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企業的2014宣言

2014年Skoll世界論壇（2014 Skoll World Forum）於4月上旬落幕。作為全球影響力最大的社會企業盛典，本次Skoll論壇為未來一年的社企發展奠定了何種基調？美國著名公益評估專家Jason Saul與你分享他的觀察與收穫。

每年的Skoll世界論壇都相當於為社會企業領域設定了一個基調。2012年，論壇主題是“波蕩（Flux）”，意味著大部分社會企業所處的動盪不安的環境。去年，論壇主題是“擾動（Disruption）”，宣示著社會企業家們桀驁不馴的挑戰精神。

今年，論壇主題呈現出了過往不曾出現過的社會企業的成熟姿態與自信：“雄心（Ambition）”。確實，今年的論壇上洋溢著觸手可及的無畏姿態，從分論壇的主題就可見一斑：“雄心的力量”、“破譯社會影響力”、“放飛女性的社會企業抱負”，還有前沃爾瑪的戰略專家Leslie Dach主持的“實現中國夢”。Malala Yousafzai（譯註：一名16歲的巴基斯坦女孩，她通過博客介紹她和朋友們在塔利班政權下的生活，呼籲婦女接受教育，曾遭遇塔利班槍手暗殺），一個勇敢對抗塔利班的巴基斯坦女孩，獲得了Skoll基金會的Global Treasure Award（譯註：此獎頒發給全球範圍內產生巨大影響力的人物，小額貸款之父尤努斯、諾貝爾和平獎獲獎者德斯蒙德·圖圖曾獲此獎）。而Miri Ben-Ari——曾獲得格萊美獎的以色列籍hip-hop小提琴家在開幕式上技驚四座的亮相也是一個很好的佐證。

與往年一樣，我花了一些時間反思今年的Skoll世界論壇讓我們學到了什麼。以下是我認為最重要的5個收穫：

1.富人也有為難之處。Jeff Skoll在今年的論壇上讓大家第一次真正認識了他。大多數人將他看作是慷慨資助論壇、隱身幕後的億萬富翁。今年我們終於看到Jeff Skoll的另外一面：一名曾掙扎過的、堅定、成功的社會企業家，這對於他這樣一個盛負名聲的人物來說是非常人性化的時刻。在開幕式演講上，他談到自己發起一個社會影響力影像公司——Participant Media——時遇到的艱難挑戰。他回顧了自己如何克服種種難以想像的阻礙，面對嘲笑他志向的懷疑者（“變成一個百萬富翁最保險的方法是：先變成一個億萬富翁，然後進入電影行業。”）Participant的成功證明了一切，而Jeff Skoll甚至宣布了一個更加宏偉的願景：將Participant推向國際市場，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傳媒公司。

2.多媒體（Mixed media）可以改變世界。今年一個嶄露頭角的主題是媒體在擴大影響力上的力量——而這不單是電視、廣播、紙質媒體等傳統媒介。我們看到了Marcus Bleasdale，他從商業銀行家變成了國家地理雜誌攝影師。他認為決策者與政策制定者能夠使用攝影作為倡導社會改變與和平的有力工具。通過記錄全球各地的衝突場景，他敦促政府與跨國集團正視自然資源採集與衝突礦產的問題。今年在分論壇“作為社會活動家的藝術家：社會進步所需的創造性才能”上出現了一個新詞：“社會-藝術-創業家（social art-epreneurs）”。這個分論壇上大家探討了藝術家在社會運動中扮演的獨特角色，“或者是用一首歌捕捉一個瞬間的靈魂，或者是用視頻、攝影記錄全球變革運動以及背後的人們，或者是用繪畫或新媒體想像一個美麗新世界。”我的好友Nolan Gasser（一個著名的音樂學家）甚至討論了音樂學與影響力評估之間的相似性。

3.找尋“差不多就好（Good enough）”的解決方案。城市貧民窟是一個社會創新嗎？管理大師Clay Christensen用“干擾性創新（disruptive innovation）”標示了這樣一種創新：讓市場底層的消費者有機會獲得以往有錢人或技術專家才能獲得的產品或服務。在“21世紀城市：未來的機會還是威脅”分論壇上，記者、作家Doug Saunders認為城市貧民窟是一種好東西！Saunders將貧民窟看作是最為成功的城市發展形式之一——貧困農村人口邁向城市化的第一步。他爭論道諸如公交線路、路燈或所有權轉讓等小微型的社會干預項目能夠為城市居民的生活質量和經濟機會帶來變革性的影響。在另一個分論壇“有趣的聲音，創新的主意，壯觀的效益”上，殘疾人行動網絡（Action Network for the Disabled）的執行總監Fredrick Ouko分享了另一個“干擾性創新”：如何用150美元幫助窮人們小規模創業以改變自己的生活。

4.看不見的“市場之心”在強力跳動。今年關於企業“為善”方面的討論聚焦於如何將社會創新整合到企業市場行為中。G8社會影響力特別小組與大社會資本的主席Ronald Cohen爵士說：“讓我們把不可見的市場之心帶給被不可見的市場之手拋棄了的人們吧。”來自聯合利華、花旗銀行、先正達等著名企業的代表參與了分論壇的小組討論，幾乎“全民一致”將焦點放在“為善”的商業案例上。很多人認為跨國公司能夠在運營方面（例如供應鏈上的創新舉措）能夠做出比公益圈多得多的善事。而像聯合利華全球社會影響力小組副主席Marcela Manubens則認為企業必須瞄準社會價值的市場需求。當天Marcela Manubens被問及：如果消費者不願為可持續產品付出高價，企業應該怎麼辦——他答道：“我們的工作就是教育消費者。”

5.元評估（Meta-measurement）來臨。評估是我鍾愛的話題，也是今年論壇的熱點，在主講演、分論壇乃至會堂的閒聊中都隨處可聞。我們也早早聽到了對優質評估的呼聲：開幕式上，Cohen爵士呼籲解決社會問題方面的革命性創新，並宣稱社會影響力債券在評估上獲得了突破：“將社會效益與財務回報聯繫起來是這場革命的關鍵，是這個資本市場的關鍵，是讓社會企業家們像商業企業家們一樣獲得資金的關鍵。”沒有比這個社企領域的大拿鼓吹邁克爾波特的社會進步指數（Social Progress Index，該指數對各國的社會和環境情況而非經濟產出進行排名，以推動政界和商界將社會進步作為頭等要務）更能說明評估在本次論壇上的重要意義了。而尤其意義深遠的一個主題是我稱之為元層級（meta-level）的評估，即從數據中汲取數據。如社會進步指數就是對一般評估指數的評估，它將重要的國家層面的社會進步指標匯集成一個更高層次的總體分數。在“破譯社會影響力”分論壇上，Gasser與我介紹了元評估的另外一種應用：“影響力基因工程（the Impact Genome Project）”，通過建模、利用可觀察的項目指標以預測社會效益。縱觀所有分論壇的對話，都在印證Cohen爵士的觀點：評估對於社會企業家獲取資本至關重要。

原文（Ambition to Audacity: Takeaways from the 2014 Skoll World Forum）來源於斯坦福社會創新評論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