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誠
一直以來，課綱微調「十人檢核小組」的歷史專業飽受批評；但平心而論，那當中並非完全沒有「歷史學者」。海洋大學的黃麗生、世新大學的李功勤，以及後來加入的喻蓉蓉等人，確實都有歷史學位；即令專研哲學的王曉波，也有一些台灣史著作。
當然，他們的「中國史觀」引起許多人不安，但研究中國史者來編擬課綱，錯在哪？莫非只准「台灣史觀」進課綱？那不是一言堂嗎？
正因此，有人言之鑿鑿，認為課綱微調不過是史觀的「爭議」。
史學問題：王曉波等人，小看了中國史的格局。
但政治大學歷史系的金仕起老師顯然不同意，他認為那是大問題：「首先是程序問題。不管哪個政黨上台，一定有政治立場；只能用程序來規範，讓歷史當事人的聲音可以彰顯。而現在行政裁量權太大了。」
當行政權幾乎可以不受限制地指定任何人介入課綱，就會出現第二個問題：「王曉波不是學歷史的，史學界不認可。要說歷史專業，你得在學術領域活躍、有一些代表作品，可是他沒有。所以去年微調課綱一出來，史學界抗議，近一四○個學者聯名，前所未有。」金仕起說。
但小組裡的黃麗生、李功勤等人，確實是歷史科班出身，也有歷史作品；所謂「沒有歷史專業」，從何說起？難道真的只是「中國派」和「台灣派」的史觀之爭？
「就歷史研究來說，他們的觀點起碼比最新的學術研究晚了五十到七十年。而這個觀點卻不成比例地大，大到妨礙學生瞭解其他文明。」
金仕起專研中國史，他指出：根據研究，早在數千年前，中國就透過北亞草原的活動，跟西亞、歐洲連在一起；我們常說的「絲路」，就是中西文化交流最具體的例子。
「唐太宗說『以銅為鑑，可以正衣冠』，研究顯示銅鏡可能是從西方傳來的。連青銅器的使用，都可能和西方有關。」金仕起說：「王曉波他們講到隋唐，就說是開放的帝國；講到漢朝，就說那是強大的國家。但是唐朝的開放、漢朝的強大是什麼樣子？應該丟掉這種孤立地看一個個朝代、再一個個歌功頌德的史觀！」
中國與世界連結，而造就了豐富文化；不仔細考察之，而只專注稱頌王朝的「輝煌」，是把中國史的格局看得小了。
教育問題之一：接受偏狹史觀的下一代，無法與人對話
世界史學者、台大歷史系的花亦芬老師，看法也相似：「他們用傳統的『固定疆域』來講中國史，好像中國就是一群人，長期被釘在一塊土地上發展，事實並非如此。」
單一民族，在固有土地上開展「偉大文明」…聽起來好像很耳熟？「這其實是納粹式的史觀，扭曲了人們歷史認識的能力，讓人不能獨立思考。」花亦芬直指。納粹當年塑造了「日耳曼榮光」的民族神話，最終釀成大禍，人人均知。
花亦芬又舉例：二二八事件，如果硬要說是「暴民」引起的，很多人都不接受；有個原因是，如此一來，「暴民」的後代和「受害者」的後代，要如何相處？
「人不能獨立於過去而存在，對過去的解釋，會影響人現在怎麼看待事情，所以不同的解釋彼此要能對話。至少，要透過學術來對話。」
花亦芬補充：「我們會笑『天龍國人』，可是他們真的是因為生性冷漠才那樣嗎？實際上是因為他們沒有被教導怎麼看過去和現在的關係，當然就覺得很多事和他們無關。」
思考過去和現在？怎麼聽起來是在唱高調？事實上，這與我們的生活再貼近也不過。
金仕起說：「課本在這種史觀下，很少介紹中國以外的文明。連日本、韓國離我們那麼近，課本都幾乎只談他們的儒學、漢化。他們只有儒學嗎？」社會上總有人說年輕人只懂得哈日、哈韓，但就此來看，又怎怪得了他們？
「再說，來台工作的東南亞人越來越多，我們對中南半島的文明卻不瞭解，要怎麼看他們？」東南亞移工常被歧視，根源或許就在這裡？
「最近很熱門的伊斯蘭國，很多人都說那是『壞人』，但不是應該先知道穆斯林的文化和英美對伊斯蘭國家的政策，再來看嗎？」
列出一長串實例後，金仕起接著說：「現在的年輕人，拿起手機上網，就能和全世界的人連在一起，可是他們在學校卻要被『中國史觀』綁住，不瞭解其他文明，未來要如何跟人相處？」
王曉波等人的史觀，就算真落後於現代研究，也不能說是大錯特錯。真正嚴重的錯，是將它當成唯一的教學內容──那將教出難以與人對話、共處的下一代。
教育問題之二：犧牲老師的尊嚴、自主，與學生的興趣
甚至不用談到「未來的對話」，光看眼前，我們就會發現這套課綱有多麼不顧現實。
花亦芬也提起當前網路時代的特色：「現在的學生，活在網路時代，隨時可以看到與課本不同的觀點，以及歷史真相。當他們發現老師照著課本告訴他的，和他知道的不同，甚至不是真相，會怎麼想？」
「現代師生關係，不再是老師怎麼說、學生怎麼聽。老師講的如果不是真相，學生很可能會看不起老師，連帶地看不起歷史課。」
說「看不起」或許太嚴重，但對歷史課失去興趣，卻極有可能。
金仕起則從另一個角度來推論學生對歷史課的看法：「照大考中心的統計，近年的指考，選考歷史的學生常常不足四十％。由此反思，學生把歷史當成什麼？我覺得歷史教育已經僵化，學生對學歷史沒有感覺，當然更不會選考。」
「所以，我參與的九八歷史課綱──就是後來被鄭瑞城部長一句話凍結的那個──在十八週課程裡，只排了十三週的內容，讓老師有時間帶學生操作史學方法：搜集資料、討論、專題分析等等。」
「課綱不塞滿，老師的教學才會有主體性。否則進度壓力大，要一直趕，老師很累，學生也失去興趣，這對老師是一種打擊，很不公平。」
姑不論王曉波等人史觀的先進與否、是非曲直，但其單一價值，完全不適合資訊多元發展的現今社會，當然也就不利於老師的專業發展與學生的學習。
國家認同問題：走進國家認同的死胡同
而如果，王曉波等人的史觀既落後，又無助於學生未來生活和教師專業自主，他們為什麼要硬將其「調」進課綱裡？
花亦芬講得很直接：「王曉波等人把歷史教育和『國家認同』關聯起來，要用歷史教育來塑造國家認同。」然而，就像花亦芬、金仕起已分析過的，這套觀點完全可能讓學生遠離老師、遠離歷史學習；那麼，他們又怎可能認同歷史課本裡建構出來的那個「偉大國家」呢？要培養國家認同，那顯然是死胡同。
那麼，活路在哪？「如果我們給年輕人一個可以照顧他們、可以公開提出任何意見的國家，他們體會到這點，自然會對國家有認同，不是嗎？」花亦芬進一步說：「王曉波他們不懂年輕世代的想法和環境，只想用過時的『傳統』來灌年輕人的腦袋。從前我們都以為文史是『背科』，背起來就好了，但文史應該是要養成獨立思考的能力，不是背誦。」
「世界已經改變，越來越多元，過去的觀點不再能保障年輕人的未來。我們應該反過來看怎麼幫年輕人，而不是用過去那套來框住年輕人。應該從小讓學生為未來做好準備，也就是培養思考、熱愛學習、探索的能力。」
思考、學習、探索…教育本該如此。王曉波等人將歷史當成塑造國家認同的工具，背離教育，終將徒勞。
（人本教育基金會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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