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瘋狂的財富

華爾街日報

這是一個周六的午夜，在波光閃爍的新加坡河(Singapore River)畔，濱海灣金沙娛樂城(Marina Bay Sands)裡的精品店都已經關門了。不過，經過一家美容診所和旁邊的法拉利(Ferrari)配飾店後，眼前即刻出現了一大群人。他們群情激昂，幾十個人喧鬧著擠在一起，爭著要進入這家全球收費最昂貴的夜總會──Pangaea。

荷芙妮格(Herve Leger)的緊身繃帶裙成了這裡的統一著裝，通常會搭配著克裡斯提•魯布托(Christian Louboutin)高跟鞋和香奈兒(Chanel)的2.55包包。女士們都在試圖與裡面那些沒有被那道紅色天鵝絨屏障和保安擋在門外的幸運兒們搭訕交好。能夠成功的往往都是那些長著一雙美腿的模特們，美腿模特是這家夜總會的核心訪客之一。那些從幾周前就在爭取進入貴賓名單的外地遊客被拒之門外，即使有人表示願意為一張桌子開出超過3,000美元的價格也是枉然。這家夜總會已經徹底客滿了。

通過保安之後，走過一條布滿藍色紫外線燈光的長長通道，乘電梯上來，眼前即是全球最難進入的派對之一。Pangaea的創建者邁克爾•奧爾特(Michael Ault)坐在緊挨著吧台的那張夜總會最尊貴的桌子旁邊，坐墊上裹覆著充滿異國情調的非洲鴕鳥皮。他面前的桌子上擺著一瓶瓶的雪樹伏特加(Belvedere vodka)和路易王妃水晶香檳(Cristal champagne)，還有裝著冰塊的大桶，和為他的朋友們準備的幾十支玻璃杯。他的妻子薩布麗娜•奧爾特(Sabrina Ault)頭頂一個假鯊魚頭，揮舞著一把塑料槍在一張桌子上跳舞。薩布麗娜•奧爾特曾是一位時裝模特，如今她是邁克爾工作上的伙伴。在Pangaea，所有的台面都可以用來跳舞──就連那些用千年古樹的木材制成的桌子以及鱷魚皮的沙發也不例外。

這看起來似乎有些不合乎常理，但只要你是邁克爾•奧爾特，那麼開一家跳舞夜總會就不一定非得要有舞池。奧爾特這位曼哈頓夜生活老手是社會名流之後──他的父親是梵克雅寶(Van Cleef & Arpels)珠寶家族中的一員，繼父則是赫赫有名的華爾街大佬迪安•威特(Dean Witter)。拋開這些不談，現年49歲的奧爾特有一樁本事最讓他自豪：他有能力辦一場最棒的派對。多年來，他一直在做的就是這件事，從紐約到邁阿密海灘(Miami Beach)，從聖保羅到倫敦，他經營的夜總會超過了25家。據稱，上世紀90年代，在那家具有傳奇色彩的紐約Spy Bar，他是第一位將整瓶銷售的服務模式──如今這種模式在全球酒吧裡很常見──引入夜總會的老板，而那家Spy Bar在客滿時，據說連凱特•摩斯(Kate Moss)也被拒之門外。

他說，Pangaea營造的是一種家庭派對的感覺，只不過這個家庭派對還提供奧爾特私人收藏的非洲部落面具、節奏感十足的音樂、和裡面放著一顆鑽石、由身著黑色禮服裙的女侍者奉上的、價值2.6萬美元的雞尾酒。另外一點不同之處在於，你知道周圍這些人都是身家數以十億計。

Pangaea雖然開業僅有一年多，但已經被視為全球最賺錢的夜總會，據奧爾特說，最近幾個月裡每晚的收入都超過10萬美元。這裡也是全球最為昂貴的俱樂部之一，一張桌子的花費高達1.5萬美元，超級富豪們在這裡揮金如土，動輒就是六位數的賬單。奧爾特原本可以將這種奢華帶至全球其他任何一個地方。比如倫敦，那裡聚集著眾多皇室成員，那裡的派對吸引著歐洲的上層人士。迪拜也行，那片土地上的富人們想要個小島的話就馬上可以打造一個出來。當然還有他的家鄉、他昔日的遊樂之地──曼哈頓。

然而三年前搬來新加坡的奧爾特說，他在曼哈頓“再也找不到那種美好奇妙的感覺了”，金融危機留下的傷痕猶在，這場危機讓曼哈頓最為奢華的派對文化元氣大傷。他說，新加坡則是另一番情形，在這裡，富人們感覺很富有，而且還能找到不同尋常的安全感。此外，在這裡，富人們似乎只知道一種共同語言，揮霍無度的語言──所有這一切都在他的夜總會裡被毫不遮掩地展現了出來。

在某個周四上午的另外一次會面中，奧爾特穿著一雙亮藍色繡有粉色骷髏頭的毛絨拖鞋，歪在他夜總會裡的一個皮沙發上回憶道：“一天晚上，有一些孩子來這裡──的確是孩子，也就二十來歲──他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私人飛機。而且都是價格不菲的飛機。其中一架A380內部被重新改造過，修了一個遊泳池和一個籃球場──這簡直可笑。”

他說：“我在這裡看到的一切，與我想象中在19世紀80年代美國人的財富首次超過英國時的那個鍍金時代(Gilded Age)所發生的情形一樣。這裡人們的富裕程度──以及他們花錢的願望之強烈，的確讓人驚訝。”

歡迎來到全球最新版的摩納哥，一個超級富豪的天堂，一個就在不久前還被人嘲笑為全球最古板、最無趣城市之一的地方。大多數人在想到新加坡時──當然很多人根本不會想起這個國家──他們想到的是一個秩序井然的華爾街或是倫敦金絲雀碼頭(Canary Wharf)的亞洲翻版，只不過這裡的街道幹淨、整潔得不可思議，而且沒有犯罪。這個人口只有500萬的東南亞城市國家，最著名的大概就是禁止出售口香糖，以及這裡有鞭刑，1994年美國人邁克爾•費伊(Michael Fay)因在他人的汽車上塗鴉就嘗到過鞭刑的滋味。在這個國家，販賣毒品要被判死罪，就連奧爾特也抱怨，新加坡政府不允許他把自己收藏的心愛槍支帶進來，那些槍支收藏品如今還留在他在棕櫚灘(Palm Beach)和曼哈頓的家裡。

然而，過去10年裡，新加坡經歷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亞洲乃至全球其他各地的富豪名流們來到這裡尋找一個絕妙的新家──這裡也是他們放置財產的最保險的地方之一。Facebook的聯合創始人愛德華多•薩維林(Eduardo Saverin)為能成為新加坡永久居民而放棄了他的美國國籍，他更願意住在這個島國，從這裡投資，同時開著他的賓利(Bentley)車去四處兜風。澳大利亞礦業巨頭、在澳大利亞40歲以下的富豪中財富排在第二位的內森•丁克勒(Nathan Tinkler)去年也選擇將家安在了新加坡，根據《福布斯》(Forbes)雜志，丁克勒的身家大約是8.25億美元。這之前，印度電信業巨頭之一布蓬德拉•庫瑪•穆迪(Bhupendra Kumar Modi)在2011年就得到了新加坡國籍，新西蘭的億萬富豪理查德•錢德勒(Richard Chandler)於2008年搬來這裡，著名的美國投資家吉姆•羅傑斯(Jim Rogers)則在2007年舉家移民新加坡。去年，全球最富有的女性之一吉娜•萊因哈特(Gina Rinehart)一擲千金，花費4,630萬美元在新加坡購置了兩套共管公寓。

接下來當然還有那些普通的百萬富豪們──新加坡居民中百萬富豪的比例比全球其他任何地方都要高。根據波士頓咨詢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的數據，2011年，新加坡收入達百萬美元的家庭總計18.8萬戶──在新加坡全部家庭中所佔比例略高於17%──這實際上意味著，每六戶家庭中就有一戶的可自由支配財富達到至少100萬美元，這其中不包括房地產、企業和奢侈品。如果把房地產包括在內，鑒於新加坡位居全球最昂貴房地產市場之列，那麼這個數字還會更高。根據萊坊(Knight Frank)和花旗私人銀行(Citi Private Bank)於2012年發布的一份財富報告，目前新加坡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也是全球最高的，達到了56,532美元，超過了挪威、美國、香港和瑞士。

這些百萬富豪和億萬富豪們的玩物在這個城市國家中隨處可見。在這個面積差不多相當於舊金山大小的國家裡，如今有449輛法拉利，遠遠多於2001年的142輛，瑪莎拉蒂(Maserati)車的數量則從24輛增至469輛。各種遊艇俱樂部和超豪華商店如雨後春筍，層出不窮，比如奢侈品牌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建在水面上的旗艦店──Louis Vuitton Island Maison。諸如Pangaea和Filter這樣的夜總會已經成為富豪們交際的天堂之所，在這些地方，經常能見到年輕的薩維林和他那班身家百萬的朋友們的身影。富裕的外來遊客則在新加坡兩家流光溢彩的新賭場酒店找樂子，這兩家賭場酒店於2010年開業，濱海灣金沙娛樂城是其中一家，娛樂城的名廚餐廳享譽盛名，57層無邊際遊泳池旁的棕櫚樹俯瞰著這座城市的天際線。2007年，伯尼•埃克萊斯頓(Bernie Ecclestone)決定將這個城市國家加入著名的一級方程式世界錦標賽(Formula One World Championship)日程之中。新加坡的F1賽事──是全球唯一個在夜間進行的F1比賽，而且計劃至少在2017年之前每年舉辦一屆──已經成為最吸引人的F1賽事之一，向全球數百萬人展示了新加坡令人難忘的夜間天際線。

新加坡長久以來一直吸引著富裕的外來定居者和跨國企業的高管們。吸引他們的是這個城市國家的低稅賦、犯罪率幾乎為零的街道、適合企業發展的政策以及穩定的政府──新加坡自1965年獨立建國以來一直由一個政黨掌權。然而，這個昔日大英帝國的貿易站能夠於近幾年裡成功躋身全球超級富豪城市之列，這反映出全球經濟的一個重大轉變，在新興市場蓬勃發展十多年後，財富開始在亞洲落地安家。根據咨詢公司凱捷(Capgemini)和加拿大皇家銀行財富管理部門(RBC Wealth Management)的數據，如今亞洲的百萬富豪人數已經超出了全球其他任何地方。就在歐洲和北美的富豪們還在舔舐昨日傷口之際，在中國和印尼等國家，個人淨身家正在以每年6-7%的速度增長著。

根據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經濟學與國際發展教授丹尼•柯爾(Danny Quah)的計算，全球經濟重心（根據全球700多個地方的平均收入計算得出）在過去30年間已經東移，從跨大西洋軸心，轉向了阿拉伯半島附近。如果目前的增長趨勢能夠持續下去，那麼再過30年，這個中心將轉移到印度和中國之間的某地──大概就是新加坡這裡，這意味著，新加坡作為全球經濟中心的潛力甚至可能尚未完全發掘出來。

不過，和西方、甚至中東等地區不同，大多數在亞洲被創造出來的新財富都來自那些富人們缺乏安全感的國家，在這些國家裡，富人們的擔心要麼源自於政府的不可靠，要麼則來自這些國家的仇富者們。據報道，僅中國一個國家，就有數十億美元的財富被轉移，中國人說他們不再信任政府，希望把錢放在別處。印度人和印尼人同樣也在尋找一個理想之所來藏匿家財：既能規避高稅負、又有國際一流理財專家幫助打理、同時還能躲開他們那個亂糟糟──據有些人說還很腐敗──的民主政府難以預測的政策調整所帶來的風險。許多美國人和歐洲人則只是希望找到一個地方讓他們的投資能夠持續增長──這對於地處迅速增長的亞洲之中的新加坡而言幾乎不在話下。

柯爾說：“這類（全球經濟的）巨變催生了一批需要安全和穩定的超級富豪們，還帶來了對理財、投資和咨詢領域金融服務的迫切需求。像新加坡這樣的地方，在這些領域的每一個方面都已打造出了聲譽和專長。”

不過真正讓全球許多超級富豪心動的是新加坡對於秩序、可預見性以及可控性的超級關注，這一切都讓那些近來財富在全球許多地方打了水漂的人們感到安慰。新加坡的一些稅率在全球是最低的，包括沒有資本利得稅，對大部分的境外投資股息也不征稅，這一點更是錦上添花。而且，新加坡的私人銀行法律相對隱秘，同時還沒有狗仔隊或是示威遊行者的騷擾，這類活動被當局嚴格禁止了，這讓新加坡有序、穩定的光環更加奪目。倫敦城市大學(City University in London)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教授、專門研究境外財富和避稅場所領域的羅尼•帕蘭(Ronen Palan)認為，雖然瑞士的私人理財行業“顯然承受著”來自歐盟和美國的壓力，但新加坡是一個“非常隱秘的場所”，許多人──特別是亞洲人──相信他們的財富在這裡不會受到西方監管者的監督。

在本月的新加坡高級時裝周(Haute Couture Week)上，在印尼出生的百萬富豪弗蘭克•辛塔瑪尼(Frank Cintamani)身著灰色的三件套浪凡(Lanvin)西裝，足蹬一雙布洛克鞋，坐在一排金色裝飾的高級裙裝前說道：“盡管禁售口香糖以及執行鞭刑給新加坡帶來了各種批評，但這顯示出，這裡一切都有秩序。公司治理井然有序，執政黨穩定而且這種狀況不會改變，一切真的能夠發揮職能──每個領域都在有效運轉。”自從將時裝周從巴黎引至新加坡後，辛塔瑪尼一直是這項活動的組織者。這位經常佩戴鑽石胸針的新加坡公民，很多時間都是在酒店裡度過的，他也是新加坡男士時裝周(Men's Fashion Week)和女士時裝周(Women's Fashion Week)的組織者，同時還有其他許多興趣和投資，包括出版領域。

他說：“富人們在哪裡都能找到樂子。”一輛法拉利呼嘯而過的聲音分散了他的注意力，此刻，他正帶著一些模特、設計師和時尚記者穿過緊挨著濱海灣金沙娛樂城的一處帳篷，那裡正在進行他的時裝展。落座後，他還是不得不經常站起來同那些認出他來的超級富豪時裝迷們打招呼。他說：“不過在這裡，他們知道自己永遠將是安全的，他們的隱私會得到妥善保護，他們的投資很穩定。”

今年36歲的辛塔瑪尼打住了對於新加坡經濟環境的談話，把我的視線引向兩位男士──其中一位身穿三件套黑色西裝，另一位穿著領口有銀色裝飾的未來主義風格白色上衣，腿上是一條貼身白色過膝褲，腳上一雙厚底鞋──和一位身穿兩件套寬身套裝、足蹬銀色高跟鞋的女士。

他說：“看見那邊的那幾個人了嗎？角落裡的那三個人？他們加起來的身家在60億到70億美元──這一點我敢保証是真的。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在這裡做這個。”他指的是他的時裝展。之後，他又指給我看了一位來自蒙古國的富豪，這位富豪對房地產有著廣泛的興趣，十分熱衷於投資新加坡的房地產市場。名片上印有從雜志出版到時裝展在內數個頭銜的辛塔瑪尼拒絕透露他的家族財富來自哪裡，他說這太“敏感”。（他的發言人稱，很多是來自石油和天然氣業務。）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就像其他那些早期的繁華城市一樣，給新加坡帶來成功的這些因素或許最終會顯出其破壞性。近年來，現金的大量湧入已經讓新加坡遊資泛濫，給房價帶來了持續不斷的上行壓力，私有住宅價格自2009年第二季度以來飆升59%，而同期全球其他很多地方的房價在大跌，或是原地踏步。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最近接受採訪時稱，新加坡房地產市場的繁榮“幾乎是個泡沫”，一些分析師表示，這一評價只是在承認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

新加坡的“基尼系數”──衡量收入差距的最知名經濟指標──在全球發達國家中排名第二。據提供全球超級富豪相關信息的私營咨詢企業Wealth-X估計，在新加坡，大約1,400位超高淨值人士擁有總值超過1,600億美元的財富。就連新加坡本地的上層中產階級都發現，自己根本買不起這個城市國家中某些地區的住房，比如聖淘沙灣(Sentosa Cove)，那裡超過60%的住房都被非新加坡人買走了。有些新加坡人則對那些被華麗麗展現出來的財富很是反感，特別是當這些財富屬於那些外來者的時候。

與此同時，那些眩目的派對場面也給新加坡帶來一種隨心所欲的全新文化，這種文化對新加坡的秩序感造成了沖擊，而秩序感正是外來者最初被這個國家所吸引的原因之一。其中一個令人不安的例子發生在2012年5月，當時，一位來自中國大陸的人士開著法拉利在新加坡街頭以每小時超過110英裡的速度行駛，在闖紅燈後撞上了一輛出租車，結果法拉利司機本人、出租車司機和出租車上的一位乘客均在車禍中死亡。這起車禍在互聯網上掀起軒然大波，新加坡人開始發泄他們反對外來者的情緒，一些Facebook用戶為死在車禍中的法拉利司機創建了一份虛假簡介，其中包括針對中國大陸人的譏諷言論。雖然在防止出現類似賭城拉斯維加斯和澳門常見的犯罪行為方面，新加坡政府做得基本上還算成功，但在當地媒體上也不乏有關新加坡兩家新賭場裡所出現各種問題的報道。有一次，有媒體報道稱，一位在企業任中層管理職位的新加坡人在一次下注中一舉輸掉了40萬美元。最近一個周六的晚上，在Pangaea附近，人們看到七名警察逮捕了一個未著上裝的白人男子，因這名男子涉嫌醉酒後有不當行為。

對於新加坡的種種變化，人們公開表達憤怒或是不滿的機會很有限，因為大部分抗議行為都被禁止。不過，人們內心不快的表現卻越來越多。2011年，新加坡執政黨雖然在大選中獲勝，但支持率是新加坡建國以來最低的，而且人們通過日漸繁榮的博客文化敦促新加坡官員們考慮對該國的經濟模式進行調整，包括為窮人創建一張更大的社會安全網，而實現這一點可能會需要加稅。實際上，新加坡有幾位領導人──他們幾十年來一直在堅定維護經濟增長優先於個人自由和個人福利的長期政策──似乎都在或多或少地進行著反省。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他的新年致辭中號召國民在物質目標與理想和價值觀之間取得平衡，他說，“我們不是沒有人情味、沒有頭腦的機器人，只知一味數數、一味追求經濟增長和物質財富。”

默多克大學(Murdoch University)亞洲研究中心的研究員加裡•羅丹(Garry Rodan)稱，在新加坡，富人們如今發現自己有了“新的炫富場所”，而與此同時，“卻能在街頭看到年邁、且積蓄非常少的新加坡人撿塑料瓶子去回收賣錢”。他說，沿著社會階梯向上爬的機會在減少。

在房地產方面，立法者們一直在想方設法對付堪比天高的房價，他們針對境外購房者購買私有住宅的交易推出了15%的印花稅。去年，新加坡政府還取消了一項允許富有的非新加坡居民通過將至少810萬美元資產留在新加坡境內五年即可“快速”獲得永久居留權的規定，不過，投資者若有意拿出幾百萬來幫助新加坡企業發展，則仍然是受歡迎的。政府一再收緊新加坡原本就很嚴格的賭場相關法規──新加坡這方面的法律已經是全球最嚴格之列了──禁止一些新加坡本國人進場賭博，並對那些未能將有問題的賭客拒之門外的賭場採取懲罰措施。

樂觀者表示，長期而言，這些措施或許能夠防止新加坡走上早先那些新興城市的老路，避免諸如迪拜那樣曇花一現的悲劇重演。房地產開發商克裡斯•康默(Chris Comer)說：“2007年時，迪拜的厄運如同來自上帝的啟示一般寫在 上──我們賺到錢了，是時候離開了。”康默正準備將獨具風格的尼基海灘(Nikki Beach)連鎖度假酒店引入新加坡，如今這家全球性的海灘派對俱樂部在聖特羅佩(St. Tropez)、邁阿密和聖巴特斯島(St. Barts)上建有連鎖，那裡有身穿精美比基尼的女郎，還有顧客會穿著加勒比海盜服、或是在身上繪上斑馬紋彩繪來參加派對。康默在新加坡時走時留地過了17年，如今他住在聖淘沙灣的一套臨海公寓裡，那棟公寓樓建在一個小島上，距離新加坡市中心20分鐘的路程，儼然是新加坡為超級富豪們居住所開辟出來的一塊封閉式的飛地。康默說，他經營的這家海灘俱樂部──康默堅稱這類俱樂部“有抗經濟衰退的能力”──特別適合這個城市國家。康默邊說邊指給我看汽車類網站上長達七頁的二手蘭博基尼(Lamborghini)轉讓廣告。

康默坐在他位於安詳山(Ann Siang Hill)一帶的辦公室的頂層說道：“新加坡是我的家，這裡是我的基地，讓我感覺踏實。”安詳山是緊挨著牛車水(Chinatown)的一處保存完整的歷史街區，康默的辦公室建在一處傳統店屋內，一共有四層。

其他人則對未來沒有那麼大的把握。他們看到年輕一代揮霍無度，富人們根本不了解他們的先輩是做出了怎樣的犧牲才幫助新加坡在短短幾十年裡從第三世界一步一步走向第一世界的。奧爾特說：“你經常能看到這種現象，一代人創造財富，而之後第二代、第三代人會將這些財富揮霍掉。”而且，奧爾特補充道，從數學角度而言，經濟海嘯有朝一日肯定會爆發。奧爾特早先在牛津大學(Oxford)和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取得過經濟學相關學位，在成為夜總會老板之前，他還在華爾街工作過。

還有人擔心，新加坡相對隱秘的私人理財環境可能無法持續下去。這個城市國家並不喜歡“避稅天堂”這個標簽，政府已經開始採取措施修改稅法條約，以保障監管機構能夠得到有關避稅者的更多信息，最近新加坡與德國簽署的雙重征稅協議即為顯示新加坡政府決心的最新例証。（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onetary Authority of Singapore)一位發言人表示，他們會努力將任何“可疑交易”報告出來。）新加坡還被迫去遵守一些新的金融監管規定──比如美國的《外國賬戶稅收遵從法案》(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此法案是美國用以保証美國納稅人不會通過境外持有資產來避稅的一種手段。倫敦城市大學教授帕蘭說，這對私人理財行業而言是遊戲規則的徹底顛覆，將會被其他國家當作范本。

不過，在夜總會這個行業──這裡總會有一個接一個的良宵，總會有更多的美腿模特和富家子弟在門外排隊，等著參與一個很難進入的派對──樂觀點兒是值得的。至少奧爾特這位Pangaea的成功老板這麼看。他認為，即便未來的發展出了岔子，“亞洲也更有優勢”。奧爾特說，新加坡這個他所選擇的城市“為留在頂峰提供了所需的一切”。

SHIBANI MAHTAN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