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最偉大的投資品牌發明者的話充耳不聞，是很危險的。當年提出“新興市場”概念的人現在表示，推動世界經濟增長的引擎正重返發達世界。其意義十分深遠。
曾多年擔任國際金融公司(IFC)官員的安東尼•範阿格塔米爾(Antoine van Agtmael)，於1982年發明瞭“新興市場”這個詞。他當時想推動對發展中世界進行股權投資，結束對債務的危險依賴。
他提出的對策是由國際金融公司贊助發起成立第一隻新興市場股票基金。那時候，大多數投資者、即便是大型機構的投資者，也缺乏在遙遠市場物色投資對象的資源。但一個覆蓋整個新興世界的多元化股票投資組合可能解決這一問題。
不過，該如何稱呼這一地區呢？當時，一場債務危機正在“欠發達國家”(lesser developed countries)肆虐。LDC這個首字縮寫幾乎跟如今的EM（新興市場）一樣頻繁使用，但這個標簽不可能用。同時，沒有人會踴躍買入一隻“第三世界基金”。
經過一個周末的苦思冥想，“新興市場”這個詞出爐了。在金融界，再沒有比此更成功的命名了。範阿格塔米爾本人一直是新興市場的鼓吹者，他充滿激情地表示，新興市場里最成功的公司學會在母國生存後，有足夠的智慧成為占主導地位的跨國公司。
因此，他敘述全球優勢正如何及為何轉回美國的新項目是具有象徵意義的。
亞洲已經在抱怨來自美國的競爭。之前搬遷到中國的製造企業開始遷回墨西哥，甚至遷至美國本身。他指出，在優先任務是提高實際工資（這麽做會削弱競爭力）的中國，2008年危機之後的沾沾自喜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不安。安永(Ernst & Young)數據顯示，自2001年以來中國的薪資水平上升了400%，而美國的單位勞動力成本自1995年以來下降了12%。
在根本層面上，美國比人們所認為的更具競爭力，而中國的競爭力則不如人們的印象。範阿格塔米爾所稱的西方“創意回應”比他的預期來得更早。他認為，機器人、3D打印等技術的到來，已使西方從製造業轉向“腦製造”(brainfacturing)。
在這一趨勢出現和延續的同時，投資者正重新發現政治風險（並挑出國有企業進行懲罰），並徹底地重新評估自己對新興市場前景的預測。
他是否已放棄了自己看好新興市場的觀點？當然沒有。正如他所指出的，當市場下跌時，長期潛力總是被忽略（正如行情上升時種種問題被忽略那樣）。
穩步成為王者的仍將是新興市場、而不是美國的消費者。範阿格塔米爾指出，金磚國家（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的汽車、洗衣機、電視機和手機的銷量已經大於歐盟(EU)或美國。
他還提出，新興市場增長放緩不是問題——對中國而言反而是一種優勢——並且拒絕接受如下觀點：美國不可避免地退出量化寬松(QE)，必然會引發去年短暫肆虐新興世界債券與外匯市場的那種恐慌。
但是，他在描述美國“腦帶”的增長以替代陳舊的“銹帶”(rust-belt)時所表現出的熱情，讓人回想起當年他描述新興世界跨國公司崛起時的那種激動。他指出，創新中心正在美國各地涌現出來，包括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亞克朗市(Akron)或博爾德(Boulder)以及知名大學周圍地區。他提供了200多個公司“迴流”的例子，比如通用電氣(GE)將業務遷回美國本土，蘋果(Apple)首次在美國境內生產Mac。
展望未來10年，他預計美國的信心會增強（就像20世紀70年代之後的日本那樣），製造業將會迸發更多創新，並會“為了爭取數十億的新興市場消費者爆發一場重大戰鬥”。他仍預計新興市場將更快增長。
“腦帶”的概念可能會像“新興市場”概念一樣琅琅上口。這是好事嗎？
範阿格塔米爾的“新興市場”肯定對他將股權融資引入新市場的目標起到了推動作用。它也產生了一些負面後果，比如相繼向新市場貼上各種標簽，結果越來越荒謬。想想各種縮寫吧，從Brics（金磚國家）到Civets（靈貓六國）、Mints（薄荷四國）和Biits（脆弱五國）。
這反映了一種過度簡化的宏觀趨勢。人們懶惰地以為，所有“新興”市場都真會脫穎而出；它們的表現都會強於現有發達市場；它們都將保持直線式增長。
這些想法未必都正確。沒有理由放棄精心選擇的新興市場頭寸（或盲目地投資於“腦帶”）。但是，“新興市場”登上舞臺30年後，所有投資者都應當聽從範阿格塔米爾的意見——游戲已開始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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