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難與理想、追求，一旦在人民共同的意識當中連結起來，就成為台灣人民，作為一個休戚與共的民族，追求獨立國家，反對核災恐懼正當性的來源。

石牧民



當73歲的林義雄律師（筆者認同田秋堇委員的堅持，稱呼林義雄先生「律師」。）面壁坐下，禁語，禁食，舉國的注意力都聚焦到核四，這個延宕了30年，懸而未解的問題上。熟悉林律師一向為台灣奉獻的意志與決心的人，焦急不捨；知道發生在林義雄律師家庭的悲劇，然而不認同其主張的人，則對林義雄律師的行動加以「操弄悲情」、「綁架民意」的批評。在譴責上述主張泯滅人性的同時，深知30多年前那樁慘劇對台灣民主進展之意義的我們，又該如何論述我們的感同身受呢？

批評者顯然注意到林義雄律師禁食以來，在電子媒體以及社交網站（如Facebook）上，方素敏夫人〈寄不出的悄悄話〉，或她詩作中「人家說你是好漢/我就哭了/我寧願你只是孩子的父親」的字句，被一再轉載、分享的速度和規模。他們直截認定，「林宅血案」與「停建核四」，不該互為因果，不該互相加強；於是，「綁架」、「悲情」之譏，也就不假思索地射向林義雄律師單純、素樸的訴求。然而他們只對了一半。

社會運動能量通過虛擬介面蓄積，進而轉化、爆發成為實質行動，從反旺、中媒體巨獸學運以來，已經成為不可忽視的運動模式。這是批評者「看對了」的那一半。而追悼、重現林宅血案的文字及影像，在反核、廢核的社會運動中成為主流資訊的意涵，則是批評者錯看，而我們必須深究的，那關鍵的另一半。

反對核四和林宅血案，當然是有必然關係的。林宅血案發生後，不出數年，興建核四的計劃就被提出，成為糾纏台灣社會30年的死結。亮均、亭均雙胞胎的死亡與核四，磨折台灣社會的時間，約略一樣長久；而兩者的成因，實是一個共同的根源：獨裁對台灣人民意志的壓迫。於是，有雙胞胎的血仇；於是，千萬國民懸命的核能電廠之興建與否，人民不能置喙。

那當然是悲情。而「悲情」不好嗎？切莫忘記，林義雄律師在母親棺木上寫下「母親（母さん），我要讓您死得有價值」，那是何等沉痛的悲情？而其果實，是林義雄律師日後對台灣土地捨我其誰的無私奉獻：擔任民主進步黨黨主席操盤促成首次政黨輪替、三次反核千里苦行⋯⋯，悲情，不好嗎？當代研究民族主義的成果一再揭示，國家構建的起源，往往就是悲劇和苦難。

今年，鄭南榕先生為言論自由殉死的紀念日，與太陽花學運的風起雲湧重疊了。透過社交網站的資訊傳遞，數以萬計的年輕世代知道了「over my dead body」最壯烈、榮耀的踐履，就在1989 年的台灣。林義雄律師寡母、雙胞胎女兒被冷血謀殺的往事，再次在廢核的社會運動中重新被追憶。不分年齡的網路使用者，每一次的感同身受，每一滴錐心刺骨的眼淚，都在讓葉菊蘭女士、鄭竹梅小姐、林義雄律師夫婦、林奐均小姐的苦難，成為我們每一個人的苦難。那並且是一個歷史內化成為實際生命經驗的過程。苦難與理想、追求，一旦在人民共同的意識當中連結起來，就成為台灣人民，作為一個休戚與共的民族，追求獨立國家，反對核災恐懼正當性的來源。而那是血濃於水，刻骨銘心的正當性。

而悍拒、卡死林義雄律師單純、素樸訴求的，正是促成興建核四的那個不義的根源：獨裁對台灣人民意志的壓迫。30年前，這樣的壓迫表現為政府漠視貢寮居民拒建的意志；30年後的現在，壓迫表現為人民無法以公民投票展現70%人民希望停建核四的民意。當前壓迫人民意志的核心，就是用雙1/2門檻及現行公投法第30條第2款「否決條文」構陷人民，使其不能展現意志的鳥籠公投。林義雄律師單純、素樸的訴求，究其果效，是立即停建核四；究其精神，則是人民意志如實地展現。

那麼，從林宅血案，到停建核四，到修復公投，還權於民，所表現的當然是一個前仆後繼，一以貫之的追求：台灣人民，作為一個能夠獨立裁奪的主體。這個追求，當前的目標，就是落實停建核四的主流民意，就是一部能夠展現台灣人民主體意志的健全公民投票法。

而在這個全面的社會運動中，林宅血案裡，林義雄律師、方素敏夫人昇華、原諒過的，亮均、亭均雙胞胎，口中含著糖果倒臥的身影，一再重現，一再被追緬，是因為一個國家要從她們當中冉冉升起；而我們這些繼承了「閣來--ê代誌」（鄭南榕先生的話）的人，終於要以一部作為台灣人民主體靈魂的完善公投法，追薦我們共同的苦難，一起對林義雄律師的母親說：「阿嬤，我們的確讓您的殉死，有了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