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
專欄作者
戴維·布魯克斯
幾周前我向讀者徵文,請大家說一說自己的人生目標是什麼,以及他們是如何找到自己的目標的。有幾千人投了稿,其中很多文章已經放在網上了。未來幾周里,我會圍繞他們分享的經驗再寫幾篇,不過有一個普遍的主題是我之前沒有想到的。
我本以為多數投稿人會落入我們的成功文化窠臼,說些大學畢業典禮演講式的套話:要心比天高;立下遠大的志向;致力於改變世界。然而實際上,數量驚人的投稿人反其道而行之,通過追求一種幸福的小日子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標。
伊麗莎白·揚(Elizabeth Young)說她聽過一個故事。故事裡,一個記者讓一個人展示一下他所擁有的最寶貴的東西。揚寫道,那人「十分驕傲而激動地向記者展示了他收到的一份禮物。一隻破舊的錫壺,被他小心翼翼地用布包着。記者懵了,這麼一個破玩意為何如此寶貴?『啟示,』那位朋友答道。它帶來的啟示是,『不是所有人都需要發光。』這個故事給我很大觸動。在那一刻,我認識到我不必強求自己去做重要的事,並為此得到讚譽,獲取成就感。我的視野清晰起來。」
揚接著說,「我一直希望自己能有一種自然而然的友善。我希望能養育出友善的孩子。」她注意到,在那些納粹死亡集中營的倖存者身上,最常見到的一種特質就是寬宏大量。
「也許,」她總結道,「我的使命根本就不是一項使命……隨處都能遇到這樣的情形,看起來瑣碎、無關緊要,但一經探究,就能產生意義,」讓你有機會成為一個寬容、友善的人。精神和情感成長的進度是非常細微的。
金·斯班瑟(Kim Spencer)寫道:「我原本屬於鐵板一塊的那種人——就是對人生目標有很清晰的定義和理解。我的目標是看病『救人』。不過我已經融入了某種中間狀態。現在我的目標就是做一個人……一個可以拿起電話,花上30分鐘和陷入困境的你交談的人。我今天可以給你這麼長時間,過幾天還可以再給你……我可以編輯你的信件……我可以聽你抱怨同事……我可以看着你的眼睛,在停車場給你幾塊錢。我不會因為你哭而心煩。我已經不再下沉,所以我可以輕輕托着你,讓你也浮起來。我做不到隨時奉陪,但每隔一段時間有一次是可以的,直到你找到別的人幫你,或者學會了換一種辦法游泳。我沒什麼損失,對我來說是小事一樁。」
泰倫斯·J·托拉克森(Terence J. Tollaksen)寫道,自從開始意識到「決策陷阱」的存在,他的人生目標就變得清晰起來:「這種陷阱是一種一致性驚人的現象,就是說你會發現一些『重大』決定對整個人生的影響,其實遠沒有許許多多看起來不起眼的小事大。」
托拉克森接著說,「我從來都很欽佩那些目標明確、執着、成功、堅定的人;他們都是能成事的人,世界需要他們。」但他解釋說,他一直都有一個「用小字寫的目標」。
「我能說的是這適合我。我知道聽起來太中西部了,但是效果很棒。我有個了不起的妻子,五個孩子,有從小學、中學、大學、部隊就認識的朋友,還有本地的朋友,最好的是有時候還有馬、狗、貓。最後,還有我自己創辦的一家小型工業公司,已經經營了40年,我經商是有原則的,我現在管它叫『方濟各教宗資本主義』。」
漢斯·皮什(Hans Pitsch)寫道:「我85了,人生意義是一個緊迫的問題。人生目標的問題就另當別論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我的整個人生讓我明白,我們的作為和不作為造成的結果,往往完全是不可預測的、隨機的。」
他接著說,「對能活着我心存感恩。每一天我都要過得有意義,這是我對自己、對身邊的人的責任。我喜歡跟(一部分)家人和(越來越少的)老朋友在一起。你將術語『組織框架』用在一個人的一生中。我不知道該不該用一個系統的原則去規限自己,但是有一件事是我始終專註的,就是我的花園。很多植物死於嚴冬,但鐵線蓮和玫瑰奇蹟般地活過來了,生菜、菠菜和番茄在新蓋的溫室里長得很好。房前的櫻桃樹沒精打采,已經活到頭了。今年開始得種一棵新的。」
人生目標的標尺並不適用於所有人,但在打理那麼大一個花園的過程中,你能看到某種美麗、切實、均衡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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