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
在小說《無盡的玩笑》(Infinite Jest)中，大衛·福士特·華萊士(David Foster Wallace)將抑鬱症描繪為“痛苦的大白鯊”，說“這種層次的心理痛苦與我們所知的人生完全不可相提並論”，那是一種“細胞與靈魂的暈船”，可謂“雙重束縛，其中與人生力量相關的所有一切選擇——站或坐，做或休，言或默，生或死——並非只是令人不愉快，而是簡直令人恐怖”。這種極度的寂寞使“一切都是問題，而且無法解決”。
這種充斥着深層的、分子一般無處不在的悲傷的段落，在華萊士的作品中可謂比比皆是，他自己所經受的混亂情緒也是如此。儘管只是追憶往事，這些依然無法減弱4年前他在46歲的年紀自殺所帶給我們的可怕衝擊。D·T·曼克斯(D. T. Max)在新傳記《每一個愛情故事都是鬼故事》(Every Love Story Is a Ghost Story)中透露了一些內幕，對華萊士的生活與作品表示同情，考查其生活和作品之間的聯繫，同時追溯其哲學眼光之源泉。該書描述了華萊士在成年之後，帶着嚴重的抑鬱症，進行的令人心碎的掙扎；他的掙扎不僅在於寫作——將頭腦中瘋狂的爭論訴諸筆端——而且在於駕馭單調乏味的日常生活，同時又感覺棲息於“巨大的無底黑洞”的上方。
此書源於曼克斯2009年為《紐約客》雜誌所寫的一篇文章，參考了華萊士與家人、朋友、學者、編輯以及他長期的代理之間的通信，以及一些訪談。該書大量參考了前人的研究——特別是斯蒂芬·J·波恩(Stephen J. Burn)編輯的《與華萊士的交談》(Conversations With David Foster Wallace)，以及戴維·利普斯基(David Lipsky)富有洞察力的論述。
這部傳記在如下方面並無新意：華萊士與藝術家卡倫·格林(Karen Green)結了婚，並在加州克萊爾蒙特的波莫納學院謀得了一份教職，因此找到了新的幸福與穩定，所以他決定中斷多年依賴的藥物治療，醫生無法控制他越來越嚴重的抑鬱症，直到最後一年，抑鬱症把他擊垮了。
但是有一點曼克斯的新著做到了，而且確實做得很好：書中飽含感情地詳細描繪了一幅藝術家青年時代的肖像：內心充滿矛盾，自我意識強烈，常常陷入沉思；像他筆下的很多人物一樣，不斷探索自己在這個世界上的位置，是個梅爾維爾式的“離群索居者”，渴望跟人聯繫卻又遇到兩個障礙：一是他自己嗡嗡作響的頭腦，二是因信息超載而搖搖晃晃、前後脫節的美國。
華萊士在書中是一個矛盾的集合體。他是優等生，網球迷，在同學眼裡他“令人愉快，受人歡迎，幽默風趣”，卻又容易產生焦慮和恐慌。他在美國中西部長大，稱自己尊重“成長環境中的直率文化”，卻專註於循環的文學敘述與德里達(Jacques Derrida)錯綜複雜的理論。在選舉時，他支持保守派（曼克斯說華萊士把票投給了里根），而在其作品中，美國卻成了一塊有毒的土地，沉湎於消費主義與自我陶醉。他自稱是“語法納粹”，卻促成了當代小說的新氣象。不少人視他為閑人追新一族(a slacker hipster)，而曼克斯說，華萊士實際上是“一位熱切的道德家”，他的康復經歷使他成了“一名生活謹慎、工作努力的信徒”，專心於他的學生和他資助的那些正在進行抑鬱症康復治療的人。
華萊士的父親在伊利諾伊大學(University of Illinois)香檳分校(Urbana-Champaign)教哲學，他的母親則在一所社區學院教英語，而他把父母崇高的期望內化了。好長一段時間，他不清楚自己的職業會是什麼，但他力求優異，儘管在大學幾度崩潰。他對維特根斯坦（他稱之為“路德維希大叔”）很是着迷，他也考慮過步父親之後塵，做一名哲學教師。
曼克斯說，曾有一度，他對政治也感興趣。他參加了阿默斯特辯論隊，覺得“如果申請法學院，這個經歷寫在成績單會看起來會很好”，但後來認定“誰也不會給一個住過精神病院的人投票”。曼克斯寫道，大學畢業後，“他從未想過他自己會隨便去個什麼地方然後開始寫作：他出身知識分子家庭，他相信課堂”，所以報名參加了亞利桑那大學的一個寫作課程。
在書中，曼克斯曆數托馬斯·品欽(Thomas Pynchon)、唐納德·巴塞爾姆(Donald Barthelme)、堂·德里羅(Don DeLillo)和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等作家對華萊士的影響。還提到了華萊士對電視的着迷，列舉了他喜歡的電視劇，從《夏威夷5-0》(Hawaii Five-0) 、《希爾街的藍調曲》(Hill Street Blues)到各種肥皂劇不一而足。
曼克斯將華萊士的作品定位在當代小說的語境之中（其時，後現代主義、簡約主義與舊派的現實主義競相爭奪霸主地位），同時仔細描繪出他在語言、作者與讀者之間的關係，以及他對文學的目的等方面在觀點上的變化。他也向我們展示了，華萊士對品欽式的文字遊戲、模仿與形而上學的興趣，如何讓位於對交流與聯繫的真切渴望；對機敏與反諷的喜悅，如何讓位於對作家們的呼籲：“請帶着敬畏與信念，去看待美國生活中平凡、古老而又不時髦的人類煩惱與情感。”
讀者或許未必完全同意曼克斯對華萊士的小說與短篇故事的評價，但他確實做了一件獨到的工作，記載了華萊士的思想與敘述策略的發展過程，從他品欽式的長篇處女作《體制的掃帚》(The Broom of the System)到他的巨著《無盡的玩笑》，到他未完成的手稿《蒼白的帝王》(The Pale King)（由編輯邁克·皮奇[Michael Pietsch]拼接而成，遺著於2011年出版）。
曼克斯指出，《無盡的玩笑》的原稿可回溯到1986年，當時他可能是作為一個個獨立的短篇來寫的；“剛開始的文章帶着他在阿默斯特市居住時那種幽默、喜劇色彩的口吻，中間有一些文章流露出他在亞利桑居住時對後現代主義的迷戀”，最後，在麥克利醫院(McLean Hospital)的精神病治療中心和過渡療養所待了一段時間之後，便不再喜歡那種語帶嘲諷的超脫。曼克斯先生認為，《無盡的玩笑》部分是由華萊士與詩人瑪麗·卡爾(Mary Karr)狂熱的羅曼司引發的。他斷言，華萊士一度“想過為她去殺人”，給“以前在康復治療時認識的病友”打電話，希望購買槍支，可以用來射殺她的丈夫。
曼克斯認為，華萊士作品的中心主題之一是關注“二手慾望”：“我們的激情是怎樣不再屬於我們自己的”，在媒體主導的時代，“我們是怎樣變得沒有自己的思想， 只等着別人來填充我們的頭腦、控制我們的情緒”。他接下去說，有一種感覺，“我們對娛樂的迷戀已經麻木了我們的自覺感情，正如《無盡的玩笑》中的一個人物所警告的，我們“不再仔細地選擇去愛什麼”。
《蒼白的國王》關涉的是娛樂至死令人討厭的一面。小說筆下的美國深受單調乏味與毫無意義的日常工作之苦，結果其公民有死於厭倦無聊的危險。華萊士在這部極度悲傷的小說中建議，人們需要脫離於那種“一直存在的深層痛苦”，即如下存在的知識：“我們是渺小的，在各種強大的勢力面前無能為力，時光在流逝，我們每失去一天，永不回來的就多一天。”
華萊士在那本書中還寫道：幸福，就是能夠關注並活在當下，能夠找到“一分一秒的快樂，能夠為自己還活着而感恩”。這一點，他自己也未能做到。2008年9月12日，曼克斯先生寫道，華萊士爬上椅子上吊自盡，當時他妻子不在室內。他留下了一大堆手稿紙，有初稿、人物素描、給自己寫的便條，以及各種片段。曼克斯寫道，這就是他的努力，向世人展示何謂“人之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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