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
在社交舞課上，李婉榮（Li Wanrong，音譯）學會了跳探戈和恰恰舞。一次吃午飯，她試了一種奇怪的混搭口味——意大利辣香腸披薩，辛辣的香腸和滿溢的芝士一下子包裹住她的舌頭，感覺辣得發麻。然後在一個星期五的晚上，她第一次去夜店玩，新朋友幫她畫了個妝，鏡子里的自己儼然是個美國女孩，她穿着件小黑裙，塗著大紅色的唇膏和野性的眼線，面露笑容。
“我連聲說‘哇’，”李婉容說，她在新澤西州麥迪遜的一所小型文科學校德魯大學(Drew University)讀大一。
當年，她不顧家長的反對，坐了三小時大巴，從她家所在的中國南方前去香港參加SAT考試（全名為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學術水平測驗考試，是美國高中生進入美國大學的標準入學考試——譯註），出門時她謊稱是去香港購物。父母最終同意了她的決定，這既是緣於女兒的堅持，也緣於德魯大學為她提供的1.2萬美元獎學金。這所學校是她的高中老師推薦給她的，學費4萬美元。
李婉容在形容自己向大學生的快速轉型時，常常會一時語塞。有時兩國的文化差異對她來說實在太顯著，在學校餐廳點菜時這種差異尤其明顯。“有時我會想，以後我回國再也不吃漢堡包了，”她說著，笑出聲來。
美國文憑讓中國孩子獲得先機
中國的高中畢業生正以創紀錄的人數蜂擁來到美國大學，他們和李婉容一起加入到美國的校園生活中，成為美國本地學生的室友與同學，為大學帶來了國際特色，而這正是各所美國高校努力想要向學生們展示的形象。
“在21世紀，中國對所有學生來說都有着非同尋常的意義，”德魯大學的國際生源在過去五年里增長了60%，校長羅伯特·威斯布赫(Robert Weisbuch)說：“我們認為，為來自美國和中國的學生提供一個彼此間互相學習的機會，這一點很重要。”
在美國的各家研究生院，中國學生已經比比皆是，而今中國的本科生也已經成為美國的留學生中人數增長最快的群體。據國際教育協會(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統計，在2008-2009年，超過2.6萬名中國學生在美國讀本科，而8年前這個數字是8000人左右。
中國的留學生去的不僅是美國知名學府，還包括地區學院、州立大學甚至是招收留學生的社區大學。大部分學生要自行支付全額學費（留學生不符合申請美國政府助學援助的資格）——在經濟低迷導致學校籌款無門、或者無法得到充足地方政府撥款的情況下，這筆費用會給學校帶來不小的好處。
中國的留學生潮蓬勃興起，在時間上恰巧與中國一躍而升為全球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重合。中國擁有越來越多的中產階級家長，他們辛苦儲蓄多年，為的就是送家中的獨生子女去上最好的學校，期望在大學畢業生人數飆升，就業市場競爭日漸激烈的情況下，能讓孩子跑在前面。自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高等教育機構的數量翻了一番，超過60%的高中畢業生能夠上大學，而在20世紀80年代，大學錄取率僅為20%。但大學生人數激增，導致上百萬手握大學文憑的年輕人無法找到一份白領工作，畢竟中國仍是一個嚴重依賴低薪製造業的國家。
“任何能讓自己先人一步的事情，中國人都願意在上面投資，而拿到一份美國大學的文憑無疑會令他們在中國獲得先機，”國際教育協會的副會長佩吉·布魯門薩爾(Peggy Blumenthal)說。美國大學可以為留學生帶來種種機會，比如能讓他們講一口流利的英語，取得實際經驗，並能在跨國公司或政府機會謀得一份令人垂涎的工作。
丁穎涵（Ding Yinghan，音譯）從小生長在北京一所普通的公寓里，他媽媽是市場主管，父親是北京安全生產監管部門的公務員，奶奶大字不識一個。作為“新中國”的孩子，他非常清楚自己這代人擁有前人不曾擁有過的機遇。
父母敦促他好好學習——而且要出國學習——因為他們對中國的教育體制完全沒有信心。在八月一個炎熱的下午，丁穎涵的媽媽孟蘇彥（Meng Suyan，音譯）一邊在家裡的客廳喝着茶，一邊談到了中國的課堂，“在美國他們會把重點放在培養創造性的思維能力上，而中國只注重理論知識，所以在這裡大學生學到的東西，到了社會上一點用處都沒有，”她說。
丁穎涵則說：“中國的價值觀要求我乖乖去聽，而西方的價值觀要求我大膽去說。”
丁穎涵戴着眼鏡，是個好學生，在去北卡羅萊納州的一所公立高中參加了為期一年的交換生項目後，他被紐約上城的漢密爾頓學院(Hamilton College)提前錄取。現在他讀大三，拿的是全額獎學金，在班上成績排第一，今年去了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為常春藤盟校之一）參加了一個雙學位工程學課程。在漢密爾頓學院，他創建了橋牌俱樂部，負責管理乒乓球隊，為學生報紙撰稿，還在化學、物理和經濟課擔任輔導老師，時薪是8.5美元。
他在讀大一時就已經開始做輔導老師了，當時他的高等微積分老師請他幫助班上其他學得很辛苦的同學。在伏首於教科書和計算器的同時，丁穎涵抓住機會練習英語，並且從那些從沒有跟中國人打過交道的同學那裡，找到了彼此之間的共通之處。
在漢密爾頓學院，他周圍儘是有錢人——他說，有些學生周末會坐直升機飛去曼哈頓，在派對上喝的不是啤酒而是香檳，抽100美元一根的雪茄。這對於丁穎涵來說是全新的體驗，他一年只剃幾次頭髮，因為理一次髮要花15美元，這對他父母來說是筆不小的費用，他們因為負擔不起他在美國的醫療保險費用而焦慮不已。但他的爸爸丁大鵬（Ding Dapeng，音譯）說，送孩子跨越半個地球讀書，就算家裡做出了不小的犧牲也值了：“在中國，25年前沒幾個人能進大學，所以穎涵能去美國讀書真的是個奇蹟。”
他接著說：“現在這個世界越來越小，只有增長穎涵的見識，讓他得到出國留學的經驗，才能成為真正的世界公民。”
當“餐桌文化”遭遇“派對文化”
恐怕沒什麼比同住一間宿舍更能清晰地感覺到文化交流。
去年夏天，瑪麗亞波拉·拉巴伯拉(Mariapaola La Barbera)得知自己在德魯大學的室友將是個中國人，她媽媽激動壞了。“她說，‘中國人很聰明，你要好好向她學習，做事更加專心。’”
她的室友就是李婉容。她們兩人在牆上掛上了時髦的扎染掛毯和埃菲爾鐵塔的海報；李婉容打算在練好英語的同時學習西班牙語，在筆記本電腦旁邊貼着“hola”和“muy bien”（西班牙語，分別為“你好”和“非常好”之意——譯註）的字樣。
拉巴伯拉說：“婉容真的非常勇敢，她能跨越半個地球來這兒學習，而且這麼專註，在這一點上我確實很佩服她。”此前拉巴伯拉從不認識中國人，她也承認：“我們確實很不一樣，我不想說假話。”
兩人的朋友圈子完全不同，但相處融洽。她們互相教對方說普通話和意大利語，討論中國和美國在政治上的不同，拉巴伯拉還會隨時教李婉容幾句美國俚語。
李婉容的中國老師曾告訴她，美國的家長會在子女年滿18歲時就把他們趕出家門。而拉巴伯拉每個周末都要回位於紐約州斯泰頓島的家，此舉顯然糾正了李婉容之前的誤解。
李婉容說：“她就像一面窗戶，通過她我可以發現美國人是什麼樣子。”
齊帆（Qi Fan，音譯）是中密歇根大學(Central Michigan University)的大一學生，他發現原來美國人也來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他的室友一個是黑人，一個是白人，兩人說話口音不一樣，所接觸的社交圈也基本與各自的膚色一致。有時他們會把他從床上拖起來，拉着他去參加派對，在派對上整晚開啤酒瓶的聲音不絕於耳。
齊帆是從一個上中密歇根大學的中國朋友那裡得知這所學校的。一家中國公司牽線搭線，促成他來了這裡。起初他想去英國或德國留學，但父母認為去“第二梯隊”國家花錢上大學沒什麼意思，他們決定要送他去美國，因為“不管怎麼說，美國都是超級強國。”
但在他剛剛落腳後，美國神話就開始漸漸褪色。他不喜歡“人人都在喝酒”的校園風氣，想去一所離紐約金融圈更近、名氣也更響亮的大學念書。在讀大二時，他轉到了紐約州立大學奧爾巴尼分校(University at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他說在這裡感到很快樂，可以常常開着自己剛買的車去紐約市旅行，現在他不住校，跟幾個中國人合住，也遠離了喝酒的不良風氣。
在美國的大學，派對是常見的社交儀式，而中國人的社交往往圍繞着餐桌進行，三五好友會一起做飯，然後一同吃飯、打牌。站在一間黑屋子裡，身邊滿是陌生人，音響震耳欲聾，其中的樂趣，別的文化的人卻經常難以體會。
弗朗西絲·劉（Frances Liu，音譯）在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讀大二，來自繁華的天津市，她記得讀大一時，有天晚上幾個朋友開始抽起了大麻。然後她們遞給她煙管。“她們說，‘弗朗西絲，來吧，’”說著她翻了個白眼。她拒絕了，但因為感覺自己沒法融入室友的群體，她勉強自己參加了很多次派對。她說：“我不想醉倒在酒吧里，跟一個從沒見過，以後也不會再見的人廝混。這種事情我試過了，讀大一那年，每個周末我都會去派對，但最終發現這不適合我。”
在貝尼克珍本與手稿圖書館(Beinecke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里，她找到了慰藉，耶魯的這幢用半透明大理石建成的長方體建築里，藏有成千上萬本全世界最珍貴的手寫原稿。去年夏天她在這座博物館裡擔任助理，為研究者送去需要的書目。但比每小時12美元工資更讓她滿足的，是在書庫里發現了無數瑰寶，比如伊迪絲·華頓(Edith Wharton)撰寫的《純真年代》(Age of Innocence)的初稿，是親手翻閱自公元九世紀以來為人類帶來啟明作用的羊皮紙手稿。這次經歷讓她深刻地認識到了西方的價值觀，在這裡信息是透明而且公開的。“在中國，我已經習慣了什麼都被弄得神神秘秘，所以18歲這年用自己的指尖觸碰到歷史這件事，真的讓我感覺非常震撼，”她說。
一年後，弗朗西斯·劉認為，在穿越耶魯大學哥特式風格的長廊時，她不再是過去自認為的那個安靜的亞洲書獃子。她現在化妝，上課時勇於舉手發言，觀念也跟在國內的朋友不一樣了，她們認為“我受到了美國文化的污染，現在已經不再是中國人了。”
不少中國的本科生都聽到過這類激烈的評價，他們說自己很難不去理會這種話。在耶魯大學的一堂名為“外來者的體驗”的新生文學討論課上，徐璐伊（Xu Luyi，音譯）談起了“將我迅速西方化、抽離了個人文化背景的牽引力。”
徐璐伊來自上海，現在讀大二，她說：“有時我陷在了中間地帶，對於兩邊都不能完全認同。”她是這門課上唯一的留學生。不過，她並未迴避自己的“差異性”，而是深入其中，探究起了身份建設與混亂的課程本義，同時潛心閱讀指定讀物，這些作品都是由移民和流亡作家寫作。有一次布置的作業是去研究讓自己感覺陌生的事物，她選擇了研讀聖經。
她覺得讓自己感覺最自在的地方是宿舍。同一幢宿舍樓的女生們每隔幾周就會聚一次，一起喝喝茶，吃吃小點心，討論大學生活和女生們上演的“戲劇”。弗朗西斯·劉也說：“這個‘女孩子們的餐桌’可以讓大家更加親近，也是反思各種感受的好時機。”
也許最讓中國學生不安的，是美國校園裡活力四射的激進活動文化，美國的年輕人浸淫在這種文化中，在諸如戰爭、人權和移民等議題上找到了自己的聲音。而在中國，公開抗議是違法行為，公開表示異見受到禁止，而且在西藏和台灣等敏感問題上，大部分人與政府保持步調一致。中國的年輕人是聽着西方勢力是人民的苦難源泉、共產主義是救星這套說辭長大的，乍一聽到西方人對中國的譴責，這讓他們感到特別痛苦。
沈新超（Shen Xinchao，音譯）是上海人，在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念大三，他說選擇去美國讀大學是因為“在這裡你能跟教授們爭論問題，而在中國大家不鼓勵這個，”同時也是因為可以嘗試不同科目，而不用一下子把專業定下來，“在中國，從你踏入大學的第一天開始，前面的道路幾乎就已經安排好了，”他說。
但美國的大學生活也給他帶來了重重阻礙。讀大一時，他覺得自己生活得形單影隻。因為羅格斯大學給新生準備的宿舍不夠用，他在宿舍的休息室里住了一個學期。而後他跟一個室友產生了矛盾，對方就中國的人權記錄問題向他提出了挑釁。“他認為中國是一個專制統治的共產主義國家，沒有任何自由可言，但真正的中國不是這個樣子，”沈新超說。他已經搬出學校，跟幾個中國朋友合住。“美國人很友好，但我們之間的文化差異實在是太大了，跟他們沒法深交。”
一些中國學生自己也成為了活動家，駁斥對中國政治的批評。2008年夏天，在中國鎮壓西藏暴亂後，幾個憤怒的中國學生團體與試圖擾亂美國境內奧運聖火傳遞的示威者發生了正面對質。中國學生還曾攻擊過校園中的支持藏獨活動團體，並勸阻幾所大學邀請達賴喇嘛去學校舉行演講。
不過中國的學生們是聽着關於天安門事件的隻言片語長大的，大部分人看到靜坐抗議、示威和請願活動時都躲得遠遠的。
“在中國，我們不可能看到有人在路上遊行，所以看到大型集會的時候會感覺有點不安，”耶魯大學的新生李一丹（Li Yidan，音譯）坐在校外的咖啡館裡，穿着件學院風格的白T恤，說：“1989年時出現過這種事情，結果是以流血收場。”
通往美國的橋樑
為了幫助學生們跨越文化鴻溝——同時也是為了令學校更為國際化——現在美國的大學和學院正在建立各種項目，項目在中國開始，期望最終可以在美國收尾。
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Teachers College of Columbia University)為中國的高三學生開展了一個項目（在中國，高中最後一學年的任務並不是學習不同課程，而是集中複習，應對大學入學考試）。2010年是項目建立的頭一年，28個學生先在北京的國際關係學院讀六個月課程，19名符合資格的學生最終在哥倫比亞大學完成本學年學習。項目是為了幫助學生作為新生申請大學，重點是英語教學（包括準備托福和SAT考試）、體驗美國文化並提供諮詢，以及帶領學生參觀美國東北部大學。（2012-13學年費用：中國階段為12.9萬元人民幣，美國階段為1.9萬美元——編注。）
還有一個項目稱為“美中橋樑課程”(U.S.-Sino Pathway)，目的是讓高中生適應六所參與高校中的一所。其中美國東北大學(Northeastern University)負責設計課程，一年的學分課程在楷博教育集團(Kaplan Inc.)設在中國的分支機構里進行，暑期在美國東北大學的波士頓校區或佛蒙特大學(University of Vermont)舉辦橋樑課程培訓。楷博教育負責在中國的管理、英語教育以及招生工作。
隨着美國高校尋求更好地利用其國內資源，與營利性教育機構的合作開始不斷增強。楷博目前在中國九個城市擁有分部；INTO教育集團(INTO University Partnerships)是一家根植於中國市場的英國公司，與南佛羅里達(South Florida)和俄勒岡州立大學(Oregon State)建立了類似的合作。曾因在美國招生過於有侵略性而受詬病的楷博集團表示，它在中國並未使用傭金模式，也未與中介合作。很多中國人聘請中介，幫助應付申請美國大學和簽證的重重混亂局面。這個產業確實蓬勃發展，但不擇手段的名聲也日漸為人所知，比如會偽造成績單或做出虛假承諾。
美國東北大學負責入學管理的資深副校長菲洛米娜·曼特拉(Philomena Mantella)說，“美中橋樑課程”的用意是要幫助中國家庭在知情的條件下做出選擇，同時便於學生儘快適應美國生活。她說：“最後，我們認為這個項目也可以增強學校的國際競爭力。英國和澳大利亞的高校已經走在了我們前面，我們認為這是個很好的機會，可以搭建一座通往美國大學的橋樑。”
完成了課程中國階段的學生可以作為大二學生，申請轉入項目盟校學習——除了美國東北大學和佛蒙特大學，還包括了貝勒大學(Baylor University)、瑪瑞斯學院(Marist College)、斯蒂文斯理工學院(Steven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和猶他大學(University of Utah)。171個學生在中國參加了課程，其中138個人最終被本科學位課程錄取。九位未達標的學生選擇繼續參加東北大學的另一個項目“美國教室”(American Classroom)來提高英語能力，課程在該大學的成人教育學院教授（幾位成功通過語言測試的學生最後也上了本科學位課程）。
佛蒙特大學加入該聯盟，為的是提高其國際學生人數，目前該校本科生中留學生比例不到1%。
2009年夏天佛蒙特大學舉行了首次橋樑課程培訓，29名來自中國的大學新生參加了一場雷鬼音樂會，與一群老嬉皮士打交道，汲取美國文化。他們還去了Ben & Jerry’s的工廠，與公司聯合創始人傑瑞·格林菲爾德(Jerry Greenfield)面對面聊天，討論企業家精神與社會正義的話題。他們也見到了民選官員，其中包括佛蒙特州州長和伯靈頓市市長，上了一堂民主課。項目還安排了選修課，其中一門是《搖滾樂歷史》，學生們可以聽到貓王(Elvis Presley)、鮑伯·狄倫(Bob Dylan)和大門樂隊(the Doors)的音樂。
袁協成（Yuan Xiecheng，音譯）在上海長大，這是個不夜城，到處是摩天大樓、KTV和商場，他很想出國留學。他本想去加拿大讀書，但在參加了由楷博教育中國區CEO周涌舉辦的一次宣講會後，他改變了主意。周涌介紹說學生不需要參加SAT或托福考試，甚至也不用完成高三的學習，袁協成抓住了這個機會。他原本上的是一所國際學校，當時還有20個學分才能畢業，他選擇了參加考試，取得了中國的高中文憑，然後參加了美中橋樑課程。現在他在佛蒙特大學讀大二。
趙思薇（Zhao Siwei，音譯）走了一條同樣的路。“這個課程門檻很低，去美國真的非常容易，”趙思薇說。現在她打算在佛蒙特大學主修電影和電視專業。“我很喜歡這裡，”她總結說。不過，她說在聽到參加同一課程的同學的英語水平時感覺很吃驚：“他們說不了英語，沒法跟美國人溝通。”
語言是中國學生最大的攔路虎。袁協成說他希望當年自己能更好地訓練英語能力。他在楷博上的學分課程中包括了微積分、化學和美國研究，由美國東北大學認證的導師授課。但他說當時只有一半老師是西方人，而且沒有一個是美國人。而教英語語法、閱讀和聽力理解的老師都是中國人，他說，“這其中有些老師的英語不是太好。”
去佛蒙特大學後，每當別人笑着對袁協成打招呼，說“What’s up？”時，他都會很緊張。他說：“當時真是挺窘的，我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人家，還在冥思苦想時，人家已經走開了。”
話雖如此，他的英語其實已經相當不錯，正是憑藉著較快的語速和反應，他加入了學校的辯論隊，在每周一次的例會上，他與同學們辯論着關於原住民族土地所有權和賄選的話題。他介紹說自己參加的首輪辯論賽，是去賓厄姆頓大學(Binghamton University)客場作戰，需要在七分鐘以內闡述觀點，這種經歷有助於他將論文寫得乾淨利落，同時對周遭的世界提出質疑。“我關心的是挑戰現狀，並尋求更好的對策，在國內時我從來沒有這樣思考過問題。”
周可慧（Zhou Kehui，音譯）已經適應了楊百翰大學(Brigham Young University)，她的經歷不同尋常。中國官方信仰的是無神論，她對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又稱摩爾門教）知之甚少，而這正是楊百翰大學所隸屬的教派。摩爾門教並未受到中國官方許可，傳教屬於非法行為。
周可慧父親的一位朋友曾經上過這所學校，她聽從他的推薦選擇了楊百翰大學。這所大學的商學院排名很高。父母認為這所學校的規章制度，加上嚴格的行為準則，會讓女兒得到周全的保護，一門心思學習。不過剛進學校時，這裡實行的熄燈令和各種守則，包括禁止穿短裙和喝茶，讓她一時間無所適從。
周可慧現在讀大三，主修會計專業，她說：“剛開始時我真的很難接受這些規章。我是福建人，喝茶是我們那兒的人每天都會做的事情。”
但沒有哪所美國大學能帶給她像楊百翰大學這樣的舒適感。儘管該校只有77名中國籍本科生，但有很多摩爾門教徒曾在台灣和香港完成過兩年的傳教使命，找到能說流利中文的朋友非常容易。“很多時候當我走在校園時，突然就會有個白人走上來，跟我講中文，”周可慧說。溫暖的校園和與其他同學共同的經歷，在很大程度上說服了周可慧，讓她相信楊百翰是所非常適合自己的學校——與教會傳教士的幾次談話，也起到了不少作用。
在入學幾個月後，周可慧受了洗禮，她說自己因此獲得了一個支持網絡。摩爾門教在中國被視為顛覆性宗教，以及父母對她皈依感到不滿的事實，都沒能讓她躊躇片刻。她說，畢竟拯救自己的靈魂跟決定去美國讀大學一樣，都是合乎邏輯的。“這不是個艱難的選擇，”她說：“這可能是我有生以來做出的最好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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