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留美同學經濟學會於1985年成立，中國改革開放後數代海歸經濟學家多與此有關，其成長與發展亦對應著中國從學習到趕超的大時代背景。該學會近期出版25周年紀念文集《善始善成》，林毅夫、易綱、樊綱、茅於軾、華生等均在其中撰述。經濟學家孫滌擔任該文集編輯，在本文中他不僅回憶了求學經歷與學會歷史，更希望通過分享第一代學人在改製和市場化過程的經歷，能對後來者有所啟示。FT中文網特此刊出，以饗讀者。“人類是運用技能來解決問題的社會動物。在滿足存活的要求後就追求兩類重大的體驗。第一類最深刻的追求，是運用其技能去響應挑戰，這可以是擊出一記好球，或是漂亮地完成一項任務；第二類最深刻的需求，則是尋求和一些同類建立有意義的和諧關系：愛及被愛、尊重及受尊重、分享經驗、為共同目的而工作。”
——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1965
2010年12月10日，“中國留美同學經濟學會”（以下簡稱學會）在南開大學開了成立25周年的研討會，盡管天氣嚴寒，會議開得熱情洋溢。大家探討是否編撰一個文集，以志紀念學會自創辦以來推進中國開放和現代化的努力，以及會員們親歷其過程的體驗和感悟，或許對後來的學人還有些鞭策和啟示？我把這個編輯活兒攔了下來，倒不是我介入學會工作有多深，當然更不在我貢獻學會有多大，而是深感加入學會自己獲益遠超過所付出的，敲此邊鼓，充作對學會同仁和贊助者的些許回饋。
富蘭克林曾講過，人類歷史的構成，是有些人做了值得記述的事，有些人用值得記述的字寫了下來。我們這一輩，想必大家同意，是非比尋常的幸運。正像老子說的，“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王弼本道德經第五十章）我們中的大多數人，在生命的前三十年吃了點苦頭，在中間的三十年做了點事情，這點事表明瞭這點苦沒有白吃，也為生命的後三十年能寫出一點字添了素材。這種運氣，委實說，去我們中國人恐怕千年難以一遇的。
我的編輯原則，是盡可能保持其原汁原味。再套用老子的話語，“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道德經第五十四章）從讀者的角度，我們會發現，作者都各抒己見，記述自己以及周邊的感受，顯出了真的性情。謹代表作者們，衷心感謝範蔚文、陳昕、錢敏、何元龍諸位朋友的支持和辛勞，使本書的編撰和出版成為可能。同時也藉此機會，追謝歷年來對學會的創立成長和各項工作做出貢獻的不可勝計的友人和機構。
和許多朋友一樣，我參加學會工作是因緣際會；成為會員後，無論在交游、觀念、學養，還是職業生涯，卻有意想之外的收獲。令我特別感佩的，是我擔任會長那屆的理事會的協同。六位理事，海聞、單偉建、徐滇慶、許小年、楊昌伯和左小蕾——目前在國內都是展露頭角各領風騷的人物——和本人一起挺過了一年半。按學會每年換屆、會長不得連任的規矩，這可算是破天荒的。在1988年9月到1989年年底這段“疾風驟雨的日子”里，我們始終能互信互諒，護送學會駛過湍流險礁，令人終身欣慰。為了不打破學會的規矩，我堅持改選理事會不要超過1989年12月底，獲得了理事們一致同意，而且得到了在匹茨堡的會員和朋友們的通力合作。在徐滇慶等骨乾的協調下，聖誕節前在匹茨堡成功召開了學會的第五屆年會，一次真實意義上的“團結的大會”，非常難能可貴。
記得12月23日那天匹茨堡的天氣奇冷，打破了多年的記錄，與會者仍是濟濟一堂，負著使命感，來積極展望學會和社稷的前景。我的會長致辭，基於前天晚上的感悟寫下的，用了一段幽默做結語，“三個人在爭辯，各自從事的職業哪個最為老牌。醫生稱他的職業最老，自創世以來就有傷殘病痛得救治，難道不是嗎？工程師不以為然，爭辯說若沒有工程師的製造，世界怎麽能夠走得出混沌？政治家馬上奚落他們說，要是沒有政治家在先，哪來的混沌！”我對學會的職責做了期許，認為我們的會員可能不擅長政治權術，卻都在孜孜努力，專研救治和生產之道，以期響應中國的需求（China is in demand of expertise of healing，producing and making order out of chaos. Let’s keep hoping, keep learning, and keep cultivating.）
贊同我這樣的期許的，包括與會的學會顧問赫伯特.西蒙。老人冒著風寒在聖誕前夕蒞臨致賀，令大家很感動。西蒙教授聽了我的致辭居然大加贊賞，告訴我說中國人崛起的“氣數”還很長（以我的理解），斷不至於小挫而沮喪，致力建設終能有成果的，他甚至用了些中文的詞句。西蒙簽送給了我他的兩捲論文集，署上了他的中文名字——司馬賀，中國字竟也寫得中規中矩。
前一天我為了感謝西蒙到年會來作主題演講，同時也受我的博士導師之一比爾.庫柏教授之命，去他辦公室去拜望。卡內基.梅隆大學正有一座大樓要以庫柏來命名，庫伯曾是那裡著名的工業管理學院的創始人和多年的院長。庫伯老師和我的另外兩位博士導師——A.Charnce和G.Kozmetsky並稱“三劍客”，都來自Carnegi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後與梅隆大學合並成卡內基.梅隆大學），均是西蒙的好友。比爾.庫柏教授是一位極富創造力和個人風採的大師級人物，同西蒙的交情尤其深摯。西蒙在自傳里通篇談到比爾，並闢有一章專門講述。庫伯不但是西蒙在芝加哥大學的同窗，把他延聘到Carnegie Tech來，還介紹西蒙和他太太結成連理。在我看來，西蒙是大師中的大師，他的許多創見極具前瞻性，也是對人類文明歷程的精粹解釋。西蒙戲稱他幸好沒有淪為全職的經濟學家。他那廣泛的興趣和深厚的人文關切也不允許他僅僅停留在經濟學的理論研究。西蒙以浩瀚的智慧，游刃有餘地開拓出多種領域。比如他的經典之作《管理行為》（AdministrativeBehavior）值得人們反復研讀。該書總結了人類組織四千年來的選擇機制和群體行為的基本架構，切中了人類何以能夠合作的要旨，歷久彌新，成為眾多理念的前導和經濟管理研究方法的源頭。
通過為學會服務，我結識了不少素質優異和學養卓越的人，或師或友，不經意間提升了自己對事理的感悟和對態勢的感知能力。我介入學會的工作頗出於偶然，經過正積極投入學會建設的陳平的引介。當時他完成了物理博士學位，力求突進到經濟學的堡壘中來，我則惶惑於經濟學的牽強假設，想到堡壘外張望新途徑，兩人對人文歷史向來有興趣，因此常討論在一起。陳平作為第三屆會長四齣奔忙，終於在北京聯絡工作時病倒。行前他囑托我代為照料文書聯絡事宜，遇到了這種場面，只得頂了上去代打。記得為了拓展和籌款，勉為其難擬寫過不少信件，同知名人士和機構接洽，想方設法來推介學會，其中包括台灣的經濟政策研究重鎮中華經濟研究院的院長蔣碩傑。
蔣先生是有數的前輩經濟學家，望之彌高，與他書信往返，自是翼翼小心。1990年我第二次台灣之行，蔣碩傑約見，其時他年高已不每日辦公視事了。到得他的辦公室，研究院行政樓左側的一棟小樓里，蔣先生已在等候了。我們交談了許久，並沒有涉及經濟學和經濟形勢的內容。蔣先生有興趣的，是我們這一輩在大陸是怎樣進學的。承他頻頻垂問，我有無家學的淵源？又如何在閉鎖的狀況下汲取有價值的信息，之類。待走出他的辦公室，陪同的於宗先院長告知，蔣先生如此長時間細細詢問對後進學子是殊為難得的，看來他對我的印象甚佳，我才省悟到，蔣碩傑準是看重了我撰寫的信件，以及繁體字的書法。個人的修習，包括平時練的書法和讀的經典古文，有時真還派點用場呢，而老人家關切的，恰好是在文化的傳承方面。
如此的交往還有很多，譬如同台灣的沈君山、柏楊、馬英九、許倬雲、王永慶、盧修一等的交誼，也通過學會的渠道。拿盧修一來說，他是巴黎大學的政治學博士，因言論觸及了台灣的戡亂戒嚴法條，被囚禁了數年。後來他高票獲選“立法委員”，以在電視鏡頭里“立法院”的肢體沖突而聞名海峽兩岸。1990年我曾與他同住一個酒店的房間好幾個星期，我們常討論甚至爭辯，然而從來沒發生過沖突。他的台獨立場毫不含糊，而我“一個中國”的觀念異常堅定，卻能結成好友。盧兄的幽默細通達、豪爽義氣，和他的書法——我看了他在牢里長篇抄寫經典的那一筆清麗端莊的楷書，足見他出眾的定力，更讓我體認到了人的多元性和復雜追求，而人際的溝通不但必須而且是可行的。
學會能夠安然度過1989年，並非水到渠成之事，天安門事件激起的群情鼎沸使學會的前景變得撲朔迷離起來。當年和經濟學會同樣方興未艾的大陸留學生團體，譬如政治學會，有不少就垮於一旦。迭經中國歷次政治風潮，我輩對大規模的群眾運動深感疑懼。當時的我懷有一個簡單的念頭：作為看護人我有無可卸貸的責任，學會無論如何不能在我們手裡夭折。
那年八月政治學會在伯克萊加州大學召開，我應邀出席。見識了了紛紛登臺發表的憤激情緒後，更堅定了自己的想法，在昂揚情緒彌漫時倉促做決定皆屬不智。我挪後年會和推遲改選的提議得到了理事會和廣大會員的認同。果然，冷卻了幾個月後，我們在匹茨堡年會得以平順交接工作，產生了新的理事會，學會也略無波折地駛入坦途。對此我們深感寬慰，這也許是本屆理事會盡責工作中的最大一件。我們這一屆還在陳平會長和張欣會長之間，承上啟下，做了不少建設性的努力，紀念文集的各篇也提供了不少記述。其中《中國經濟評論》的創立，由單偉建理事主持的，有著深遠的意義，開啟了學會在國際經濟學領域登堂入室的歷程。
我去美國相當早，尤其是作為自費留學生。所謂自費，實際上靠的是申請美國學校的助學金，這個主意來自在上海財經學院（現稱財大）幫助培訓財政部司局級乾部的美國專家的指點。當時我在上海財大讀國際金融的研究生，英語尚過得去，擔任了美國專家們的助教。他們告訴我，在美國讀研究生課程可以不必自己花錢。於是靠他們幫忙，我被幾所大學的錄取並請到了助學金。但出國護照卻被留難，理由是研究生已在國家要重點培養的“人才”之列（當時研究生的錄取率在2%以下），不可隨便流失，因此誤了八月開始的秋季學期。後來有了轉機，據說是上海有一個在讀研究生的高乾子弟也要“自費”出國，因此特許放行，一共16人，我是15個搭便車者（freeriders）之一，可以說這是我享受制度搭便車者好處的唯一的一次。我1981年底經香港飛抵美國，但誤了學期，不能進幾個更好的學校（包括賓大和布朗大學），只得去了南伊利諾大學（Carbondale）插讀春季班。離開上海之前我曾和到訪的普林斯頓經濟學院院長做了面試，他應承錄取我，不過次年秋季才能入學。當時自己心裡頗不踏實，沒敢把目標設得太高而舍棄了，也因此失去了和楊小凱、於大海等成為同窗的好機會。
說來有點奇怪，我到美國後從來就沒有感到過shock（震驚），不論是文化還是語言上。我的英語靠自修，主要得益於竊聽短波收音機里傳來的“英語九百句”，當然也常聽“美國之音”的敵台節目，因此對西方社會多少有些瞭解。至於經濟學的訓練，是在上海財大的圖書館里苦讀出來的。那時財大的研究生院蝸居在中山北一路的一棟小樓里，三層有個圖書室，只對教授和研究生開放，藏有數千冊財經類書籍和期刊，大部分是1980年初美國來滬展覽圖書後留下來的。我視其為寶藏，整日挖山不止，也算打下點兒基礎，替我的留學生涯做了些鋪墊。
我感到的shock，倒是在抵美後的第一站伯克萊校區，在奧克萊的中國雜貨店，所謂“屋崙馬脊”里看到，從大陸進口的桂圓、粉條、紅棗、梅乾菜，色色齊備，都是國內非年節憑票買不到的。同樣的shock還來自我1990年初返國內的經驗。那年初春我卸任會長，兌現了向福特基金會做過的承諾，率隊回國考察。福特基金會是學會初期最主要的贊助機構，主持其事的蓋斯納主任是日後頗有名氣的美國財長的父親，小蓋斯納還在北京游學了一陣子呢。他們憂慮“六四”以後中國的發展前景，敦請學會——對兩邊都有瞭解的會員去做一個評估。我和新任會長張欣和日後的會長海聞，在兩種氣候都還冰凍的情勢下成行。當夜晚走出住宿的北京飯店，我看到路邊攤的小販在料峭寒風中守候，向行人兜售新鮮的葡萄、哈密瓜時的殷勤勁兒，不由得感到沖擊：我去國不過十年，經濟和物資供應從匱乏到豐盛，竟有如此巨大的改進，發展是硬道理，難道還需要什麽理論來佐證市場的偉力嗎？
不過，市場帶來的糾結也始終存在。記得我在俄亥俄州立大學（Columbus）讀碩士時，因為拿了獎學金無需打工，就去聽了E.Kane教授的貨幣銀行學高級課程，他是該領域的權威，尤其對金融監管有深入研究。當時里根政府力主的“解禁”政策（deregulations）正在展開，學界和業界一片叫好。Kane教授並沒有一面倒，他告誡學生，要關註規制和解禁在現實世界的博弈歷程，成效如何還在於“度”的合理把握。後來我在德州大學（Austin）念博士的時候，正值美國以反托拉斯的名義把AT&T給肢解成八個子公司，Charnce老師做案例分析時也提醒學生，要跟蹤長程效應，評斷利弊若只從理念或原則著眼，偏誤會是很要命的。1980年代留美的經濟學生想必記得，薩繆爾森和弗里德曼在《新聞周刊》（Newsweek）的對峙的專欄筆戰，兩位泰鬥過招許多回合，可謂膾炙人口。當時讀了直覺過癮，許多年後才悟出其中的門道：兩派為之糾纏的，可以歸結成一個字——“稅”，其餘多半是藉口或粉飾。政府孰大孰小，歸根結底，是“這些是我應得的，你不能拿走”和“那些是我應得的，你得還給我”之間的爭論。而唯有國家，現代文明唯一“合法的有組織的暴力”，才有“合法的權威”，把經濟利益以稅和費的名義在各個人群之間合法地分配來分配去。
在替學會工作的過程中也多了機會，考察美國深層次運作的潛規則，這是教課書里讀不到的。當時美國在中國的最惠貿易國待遇上爭議極大，尤其是1989年，官方和民間都洶洶然，我在會長任期里，頗受到壓力。從媒體從機構甚至從參眾議員那裡，有不少到美國國會去作證支持製裁中國的要求。我們理事會定出了約束：任何會員不得以學會名義參加這類活動，而作為個人，務必本著學術的嚴謹和自己的良知來審慎對待。本人在回應這類要求時總是秉承這個原則，坦誠告知對方，我們的會員中有不少的確具有作證的專業水準和操守，但是不能保證會員個人的證詞一定會符合要求方預設的立場。事實上，不少此類要求臨了都不了了之，而我們絕大多數會員也都恪守了作為中國人的底線。這給我相當深刻的教訓，在博弈競爭中人們追逐的正是自利，而不是相互標榜的原則，印證著現代經濟學的開山祖亞當.斯密的教誨。
中國致力於把將國家的合法權威提升為現代社會的稅制，還是路程漫漫，但開放三十年來的長足發展，我們已經進到全球舞臺在進行大規模的博弈，如何掌握自己的話語權已是無從迴避的了。不過直至今日，在世界博弈規則的制定上，中國還只是一個follower（跟隨者），怎樣爭取成為setter（設置者），經濟學人是責無旁貸的。這令我回想起1986年在波士頓召開的第二屆年會，當時的年輕人感奮於開放改革所取得的顯著進展，盼著經濟學諾貝爾獎不久能落到中國人的頭上。將近三十年過去了，這頂桂冠還難見蹤影呢。諾貝爾的獎酬其實沒那麽重要，在競逐文明的過程中，我甚至想，你要是能把人類是如何展開“抱團競爭”的——市場競爭不過是其中之一，雖說95%的人的95%以上的生命都耗在裡面打拼——“我”與“我們”，以及“我們”與“他們”之間的博弈機制給整明白（Me vs. We，and We vs. Them），功業不就盡在其中了？
總之，市場和制度乃博弈的結果，在演進中竟取，無法由天賦而浪得，這在西方人如此，在中國人如此，在阿拉伯人亦復如此。無法靠設計出人，無論是特蕾莎嬤嬤、或是雷鋒叔叔、還是所謂“徹底理性的經濟行為人”，來制定和貫徹奏效的政策。我們不得不回溯演化的歷史找其線索，深入到演化中鑄就的人腦構造內部找其依據 ，才有可能洞悉人類的本性和人類合作的條件。對此，我願意借用哈佛的知名學者，昆蟲學和文明演化大師威爾遜(E.Wilson)教授的一句斷語來表達：“在群體內部，利己者占優利他者；在競爭群體之間，利他群體戰勝利己群體。唯此為大。”
1991年春，我搬到洛杉磯不久，楊小凱來訪，他那時已到了澳大利亞執教。在我家徹談竟夜之後，次日找林毅夫晤談，他當時在洛杉磯加大客座。午餐後我們去蓋蒂美術館參觀，那裡耗資九千萬美元購得了梵高的一幅名畫“鳶尾花”。我們三人在畫前佇立良久，感觸梵高的窮愁一生，生前一幅畫都沒能賣出，卻給後人如此崇高的享受。毅夫兄突然冒出一句話，“我們欣賞了這麽久，到底該付多少，才報答得了梵高？”一個典型的經濟學計算。而令我心有戚戚的，梵高追求的高遠思路，也許他沒有自我意識到：是付出和回報，往往不能在一筆交易或一個時點上結算得清楚。經濟上的“均衡”不也如此？必得拓寬視野，從長程著眼，方能解釋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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