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佔領國會的太陽花學運落幕，但島嶼多數人正期待著另一場更為廣泛參與的民主深化運動，盼望可以透過太陽花清晨的光芒，凝聚起島嶼上升的力量。學運的引爆點雖然是張慶忠立委的三十秒，但追根究柢還是總統及行政部門的專斷獨裁。對於這個號稱已經民主化的台灣，為什麼在面對黨國威權體制的復辟，只能訴諸大規模的學生及群眾運動才能制止？
這是我們所追求的自由和民主嗎？當前檢察總長黃世銘被判刑請辭還可「改派最高檢察署主任檢察官」，羅瑩雪公開發表支持留任，卻又要「鐵面無私」究辦學生。對比學生在媒體前相互大聲爭論，展現多元意見，官員們卻集體到各個大學袒護服貿協議。為何號稱民主法治的行政部門卻只能各自宣示鞏固領導中心、「團結一心」呢？
世界各國在轉型民主後，基於必須檢討過去極權或威權體制對人權侵害，都有一套追溯相關責任的機制，無論是以起訴官員的國際及國內的刑事審判，還是以追求真相、還給犧牲者正義的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同時，透過對於執政者如何濫權、侵害人權的認知，協助社會民主轉型，建立自由及人權的價值。台灣在解嚴後不但沒有建立一套正義轉型的機制，反而訂定《國安法》第九條以防止過去侵害人權案件的追溯，造成一直以來，參與集體濫權者無需承擔濫權之責，將侵害人權的嚴重性視若無睹。324的血腥鎮壓行動就是最好的案例。
暴力驅離必須追究
在鎮壓行動還未展開之前，即將接任國安會秘書長的金溥聰就以「不容許暴力」公開為憲兵、警察及鎮暴部隊的行動定調。當鎮壓行動所造成的民眾流血受傷曝光後，還是一味以警員受傷轉移焦點。這場學運若要貫徹台灣的民主及法治，一定要徹底追究324當天策劃及下令者的責任，為什麼當闖入的學生及民眾已經坐下，仍要用如此暴力方式展開驅離？
不過，更重要的是：如何在體制內防止威權的復辟？戰後德國《基本法》中「反抗權」（Wiederstandsrecht）的確立就是為了賦予人民保障民主、法治的權利，同時要求執政者必須承擔向人民說明及解釋其政策的義務，以平衡統治及被統治者權力極不均等的狀態。在處理過去侵害人權的工作方面，德國國會也宣告納粹時期的各種法律及行政命令為「非法」，並且平反過去按照這些法律被判有罪的個人。除此之外，為了紀念受難者為了社會自由民主所作出的犧牲，因而要求社會不應遺忘過去侵害人權的歷史，作為德國民主化的真正基石。「為了未來而記憶」成為德國各個領域的工作者，無論是情治單位、軍人、警察、官員，還是醫護人員、律師、各行各業工作者的必修學分。
太陽花學運的確可以成為台灣民主深化的轉捩點，但向前看的願景不能缺少過去威權體制侵害人權責任的追溯。短期內，這樣的追溯一定會掀起「挖舊瘡疤」的抱怨與批評。但就像學運的參與者不願意有朝一日324被稱為「鎮暴紀念日」一樣，我們也期待天光可以照耀過去的黑暗，讓島嶼每一個人從自我審查的戒嚴中真正醒來，找到自由、民主的未來。台灣不是問題，是答案。
東吳大學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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