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準會貨幣政策轉向的連鎖反應

國際媒體多認為當前烏克蘭危機的導火線，主要是2013年11月亞努科維奇（V. Yanukovych）拒絕與歐盟簽屬自由貿易協定，卻少有人意識到，2013年聯準會的貨幣政策亦是間接影響上述決定的關鍵。

隨著7月底美國FOMC會議循例減碼QE3之餘，還透過會後聲明稿釋放出一絲鷹派立場的訊息，讓敏感的市場觀察家開始討論：聯準會提前升息的可能時程及影響。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國際經濟部主任史泰爾（B. Steil）在最新一期的《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雙月刊撰文指出，聯準會制訂及調整貨幣政策時，向來不考慮外溢效果的作風，不只容易引發金融市場的巨大震盪，對部份新興國家的衝擊力更可能由經濟擴至政治面，造成難以收斂的連鎖反應，烏克蘭危機就是一例。

國際媒體多認為當前烏克蘭危機的導火線，主要是2013年11月亞努科維奇（V. Yanukovych）拒絕與歐盟簽屬自由貿易協定，卻少有人意識到，2013年聯準會的貨幣政策亦是間接影響上述決定的關鍵。從2006年起至今，烏克蘭的經常帳收支已連續9年赤字，其占GDP比於2013年更惡化到9.18％，直逼當年希臘陷入歐債危機時的水準，必須要有龐大的國際融資才有辦法保持經濟的基本運作。當時，IMF願意提供150億美元貸款額度，供其暫度難關，但亞努科維奇為了保持經濟政策的自主性，且考量到QE3剛推動，全球熱錢滿溢，融資難度不高，而拒絕了IMF的提案。果然，烏克蘭於2013年4月下旬就順利的以7.5％低利率發行10年期公債。

只是，好景不長。去年5月下旬時任聯準會主席的柏南克，向市場暗示如果美國經濟持續改善，聯準會不久後就要開始執行QE3減碼。這樣的宣示，等同打破烏克蘭融通經濟失衡的憑藉，使其公債殖利率彈升到11％，來到主權債信危機的臨界點。為了避免危機惡化，烏克蘭只好以放棄加入歐盟為代價，向俄羅斯尋求協助。最終引發該國國內大規模的示威、亞努科維奇流亡俄羅斯，及至今日的東烏克蘭地緣政治危機。由此可知，聯準會的貨幣政策助長烏克蘭經濟失衡，政策轉向更讓其經濟與政治一夕間垮台。

除了烏克蘭之外，受到去年5月聯準會貨幣政策轉向風向球之害的，還有讓巴西、印度等新興經濟體仍心有餘悸的經濟及金融市場動盪。聯準會的貨幣政策之所以會產生這種不下於戰爭的殺傷力，主要是因為美元占全球支付貨幣比高達41.8％、全球外匯存底有60.9％是以美元的形式存在，且美元作為全球貿易清算的占比更高。2014年亞洲開發銀行的資料顯示，即使不論美國本身的對外貿易，光是2013年日本與韓國、中國與韓國、中國與日本之間的美元貿易清算占比就分別高達58.9％、97.3％及52.4％，更凸顯美元在國際間的強勢主導地位，也難怪聯準會貨幣政策動向常會形成全球性的影響。同時，其未承擔相應的責任及以鄰為壑的態度，更讓新興國家氣得咬牙切齒。

例如在2008年10月的FOMC會議中，委員會曾一度討論聯準會是否要就房市泡沫破滅問題所引起的外溢效果做出回應，時任副主席的柯恩（D. Kohn）便表示，做出回應對聯準會並無助益。因此，當時聯準會只願對與美國有密切貿易往來的國家提供外匯交換協議，但拒絕智利、印尼、秘魯及多明尼加的請求（2012年亦拒絕印度的請求）。再將時間拉近到今年2月，聯準會主席葉倫出席國會聽證時，被問及是否要因應新興市場的動盪而調整貨幣政策，她表示聯準會將「密切關注」事態的發展，但無意調整貨幣政策的基調。由此可見，聯準會對其政策的外溢效果，是否衝擊其他國家經濟或金融的穩定，向來抱持漠不關心的態度，也讓穩定美國經濟與金融市場的聯準會，反而成為全球經濟與金融市場的不穩定因子。

史丹佛大學教授麥金諾（R. McKinnon）及泰勒（J. Taylor）曾建議，聯準會應盡量避免權衡式的政策思維，改以法則作為政策制訂的依據，以避免國際資金頻繁的跨國流動。但從聯準會近期的會後聲明看來，貨幣政策操作尚無回歸法則的跡象。只因現行的非傳統貨幣政策，可預期性並不穩定，就連聯準會自己都難有較高的掌握度，也才會出現柏南克時代公開暗示QE3將執行到失業率降到7％為止，但勞動參與率下滑超乎預期，以致於執行QE3減碼時的失業率已降到6.6％。另外，IMF曾經間接建議，新興經濟體國家若要避免美國貨幣政策擺盪的衝擊，應在市場穩定時，加快累積足夠的外匯存底，惟此舉又易遭到美國視為不公平的外匯市場干預，進而透過各種貿易制裁的方式阻擾。

總而言之，在2010年歐債危機爆發、當前人民幣國際化程度嚴重不足及中國政府債務與影子銀行危機纏身的情況下，各國欲以去美元化降低聯準會貨幣政策可能造成的市場不穩定性，仍不可能，亦使美元的國際地位依然不可取代；而唯一可行的國際合作，又難以建立，導致在可預見的未來，美國貨幣政策一舉一動可能引發的連鎖反應，始終難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