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
1912年馬薩諸塞州勞倫斯的紡織業罷工，是美國勞工史上令人難忘的一刻，據說當時以女性為主的紡織工人上街遊行時標語上寫着：「我們想要麵包，但是我們也想要玫瑰。」這個真假莫辨的標語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被朱迪·科林斯(Judy Collins)和約翰·丹佛(John Denver)寫入歌中，意思變成了「我們需要一個體面的生計，但是我們也需要生活。」
但是此一時彼一時，現在有時間聞玫瑰香味的夢想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難實現。對職業人士來說，每周工作50小時以上是常事。如今四分之三有小孩的女人在外面工作。現在父母雙方加起來每年工作的時間比1970年大約多28天。和1912年一樣，感覺最缺乏空閑時間的大多是母親。
近些年，有數不清的書在討論過度勞累的美國母親。這些書的數量之多以及其中表達出的不滿程度暗示了一個巨大的社會問題。布里吉德·舒爾特(Brigid Schulte)的《不堪重負》(Overwhelmed)是最新的疾呼。舒爾特是《華盛頓郵報》的撰稿人，有兩個學齡孩子。她問道，自己「散亂、四分五裂、筋疲力竭的」生活只是個特例，還是某個更大的問題的產物，是其他成百上千萬嚴重缺乏時間的女性共有的問題？
她回答這個問題的「旅程」所涉及的大多數地方，和去聖地亞哥孔波斯特拉的朝聖之路一樣，並非「人跡罕至」，但是如果有人仍然認為那只是她自己的問題，那舒爾特提供了豐富的資料，提醒讀者事實不是這樣的。舒爾特報告說，美國工作場所普遍的「理想員工」標準是一個沒有家庭責任、沒有足以與工作爭奪精力的興趣愛好、最好完全沒有私生活的人。不符合這個完美標準的人有可能得到餐巾紙那樣的待遇：用完後被丟到一邊。她講述了就業市場對有家庭責任的人存在着廣泛的、公然的歧視，以及對需要照顧別人的人的下意識偏見。比如，有項研究表明，尋找初級或中級職位的母親得到的工作機會比跟她其他條件相同但是沒有孩子的女人少一半。
與此同時，在家裡，完美母親的奧秘像薩佛納羅拉(Savonarola)一樣在心裡折磨中產階級母親。祖母們對女兒們過度養育的努力感到驚訝，她們忙得不可開交：足球比賽，音樂和芭蕾舞課，節目表演，睡前讀名著。難怪有工商管理碩士學位的母親們有大約30%不再出去工作；很多受過教育卻不必掙錢養家的美國母親都不再工作了，比例超過其他工業國家。
我們為什麼走到了這一步？為什麼經過幾十年的痛苦之後，還是幾乎沒有採取行動來減輕這種極端的壓力？《不堪重負》給出了幾個答案。可能會讓有些讀者感到意外的是，在美國，沒有任何法律限制一個員工每周必須工作的時間，沒有任何法律阻止僱主讓領薪水的專業人員無限制地工作而不必付加班費。諷刺的是，隨着成百上千萬女性進入專業和管理隊伍，受過教育的員工的平均周工作時間也加長了很多。
Rami Niemi
我們為什麼走到了這一步？為什麼經過幾十年的痛苦之後，還是幾乎沒有採取行動來減輕這種極端的壓力？《不堪重負》給出了幾個答案。可能會讓有些讀者感到意外的是，在美國，沒有任何法律限制一個員工每周必須工作的時間，沒有任何法律阻止僱主讓領薪水的專業人員無限制地工作而不必付加班費。諷刺的是，隨着成百上千萬女性進入專業和管理隊伍，受過教育的員工的平均周工作時間也加長了很多。
在家裡，男人們沒有分擔太多責任。在做家務活和照看孩子方面，那些上班掙錢的母親們仍比父親們多做了一倍。2010年的一項調查表明，有伴侶的女性科學家承擔了54%的做飯、打掃和洗衣服的活兒，而有伴侶的男性科學家們只承擔了28%。
舒爾特生動地講述了自己丈夫的一件軼事。他也是個記者，感恩節上午他胳膊下面夾着一箱六罐裝啤酒去朋友那兒，留下她在廚房裡準備節日大餐。他不知道孩子去哪裡看牙，也不知道如何常備衛生紙這樣的日用品或者如何按時付賬單。
我們身邊都有這麼一個人。這就是為什麼有這麼多人寫這方面的書。
我們反對的不只是剝削員工的公司和仍感覺在家有特權的男人，而是美國文化：這種文化仍對母親的角色持自相矛盾的態度；仍認為女人應該照顧別人；把「工作」提升到神聖的地位。而女人們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接受了這種文化。
這種傳統文化有強大的支持者。這本書寫得最好的一部分是舒爾特對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的採訪。布坎南對於毀掉美國建立高質量的統一兒童保育體系的可能性，要負主要責任。
1971年，國會通過了一個受到兩黨支持的法案，它本可以建立這樣一個體系，由社區組織運營。布坎南本人的母親是羅馬天主教徒，在家養育九個孩子。他虛構了一個前景，說在這個體系中長大的孩子會像工廠生產出來的機械人，是被一個沒有靈魂的國家養大的。反對共產主義的右翼也很快採取了反對行動。當時他是理乍得·尼克松(Richard Nixon)總統的特別助理。「我們不僅想扼殺那個法案，」布坎南告訴舒爾特，「我們還想一下擊中它的核心。」迫於這種壓力，尼克松否決了這個法案，國會接受了他的否決。
「那個忽悠人的法案完蛋了，」40多年後，布坎南得意洋洋地說，「永遠完蛋了。」
讓母親們的生活更具可行性的統一兒童養育體系和其他政策在其他國家很常見，包括丹麥。舒爾特在為尋找更好的辦法進行調查時訪問了丹麥。北歐海盜的後裔證明，人類的文化是可以改變的。但是舒爾特在美國發現的微弱的「亮點」，不足以鼓舞我們期待美國在短期內會改變。舒爾特熱情地講述了其中一個進步的標誌：百思買(Best Buy)集團的「只關注結果的工作環境」，它允許員工們自由安排時間，只要能完成工作就行。但是在三頁之後，我們得知這個制度被新任首席執行官休伯特·喬利(Hubert Joly)叫停了，他認為它「從根本上是有缺陷的」。
舒爾特在努力尋求一些能鼓舞我們的東西，但是她最終得出了一個謬論：如果我們個人更努力地調整自己，那這個體制性的問題就能得到解決。
在差不多花了300頁記錄母親們過於忙碌、筋疲力竭的生活——還記錄了這對家庭生活、生產力和頭腦的傷害——之後，舒爾特在華盛頓的一個冥思中心結束了自己「理解時間的旅行」。她在那裡學會了「如何控制自己受污染的頭腦無休止的喧鬧」。她建議我們把時間分割成更短、更集中的小塊；不要頻繁地查看郵件；擠一小會兒時間玩耍；考慮參加「自我效能訓練營」。
她說的大多是很好的建議。但是像所有的自助類建議一樣，它們無法對抗那些根深蒂固的力量，那些力量無視——甚至可以說敵視——大多數美國人的情緒健康。舒爾特是在用指甲刀對抗海報突擊六隊。帕特·布坎南肯定能理解那種無力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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