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解之困難

王丹

凡是曾經歷威權和極權統治的社會，在邁進民主化進程後，都會面臨轉型正義的考驗。它之所以是一個考驗，就在於：轉型正義，不僅僅是要清算舊政權的種種惡行，也包括實現社會和解，包括受害者對加害者的寬恕。顯然，後者比前者更為困難，更為複雜，並因此而成為對新政權的挑戰。但是，歷史上並不是沒有相對成功地實現了社會和解的例子，曼德拉領導下的南非，在轉型正義的實現方面，被公認為典範。檢視南非的成功經驗，我們可以發現，社會和解的困難，主要在於三個方面。

第一是加害者願意現身說出真相。曼德拉當選總統之後設立了「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這個機構的名稱，其實已經開宗明義地表明了轉型正義的真諦：真相在先，和解在後。這個順序是十分重要的。依據這個原則，由圖圖大主教領導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調查了從1960年到1993年間全部的人權暴力犯罪。在這個調查過程中，最重要的一項原則就是：過去那些涉案的人權暴力的施加者，那些加害者們，必須願意正式公開作證，說出當初犯罪的政治動機和事實真相；而整個調查過程，包括證人作證的部分，都以電視直播的方式向全國公開。在這樣的前提下，對於那些願意出面作證的加害者，委員會一律予以特赦，不再追究過去的罪責。

第二是受害者中要有代表性的人物出面呼籲和推動社會和解。在南非的社會和解的過程中，毫無疑問，曼德拉崇高的個人威望，以及他廿七年坐牢的受害人身分，起了巨大的感召作用。1994年，曼德拉當選總統的時候，他邀請三名當年的監獄看守者出席他的就職典禮，他還透過媒體發布了他與種族隔離制度的始作俑者維沃爾德的遺孀一起喝茶的照片。這些帶有濃厚和解意味的政治動作，如果是別人做出，恐怕會引起受害人群體的極大反彈，但是由曼德拉做出，有效地壓制了反對聲浪，並引發全社會的深刻思考；而「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領導人圖圖大主教同樣做為深負眾望的宗教領袖，從信仰的角度做出的努力功不可沒，也使他本人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可以說，沒有曼德拉和圖圖大主教這樣的，在全社會具有極高的個人道德感召力的領袖人物的引導，和解的道路不會一帆風順。

第三是受害人群體要認知到妥協的必要性並付諸實踐。曼德拉一再向南非社會指出：「當你邁向自由時，若不能把悲痛與怨恨留在身後，那麼你仍將在牢籠之中。」做為這樣的理念的實踐，在與白人政權談判的過程中，曼德拉一方面堅持南非必須建立黑人政權，白人政權必須下台的立場，另一方面，也允諾了在轉型過程中，國家會保護少數白人的經濟利益，這一妥協性的制度安排，部分地降低了實現社會和解的難度。

回顧南非走過的社會和解之路，我們不能不感歎社會和解之困難。這不僅是因為上述三個條件，每一個的實現都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更是因為，這三個條件彼此之間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一個社會的和解，要同時具備具有崇高威望的曼德拉這樣的政治和道德領袖的引導與勸說，加害者願意出面作證並協助政府還原真相，以及新政府願意對過去的敵人做出妥協並以制度將之確立下來。這三個條件，聽起來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它考驗的不僅是政權，也是社會和人民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