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
張鳴
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一晃，「六四」過去25年了。這個曾經震驚世界，讓無數的中國人為之泣血稽顙的事件，在中國早就淡出了人們的視線。當今的80後和90後，對這個事件已經全然沒了概念。不過，儘管如此，對於這樣重大的流血事件，不管執政者花多大心力，想要將之從歷史中抹掉，實際上是不可能的。這個在某種程度上還在流血的傷疤，雖然在中國國內被抹得一點痕跡都沒有，但最終會有一天，還是會被揭開，所有隱藏在民間乃至國外的資料，都會浮現出來，所有的記憶，都會被喚醒。
中國的執政當局，在事情過後，很快就發現自己闖了大禍。動用飛機、大炮、坦克掃平的，不是一場暴亂，僅僅是和平示威請願的學生和市民。對執政者大有期待的學生和市民，沒有絲毫造反的跡象，沒有衝擊政府機關，連電台和電視台都沒有受到滋擾。當著全世界大開殺戒的結果，不僅遭來西方世界深刻的敵意，而且也難以面對自己以往歷史觀——不是說，只有北洋軍閥和國民黨反動派才鎮壓學生的嗎？
這一切，跟清末的戊戌政變極其相似。改革者的錯誤，激化了矛盾。受了保守勢力錯誤情報的誤導，幕後的實權人物殺到前台，發動流血政變。由此帶給中國最大的危機，還不是西方世界的反感，而是中國改革的轉向——停止改革，向後轉，開歷史的倒車。跟傅高義先生在《鄧小平時代》裏的說法相反，六四鎮壓，並沒有導致20多年的和平發展，而是直接的政治危機和經濟停滯。如果不是鄧小平及時以非常手段在1992年重啟改革，那麼，這個執政集團會不會走向新的義和團運動，真的不好說。不消說，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再一次策動拳亂，恐怕結果多半是自身的覆滅。
對於這樣重大的流血事件，不管執政者花多大心力，想要將之從歷史中抹掉，實際上是不可能的。
1992年改革重啟之後，中國經濟步入了快車道。經過毛時代多年壓抑的全民的求富衝動，在短時間內迸發出巨大的能量，使得中國在20年走完了西方百多年才能走完的路。然而，在這經濟快速發展的背後，由於六四傷疤造成的隱患，卻一直在隱隱作痛。
當年清朝的新政，實際上就是戊戌變法的重啟。但是，重啟新政的當局，跟民間的紳商社會之間卻平白生出了隔閡，使得執政者的政務操作，平添了諸多困難，只要強人的權威不再，稍有失誤，就會導致兩下分手，給革命以機會。同樣，當今之世，執政者經過六四，與民間社會隔閡日深，自身的道德資源，喪失殆盡。民間對政府不信任的程度，達到無以複加的地步。無論你做什麼，民眾都不相信你的善意。這在很大程度上，跟六四有關。
經過六四，執政集團內部缺乏道義感，無非強權，無非弄錢。原先還相信為人民服務宗旨的人，也不再相信。所以，執政手段生硬，一味高壓，一味維穩。另一方面，雖然經濟發展帶來了部分民眾的生活改善，但經濟發展也導致了新的不平衡。執政者內部，再也沒有了遏制權貴發跡的力量，權貴集團的迅速膨脹，加劇了人們的相對被剝奪感，大大減弱了人們承受經濟和政治波動的能力。一有風吹草動，就會產生新的風波和動蕩。
今天，重啟改革時的衝動和能量，已經消耗殆盡，快車道的經濟發展，也走到了頭。進一步的改革，勢必要對權貴集團動刀，然而，這樣的深化改革，在下刀的時候，沒凖就碰到了六四傷疤。從歷史經驗看，在任何異常改革過程中，保守勢力絕無繳械投降的。即使同歸於盡，也要拉執政者下水。一旦涉及執政集團的存亡，或者貌似涉及它的存亡，所有的改革，都很可能像當年六四一樣，為之翻盤。
中國的所謂保守勢力，說白了，就是極端主義、原教旨主義的信奉者。世界上所有的原教旨主義者，雖然面目各自不同，卻都是非理性的狂徒，為了他們的所謂理想，不惜拉民族、國家，乃至世界下地獄。即使，他們中間有些人已經成為億萬富翁，但是，由於眼前榮光的不再，一樣可以發動自殺性襲擊。
六四這個傷疤，早晚得揭。揭開了，才有治癒的可能。執政者即使不想揭，也會有人逼你揭。這個事件，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因六四而坐大的保守勢力最後的一顆手雷。他們倒是不想揭，留到一定時候引爆它。
中國的執政當局，在事情過後，很快就發現自己闖了大禍。動用飛機、大炮、坦克掃平的，不是一場暴亂，僅僅是和平示威請願的學生和市民。對執政者大有期待的學生和市民，沒有絲毫造反的跡象，沒有衝擊政府機關，連電台和電視台都沒有受到滋擾。當著全世界大開殺戒的結果，不僅遭來西方世界深刻的敵意，而且也難以面對自己以往歷史觀——不是說，只有北洋軍閥和國民黨反動派才鎮壓學生的嗎？
這一切，跟清末的戊戌政變極其相似。改革者的錯誤，激化了矛盾。受了保守勢力錯誤情報的誤導，幕後的實權人物殺到前台，發動流血政變。由此帶給中國最大的危機，還不是西方世界的反感，而是中國改革的轉向——停止改革，向後轉，開歷史的倒車。跟傅高義先生在《鄧小平時代》裏的說法相反，六四鎮壓，並沒有導致20多年的和平發展，而是直接的政治危機和經濟停滯。如果不是鄧小平及時以非常手段在1992年重啟改革，那麼，這個執政集團會不會走向新的義和團運動，真的不好說。不消說，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再一次策動拳亂，恐怕結果多半是自身的覆滅。
對於這樣重大的流血事件，不管執政者花多大心力，想要將之從歷史中抹掉，實際上是不可能的。
1992年改革重啟之後，中國經濟步入了快車道。經過毛時代多年壓抑的全民的求富衝動，在短時間內迸發出巨大的能量，使得中國在20年走完了西方百多年才能走完的路。然而，在這經濟快速發展的背後，由於六四傷疤造成的隱患，卻一直在隱隱作痛。
當年清朝的新政，實際上就是戊戌變法的重啟。但是，重啟新政的當局，跟民間的紳商社會之間卻平白生出了隔閡，使得執政者的政務操作，平添了諸多困難，只要強人的權威不再，稍有失誤，就會導致兩下分手，給革命以機會。同樣，當今之世，執政者經過六四，與民間社會隔閡日深，自身的道德資源，喪失殆盡。民間對政府不信任的程度，達到無以複加的地步。無論你做什麼，民眾都不相信你的善意。這在很大程度上，跟六四有關。
經過六四，執政集團內部缺乏道義感，無非強權，無非弄錢。原先還相信為人民服務宗旨的人，也不再相信。所以，執政手段生硬，一味高壓，一味維穩。另一方面，雖然經濟發展帶來了部分民眾的生活改善，但經濟發展也導致了新的不平衡。執政者內部，再也沒有了遏制權貴發跡的力量，權貴集團的迅速膨脹，加劇了人們的相對被剝奪感，大大減弱了人們承受經濟和政治波動的能力。一有風吹草動，就會產生新的風波和動蕩。
今天，重啟改革時的衝動和能量，已經消耗殆盡，快車道的經濟發展，也走到了頭。進一步的改革，勢必要對權貴集團動刀，然而，這樣的深化改革，在下刀的時候，沒凖就碰到了六四傷疤。從歷史經驗看，在任何異常改革過程中，保守勢力絕無繳械投降的。即使同歸於盡，也要拉執政者下水。一旦涉及執政集團的存亡，或者貌似涉及它的存亡，所有的改革，都很可能像當年六四一樣，為之翻盤。
中國的所謂保守勢力，說白了，就是極端主義、原教旨主義的信奉者。世界上所有的原教旨主義者，雖然面目各自不同，卻都是非理性的狂徒，為了他們的所謂理想，不惜拉民族、國家，乃至世界下地獄。即使，他們中間有些人已經成為億萬富翁，但是，由於眼前榮光的不再，一樣可以發動自殺性襲擊。
六四這個傷疤，早晚得揭。揭開了，才有治癒的可能。執政者即使不想揭，也會有人逼你揭。這個事件，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因六四而坐大的保守勢力最後的一顆手雷。他們倒是不想揭，留到一定時候引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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