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1/2013

你是愛台灣這國家,還是愛台灣這個地方?

陳永峰 日本人常說自己是「海洋國家」、「通商國家」。從經濟形態看,台灣也和日本一樣非以貿易立足不可,但是,我們倒很少定義我們是哪「種」國家,或應該是哪一「類」國家,甚至我們連自己是誰都不太說明。這和日本從明治以來,一直努力說明自己有著明顯的差異。  例如,社會心理學者南博在近20年前就說「日本人可能是世界上最愛說明自己的民族。」最近,文化學者內田樹在獲得2010年度新書大賞的暢銷書《日本邊境論》中還是說差不多的話,「日本人寫了讀了那麼多的自國文化論,而且還不斷地寫,不斷地讀。這在世界史上恐怕是一種例外。」  如果從這一點來看,和日本人比起來,我們好像活在不證自明的世界裏,很少說明自己。又或,好像我們是存在於一個「傳統未被創造」(E.Hobsbawm & T. Ranger)的世界裡,無從說明自己。  只是,就算我們不說明自己,但是,歷史卻從不間斷地在替我們「發現」台灣。甚至,我們可以說,歷史的動能,一直型塑台灣,並型塑出台灣人的性格,讓台灣的歷史發展樣態,一直正負混雜,陰陽同處,存在著高度的二重性格。  例如,1895年,大清帝國在甲午戰敗,但是,台灣卻因此擺脫前現代的滿清,搭上以日本帝國主義作為火車頭的現代化列車。1945年,日本帝國主義潰敗,原屬日本帝國成員的殖民地台灣,又一夕間躍升為世界五強之一的成員。1949年,毫無疑問是台灣現代史的大變點,蔣介石在國共內戰敗退,連軍帶民「轉進」來台。但是,台灣卻因為蔣的敗退而遠離共產世界,得以依附西方市場,幾近完美地達成了以輸出為導向的高度經濟成長。1989年以後,東西冷戰終結,大陸改革開放加速。台灣人馬上忘卻過去,擺脫束縛,以本土化之名,跳過西歐型「族=國」(nation state,或譯民族國家、國民國家、近代國家,不過盡為日譯)的創設過程,直接實現不可逆的民主化。到2008年為止,雖然政治上我們拒絕與崛起的對岸具體連結。但是,事實大家都已經知道,不管哪一集團取得政權,不管官方的政策如何,我們不曾辜負歷史,巧妙地利用大陸的經濟崛起,輕易地跨入新的世界成長中心。  這種歷史性的二重構造,所造成的「歷史跳躍」,也正是近代台灣在「族=國」創設上失敗的根源。但是,在一民族、一文化、一國家的「族=國渴望」無從達成的歷史與政治現實下,台灣又再度像似得到歷史之神特別眷顧,神奇地享受了民主主義的果實。這與歐洲史教科書所鋪陳的歷史進程,完全兩樣。也就是說,歐洲在近代國家建構的過程中,民主主義附隨而來。但是,台灣明顯異質。反而是人工型的民主主義先行定著,但是,近代國民國家無從完成。  所以,就如文明史家格爾納(E.Gellner)所說的「族=國」創造的苦惱,毫無疑問,我們如果再不走出「族=國」虛構的話,苦痛將長久跟隨。此一苦痛,在中國強力且快速的「世界史回歸」的浪潮當中,更加明顯。特別是民進黨人面對對岸崛起的深層矛盾即是顯例。只是,這也是正是寧靜的本土化、「族=國化」或廉價的民主化,所必須長期支付的代價。即使2000年以後,歷經了兩度的政黨輪替,依然無法解消。  然而,對於台灣歷史前進的軌跡,我們似乎無須過度擔心。如果「厚重地」回顧台灣歷史發展的片段的話,我們看到的應該是以下景象。  20世紀的前半,台灣透過日本帝國主義與世界連結。20世紀的後半,則是透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與世界連結。而21世紀的台灣,可以說,正可能透過「世界史回歸」的浪潮而擴大與世界連結。因此,看起來,台灣好像正停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社會充滿爭點,居民感情遭受無盡的拉扯。但是,從上述的歷史片段來看,台灣人特有的合理性、現實主義或武斷地稱作「商人性格」,將會順利地將我們帶向「現代之後」。  (作者為東海大學日本區域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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