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厄姆·希爾
Maxwell Holyoke-Hirsch
我住在一間約為40平方米的零居室里。我睡在可摺疊到牆上的床上。我有6件正裝白襯衫。我有10隻淺碗，用來裝沙拉和主菜。當人們來共進晚餐時，我會拉出我的可伸縮餐桌。我連一張CD或DVD都沒有，我所擁有的書籍也只是從前藏書的十分之一。
與自己在20世紀90年代的生活相比，我已經有了巨大變化。當時，我賣了一家互聯網初創企業，拿到了不少錢，我擁有一間大房子，裡面塞滿了各種東西，從電子產品到汽車，再到電器和小玩意兒。
不知何故，這些東西最終掌控了我的生活，或其大部；我消費的這些東西最終消耗了我。我的情況有些特殊，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在30歲前在互聯網行業掙到一大筆錢，但我與物質財產的關係可並非特例。
我們生活在一個物質極大豐富的世界裡，這裡充斥着大型購物中心和24小時在線購物的機會。來自每一個社會經濟背景的成員都可以把自己淹沒在商品之中，而人們的確也會這麼去做。
沒有任何跡象顯示，這些物品中的任何一個，能讓任何人更快樂。事實上的情況或許恰好相反。
就我個人來說，我花了15年時間、一場偉大的愛情和許多次旅遊，才最終處理掉所有那些我曾收集的不必要的東西，從而以更少的物品，來體驗一種更大、更好、更加富足的生活。
一切始於1998年的西雅圖，當時我的夥伴和我賣掉了我們的互聯網諮詢公司Sitewerks，掙到了原來想都不敢想的財富。
作為一種慶祝方式，我在西雅圖熱門的國會山地區買了一棟世紀之交的、約330平方米的四層房屋，並且在一陣瘋狂消費過程中，購買了一套嶄新的組合沙發（我個人的第一套）、一幅300美元的眼鏡和海量的小玩意，包括一台Audible.com的MobilePlayer（這是最早的數字音樂移動播放器之一）和一部發燒友級別的五碟CD播放器。當然，還有一輛配備了遙控啟動器的黑色渦輪增壓沃爾沃(Volvo)轎車！
我當時為Sitewerks的新母公司鮑恩公司(Bowne)努力工作，因而沒有時間來買全我的房子所需的每件東西。所以我僱傭了一個叫塞文(Seven)的人來做我的個人採購員，他說自己曾是考特妮·洛夫(Courtney Love)的助手。他到出售傢具、電器和電子產品的商店裡，用寶麗來相機(Polaroid)拍下他覺得我可能會喜歡拿來填充屋子的東西，隨後我會粗略瀏覽這些照片，並進行一場虛擬的購物狂潮。
我的成功及所買來的東西很快從新奇變成了尋常。很快，我對這一切就都麻木了。新款諾基亞(Nokia)手機無法令我興奮或滿足。我很快就開始感到疑惑，為何我在理論上有所升級的生活無法讓我感覺更好一些，而且為何我會比以前感到更加焦慮。
我的生活變得不必要的複雜。有草坪需要割，有排水溝需要清理，有地板需要吸塵，有室友需要管理（讓這麼大的房子空着看似不正常），有汽車需要上保險、刷洗、加油、修理和登記，還要設置各種科技設備，並保持它們的運轉。更有甚者，我必須讓賽文忙起來。說句真心話，我居然雇了個個人採購員？我都變成什麼人了？我的房子和我的東西成了我的新僱主，它們給了我一份自己從未申請過的工作。
之後，情況變得更糟了。在我們出售公司後不久，搬到了東海岸，來到鮑恩公司的紐約辦公室工作，在這裡我租了一間約180平方米的蘇豪區躍層公寓，作為一名科技業企業家，這裡是符合身份的住所。新的住所需要傢具、家居用品、電子產品等，這需要更多的時間和精力來處理。
此外，因為這個地方是如此之大，我覺得有必要尋找室友，而這又需要更多時間和精力來處理。我仍舊擁有西雅圖的住宅，於是我發現自己要考慮這兩個家。當我最終決定留在紐約時，為了處理在西雅圖的房子並清走裡面的所有東西，我花了一大筆錢，並在數月時間裡多次進行橫跨美國之旅，這在當時讓我非常頭疼。
我明顯是個幸運者，因為並非每個人都能在科技初創企業上賺到一大筆錢。但作為一個生活中充斥着各種多餘物品的人，我可不是唯一一個。
在去年發佈的一份名為《生活在21世紀的家中》的研究報告中，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研究者們觀察了32個洛杉磯的中產階級家庭，他們發現所有母親們在處理其擁有的物品時，壓力荷爾蒙都會飆升。在研究中，有75%的家庭無法把車停入車庫，因為那裡堆滿了各種東西。
我們對於物品的嗜好幾乎影響到我們生活的每個方面。例如，住房的面積在過去60年里如氣球般膨脹。1950年，在美國一所新住宅的平均尺寸約為90平方米；到了2010年，每所新住宅平均是約230平方米。而這些數據所展現的還不是全部情況。在1950年，在美國的每所住宅中平均居住3.37人；在2011年這一數字縮小到2.6人。這意味着，現在的個人平均住房面積是60年前的三倍多。
而明顯的是，我們大尺寸的房屋並未給我們所有的財產提供足夠空間，美國220億美元的個人倉儲業就可以證明這一點。
我們存在箱子里儲藏起來，並且搬來搬去的都是些什麼東西呢？美國人消費的大部分東西甚至都沒有被裝進箱子或存入倉庫，它們最終的歸宿就是垃圾箱。
例如，美國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Natural 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報告稱，美國人購買的食品中有40%都被丟進了垃圾箱。
巨大的消費量對全球、環境和社會產生了影響。至少在持續335個月內，全球平均氣溫超過了20世紀的平均水平。近期一份上交美國國會的報告中解釋稱，氣溫上升、海洋酸化，以及冰川和北極海冰的融化“主要是由人類活動所引發的”。許多專家相信，消費主義及其所有產物，從自然資源開採到製造業再到廢品處理，在把我們的星球推向崩潰的過程中起到了很大作用。正如富士康(Foxconn)的案例和北京近期的霧霾恐慌向人們展示的那樣，我們購買的許多廉價產品，都要依賴對海外勞工的剝削和寬鬆的環境法規。
那麼，所有這些永無休止的消費，是否導致了明顯的幸福增長呢？
在最近的研究中，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心理學家蓋倫·V·博登豪森(Galen V. Bodenhausen)把消費和異常的反社會行為相聯繫。博登豪森教授發現，“不論個性如何，在消費心態被激活的情況下，人們的福祉中顯示出同類的問題模式，包括負面情緒和與社會脫節”。儘管美國的消費活動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持續上升，而幸福指數卻一直持平。
我並不知道，在我生活在蘇豪區的最初幾個月里，我在自己的公寓中收集的小玩意屬於一種異常的反社會行為的一部分。我當時只是在隨大流，開辦一些從未真正啟動的初創企業，然後我遇到了來自安道爾的美女奧爾加(Olga)，並跌入愛河。我與那些物品的關係迅速地瓦解了。
在她的護照過期後，我跟着她去了巴塞羅那，我們住在一間窄小的公寓中，心滿意足且深深相愛，直到我們意識到沒有什麼東西能把我們留在西班牙。我們收拾了一些衣服，一些洗漱用品和幾台筆記本電腦，就踏上了旅途。我們曾生活在曼谷、布宜諾斯艾利斯和多倫多，以及其間的許多落腳點。
作為一名有強迫症的企業家，我的辦公室就是我的太陽能背包，通過它我無時無刻不在工作，並開辦新的公司。我創建了一些空想改良派的公司，例如“我們樂於為您效勞”(We Are Happy to Serve You)，這家公司製造標誌性的紐約市Anthora咖啡杯的陶瓷版本，這種杯子可被回收利用；以及TreeHugger.com，這是一個環境設計博客網站，我後來把它賣給了探索通信公司(Discovery Communications)。我的生活充滿了愛情、探險和我所關心的工作。我感到自由，且並不懷念那輛車、那些玩意兒和那房子；相反，我感覺自己就像是逃離了一份沒有前途的工作。
和奧爾加之間的關係最終結束了，但我的生活不再是老樣子了。我的生活變小了一些，旅行裝備也少了些。我擁有了更多的時間和金錢。我試着讓自己的旅行瘦身，合并一些旅行併購買碳補償。除此以外，我的碳足跡比我之前的超大型生活減少了很多，這讓我感覺好多了。
從直覺上，我們知道生活中最好的東西根本就不是某樣東西，而人際關係、經歷和有意義的工作才是幸福生活的主題。
和任何人一樣，我也喜歡物質上的東西。我在學校學習的是商品設計。我喜歡小玩意、衣服和各種各樣的東西。但我的經驗顯示出，在到了某個特定水平之後，物品會擁有一種排擠情感需求的趨勢，而它們本應是用來支持後者的。
在曼谷街頭與奧爾加漫步的一秒鐘時間都要比我曾擁有的任何一件物品更加珍貴。物品常常在佔據物理空間的同時，還會佔據精神空間。
我仍舊是一名終身創業者，而我最近的項目是設計精巧構築的小型房屋，這種住房可以支撐我們的生活，而不是破壞生活，比如我所居住的40平方米的空間。我設計的這類房間所包含的東西較少，使得房主更容易量入為出，並且減少他們的環境足跡。我的公寓可以舒適地睡下四個人；我常常與12個人一起共進晚餐。我的空間設計良好，價格低廉，而其功能可以達到普通生活空間的兩倍。作為TreeHugger.com的創始人，我因為知道自己沒有浪費所需之外的資源而長夜安樂。我擁有的東西更少了，但我有了更多的享受。
我的空間很小，我的生活很大。
格雷厄姆·希爾是LifeEdited.com和TreeHugger.com的創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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