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
周舵
不管是樂觀派或是悲觀派，預測中國民主化前景的學者都把“中產階級”放置在視野的中心。樂觀派以各國民主化的“普遍規律”為依據，斷言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必然伴隨著中產階級的壯大，他們的需求滿足會從物質性的溫飽上升到維權和政治參與，從而成為推動民主化的主發動機；悲觀派則相反，他們根據對中國實際情況的觀察，看清了中國中產階級怯懦、自私、依附政府權力的真面目，得出“中國民主化沒希望”的結論。
這種兩極化現象不限於政治領域。對中國經濟前景的預測也一樣，“中國崛起論”和“中國崩潰論”各趨一個極端，互不相容。
拿這種各持一端、毫無共識的景象和自然科學特別是物理學作個比較，很容易得出結論：人類當前的各門社會科學幾乎還沒有邁進“科學”的門檻。這是夸大其詞嗎？
就以“中產階級”為例。中產階級這個概念是社會學、政治學“階級分析”模式的一部分；這個分析模式能不能站住腳，首先取決於“階級”如何界定。可是，任何人一旦踩進這裡，立刻就會發現，各家學說之蕪雜分歧，簡直就像是一座密不透風、雲霧繚繞的原始密林，進去之後就再也別想鑽出來。
總體說來，這個階級分析模式和馬克思主義的關系極為密切，馬克思主義興盛它興盛，馬克思主義衰微它衰微。現在，除了極少數死守馬克思教義的極左革命派之外，西方學界已經很少有人信心十足地繼續使用這個分析模式了；哪怕是最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也不得不一步一步後退，以各種方式“改進”馬克思，從階級分析的“強話語”退到“弱話語”，從“階級鬥爭”、“階級對立”退到對資本主義“不平等”、“社會不公”的抗議。
總而言之一句話：“中產階級”話語應該連同階級分析模式一起終結了。它不是一個好用的工具，不但不能解決問題，反而制造出無窮無盡的誤解和混亂。
那麼，有什麼可替代的，好用一點的工具嗎？
我的建議是，要理解中國的民主化，眼光應該從“階級”這類成分極其復雜、又沒有共同意見和意志，因此也就無法從概念上清晰界定的大規模群體，轉向政治上積極的少數人。
首先，要區分政治上積極的社會成員和政治上消極的社會成員。不管我們怎樣定義“階級”，事實上沒有一個“階級”的全體成員在政治上是態度和行為足夠一致的，其中一定有積極消極之分，而這個區分至關重要，理由很簡單：政治消極成員的政治影響可以忽略不計，完全不必考慮。
許多西方學者把“民主運行”和“民主創立”混為一談，誤以為沒有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參與，民主就無法創立，而大量民主化案例告訴我們的卻恰好相反：民主運行當然意味著廣大人民群眾的政治參與，但自由民主的創生卻不是靠廣大人民群眾，相反，是政治上積極的少數人制定了遊戲規則之後，再漸進、有序地擴大參與，逐步讓全體選民來一起做民主遊戲。制定遊戲規則，和按照遊戲規則玩遊戲是很不相同的兩回事。我十幾年來反復申說的“先自由後民主”（也就是“先法治後民主”、“先憲政後民主”），意思就是“先定規則後玩遊戲”。不先把足球規則定好，就讓所有人一起來搶球，那一定是群毆；和自由民主、好民主相對立的壞民主──民粹民主，無非就是群毆而已。
其次，“政治上積極的少數人”在哪裡？從當前中國的具體情況看，主要包括幾類人：政界的大部分成員，知識界的所謂“公共知識分子”（“公知”），超越“不談政治”狹隘心態、關心天下國家的少數企業家，一部分政治意願強烈的網民，和“維權”群體。
第三，以上“政治上積極的少數人”的政治態度、立場現在高度分裂甚至對立；如果按照“親民主”和“反民主”（主要是在“客觀效果”意義上，而不是主觀認知。很多人可能主觀上讚美民主，但其政治行為的後果卻完全可能是敗壞民主）再細分，大體可以分為中左和中右兩個溫和派（同時也是親民主派），和極左、極右（極右的主體是激進民粹民主派，他們在西方是極左派，在中國因為有反民主反改革的新毛極左派，只好姑且把激進民主派稱之為“極右”）、極端民族主義“新法西斯”三個極端派（同時也是反民主派）。中國民主化路徑的“現實最優”選擇，應該就是：一方面，達成各界精英的憲政共識；另一方面，促成中左和中右兩大中派的聯盟或者說“競合”，既競爭又合作，並使之成為主流，同時防止各種極端主義崛起。
相反，如果我們把眼睛盯在“中產階級”整體上，是不可能得出樂觀結論的──且不說對“中產階級”這個概念能不能有清晰的界說和共識──我們只要看看連柳傳志這樣聲譽卓著、影響巨大的成功企業家，在政治上都如此怯懦、消極，而他恰恰代表著中國企業家的絕大多數，就知道中國的所謂“中產階級”是根本不能指望的。
（本文作者周舵是獨立學者，自由撰稿人，原北京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研究人員、北京四通集團公司高管、美國哈佛大學訪問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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