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中國海巨變即將到來？

紐約時報

《亞洲大熔爐》(Asia\'s Cauldron)是全球智庫斯特拉特弗(Stratfor)公司首席地緣政治學家，羅伯特·D·卡普蘭(Robert D. Kaplan)所著的一系列充滿洞察力圖書的最新一本，它和兩本前作《地理的報復》(The Revenge of Geography)與《無政府狀態的到來》(The Coming Anarchy)同樣深刻，試圖解析地理因素如何決定命運，以及我們應當如何應對。《亞洲大熔爐》雖然篇幅不長，但有一個強有力的主題。關於中國政治家所謂的「和平發展」，西方學者寫了大量著作，卡普蘭的這本書以其清晰明確和良好的判斷力在這些著作中脫穎而出。如果你在和中國做生意、在東南亞旅行，或者只是對地緣政治着迷，這本書都值得一讀。

卡普蘭先是從一些最基本的經濟情況談起。這個世界每年一半多的商業艦隊運輸噸位（包括中國所燃燒原油的4/5）都要經過南中國海。卡普蘭說，這樣的商業活動令這條水路變成「西太平洋與印度洋的咽喉要道——一大團結締組織，全球的海路都匯聚於此，」因此這裡的海峽、淺灘和島嶼便有了非同尋常的戰略意義。卡普蘭的書中，居於核心地位的是這樣一個驚人的類比，用來解釋南中國海對於21世紀的意義：「南海對於中國，就是加勒比海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對於美國的意義。」

卡普蘭用直截了當、令人信服的方式進行這個對比。1898年到1914年間，美國戰勝西班牙，挖掘了巴拿馬運河，通過改變地理內涵，得以將大西洋與太平洋貿易連接起來，並主宰了這一貿易。「它屬於大加勒比海盆地，」卡普蘭總結，「這令美國實質上控制了西半球，並於其後影響了東半球的力量對比。」他認為，與此相似，如今的南海連接着太平洋與印度洋的貿易； 「如果中國取代美國海軍，成為南中國海的統治力量——甚至與美國勢均力敵——便會在地緣政治方面為中國增加機會，類似美國在加勒比海的統治地位。」因此，南中國海「即將成為世界上競爭最激烈的水域」。

在這本書中，卡普蘭在嚴格的地緣政治理論中摻入了精彩的歷史與遊記內容（他在對照河內與西貢時栩栩如生的描寫，以及對婆羅洲水鄉的描述都令人難以忘懷），此外，也指出了二者除相似之處外，還有種種不同。二者之間最大的不同或許是，19世紀90年代，作為加勒比海的新勢力，美國的軍事實力強於舊勢力西班牙；而在21世紀的10年代，新勢力中國的軍事實力弱於舊勢力美國。

卡普蘭認為，北京不可能冒險在近期內對華盛頓武力攤牌，這一點他無疑是正確的。他告訴我們（其中融合了一些歷史對比），中國將把東南亞「芬蘭化」。東南亞各國政府面對的壓力類似於沙皇俄國向斯堪的納維亞諸國施加的壓力，它們將「維持名義上的獨立，但最終還要遵守由北京制定的對外政策」。因為芬蘭化和美國1898年將西班牙逐出加勒比海的情況截然不同，結果也會非常不同。「但是，」卡普蘭總結道，「冷戰期間乃至其後的很短一段時間裡美國的絕對主導地位很可能不得不成為過去。一個更令人焦慮、更複雜的世界在等待我們。」

這些話可能會令讀者們把卡普蘭打入「衰落主義者」的行列——也就是那些樂於宣告美利堅帝國的衰落迫在眉睫的作者們——但是這個結論未免太過輕率。事實上，卡普蘭是國際關係現實主義學派的領軍人物，這一學派的歷史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的修昔德底斯(Thucydides)。卡普蘭立場鮮明地聲稱自己的學術從這位講求實際的古希臘學者身上獲益良多；和修昔德底斯一樣，卡普蘭引以為豪的是自己能夠撥開種種天真的幻相，揭露出各國政府赤裸裸地追求自身利益，毫不考慮價值觀、信仰與意識形態的本質。

正是現實主義令卡普蘭的書令人耳目一新，完全沒有那種充斥在西方作者描寫中國崛起時那種讓人覺得窒息，覺得「天哪，事情嚴重到超出預期」的散文風格。然而，在他的書中，現實主義也導致一種修昔德底斯式的冷靜客觀，可能會令有些讀者感覺更為擔憂。但卡普蘭說，事情就是這樣的，因為在南中國海的鬥爭肯定會變得超然而不訴諸感情。美國與蘇聯的鬥爭造成了大量的道德議題，引發所有相關方的激情情緒；但在研究南中國海的問題時，很難為它賦予和柏林牆類似的哲學分量，儘管有些人在為之竭盡全力（幾個月前，在為另一份報紙撰寫專欄時，編輯明確告訴我，他希望「少寫點歷史，多寫點關於中國的可怕之處」）。「事實就是，」卡普蘭指出，「東亞問題完全就是關於貿易與生意。」

卡普蘭故事中的英雄都是強硬而實際的人，他們能夠了解這一點，比如新加坡的李光耀（「他遠遠勝過20世紀的絕大多數各國領袖」），還有中國的鄧小平（「20世紀的偉人之一」）。他們本質上都是現實主義者，經常會徹底改變方向，拋開過去被確信不疑的教條。兩人都對民主沒什麼耐心；卡普蘭似乎也是如此。他承認自己的這些想法「對有知識的西方人來說堪稱異端」，他寫道，「讓該地區的專家和精英去處理南海問題才更有可能解決各方爭端，比讓一大群人依照民主程序去感情用事強。」

然而，最終的解決方案或許並不是環繞南海的大多數人所樂見的。在旅行中，卡普蘭發現了李光耀和鄧小平的精神實質。一個又一個現實主義者告訴他，他們不希望被芬蘭化，也不希望脫離美國，投向中國的懷抱；但現實主義教會我們，推動歷史前進的是必然性，而不是人們的願望。「到最後，」一個新加坡人說，「一切都取決于軍事和海軍力量——熱情善意的對話沒有任何用處。」從2011年，美國開始熱情地討論把外交重心移向亞洲；但越南官員們——他們毫無例外，全是現實主義者——以一句諺語作答：「遠水救不了近火。」

可憐的東南亞，他們離上帝太遠，離中國又太近了。

本文作者Ian Morris的新書是《戰爭！它有什麼用處？從靈長動物到機械人的爭端與文明進程》(War! What Is It Good For? Conflict and the Progress of Civilization From Primates to Robo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