多的投資產品對社會負起責任,同時向基金經理要求更高的回報。他們可以要求提高透明度,並對那些實際上對大眾福利無益的高杠桿率產品提出反對。

對銀行家來說,他們要拋棄戈登•蓋科(Gordon Gekko)的思維模式,並放棄拿人錢財而不對之負責的想法,要做到這點很難,但卻十分重要。當然,在理想的世界中,銀行家會提出符合客戶最佳利益和長期財務安全的建議,而不是為銀行家和交易員賺取最高短期傭金的建議。銀行及其股東可以通過推動激勵機制改革來解決這一問題,而不僅僅是坐等政府監管機構引入新規。

對企業而言,它們能做的是增強自身的社會責任感,讓承擔社會責任不再只是一樁“善舉”,而成為日常行為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們每個人都可以開始行動,通過慈善,消除生活中的不平等。

因此,我們能夠利用資本主義來謀生,不是去投機取巧謀取暴利,而是真誠地服務於他人,同時,在賺取利潤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無損於他人。每一個人都能讓這個世界更加美好,更加公平。的確,造物主所造的每個人都是善良的——是的,即便銀行家也是如此。

本文作者德斯蒙德•圖圖(Desmond Tutu)為前南非開普敦大主教,貝蒂娜•格倫布魯姆(Bettina Gronblom)為“不止為了營利”(Not Just for Profit)的首席執行官

漢字、創造力和諾貝爾獎

日本經濟新聞
村山宏

不久前,美國報紙刊登的一篇文章稱,中國人因為使用漢字而無法培養創造力。文章認為,由於從小就花費大量時間用於學習漢字,中國人很難獲得抽象的思考和分析能力。如果根據這種觀點進行推理,那麼將會得出使用漢字的日本人也缺乏創造力的結論。不過,也可以作另一種解釋,那就是由於日本人使用的漢字少於中國,相比中國人,日本人學習漢字所花費的時間也更少。而最終得出的奇怪結論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日本人就獲得了培養創造力的時間,於是就比中國人更有創造力。

  的確,掌握漢字非常困難。在筆者上小學的時候,由於不擅長漢字,在考試時經常不及格。筆者曾經最討厭把不會寫的漢字在筆記本上抄寫10遍的作業。日本除了漢字之外還使用平假名和片假名。而平假名和片假名兩者加在一起也不過大約100個文字,如果全部學會,就能夠書寫任何文章。從這一點來看,中國的兒童的確非常痛苦。因為如果記不住漢字就無法寫文章。「母親到鄰居家串門,現在我看家」。日本的6歲兒童可以利用平假名寫出這樣的句子。但是,中國的兒童如果不會寫「母親」、「鄰居」或「串門」等等漢字,就不能寫出完整的句子。如果同樣以6歲兒童進行比較,顯然日本的兒童更能寫出內容複雜的句子。

在筆者小的時候,日本小學生必須掌握的漢字為6百個左右。另一方面,筆者聽説中國小學生必須掌握大約2千個漢字,這讓筆者感到大吃一驚。日本人在高中畢業之前能夠掌握2千個左右的漢字,但筆者聽説在相同的階段,中國學生要掌握至少4千個漢字,這更加讓人驚詫。中國政府普及簡體字的初衷也是為了減輕學習負擔,讓更多人能夠獲得讀書能力。

 那麼,掌握英語與學習漢字相比是否更加輕鬆呢?筆者在進入中學後,開始由於記不住英語單詞而頭疼不已。英語拼寫看似有規則,但實則並非如此。如果按照發音拼寫字母,根本不能成為正確的拼寫。筆者的考試再一次屢屢遭遇不及格,這回的作業變成了時常被迫把不會的英語單詞每個抄寫10遍。小刀在英語中為「knife」,但首字母「k」卻不發音。雖然恐怕在過去是發音的,但如今在任何人口中都不發音。但卻必須將「k」放在單詞的最前面。這樣的例子有很多,因此英語非常難記。在上世紀90年代初,曾擔任美國副總統的丹•奎爾(Mr. Dan Quayle)在參觀小學時,想要教小學生「馬鈴薯」(potato)這個單詞的寫法,結果卻寫成了「potatoe」,出了洋相。不過筆者覺得,不會有哪個美國人或者英國人能夠完全記住像英語這樣拼寫不規則的單詞。

筆者在進入大學後選擇法語作為了第二外語。法語規則非常完善,拼寫基本也與發音如出一轍。但從背誦中被解放出來的喜悅轉瞬即逝,因為很快就遇到了新問題。那就是法語的所有名詞都必須區分陽性和陰性,如果不記住這種區別,就無法書寫文章。與此同時,還有英語無法望其項背的複雜的時態和動詞變化在等著你。動詞變化非常複雜,甚至連成年法國人也會經常弄錯。而語法也比英語複雜得多。法國小學生要經常手裏拿著動詞變化表反覆專心致志地背誦。當然,筆者在大學裏的法語考試又遭遇了不及格。

實際上,日語也並非看起來那麼簡單。在中文裏,漢字讀音基本上是一個,而在日語中,則最少有2個讀音。甚至有3個、4個、5個乃至更多讀音。筆者能知道漢字的中文發音,卻不知道日語的第2個讀音的情況也有不少。

在日本教育體制下被強制學習了很多語言之後,筆者注意到,「不管哪種語言,需要背誦的任務量都基本相差無幾」。根據每種語言的特性,只是花費時間的部分有所不同而已。以將多種語言雜糅到一起的英語為例,雖然拼寫毫無規則,學習起來要花費大量時間,但語法卻比較簡單,是外國人很容易使用的語言。這也是英語在全球商務場合被大量應用的原因之一。而法語的時態和語法都非常嚴密,掌握起來非常費力。但是,這種語言能夠清晰地表現事物和抽象思維。而法語適於用來描述法律、哲學以及數學等就是這個原因。而漢語雖然寫起來非常麻煩,但閱讀時卻是最為方便的語言。只要看到漢字,就能基本理解文章的含義。但英語和法語掃一眼根本無法了解文章中寫了哪些內容。

不管是哪種語言,其核心部分都必須進行背誦。也就是説,並非只有中國兒童正在承受背誦問題的困擾。不得不説,認為由於要學習漢字使得做其他事情的時間會減少,於是就無法培養獨創性思維的觀點是一種似是而非的理論。

即使中國人缺乏獨創性,也是因為教育和社會評價體系存在問題。封建時代的中國創造了科舉制定,當時的青年為金榜題名需要掌握龐大數量的知識。而在如今,中國所稱的聰明人也是指擁有大量知識的人。而在歐美,發現或者發明某種新事物的人才被稱為聰明人,並受到高度評價。在獨創性受到高度評價的社會,人們當然就會在獨創性上一較高下。

日本雖然沒有中國那麼嚴重,但仍然是偏重考試的學歷社會。與獨創性相比,知識的數量更受重視,這與中國相同。因此,日本一直因無法培養具有高度獨創性的人才而飽受批評。但是,幾乎每年都會有日本人在諾貝爾獎涉及的科學領域獲獎,其原因何在呢?實際上,其中大部分獲獎者創造成績都是在美國的大學。甚至有些學者取得的成績在日本得不到重視,反而是在美國的大學獲得了其研究具有獨創性的評價。一旦離開日本這個社會,日本的科學家就可以與歐美人進行競爭,並開始培養獨創性。可以説,這種情況是社會整體評價體系使然。

這也適用於中國人。眾多優秀中國科學家在美國的大學培養了獨創性,他們的論文也受到了高度評價。甚至日本一流科學家都屢次表示,「20年後,中國諾貝爾獎獲獎者或許將不斷誕生」。不論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其才能都是在美國開花結果,這讓人感覺氣憤,但重視獨創性的美國社會也值得讚賞。不管是日本還是中國,要想培養獨創性,就有必要儘快改變人才和業績評價體系。

不論怎麼説,在不遠的將來,日本人和中國人競相獲得諾貝爾獎的時代將到來。到那時,美國媒體肯定又會大肆宣揚另一種奇談怪論:「由於有了漢字,日本人和中國人才獲得了獨創性」。

(作者為日本經濟新聞亞洲部副部長。本文只代表個人觀點)

想要成功,任何時候都不晚

紐約時報
想要成功,任何時候都不晚
科學BENEDICT CAREY2016年11月4日


From left: Popperfoto/Getty Images; 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s; Lambert/Keystone/Getty Images

莫扎特、瑪麗·居裡和愛因斯坦都在30歲之前取得了成功。研究人員發現,許多職業科學家更有可能在職業生涯早期而非晚期發表「有影響力的」論文,但這和他們的年齡無關。

對所有雄心勃勃的人來說,總有一個問題貫穿其職業生涯:還有時間去取得傲人成就嗎?

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在29歲琢磨出了自然選擇學說。愛因斯坦在26歲迎來了他的奇蹟之年。瑪麗·居裡(Marie Curie)在不到30歲的時候做出了關於放射性的重大發現。莫扎特八歲寫出了降E大調第一交響曲。

多年來,一些致力於成就問題研究的科學家一直認為,在很多領域裡,最為激動人心的成就往往誕生於職業生涯早期而非晚期。畢竟,年輕人能夠以年長者無法企及的方式投身到一項事業中去,而且冉冉升起的新星會引來支持、良師益友以及重要的任命。

現在,發表在《科學》(Science)上的一篇關於科研生涯的大數據分析報告給出了一系列與年齡或者少年成名無關的因素。作者稱,讓人取得重大成功的,其實是個性、毅力、運氣以及智力的結合體,不論在哪個年齡段都是如此。

「歸根結底的一點:永遠不要放棄,兄弟。一旦放棄,就意味著創造力的衰竭,」和羅伯塔·西納特拉(Roberta Sinatra)共同領導研究團隊開展相關分析工作的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Albert-Laszlo Barabasi)說。兩人當時都是波士頓東北大學(Northeastern University)的物理學家。西納特拉隨後去了布達佩斯的中歐大學(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以往的研究顯示,各個領域的佼佼者所取得的成功背後都存在一組類似的因素。這項新研究發現,同樣的因素在一門學科的各個層面發揮著作用:從學生、年輕的職場人士、進入職業生涯中期的奮鬥者,到那些年紀大到不禁自問是否還有餘力的老人。

「他們的工作,包括樣本的規模,是相當出色的,」未參與這項研究的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知名榮休教授迪安·西蒙頓(Dean Simonton)說。「我研究過較高層次的成就;他們則是自下而上,得出了類似結論,」且適用於這整個職業。西蒙頓表示,同樣的關聯會在各種各樣的工作中顯現出來,包括音樂創作、電影製作、心理學研究、技術發明等。

這個研究團隊先是把重點放在職業物理學家身上。他們仔細查找了1893年以後的文獻,鎖定了2856名至少擁有20年從業經驗、每五年至少會發表一篇論文——而且是受到廣泛引用,被認為「有影響力」的論文——的物理學家,並就其論文發表於職業生涯的哪個階段做了分析。

顯然,這些物理學家更有可能在職業生涯早期而非晚期取得成功。但分析報告顯示,這跟他們的年齡無關。

生產率才是原因所在:年輕的科學家會做更多實驗,他們取得重大成果的可能性也就更高。「無關年齡或者論文的排序,」巴拉巴西說,他和王大舜(音)、皮埃爾·德維爾(Pierre Deville)、宋超明(音)以及西納特拉一同撰寫了該報告。參與者都來自東北大學。

這意味著:如果讓生產率保持恆定,科學家在50歲取得成功的可能性與在25歲時沒有差別。分佈是隨機的;能否在對的時間選擇對的項目要看運氣。

不過,要把偶然的選擇轉化為有影響力的、得到廣泛認可的論文,還得看另一個要素,研究人員稱之為Q。

Q可以被粗略地理解為「技能」,它基本上混合了各種因素,比如智商、魄力、幹勁、對新觀念的開放態度以及與他人協作的能力。或者簡單地說,是讓手頭的工作產生最大成效的能力:要在單調的實驗中找出某種相關性,要讓上好的點子熠熠生輝。

「Q這個因素非常有趣,因為它可能涵蓋了一些人們的確擁有但並不那麼重視的能力,」密西根州立大學(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心理學教授扎克·漢布裡克(Zach Hambrick)說。「比如明晰的文字表述。就說數學心理學領域吧。你或許發表了一篇很有意思的論文,但如果文章不好讀——這種情況很常見——你就無法獲得廣泛的影響力,因為誰也不明白你在說什麼。」

研究人員說,Q這種資質的令人吃驚之處在於,它不會隨著時間的變化而改變。與公認的觀點相反,經驗並不能顯著提高某人在既定項目中取得最大成果的能力。「這樣一想會感到震驚,」巴拉巴西說。「我們發現了三個互不相干的因素——Q、生產率和運氣。」

研究人員還搜集了其他科學領域的職業信息,從中發現了同樣的關聯。

綜合所有這些發現,分析報告得出的結論是,大獲成功的論文是Q、一個人特有的優勢與運氣相結合的產物。也就是說,要找到一個重要的項目,讓它在由所有這些能力構成的熔爐裡綻放光彩。科學家要找到對口的實驗,或從更寬泛的意義上講,作家與題材、音樂家與音樂作品、舞蹈家與舞蹈需要對口。

我們的計劃不成功是因為沒有目標。Our plans miscarry because they have no aim.

我們的計劃不成功是因為沒有目標。Our plans miscarry because they have no aim.
古羅馬哲學家 塞內卡 Lucius Annaeus Seneca

11/05/2016

火車繼續向前行駛, 隨著我離這個陌生城市越來越遠, 身上那些過多的束縛也一層一層地慢慢褪去。

搭火車是安全而緩慢的旅行。 我把自己交給一輛駛向遠方的列車, 彷彿把自己的一輩子交給另一個人, 腦海卻更從容地,面對世界。

人生的意義從來都不是引言,更不是課堂上的是非題或申論題。 人生的意義是後設的。我們用一輩子追逐,可能最後回首時,才會恍然明白。

孤獨的靈魂, 相濡以沫, 在殘酷現實中追求瞬間感動與喜悅、 稍縱即逝的一瞬之光。

深深愛上某個人,心裡永遠存著感激。 遠遠離開那個人,多少都還留著遺憾。 而我們從未停止練習, 練習失去,練習包容,練習勇敢,練習柔軟。 那些快樂與失落,到頭來,都將成為過去。

我們會永遠在一起嗎? 這句話問號之後的餘音裊繞, 帶給我們對生命的領悟, 知道「我們未必永遠在一起」, 但「我一個人也可以好好活下去」, 才是「永恆」真正的意義。 讓那個離開你的人,放心地走,彼此願意祝福, 才能留下幸福。

遺憾,是戴著感傷面具的幸福。 雖然它不甚完美,卻比赤裸的幸福更教人刻骨銘心。

不管幾歲,不管是不是單身,不管有沒有家人相伴…… 長長的人生,總有一個人的時光,而生命的最後, 我們終歸要獨自面對衰老與死亡。

有一個人會永遠陪著你, 那就是,你自己。

不管幾歲,不管是不是單身,不管有沒有家人相伴…… 長長的人生,總有一個人的時光,而生命的最後, 我們終歸要獨自面對衰老與死亡 唯有靠自己,才能真正完整自己!

穿越滾滾紅塵,才能享受孤獨; 抖落愛怨悲歡,才會安適自在。

人生也許就是不斷地放下, 然而令人心痛的是, 我都沒能好好地與它們道別。 《少年Pi的奇幻漂流》楊.馬泰爾

Only when the night is at its darkest will you see stars at their brightest.

我們記憶最精華的部分保存在我們的外在世界, 在雨日潮濕的空氣裡、在幽閉空間的氣味裡、在剛生起火的壁爐的芬芳裡, 也就是說,在每一個地方, 只要我們的理智視為無用而加以摒棄的事物又重新被發現的話。 那是過去歲月最後的保留地,是它的精粹, 在我們的眼淚流幹以後, 又讓我們重新潸然淚下。 《追憶似水年華》馬塞爾‧普魯斯特

當歲月流逝, 所有的東西都消失殆盡的時候, 唯有空中飄蕩的氣味還戀戀不散, 讓往事歷歷在目。

生命只是一連串孤立的片刻, 靠著回憶和幻想,許多意義浮現了, 然後消失, 消失之後又浮現。 如一連串在海中跳躍的浪花。

雖然看不見,但存在。

每個人來到這個世界上,必然都帶著某種重要的使命, 即使是再平凡的人,也必定會在某些人的生命中,扮演著不平凡的腳色。 《微光的幸福》Sunry

當陪你的人要下車時,即使不捨,也該心存感激, 然後揮手道別。 《神隱少女》宮崎駿

上帝、生命、真理, 只是同一件事的不同名稱。 但愛經常帶著權威的面具, 只是強顏歡笑, 比溢於言表的悲傷更令人難過。

中年以後的人常有這種寂寞之感, 覺得睜開眼來,全是倚靠他的人, 而沒有一個人是可以倚靠的, 連一個可以商量的人都沒有。 《半生緣》張愛玲

除非是自己有自覺, 否則人是不會有改變的。

所有的悲傷,總會留下一絲歡樂的線索。 所有的遺憾,總會留下一處完美的角落。 我在冰封的深海,尋找希望的缺口。 卻在驚醒時,瞥見絕美的陽光。

孤單時,仍要守護心中的思念, 有陰影的地方,必定有光。

每一刻 總是不斷被 下一刻 演覆、修正, 每個下一刻 所接軌的 未來 始終 更加美好, 甚且 失敗 最終 將得以 得到彌補。 「每一瞬息的沈默都是果實成熟的機會。」 《在莫斯科的那場誤會》 西蒙.波娃

隨遇而安不是要你逆來順受,而是在困境之中找到值得享受的小細節。

你必須先知道你在哪,才能去到想去的地方。

沒有誰能夠永遠傷害你;當你懂得放下時,傷就開始癒合了。

比起學著說些大道理,成熟更是學著用心體會身邊的小細節。

人生是一條路,讓你碰見不同的人;有人陪你走一段,有人陪你走一生。

耐心不是讓你空等,而是要你在等待時堅守你的信念。

一個人的良知不需要遵從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

剎那間,當周圍的世界在他心中融解並消退, 當他向太空的一顆恆星般孤獨佇立,一種冰冷的絕望感吞沒了他; 但是,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堅定地成為他自己。 這是他覺醒之最後的戰慄,這是他新生之最後的陣痛。 隨後他立即重又上路,並開始急切地快步前行, 不再朝著回家的方向,不再希望回到父親的身邊,不再猶疑和回顧。

我ㄧ直是個尋覓者, 但我已不再於星辰和書冊之間求索, 而是開始聆聽自己血液中的簌簌低語。

即使會重蹈所有的錯誤與悲劇,不論痛苦、絕望、還是快樂,我都要自己親自走過,我要走自己的路。

You can't calm the storm... so stop trying. What you can do is calm yourself. The storm will pass.

The only thing you can change is yourself, but often it is enough to change everything.

I was always looking outside myself for strength and confidence but it comes from within. It is there all the time.

Be less curious about people and more curious about ideas.

Shallow men believe in luck. Strong men believe in cause and effect.

“You look at things you enjoy in your life, but much more important is what you can do to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 Paul Allen, Entrepreneur

“Don’t waste another moment crying over what went wrong! If it wasn’t a blessing – it was a lesson.” – Paula White, Pastor

“False friendship, like the ivy, decays and ruins the walls it embraces; but true friendship gives new life and animation to the object it supports.” – Richard Burton, Actor

“You can get help from teachers, but you are going to have to learn a lot by yourself, sitting alone in a room.” – Dr. Seuss, Children’s Book Writer

“We must free ourselves of the hope that the sea will ever rest. We must learn to sail in high winds.” – Aristotle Onassis, Shipping Magnate

沒有人的記憶好到可以當成功的說謊者。No man has a good enough memory to be a successful liar.

沒有人的記憶好到可以當成功的說謊者。No man has a good enough memory to be a successful liar. 
美國前總統 林肯 Abraham Lincoln

11/01/2016

鹽水—汗水、淚水或海洋,能治療一切。 The cure for anything is salt water -- sweat, tears, or the sea.

鹽水—汗水、淚水或海洋,能治療一切。 The cure for anything is salt water -- sweat, tears, or the sea.
丹麥作家 丹尼森 Isak Dinesen

羅15:13 但願使人有盼望的 神、因信、將諸般的喜樂平安、充滿你們的心、使你們藉著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

羅15:13 但願使人有盼望的 神、因信、將諸般的喜樂平安、充滿你們的心、使你們藉著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

林前3:16豈不知你們是 神的殿、 神的靈住在你們裡頭麼。

林前3:16豈不知你們是 神的殿、 神的靈住在你們裡頭麼。

林前2:9 神為愛他的人所豫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林前2:9 神為愛他的人所豫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