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景欽
根據《總統府組織法》第17條，中央研究院乃歸屬於總統府，則在其底下的成員，似就被定位是公務員。也因此，身為中央研究院院長，對於與自己職務有密切相關的生化科技，可能因此移轉給私人企業，且其女兒亦有該公司股票下，似乎就會涉及《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法定刑在5年以上的圖利重罪。
惟須注意的是，在2006年7月1日以後，我國《刑法》第10條第2項，關於公務員的範疇，已限縮至須依法從事公務且具有法定職務權限者，則在中央研究院乃屬學術研究機構，致須講求獨立與自由，更不可能具有任何公權力屬性下，是否能該當《刑法》的公務員，致成立貪瀆犯罪，肯定會有相當的疑問。
至於此案是否涉及《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即法定刑為3到10年，並得併科1000萬至2億元罰金的內線交易罪呢？因依此法第157條之1第1項，對於內線交易的定義，必須是企業經營者或與其關係密切者，實際知悉有重大影響股價的消息，更須在此消息已經明確後，於未公開前或公開後18小時內，為相關股票的買入或賣出，才足以該當內線交易罪。
由於法條中的所謂實際知悉、重大影響或消息明確等等，皆屬極不確定的法律概念，就易成為涉案者得以爭執與狡辯的空間，更使當事人動輒可以消息已經媒體披露、早已人盡皆知，甚或對於股價無重大傷害等等，來為免除罪責之理由。
更糟的是，由於法規範模糊，內線交易的成罪與否，就完全繫於執法者的恣意認定。尤其司法者若持有強烈的犯罪控制之意識，必然會放寬法條的適用，則有罪率必然提高。反之，若司法者嚴格遵守罪刑法定，致對法條採取極為限縮的解釋，無罪率必然升高，則內線交易罪的重刑化目的，顯就會因此落空。
故在成立圖利罪或者內線交易罪，恐都有其困難下，就只能藉由其他規範較為寬廣的公務員法制，以對翁院長家人的購股行為為檢視。惟以財產申報來說，由於中央研究院院長的女兒已成年，根據《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8條，根本不在規範之列，致也無申不申報及說不說明財產來源之問題。
又就算違反類如《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9條，即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不得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為買賣等交易行為，但也不過處以數萬到數百萬不等的罰鍰，若與高額的利益相比，實也是杯水車薪。凡此種種，正凸顯出目前對公務員的廉能規範，雖屬繁多，似都不具有太大的抑制效果，致與道德條款無異。
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系所主任、台灣永社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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