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瑪•雅各布斯
約翰•柯倫(John Curran)用了幾周時間跟著一些英國人，觀察他們的日常活動。父母去送孩子上學的時候，他跟在旁邊；他跟著他們去超市；他們在咖啡館里喝卡布奇諾咖啡的時候，他也待在旁邊。柯倫不是什麽想要發掘骯臟秘密的私人調查員，而是替一家賀卡公司工作的人類學家。人類學家是指通過系統觀察研究人類行為的社會科學家。他的工作呢，就是發現需要紀念的事件。
對信息提供者（他對被觀察對象的稱呼）的觀察顯示，他們有紀念去世親屬的需求。他發現許多人把去世親屬的骨灰盒放在家裡（比如放在鋼琴上），並在忌日時舉行儀式（比如點蠟燭）。有些人在儀式上會為去世親屬送上一張卡片，但他們發現大多數賀卡都不太合適，因為卡片上的問候語使用了現在時。柯倫說，使用焦點小組(focus group)等傳統市場調查方法，是不可能發現這一點的，特別是在死亡這個禁忌話題上。
目前受到企業聘用、研究新市場或設計產品以適應用戶的生活方式的人類學家越來越多，柯倫正是他們中的一員。“我們拿出做學術的方法去（收集市場信息），然後再把這些信息一點點拼在一起……這是一種富有挑戰性的顛覆現狀的方式，由此會產生許多機會。”
愛德華•利博(Edward Liebow)是美國人類學協會(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的執行主任，人們有時稱他為“企業人類學家”。據他估計，在美國人類學協會這一專業團體的1.2萬名會員中，有30%的人不在學術機構工作，而是在為企業或非盈利性機構效力。
不久前，全球各地的企業人類學家匯聚倫敦的英國皇家學會(Royal Institution)，參加人種學產業實務應用研討會(Ethnographic Praxis in Industry Conference)。就在這個歷史悠久的地方，邁克爾•法拉第(Michael Faraday)曾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電的力量。在為期三天的會議里，企業人類學家們討論了人類學在商界的應用，包括大數據和臨床試驗等問題。許多該領域的傑出人物在會上發言，比如過去15年在英特爾(Intel)工作的吉納維芙•貝爾(Genevieve Bell)，因而這次會議提供了一個遇到志同道合之人的機會。正如利博所說的那樣：“在企業里工作的人類學家大多是單位里唯一的社會科學家，周圍全都是工程師或設計師。”其中一人稱，第一次會議無異於為那些相互隔絕的企業人類學家舉辦的一場“首次亮相舞會”。
米克爾•拉斯穆森(Mikkel Rasmussen)是總部設在丹麥和美國的一家創新咨詢機構ReD的歐洲分部主任。ReD也聘用人類學家為其效力。他表示，那些全職為大公司服務的人類學家有時可能丟掉其專業身份，被周圍的同事同化。“最好的人類學傢具備很強的感同身受能力，以致他們可能很容易受傷，”他說。
在美國，英特爾(Intel)、蘋果(Apple)和施樂(Xerox)等科技公司在20多年前就開始聘用人類學家了。據稱，微軟(Microsoft)是全球聘用人類學家人數第二多的機構，僅次於美國政府。科技公司在各種不同的市場上開展業務，它們之所以求助於人類學，是為了理解這些不同的市場。“科技巨頭是真正的多元本地化公司，”利博解釋說，“它們意識到，如果不理解本地文化，它們就不會有競爭力。”
數字人類學已成為破解人們如何使用社交網絡等技術的一種方式，尤其是能夠幫助高級管理人員理解精通數碼技術的年輕人的行為。
麗塔•丹尼(Rita Denny)是芝加哥的一名人類學家，她經營著一家幫助公司開發新產品和新品牌的咨詢公司。她說：“人類學家會把社會和文化方面的意義和慣例作為背景，理解產品與品牌，那些公司自己則不會這麽做。這可能對管理人員的思維方式、以及設計和開發產品的思路產生重大影響。”
拉斯馬森過去對人類學家對於公司的貢獻抱懷疑態度。作為科班出身的經濟學家，他不能容忍靠傳聞軼事做研究的方式，而是信任統計證據。“以往看到有定性研究稱女性喜歡吃巧克力的時候，我希望看到喜歡吃巧克力的女性所占的具體比例，比如76%。”但後來看到一名人類學家是如何詢問她的調查對象之後，他的態度完全轉變了。“這真是讓人大開眼界，”他說。其他市場研究者事先懷有一些他們認為八九不離十、想要去證明的想法，與他們不同，人類學家“在工作中完全沒有先入為主的想法”。他說，他們“思維非常開放，能夠捕捉我們大多數人註意不到的不起眼細節”。
過去10年裡，人類學家對拉斯馬森所在咨詢機構的工作發揮了關鍵作用。他引述了一個例子，說明瞭傳統市場研究人員和人類學家所提問題的不同之處。一家消費品公司想要找出各個家庭的飲食習慣。一名母親稱自己做給孩子們的飯菜很健康——包括新鮮蔬菜、水果、富含維生素的健康食品。在跟著這家人走進他們家中、去學校和去單位觀察了一段時間之後，人類學家發現了真相：這家人的習慣是一邊玩電子游戲，一邊吃煎蛋和焗豆。並非這位母親在撒謊，而是她被自己渴望家人健康的強烈願望矇蔽了雙眼。
花這麽多時間跟調查對象相處意味著，人類學家可以取得他們的信任。“這也讓研究者背上了一種道義負擔，”拉斯馬森說。“人們對你敞開心扉、流下眼淚。這類信息你會對外透露多少呢？”
2007年，美國軍方開發出一種富有爭議的系統，名為“人類地形系統”(HTS)，讓人類學家登上了媒體頭條。美國軍方聘用了人類學家去研究伊拉克人和阿富汗人，以便更好地理解當地文化——或稱“人類地形”。這個旨在阻止暴動的項目遭到了一家名為“擔心的人類學家網絡”(Network of Concerned Anthropologists)的團體的譴責。在許多人看來，把未受過軍事訓練的人類學家派到戰區的風險太大了。也有人譴責稱，把人類學用作美國軍國主義的工具，是對該學科的玷污——這讓人回想起，19世紀頭十年至20世紀頭幾年，人類學曾被用作帝國主義的工具，帝國主義者利用進化人類學來主張帝國文化比所謂“土著”的文化更優越。事實上，HTS項目的社會科學特別顧問蒙哥馬利•麥克法特(Montgomery McFate)把人類學稱為“作戰學科”，該學科在其產生的早些年間一直是“為殖民主義服務的女僕”。
在企業人類學家界，高學歷能帶來一種優越感。（擁有博士學位的）柯倫說，博士比碩士牛。
拉斯馬森稱，並非所有人類學家都有能力為企業效力。“最大的問題在於如何找到學術水平高、又懂一點定價、或看過年報的人類學家。”他補充說，許多人類學家從觀念上就不認同資本主義這一套。
利博表示，把研究成果交給那些要求對成果保密以保證自身競爭優勢的企業，對於許多人類學家而言可能並非易事。他指出，畢竟，“他們喜歡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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