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世78年，魯迅面臨的基本處境沒有改變——他仍處於讚美與唾棄兩種力量的奔騰夾擊之中。香港明鏡出版社新近出版的《思想的毀滅——魯迅傳》一書，是這一處境的最新註腳。
作為一尊矗立了半個多世紀的神像，魯迅渾身上下披掛着「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民族脊樑」「骨頭最硬」等花環。這些花環，是毛澤東出於革命需要封給魯迅的。他甚至稱魯迅為中國歷史上除了孔子之外的第二個聖人。毛澤東去世後的1978年，中國啟動了改革開放進程，這一進程很快延伸到思想文化及政治領域，民間社會出現對毛澤東的徹底否定思潮，他一手塑造的魯迅這尊神像，自然也要遭受清算。
《思想的毀滅》以「推倒一尊謊言堆砌的巨像，剖析一個陰暗偏狹的靈魂」為寫作宗旨，洋洋472頁，每一頁都瀰漫著對魯迅的鄙視與不屑。「抄碑小吏」「小說審查官」「低劣俗漢」「左翼闊佬」「客廳戰士」「頭號罵客」「業餘文化警察」「中國兩千年腐臭專制文化屍體上結出的一朵惡之花」，諸如此類的惡謚，書中隨處可見。魯迅後半生重點經營的雜文，則交替被冠以「拉雜小文」「罵人小文」「瑣屑之筆」「垃圾小文」「百字小文」等稱謂。凡此種種，令人震撼，又難免莞爾。
本書作者孫乃修，出生於1948年，原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學者，後在加拿大的大學教授中國文學、魯迅專題課程。早年在復旦大學讀書期間，他師從著名學者賈植芳。後者是胡風的好友，而胡風被視為魯迅的精神傳人。在中共建政後6年，胡風因反對文學作品只能描寫光明而不能描寫社會陰暗面等主張，被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4年，賈植芳也遭受牽連，系獄多年。不無巧合的是，近年批判魯迅最力的學者，如李劼、朱大可、陸建德，與孫乃修一樣，大學時期都有在上海求學的經歷。他們的老師如賈植芳、施蟄存等當年多與左翼作家有來往，這與他們日後對左翼作家的批判態度未始沒有關係。
《思想的毀滅——魯迅傳》，孫乃修著，明鏡出版社出版。
在後記中，孫乃修說，本書原稿有120萬字，出版時不得不割捨大量篇章，因此而時有「斷指之痛」。一個死去78年的人還需如此規模的文字去「推倒」「剖析」，足見此人在思想與文學領地所佔地盤之大、影響之巨。
孫乃修對魯迅的激烈批判，從著名學者、作家蘇雪林那裡獲得了精神資源。後者從魯迅去世後一個月即踏上了她批魯的征程。那是1936年11月，蘇雪林給中央研究院負責人、對魯迅多有幫助的蔡元培寫了一封信，信中，她指斥魯迅「陰險，多疑，善妒」，「是一個刻毒殘酷的刀筆吏，陰險無比，人格卑污又無恥的小人」，「不近人情，睚眥必報」 。她隨後又發表文章稱，「魯迅病態心理將於青年心靈發生不良之影響也」、「魯迅矛盾之人格不足國人法也」、「左派利用魯迅為偶像，恣意宣傳，將為黨國之大患也。」蘇雪林後來去了台灣，1966年將自己批判魯迅的文章結集為《我論魯迅》一書，稱反魯是自己「半生的事業」。蘇雪林活了102歲，她的半生，就是綿綿半個世紀。
梁實秋是另一個精神資源。梁實秋是著名學者、作家，魯迅的論敵，論戰中曾被魯迅罵為「喪家的乏走狗」。魯迅去世二十多年後，在台灣的梁實秋寫有《論魯迅》一文。文中，梁實秋這樣評價魯迅:他「一生坎坷，到處碰壁」、「他的文字，簡練而刻毒，作為零星的諷刺來看，是有其價值的。他的主要作品，即是他的一本又一本的雜感集。但是要作為一個文學家，單有一腹牢騷，一腔怨氣是不夠的，他必須要有一套積極的思想，對人對事都要有一套積極的看法，縱然不必即構成什麼體系，至少也要有一個正面的主張。」梁實秋對魯迅的這些評價，特別是關於魯迅沒有「正面的主張」的看法，被孫乃修完全接受，且在書中有更細緻的發揮。例如他說，魯迅一生使用一百四十餘個化名，發表個人謾罵性文字，古今中外首屈一指。
此外，《思想的毀滅》吸收了近年中國國內民間輿論對魯迅重新評價中的一些觀點，如魯迅對日軍暴行保持緘默與親日立場，對內山完造間諜身份的猜測，以及日軍侵華期間與日本人通信中顯露的奴態。
剩下來的火力，來自孫乃修的獨門暗器——用新的視角與價值坐標，對魯迅文本進行批判性解讀。「我的原則，直對魯迅，以其文字作第一手材料，一般不用第二手材料，更不用在我看來可靠度極低、純系吹捧的文字，亦不看那些跪式文字。」作者在書的後記中這樣寫道。
坐標一換，出現了顛覆性的效果。魯迅祖父周福清主導的科場弊案導致家庭破落，按正統的說法，祖父是腐朽科舉制度的犧牲品，而魯迅因家庭變故，飽嘗人情冷暖，形成對人性冷峻的看法。而在孫乃修看來，這一事件，從此埋下魯迅對社會、人生的黑暗態度與殘忍心性。而周福清的浮躁無節操、聽不得批評的暴君性格與偏執心態，更是日後魯迅與人無休止罵戰的性格基因。同時，周家大院中無處不在的播弄是非、假裝好人、製造謠言、偷雞摸狗等行為，使魯迅對陰謀詭計、世俗手腕過早熟悉，他後來在文壇使用各種手段攻擊對手，正是這種舊文化幽靈在新一代身上的復活。
1925年，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爆發學潮，魯迅後來的同居女友許廣平是學潮中反對校長楊蔭榆的主將。學潮中，魯迅站在學生一邊，親自為學生起草討伐楊蔭榆的檄文。這一事件，在正統的敘事中，被描述為反抗專制政府與其走狗的壯舉。在《思想的毀滅》一書中，完全是另外的風景。
孫乃修認為，魯迅參與這一事件，不過是一起桃色事件的副產品。作者將整個事件的進程與有婦之夫的魯迅與許廣平感情發展的節奏做對比研究，證明了學潮前魯迅與許廣平剛剛建立聯繫，而二人情事因學潮而不斷深入。作者認為，魯迅站在學潮中的學生一邊，動機並不純良，而其起草的討伐楊蔭榆的檄文，捕風捉影，無限上綱，充滿謾罵，是典型的紹興刀筆吏風格。
無獨有偶。上海《東方早報》今年刊發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陸建德的《紀念楊蔭榆：為魯迅筆下「可惡的人」申辯》長文，文章將魯迅在女師大學潮期間寫的文字譏為「崇高風格」的文體。這種文體的特點是，站在道德制高點上對對手做嬉笑怒罵，但並不說理。楊蔭榆後來在蘇州死於日本軍人的軍刀之下。
魯迅身上的戰袍，是孫乃修奮力要剝下來的一件東西，他努力將魯迅從戰士形象還原為一個世故而膽怯的俗人。
書中寫到，在日本留學時期，魯迅參加了反清的光復會，剪掉了腦後的辮子，並寫下「我以我血薦軒轅」的豪邁詩句，但當光復會派他從事暗殺活動時，他卻以萬一死了家中老母如何安置為借口予以推卸。身披戰士奪目光環的魯迅，曾在袁世凱政府與北洋政府中供職15年，在袁世凱復辟帝制前後，供職教育部的魯迅身兼通俗教育研究會小說股主任，負責審查各地的小說作品，還主持制定了審查標準和取締措施，期間未有任何反袁的言行。魯迅還託人通過蔡元培從國民政府謀取特殊津貼，四年中獲得可觀的收入。孫乃修認為，這些事實，把所謂魯迅「骨頭最硬」的說法敲得粉碎，證明了魯迅不過是一個口喊革命卻讓別人衝鋒的「客廳戰士」，而自己卻千方百計地去謀取實利。
「思想深刻」是迄今為止魯迅較少受到挑戰的一個榮譽。但孫乃修認為，魯迅的思想，不但零碎而不成系統，且常常自相矛盾。比如他曾經提出「不看中國書」的口號，但後來卻主張印古書，印明清人筆記。他反對林語堂標舉個性情趣的辦刊主張，把小品文斥之為小擺設，嘲笑一切細緻、精巧的藝術品，諸如小巧根雕、玉雕、古玩等，都被他打上階級的標籤，視之為「所謂士大夫」與有閑者的「清玩」，但他自己卻與鄭振鐸合資翻印明代士大夫把玩的小擺設「箋譜」。魯迅對國民性的批判，素負犀利、深刻的美譽，但在孫乃修看來，卻是怯於批判體制的油滑舉動。「他痛恨的總是身邊人，而不是高高在上的元兇與體制。」
為了證明魯迅精神世界的卑渺，孫乃修獨出心裁地將魯迅晚期的小品、書信與中國古代作家和近代西方的蒙田、培根、帕斯卡爾以及拜倫、濟慈等人的作品、書信做了比較，認為魯迅這些為個人私恨與黨同伐異而塗抹的「人身攻擊小文」，充斥狹隘偏見，虛浮油滑，沒有古典作家的儒雅、理性、感情的均衡，不見古人浩然正氣，亦無今人文明風度。其書信也與雜文一樣，絕少談學論道，「太多嘟囔怨恨、飛短流長，攻訐他人，着眼人事糾紛和內鬥，沒有談書論學之雅、講道格物之趣，讀之如聽東窗下世俗饒舌男女背後搬弄是非、罵人咒人，恨恨有聲，鄙俗不堪。書中寫道，1927年浙江大學設立研究院，蔡元培是九人籌備委員會，魯迅聞訊托章廷謙等人向蔡活動，失敗之後，他寫信給章廷謙，對蔡含恨銜怨，信中說：「我與此公，氣味不投者也」，其實，民國元年，蔡元培曾經舉薦過魯迅。而對照西方詩人作家思想家之書信，無一像魯迅這樣背後謾罵、散播流言蜚語者。」孫乃修認為，這樣的魯迅，是喪失了精神家園的可悲的文化虛無主義者，是兩種優秀文化的棄兒——既否棄中國仁義道德文化、君子人格風度，也拒斥包括西方人道主義觀念、公平態度等精神價值。
孫乃修將中國反右與文革時期發生的政治迫害與思想迫害與魯迅的雜文做了聯繫。他認為，魯迅的雜文，喜歡隨意給不同觀點的學者、作家扣以洋奴惡少封建遺少叭兒狗走狗落水狗等名號，然後放肆辱罵和惡毒誣陷。這種手法，被後來的政治迫害者所效法，其原理是，先把他人的人格取消，稱之為「牛鬼蛇神」「妖魔鬼怪」「魑魅魍魎」，於是迫害就合情合理了。他認為，中國大地上後來發生的一切政治迫害與思想迫害，都藉助這種狗概念與動物觀念而張狂成勢。
顯然，經過孫乃修清算後的魯迅，與被毛澤東塗上厚厚油彩的那個魯迅有天壤之別。這個魯迅，非但不再值得尊敬，反而令人反感，甚至厭惡。
有趣的是，在魯迅遭到自由派學者日漸猛烈的清算的近年，官方意識形態部門對魯迅也呈現出相當冷淡的態度。大張旗鼓、高規格的紀念活動已經多年未見。由於腐敗、食品安全、環境惡化等問題，社會上怨氣較深，讓被貼上不妥協地批判現實的標籤的魯迅成為一件古董，是一件不壞的事。這凸顯了魯迅問題的複雜性。
《思想的毀滅》——一本汪洋恣肆的書，就是魯迅的真相嗎？當然未必。
身為中國自由主義旗手的胡適，想必就不會首肯這本書。胡適曾經被魯迅罵為「高等華人」、「金元博士」、「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但當蘇雪林向其控訴魯迅的種種惡行時，胡適卻堅持認為，凡論一人，要「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雖然「魯迅狺狺攻擊我們」，但「魯迅自有他的長處，他的早年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本書的紕漏甚至也是顯而易見的。比如，魯迅的性格固然有狹隘、偏執的一面，他對許多人的醜詆、謾罵事後被證明並沒有道理。但是，他的對手也並非多無辜。如他對梁實秋的憤怒，就起源於梁實秋暗示魯迅從蘇聯人那裡拿了盧布，而這在當時是可能會要命的指控。魯迅先被誣指接受盧布，是學術界公認的事實，本書中一字沒有提及。此外，魯迅用化名寫作雜文，並非完全是為了躲在暗處罵人，規避當時的書報審查也是重要原因。
書中結尾處，作者用這樣解氣的口吻描寫魯迅的去世：「兩天後，這張刺刺抱怨、咻咻罵人、囂囂滋事的嘴巴將永遠閉上。」——這本批判魯迅的書，其文字也實在很有魯迅之風。
章詩依為媒體人，常住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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