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中國，直面霧霾和有毒食品的每一天

紐約時報 黃安偉 北京——最近我做了這麼件事——拖着一個裝着12盒奶粉的袋子和裝有兩套空氣過濾器的紙箱通過舊金山國際機場(San Francisco International Airport)安檢。我剛結束一個公差，正要回北京的家，帶回去的是在中國父母那裡最搶手的兩樣東西，也是我自己的家裡迫切需要的。 中國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但其發展的巨大成本正變得越來越明顯。迅速發展的城市中的居民，以及越來越多居住在農村地區的人，開始質疑他們呼吸的空氣、喝的水、吃的食物的安全。就好像他們正住在中國的切爾諾貝利或福島核事故災區一樣。 在被派往中國之前，我在伊拉克做了三年半的記者。在那裡，外國記者們不停地談論各種可能造成人死亡的方式——汽車炸彈襲擊、正面交火、被綁架後遭到斬首。我在這些威脅中活了下來，卻發現現在自己開始思考：生活在中國是否正對我和我的家人造成不可挽回的傷害？ 這裡存在大量的環境危險，而且，其後果可能會在數年甚至數十年內都不會展現出來。對幼小的兒童來說，這些風險更為顯著。對於要決定是否在北京居住的外籍工作人員來說，這些因素在其權衡中將佔據很大份量，其重要性可能超過最近幾十年的任何時候。但目前而言，在中國做記者還是有很大價值，所以我還會再堅持一段時間。我的妻子陳天香(Tini)也是，她已在亞洲當記者十多年，也學習了中文。而這就意味着，我們將自己9個月的女兒置於同樣的風險之中——這些風險讓中國北部所有城市的居民感到恐懼——而同時，我們也在和這麼做帶來的罪惡感作鬥爭。 和他們一樣，我們採取防備措施。在北京，高科技空氣凈化器和豪華轎車一樣令人垂涎。在2008年被派到北京不久後，我就架起幾台之前駐站記者使用的歐洲產空氣凈化器。4月初，我對其中一個凈化器進行了首次檢查：裡面累積的灰塵和森林地面上的苔蘚一樣厚。這讓我噁心。我訂購了兩套新的空氣凈化器，要在舊金山提貨；這些產品在美國要便宜得多。我的同事艾米(Amy)告訴我，2月份春節期間，她家的一個朋友從加利福尼亞州給她丈夫捎來一台重35磅（約合15公斤）的空氣凈化器，此前，她的華裔丈夫被一家大型美國科技公司派到其位於北京的辦公室。在收到空氣凈化器之前，艾米的丈夫已考慮搬到蘇州，一個水渠縱橫交錯的小型城市，因為他已無法忍受北京的污染。 每天早晨起床時，我都會看看手機上的一個應用程序，上面顯示美國大使館監測到的空氣質量指數。美國大使館的監測設備就在我家附近。我想看看是否需要打開空氣凈化器，我和妻子能否把女兒帶到戶外。 大多數時候，她只能待在家裡。中國環境保護部周三發佈的數據顯示，2013年上半年，60%以上的時間裡，北京的空氣質量都被認為不安全。而全國的平均指數也令人沮喪：同樣是在2013年上半年，該指數在近一半的時間裡都是達不到安全標準的。環境部長周生賢在接受共產黨喉舌《人民日報》採訪時表示：「我國大氣環境形勢嚴峻，污染物排放總量遠超過環境容量。」 我希望女兒成長的過程中能欣賞到戶外的美好事物——日落、鳥鳴、青草芬芳，或者雲朵的形狀。但如果我們繼續在北京生活幾年，這將不可能成為現實。即使有個成年人的肺，我也會限制自己待在戶外的時間。雖然我在巴格達時會在底格里斯河畔跑步，搬到北京之前還曾跑完兩個馬拉松，但在這裡我不願再做那樣的長跑鍛煉。 我不願放下的一件事是騎單車，即使它意味着比坐車或乘地鐵吸入更多危險空氣。考慮到這裡可怕的交通——其本身也是造成空氣污染的一大元兇——我會騎單車往返辦公室、餐館、以及在北京胡同里那個帶院子的家。剛過去的冬天，我買了一個英國產的口罩。之前，一些地區空氣中的細顆粒物含量在1月份創下歷史新高——達到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所建議的接觸限制的40倍。外國人將其稱為「空氣末日」，而越來越多的人也正因為霧霾或要求僱主支付艱苦工作地點薪酬而離開北京。 一位在北京的美國醫生給他襁褓中的兒子弄了個口罩。我的口罩用黑色織物製成，它表面光滑，還帶有幾個塑料旋鈕。帶上它，我看起來就像是一個亞洲版的達斯·維達(Darth Vader)。但是這總比少活幾年要好。 今年春季，首先發佈在《柳葉刀》(The Lancet)上的《2010年全球疾病負擔研究》(2010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披露，2010年中國的戶外污染共造成120萬人過早死亡，佔世界總數的40%。7月發表在美國某著名科學雜誌上的另一項研究發現，因為北方廣泛使用煤，中國北方居民比南方居民平均少活五年。 在中國，癌症發病率也在飆升，甚至連中國官方媒體也在調查這種現象與空氣污染之間的關係。同時，中國國內外的研究都表明，在妊娠期暴露在高濃度污染物下的兒童會表現出較慢的智力發育，並有可能出現行為障礙。在洛杉磯進行的研究表明，處於污染環境中的兒童還存在永久性肺部損傷的風險。 在中國北方，區別每一天的就是不同的灰度。妻子和我有時會根據能看到多少藍天來選擇去哪裡度假——所以我們近期去了托斯卡納和阿馬爾菲海岸。我再也不會認為享有這種藍天是理所當然的。「我們仍然無法不注意到這裡的天有多麼藍，」一位美國外交官的夫人在喬治敦的一次晚餐上告訴我，夫婦二人當時已經從北京回到華盛頓半年多了。 食品安全是另一個讓我們頭疼的問題。我們已經聽說了火鍋店用老鼠肉充當羊肉，有地溝油，以及用被工廠的重金屬或廢水污染的土壤種植農作物的故事。對於中外父母而言，食品安全方面最令人震驚的災難就是2008年的毒牛奶事件。在飲用了被有毒化學品三聚氰胺污染的奶製品後，共有六名嬰兒死亡，至少還有30萬兒童生病。從那以後，很多新生兒的父母都開始竭盡全力把國外生產的嬰幼兒奶粉帶入中國，以滿足替代母乳餵養的需求。 從舊金山回來幾個月後，妻子和我都意識到我們的奶粉不多了。於是，我們開始給可能馬上來中國的朋友發郵件，問有沒有人自願幫我們「運」奶粉。本周，我們的朋友亞歷克莎(Alexa)從紐約飛過來，帶了兩盒奶粉。還有兩位朋友承諾會在今年夏天帶更多奶粉過來。 最近，我和一個在北京的女子聊了聊，她叫趙俊。她付錢給生活在歐洲的中國學生和家庭主婦，讓他們給她寄英國的牛欄奶粉(Cow & Gate)。她說，「我們一直很擔心，所以希望能從海外找到歷史悠久的好品牌。」 由於中國人從國外購買奶粉的現象十分普遍，所以至少在六個國家引起了奶粉短缺。香港甚至還對被海關官員稱為「犯罪集團」的奶粉偷運組織進行了打擊，這些組織都在將外國產奶粉運往中國大陸。 需要擔心的並不只是牛奶。我們的女兒已經開始吃固體食物了，這就意味着我們在找尋食物方面面臨著更多的問題。我們還要繼續在我家附近小巷的小商店裡買水果和蔬菜嗎？還是要到以外國人和富裕中國人為目標消費者的比較貴的商店裡買呢？或者從當地的有機農場里購買？上周末，我和一個朋友拜訪了位於北京東北方向的一個農村家庭，從這裡開車到北京需要一個小時。他和他的妻子希望能把這裡租下來，周末的時候過來住，但我更感興趣的是看能不能在這裡的園子里種植自己的蔬菜。我在這裡認識的一些人已經這麼做了。 「在食物問題上保護自己很困難，」公社園藝倡導者、環保組織自然之友的理事會成員李波說。「我從沒有想過我會變成一個素食主義者。然而在2011年，在聽說過動物飼養行業的諸多不法行為之後，我覺得自己受夠了肉。」 在北京度過的每一天，都讓我更難以分辨大驚小怪和謹慎之間細微的界線。六年前，當我回到位於弗吉尼亞州亞歷山德里亞的家鄉，收拾東西準備搬到中國時，母親遞給我幾支牙膏。那年夏天，她讀到了關於中國製造的毒牙膏的報道。當時，我覺得自己彷彿回到了第一次離家去上大學的時候。我把那幾支牙膏放回了父母的浴室。現在我回家的時候，母親有時還會給我牙膏讓我帶回北京，我總是會毫不猶豫地把它裝進包里。 黃安偉(Edward Wong)是《紐約時報》駐京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