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反差與弔詭----從蔣經國到馬英九
一九八七年十月七日,中華民國總統蔣經國接受華盛頓郵報訪問,當時擔任翻譯的英文秘書,後來打著蔣經國傳人旗號一路扶搖直上的政治人物,二十四年後的二月十七日,也接受了華盛頓郵報的訪問,他就是當今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這段歷史畫面的對照,如今看來呈現極大反差,饒富深刻的諷刺意味,有如照妖鏡,讓一些政治人物露出馬腳,現出原形。
二十四年前,當時距蔣介石敗退台灣,在此實施戒嚴統治已近三十八年的國民黨政權,係由蔣經國主政,繼續威權統治。然而,蔣經國當時身體狀況極差,已如風中殘燭,隨時可能燃盡生命的最後一滴火光。歷史的轉捩點,往往來得非常奇妙,像是上天的恩典,例如之前埃及的人民革命,短短十八天的和平街頭抗爭,就扳倒了三十年的穆巴拉克政權。蔣經國晚年的那個重要階段,台灣黨外反對運動早已遍地開花,不論在街頭或議會,都形成強大的抗衡力量,一個民主與本土化的台灣已經到了瓜熟蒂落的時刻。或許即將走到生命盡頭的獨裁者,蔣經國終究良心發現,準備進行民主改革與本土化,希望洗刷一生的污名。因此他選擇了在美國最具政治影響力,美國總統早上必看的華盛頓郵報,以受訪的方式釋出了台灣即將解嚴,蔣家後代不會接班的訊息。此舉跳脫了黨內強硬派的反對聲音,直接對國際社會發聲,希冀改變台灣警察國家的恥辱印記,在經濟奇蹟後再創政治奇蹟。
誠然,當年台灣已經蓄積了民主改革、本土化的龐大能量,即使蔣經國不願改革、釋出權力,台灣依舊會走上民主之路,但持平而論,若蔣氏仍冥頑不靈,作困獸之鬥,這條民主路上可能要多添很多冤魂與受難的民眾。因此,就宏觀的歷史角度來看,外來政權最後一位統治者蔣經國,晚年說出「我也是台灣人」,其實已為外來政權與本土政權的轉移作了最好的無縫接軌,終結了台灣數百年來被殖民的悲運,而讓繼任的李登輝總統能夠開啟了台灣人當家作主的歷史改造工程。
當然,歷史的進程也未必平順,蔣家王朝固然崩解,但蔣經國政治遺產是如此豐厚,既有後來解除戒嚴、心生善念的部分,也有早期專制獨裁、箍制人權的邪惡部分,有認同台灣的正資產,也有大中國情結的負資產,之後的歷史發展,恰恰就是這兩部分的「蔣經國遺產」之辯證、鬥爭過程。李登輝執政,不僅是蔣經國晚年改革的延續,更努力推動台灣人生命共同體,主權獨立的建構。繼之陳水扁完成首度政黨輪替,台灣國家定位由「特殊兩國論」進到「一邊一國」,徹底擺脫了中華帝國的陰影。
然而,改革往往比革命更加艱鉅,特別是台灣在政黨輪替後,並未完全落實轉型正義,不但寬容,甚至遺忘了舊時代的共犯、打手,以致這些餘孽仍舊沈潛在各個角落,伺機反撲,對台灣的民主與本土造成重大傷害。尤甚者,舊時代反對總統直選、國會全面改選的保守份子,紛紛換上了開明的面具,以精緻的形象包裝,掩蓋了內在的反民主、反台灣、大中國的思維,打出清廉、反鎖國、反邊緣化的口號,進行鋪天蓋地的政治行銷,歷經二十年終於反撲成功,達成親中政權的復辟。
二十四年前,對中國堅持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三不政策」,堅決反共的蔣經國對華盛頓郵報釋出民主、本土化的正面能量;不料他的英文秘書、黨的副秘書長馬英九,儘管全程目睹他晚年思想、心態的戲劇性轉變,卻只繼承了蔣經國的負面遺產,選上總統後,竟然向兩蔣一生不共戴天的仇敵中國低頭屈服,全面傾斜。蔣經國生前絕對料想不到,晚年最後拔擢的那位青年才俊,也會在二十四年後接受華盛頓郵報的訪問,卻一反他的民主化、本土化的宣示,要把台灣帶向中國。今昔對照,儘管已相隔二十多年,但蔣氏與馬先生的訪問,呈現了截然不同的格局、視野與思想本質,而再高明的行銷術仍無法遮掩這種歷史的大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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