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忘卻的紀念］
我生命中可敬的論敵陳映真，今天在北京去世。一種無可言喻的荒涼感，帶著悲傷，席捲而來。大我十歲的小說家，他在赴北京之前，與我就《台灣新文學史》的史觀發生激烈論戰。在這世紀之初，我與他各留下長達五萬字的交鋒，可能是我最難忘的記憶。文壇稱之為「雙陳大戰」，對我並未產生影響。最重要的是，我終於寫出這部生命之書。他與我在政治信仰上、意識形態上、藝術美學上，都呈現南腔北調的狀態。但是，無論兩人表達的語言有多極端，在情緒上有多亢奮，都無損我對他的尊敬。
今年在現代主義的專題研究課堂上，我依舊要求國教碩士班學生閱讀他的小說。至少，他在我心中的地位，仍然還是很高。今天幾家報紙來電話訪問，我都坦白承認，他是我年少時期的文學啟蒙者之一。我仍然清楚記得，在台大歷史研究所時期，香港出版了他的《陳映真選集》，置放在我床頭。每個晚上睡覺前，都要讀一篇書中的小說，好像在捧讀聖經那樣。那時，他還在獄中。直到我出國時，從未有過謀面的機會。
一九七五年他出獄時，我已經在海外讀書了。第二年，他與蘇慶黎創辦《夏潮》，記得我曾經在上面發表過兩首詩。但是，他日後陸續刊登的言論，似乎距離我越來越遠。第二年，我在《中外文學》發表了一篇散文「為了忘卻的紀念」，以幽微的文字隱隱向他告別。這個題目取自魯迅的散文，我挪用來暗示自己的心情。當年在研究所時期，曾經以他的小說「我的弟弟康雄」為主題，我改寫成同樣題目的詩，有意向他致敬，發表在《龍族詩刊》。沒有想到，短短過了三年，我已經慢慢離開他的文學領域。
從來也未曾預料，我在一九八O年代之後，斷斷續續與他發生了四場論戰。包括1. 台灣文學本土論的問題（1984）2. 二二八事件的歷史評價問題（1987），3. 周明的《台中的風雷》之版權問題（1991）以及 4.《台灣新文學史》的史觀問題（2000～2001）。長達十餘年的對峙，已經在我靈魂深處烙下深刻的痕跡。
但是，他曾經是我文學的早期啟蒙者，我都謹記在心。在時代的浪潮沖刷之下，我選擇了與他截然不同的道路。許多無法解釋的事情，只能歸諸於時代的安排了。
我必須承認，在我的向晚的歲月裡，我一直特別努力，為的是讓他知道我是如何為自己的信仰而奮鬥。即使他已經病倒在北京的時候，我也未曾懈怠下來。他忠實於他的政治選擇，我也忠實於自己的政治立場。或許已經沒有對話的機會，我當然更堅持長期培養起來的強悍性格。
誠實來說，陳映真的離去，我內心裡有一種惆悵，更有一種寂寞感。今天晚上，我朝向陌生的北京，對這位可敬的論敵致上最高敬意。
陳映真1959年以第一篇小說〈麵攤〉在文壇嶄露頭角，其作品深受魯迅影響，多描寫城市知識分子的生活和情緒為主，筆鋒充滿憂鬱與苦悶的色調以及人道主義關懷，圖為其重要小說作品《將軍族》、《夜行貨車》、《山路》，而創辦的人間雜誌更是台灣報導文學先驅。（圖為網路圖片，圖片來源：陳芳明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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