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迎林毅夫在爭論什麽?

楊小凱多半沒有想到，在他逝世十年的追思會上，關於中國問題的分歧不僅沒有彌合，反而越加分裂，後發優勢與後發劣勢之爭也迎來引來2.0版本，也就是張維迎與林毅夫關於政府與市場的爭論。

兩天追思會我都在現場，一些感想已經寫在《楊小凱：經濟學家還是思想家》。坦白說張維迎與林毅夫當時發言時間有限，邏輯未能完整展開，沒有形成全面對話，還是流於觀點之爭。林毅夫主要立足於其新結構經濟學闡釋，尤其是“有為政府”，當場不止一次表示自己被誤解；而張維迎則表示典型的後發劣勢的情形在中國開始顯示，中國的改革甚至經濟改革不能斷言成功，隨時可能倒退，甚至可能摧毀原來所有取得的成就。

比起這場辯論引發各種討論，更耐人尋味的是不同的評價態度。但從我個人公共微信“經濟人”等社交媒體的反饋來看，對張林的態度，基本取決於評價者的個人左右傾向而不是觀點本身。

回看林毅夫和張維迎的論戰，他們的不同被總結為三點交鋒：亞當·斯密談政府作用的理論過時嗎？企業是企業和政府合作的結果嗎？利用比較優勢是政府擅長還是企業擅長？這些話題其實都是經濟學基本問題，一方面從現場感覺來看，兩人所談問題層次不同，也有基本理念與操作層面之別，一方面如果要較真，相關研究文獻汗牛充棟。

如果是一個學術討論，那麽同行評議最為重要。華裔經濟學家黃有光參加會議，在FT中文網《對紀念楊小凱的感想》一文中表示自己看法在張維迎和林毅夫中間，在中國市場與政府都做得不夠，“張維迎對思想自由、市場與企業家的強調，顯然是正確與重要的，但他說政府無論怎麽做都做不好的看法，顯然極端。林毅夫認為改革開放以來政府95%作對了，也有些誇大。”

問題在於，這場辯論已經超越學術。任何話題進入公共議程，除了專業維度，更重要是常識維度。這場辯論與其說學術之爭，不如說是觀點之爭，甚至路線之爭，可謂後發優勢和後發劣勢之爭在不同語境下的重演，甚至可以追溯到楊小凱的少年大字報《中國向何處去》的分裂與對抗。

即使是後發優勢與後發劣勢之爭，也很難說是單純的學術之爭，畢竟楊小凱研究領域並非此處，而且這一話題影響或許並沒有超出中國。六年前，我和普林斯頓經濟學教授鄒至莊有場對話，聊起這場爭論時候，他表示並不知道，同時強調“後發劣勢並不是意味著你落伍了，就一定趕上。我認為如果後發國家已經很進步了，怎麽可能再快呢？要是它和先進國家有一個很大的距離，才會有超趕的可能，那並不是如果你有較大的距離一定能趕上，全世界國家很多，非洲那麽多國家，與發達國家距離很大，但是沒有發展。所以一個國家落後，就一定會發展嗎？不是。”

對於公共議題，牽涉道德以及動機意義不大，問題在於，任何文本要放在語境之下思考。那麽，在中國情景之下，拋開簡單對錯站隊，應該如何思考上述問題？

經濟發展到今天，沒人會直接否認市場的作用，也沒太多人會真的支持無政府主義。多數人已經認知道政府和市場關系遠遠不是非此即彼，二者都很重要，尤其在後發國家。問題在於，具體在中國，政府是一方面掌握太多資源，另一方面則不願承擔相應責任，成為很多問題的症結，最終表現就是黃有光所謂“政府和市場都做得不夠”：政府做得不夠其實是政府包攬一切的必然結果，而市場做得不夠往往也是因為沒有機會發揮，所謂市場失靈很多時候不過是政府失靈的另一面。從中國未來的方向來看，政府固然需要承擔起更多本來應該承擔的責任，但是更重要理念應該是逐步退出，讓渡出空間機遇，讓市場以及社會自然生長。

張維迎林毅夫都提到回到亞當.斯密，那麽這位死了兩百多年的蘇格蘭白人，到底說了什麽，還能一再讓人重溫？斯密曾如此界定國家三重義務“第一，保護社會，使不受其他獨立社會的侵犯。第二，盡可能保護社會上各個人，使不受社會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壓迫，這就是說，要設立嚴正的司法機關。第三，建設並維持某些公共事業及某些公共設施。”

對照現實，很難說我們已經超越斯密。斯密強調看不見的手，也強調國家，尤其是公正的司法，也就是法治。按照經濟學大師道格拉斯.諾斯的框架，一個良性社會的有效運行秩序在於對於暴力的約束，無論國家還是個人。現代國家的誕生可以被視為政府壟斷暴力而政府受到約束的雙向過程，因此整個社會的制度建設相當重要，中西道路之爭其實多少於此有關。

真正的市場經濟必然是構建在法治基勢之上，無論具體政策分歧如何，構建有法治的市場經濟是中國最應該走的道路，這點近年也得到越來越多精英人群的認同。最終路徑當然不易，也免不了碰撞與互動，張林之爭是其中一頁。對於這些分歧，我比較欣賞哈佛羅德里克教授的一句話：相同的經濟學，不同的經濟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