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愛台灣這國家，還是愛台灣這個地方？

陳永峰 日本人常說自己是「海洋國家」、「通商國家」。從經濟形態看，台灣也和日本一樣非以貿易立足不可，但是，我們倒很少定義我們是哪「種」國家，或應該是哪一「類」國家，甚至我們連自己是誰都不太說明。這和日本從明治以來，一直努力說明自己有著明顯的差異。 　例如，社會心理學者南博在近20年前就說「日本人可能是世界上最愛說明自己的民族。」最近，文化學者內田樹在獲得2010年度新書大賞的暢銷書《日本邊境論》中還是說差不多的話，「日本人寫了讀了那麼多的自國文化論，而且還不斷地寫，不斷地讀。這在世界史上恐怕是一種例外。」 　如果從這一點來看，和日本人比起來，我們好像活在不證自明的世界裏，很少說明自己。又或，好像我們是存在於一個「傳統未被創造」（E.Hobsbawm & T. Ranger）的世界裡，無從說明自己。 　只是，就算我們不說明自己，但是，歷史卻從不間斷地在替我們「發現」台灣。甚至，我們可以說，歷史的動能，一直型塑台灣，並型塑出台灣人的性格，讓台灣的歷史發展樣態，一直正負混雜，陰陽同處，存在著高度的二重性格。 　例如，1895年，大清帝國在甲午戰敗，但是，台灣卻因此擺脫前現代的滿清，搭上以日本帝國主義作為火車頭的現代化列車。1945年，日本帝國主義潰敗，原屬日本帝國成員的殖民地台灣，又一夕間躍升為世界五強之一的成員。1949年，毫無疑問是台灣現代史的大變點，蔣介石在國共內戰敗退，連軍帶民「轉進」來台。但是，台灣卻因為蔣的敗退而遠離共產世界，得以依附西方市場，幾近完美地達成了以輸出為導向的高度經濟成長。1989年以後，東西冷戰終結，大陸改革開放加速。台灣人馬上忘卻過去，擺脫束縛，以本土化之名，跳過西歐型「族＝國」（nation state，或譯民族國家、國民國家、近代國家，不過盡為日譯）的創設過程，直接實現不可逆的民主化。到2008年為止，雖然政治上我們拒絕與崛起的對岸具體連結。但是，事實大家都已經知道，不管哪一集團取得政權，不管官方的政策如何，我們不曾辜負歷史，巧妙地利用大陸的經濟崛起，輕易地跨入新的世界成長中心。 　這種歷史性的二重構造，所造成的「歷史跳躍」，也正是近代台灣在「族＝國」創設上失敗的根源。但是，在一民族、一文化、一國家的「族＝國渴望」無從達成的歷史與政治現實下，台灣又再度像似得到歷史之神特別眷顧，神奇地享受了民主主義的果實。這與歐洲史教科書所鋪陳的歷史進程，完全兩樣。也就是說，歐洲在近代國家建構的過程中，民主主義附隨而來。但是，台灣明顯異質。反而是人工型的民主主義先行定著，但是，近代國民國家無從完成。 　所以，就如文明史家格爾納（E.Gellner）所說的「族＝國」創造的苦惱，毫無疑問，我們如果再不走出「族＝國」虛構的話，苦痛將長久跟隨。此一苦痛，在中國強力且快速的「世界史回歸」的浪潮當中，更加明顯。特別是民進黨人面對對岸崛起的深層矛盾即是顯例。只是，這也是正是寧靜的本土化、「族＝國化」或廉價的民主化，所必須長期支付的代價。即使2000年以後，歷經了兩度的政黨輪替，依然無法解消。 　然而，對於台灣歷史前進的軌跡，我們似乎無須過度擔心。如果「厚重地」回顧台灣歷史發展的片段的話，我們看到的應該是以下景象。 　20世紀的前半，台灣透過日本帝國主義與世界連結。20世紀的後半，則是透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與世界連結。而21世紀的台灣，可以說，正可能透過「世界史回歸」的浪潮而擴大與世界連結。因此，看起來，台灣好像正停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社會充滿爭點，居民感情遭受無盡的拉扯。但是，從上述的歷史片段來看，台灣人特有的合理性、現實主義或武斷地稱作「商人性格」，將會順利地將我們帶向「現代之後」。 　（作者為東海大學日本區域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