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北京到臺北

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許知遠

他們在凌晨抵達，並肩站在一起，四周是激動疲倦的青年，還有橫七豎八的標語條幅。他們都發福了，不過昔日的形象仍清晰可辯。這形象曾鼓舞了整個世界，他們是中國理想無畏青年的代表，試圖挑戰中國共產黨強大的專制機器。他們也曾讓台灣社會激動不已，鄉音各異的國大代表聲援北平的游行，似乎這群青年比老蔣的軍隊更可能實現他們的反共志向，受他們鼓舞的學生占據了臺北廣場，用靜坐與抗議來加速威權政治的解體。

他們的挑戰失敗了。25年過去了，這兩個昔日青年仍處於流亡狀態，仍是北京名義上的通緝犯。他們失去了天安門廣場的舞臺，卻未退出歷史。那個更胖些的幾年來一次次試圖闖入中國，在東京、澳門、香港的機場激起媒體的關註、讓人重溫被淡忘的記憶。他在立法會里發表了簡短的講話，急速的、戲劇性的語氣仍讓人想起他25年前的形象，他曾是廣場上最有魅力的人物。沒有演講的另一位在這群台灣青年中有著更廣泛的影響力，幾年來，他以一名歷史教授的身份，幫助新一代人理解中國大陸、激發他們參與社會變革的熱忱，這也是個奇妙的相遇，一個無法回到大陸的學運領袖，成為一群茫然的台灣青年的精神導師。

在網絡上看到王丹與吾爾開希的照片時， 你很難不想起福克納的名言，過去永不會消失，它甚至不會過去。25年前的流亡學生領袖，身處一個65年前開始的流亡政權的立法機構中（於右仁書寫的匾牌猶在，立法會的章程仍與1947年的憲法緊密相連），也表明歷史的重要特性——被壓制的歷史可能暫時處於弱勢，它常以意外的方式再度闖入現實。他們的照片在內心激起的共鳴，也印證了，歷史也絕非現實力量的較量，象徵、情感、認知、想象同樣占據重要的角色。

但王丹與吾爾開希的出現，似乎也在提醒這些自稱“太陽花”的年輕人面臨的嚴竣挑戰。當在天安門槍聲響起，入獄與流亡剛剛開始時，大多數人對未來是樂觀的。流亡中的嚴家祺在1990年寫下的《中國人的第四個政治》是這種情緒的反映。它也是對金耀基兩年前著作的回應，金耀基相信台灣、香港、大陸因不同的歷史際遇正在形成三個中國人的政治，但最終它們都會通向同一個目標——現代化導致民主政治。1988年的金耀基有理由樂觀，這三地似乎都正處於一個嬗變的關頭，台灣的威權瓦解自不必說，香港也正因回歸尋找政治表達，十年的改革開放則令大陸的極權主義似乎退隱了，同為中國人的社會，這三地也正在形成一種良性的相互影響。


嚴家祺重拾這股樂觀，他把海外民運視作中國人的第四個政治。“六月四日的一聲槍聲，送走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他不無戲謔地寫道。屠殺不僅迅速催生出一個政治流亡群體，還將海外華人世界連接在一起，它可能與台灣、香港共同匯聚成一股對大陸的政治壓力。他相信北京的合法性業已消失，更無法應對新的挑戰，從東亞到東歐，歷史潮流站在自由這一邊。“六四”平反為時不遠，屆時流亡者們歸來，這四種政治最終匯聚成一種政治——一個尊重自由、民主、法治、人權的政治，一個嶄新的聯邦制的共和國就此誕生。

25年過去了，流亡政治早已分裂、式微，曾對屠殺義憤不止的海外華人、留學生急於靠近北京，不管是香港的中環，臺北的立法院，你都能感到一股似乎無法阻擋的力量的到來。這四個政治的確在向一個方向演進，與嚴先生期望的相反，它不是朝向自由與民主，而是大陸的專制日益的增強。

太陽花們的憤怒似乎針對服貿協議的缺乏程序正義（它似乎退回了早期的威權形式），深層卻是整個社會的挫敗與恐懼感的爆發——找不到自己方向的台灣，正迅速、不可阻擋地被引向正在興起的大陸，作為領導人的馬英九不僅未能作出反應，反而主動拆除了藩籬。

高喊“如果獨裁已成事實，革命就是一種義務”的太陽花們，誇大了他們面臨的殘酷，即使出現了偶爾的流血事件，他們面對的也是一個溫和得乃至無能的民主政府，他們要對抗的對手不僅不在眼前、而且強大得超越他們的想象，這就是他們所樂於談論、卻又所知甚少的“中國因素”。在這個意義上，他們遭遇的困境要比“野百合”的父輩嚴峻得多。

王丹與吾爾開希的存在也正是這註定漫長鬥爭的象徵。25年前的天安門前的民主運動，不僅是一場理想主義的盛宴，也同樣是一場混亂、缺乏準備（理論與組織上皆是）的行動。正是缺乏內在的準備，在一場浩大的運動之後，一切都消散得如此之快，抵抗無從談起，參加了理想狂歡的同一批人又一頭扎進了金錢的狂歡。對於堅持抵抗的人，除去扮演好道德符號，他們似乎很難有直接的作為。

面對這樣的一個北京強權，只有一個既富有原則又足夠狡猾的臺北才可能與之周旋，在不平衡的力量對比中獲取暫時的平衡。但很可惜，台灣的兩黨似乎都難以產生這樣的領導人來應對這復雜局面。社會力量對此深感不安，他們可能暫時癱瘓立法院、甚至政府，卻無法創造一個既代表他們、又能對抗北京的政黨與領袖。

我們當然要為太陽花一代喝彩，他們不是“暴民”，而是社會力量的一次集中表達，這即興的、影響迅速的集體行動正是一種新的政治、社會形態興起的標志。像1980年代末一樣，此刻的台灣正在尋找一種更能順應民意的政治秩序。這個過程註定長期復雜，太陽花一代將很快意識到，他們面臨的困難要比預想的可怕得多。面對中國崛起這股巨大的、令人憂慮的潮流，需要深刻的智慧與持續的犧牲，而不僅是即興的快樂抗爭。它也需要你從往日的經驗中尋求靈感與支持，在臺北，我分明感覺年輕一代對於自身歷史與大陸歷史的漠然（不管是台灣的黨外運動，還是王丹的天安門經驗，他們又有多少興趣理解呢？），歷史不斷證明，缺乏內在思想與情感的抵抗，總是難以持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