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蘇珊·桑塔格
JAMES CAMPBELL
《因意識羈於肉身：1963-1981》(As Consciousness Is Harnessed to Flesh)一書的讀者，也許希望刪除“緊張症”，添上“自戀”、“自虐”或“自憐”。每當桑塔格停止思考，這些有害的情緒就跑來佔據她。“自憐和自輕正在耗盡我的心力，”她在38歲生日那天（1971年1月6日）寫道，精鍊地描述了屢屢反覆的多愁善感。只有很少的時候，她會走神到近乎分心渙散的狀態，確切地說，雖不夠道做白日夢的程度，卻也不能專註於手邊事：
Illustration by Grafilu
蘇珊·桑塔格
“我今天無法對有關喬［謝肯］(Joe Chaikin)的消息做出回應。結束六個月的康復期後，不久他將接受一次非常危險的心臟手術。我失去了感知能力，無法集中精神，即便在他講話過程中……。我開始焦慮、沮喪、慌張。可不是為了他。是為我自己：我在哪兒？我為什麼感覺不到自己？”
《因意識羈於肉身》是計劃中桑塔格日記三卷本的第二卷，由她的兒子大衛·里夫(David Rieff)編輯。第一卷《重生》（Reborn ，2008年）從1947年、桑塔格14歲時開始，止於1963年，當年她的首部小說《恩主》(The Benefactor)出版。到1964年5月，她打開了一本新的日記本。當時，她正在成長為一名對事實和虛構同時駕輕就熟的作者。桑塔格與其他兩面手想比，比如諾曼·梅勒( Norman Mailer)、瓊·迪迪安(Joan Didion)、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和戈爾·維達爾(Gore Vidal)，正是她把對理智主義的崇拜本身視為目標。她第一本非虛構類作品《反對闡釋》（Against Interpretation，1966年）里的評論文章，完全沒有“反對”之意：渴望理解和分類的衝動浸淫其中，針對的不僅是她自己，而且還包括其他人的見解。那本書展現了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廣泛閱讀面，其中部分文章，像評論加繆和納塔麗·薩洛特的幾篇，值得一讀再讀；可當中也有不少陳腐的觀點。“就薩特所知，一切思想具有普遍性。”是嗎？薩特知道嗎？改成“就薩特所知，一切思想具有特殊性”，同樣說得通。1963年，在寫作《薩特的<聖熱內>》(Sartre’s “Saint Genet”)一文的同年，30歲的桑塔格在日記中吐露：“愛是最高形式的珍視、偏幸。可這不是存在的狀態。”首選的存在狀態是“成為有識之士”。低落的心情瀰漫在《因意識羈於肉身》的紙面上，她最低落的時候，大概是當她懷疑自己“正變得和其他人一樣蠢”的時候。1968年8月，在把日記荒廢了一段時間後，一絲“微小的想法”將她喚醒，帶來轉瞬即逝的快樂。“於是，我故意大聲說出：‘哦，真想不到。有主意了！’……在這間除了我沒有別人的房，我發出的嗓音令自己沮喪萬分。”
絕望之情部分源於她沒有一個女性朋友。日記中有大量關於和戀人發生衝突的內容，不過大部分並不僅限於同性戀人，多數措辭體現桑塔格獨特的自我分析風格：“戴安娜［凱梅尼,Diana Kemeny］，沒有負向的情感轉移；不允許生氣、流淚；我的同謀；請告訴我具體的細節。”愛情一而再、再而三地令她消沉。這些日記最辛酸的地方在於，它證明了作者努力想用心感受、卻無奈承認無能為力。愛情變幻無常，唯有思想恆久不變（或看似如此：桑塔格既以堅定的信念、又以放棄自己的主張而聞名。）
開列清單帶來了些許慰藉。日記中充斥着詞彙表、欲購的書目清單、要看的電影清單、摘錄的引文、要做的事。這些記事本一經出版，將成為學者重要的研究工具，而普通讀者，必須在蕪雜的思想碎片中披荊斬棘。以下是1964年典型一天里的七條筆記：
“找到1956年《聽眾》(The Listener)雜誌上夏皮羅(Schapiro)論現代藝術的文章”
“沃霍爾(Schapiro)的觀點：單一圖像（無變化）；客觀不帶感情”
“‘是什麼？’先於‘有沒有用？’”
“安德烈·布勒東(André Breton)，自由的行家”
“杜尚(duchamp)”
“麥耶爾·夏皮羅(Meyer Schapiro)”
“《抽象藝術的本質》(The Nature of Abstract Art)，《馬克思主義季刊》(Marxist Quarterly)第一冊第一期（1937年）戴爾莫·施瓦茨(Delmore Schwartz)的回應，夏皮羅對此的答覆，同前書，第一冊第二期（1937年4月—6月）”
日記中尖銳地論述了美國和歐洲的差別。比如精神分析在美國紮根的現象，“這不曾發生在歐洲任何地方，因為精神分析支持的是‘追求幸福’的可行性。”經過一次橫渡大西洋之旅，返回家後，她寫道，“我從放逐（歐洲）變成放逐（美國）。”當她調侃瑪麗·麥卡錫(Mary McCarthy )“能夠憑微笑做成任何事；她甚至能夠憑微笑而微笑”時，強調的是這類時刻在自己身上的相對缺失。
里夫的編選一方面小心謹慎，另一方面插手太多。例如，1968年8月和9月，桑塔格給“斯德哥爾摩”條目下的每篇日記標註了日期。當時，她是在那兒製作以瑞典為背景、1969年發行的電影《食人族二重奏》（Duet for Cannibals）嗎？我們無從得知。有關該片及之後的《卡爾兄弟》（Brother Carl，1971年），桑塔格在日記里幾乎隻字未提——無論選角、拍攝（她自編自導了這兩部影片），還是和演員的關係——正如她不常記述圍繞自己著作出版而發生的事一樣。這點無法彌補，但在整理日記的過程中，編者本盡可以根據已有的創作，提供某些上下文基礎。桑塔格告訴我們，《卡爾兄弟》遭到“一片惡評”，僅此而已。與此同時，由於決定不加腳註，里夫把他認為有用的信息填塞在方括號內。目的是有助於深入思考的連貫性，但效果適得其反。一篇頗具代表性的備忘錄，旨在提醒自己要再聽一遍的若干作曲家，最後成了這副模樣：“重聽：［亨利］普賽爾(Henry Purcell)、［讓—菲利普］拉莫( Jean-Philippe Rameau)、［路德維希·范］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的第五交響曲、《海》、［弗里德里克］肖邦(Frédéric Chopin)、後期的［弗朗茨］李斯特（Franz Liszt）、［弗朗茨］舒伯特(Franz Schubert)的第八交響曲。”
里夫寫道，桑塔格在臨終的床上“只提起兩個人”，她的母親和俄國流亡詩人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米爾德麗德·桑塔格(Joseph Brodsky)是《重生》里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和此時一樣，她通常在痛苦的反思中佔有一席之地。相反，布羅茨基是快樂的源泉，里夫說，桑塔格與他建立的，“也許是終其一生……同輩間唯一飽含深情的關係。”布羅茨基瀟洒風光地走完命運給他的最後歲月，播撒智慧的火花和屬於他自己的信條。“約瑟夫：‘審查制度對作者是好事……那增強了語言的隱喻力量。’”他的影響和感染，無疑促使桑塔格為自己在兩人相識前、同情判處布羅茨基流放極地多年的那個體制而感到羞愧。里夫寫道：“她的確開始後悔……相信共產主義會帶來解放的可能。”
桑塔格曾寫了一篇論凱撒·帕韋澤(Cesare Pavese)的記事本的文章，後收入《反對闡釋》一書，她提出：“我們為什麼要閱讀作者的日記？因為日記闡明了他的書嗎？通常不是。”更確切地說，日記的趣味在於接觸“第一手的作者……作家作品中自我面具背後的那個自我。”到那時，1962年，桑塔格已堅持寫了15年日記，追索麵具背後的自我，偶爾得窺，見到的卻鮮有自己喜歡的樣子。
本文最初發表於2012年6月24日。James Campbell 是《泰晤士報文學評論副刊》的編輯。他出版的作品包括詹姆斯·鮑德溫的傳記《門口的談話》（ Talking at the Gates），以及散文集《切分音》（ Syncop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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