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育種技術、轉基因作物和大型種子公司的排擠之下，中國大量的地方品種不僅沒有市場定價的權利，甚至因為缺乏市場競爭力，逐漸消失了。
從2003年開始，中國科學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員宋一青和團隊多次調查研究了中國西南的廣西、雲南和貴州三省，尤其是山區當地種子的多樣性。她對“中外對話”說，有很多地方種隨著商業種子的普及逐漸消失了——在雲南寶山的石頭城，村裡以前大量種植青稞大麥，現在只有一兩戶人家種青稞，大麥則只剩一個品種，也是因為當地需要用它釀酒才保留下來。農民以前吃菜籽油，在氣候變暖以後，菜籽植株開始大量生蟲，需要灑更多農藥，不合算，農民便大多放棄種植。目前這里普遍種植的是小麥、雜交玉米和水稻。
宋一青說，種子是活的，是不斷自我更新的。它們在自然中生存，和自然有交流，能夠獲得適應環境變化的新基因，基因庫的種子無法替代那些在生產中消失的種子。而且，地方品種是適應當地氣候的，商業種子則可能無法適應當地氣候。
中國的國家和地方農科院都設有基因庫，存貯了多種農作物的種子，以保存基因的多樣性。宋一青團隊在地方搜集了176個農家種，並把它們和基因庫里30年前留存的、同產地同品種的種子一一進行了基因對比，發現新搜集的種子比基因庫種子基因更豐富、更多樣性、抗逆性（植物抵抗惡劣環境的特性）更強。而多樣性，正是生態系統抵禦自然災害的重要方式。
宋一青提到，更糟糕的事情是，現在大量的商業性種子採用相同和相近的親本（用於雜交的母本和父本）進行雜交，導致大量的雜交品種的基因基礎狹窄。種質的多樣性大大減小了。
她希望，中國應該出現更多像河北“一墩青”馬鈴薯那樣的地方農業品種品牌。
“一墩青”是河北省懷安縣種植了40多年的馬鈴薯品種，近年由於經過了品種改良，並堅持不添加任何化學藥劑進行有機種植，在農產品博覽會上贏得了良好的聲譽。正是因為能夠自己留種育種、掌控馬鈴薯的整個繁育過程，農民擁有更多自主的權利。
靠著“一墩青”馬鈴薯品種，當地發展成立了自己的可持續示範農場——“一墩青”懷安可持續示範農場，生產包括“一墩青”土豆在內的有機農產品。村民也已經以“一墩青”為名，在民政局註冊了一個民間組織——“一墩青”農村發展促進會，不僅推廣和延續了傳統品種，也為這個當地品種爭取了馬鈴薯市場的定價權。
市場販售的種子，也稱為商業種子，一般具有更高的產量，或者抗倒伏、抗蟲等改良的性能，能獲得農民的親睞迅速占領市場。但是，據青島農業科學院王殿純說，為了保護自己的知識產權，種業公司的種子99%以上是雜交種，無法繁殖。農民因此需要不斷買種子，種植的自主權利和利益受到很大的限制。
擁有自己的種子，並能夠改良和交換種子，稱為種子主權。它和農產品定價權一樣，都是生產者應該享有的基本權利。但是，宋一青對“中外對話”說，在當前的中國，農民這種獨有的權利正在喪失。
除了生態功能，種子還牽涉到文化傳承等社會功能。留種、育種，都摻雜著農村的耕種活動和交流，是農村文化的一部分。如宋一青所說，“生物多樣性和傳統文化多樣性、小農生計多樣性是密切相關的，小農的問題，都是交織在一起的，動態的。”保護生物多樣性、維護農民權利，都要考慮農民作為持續轉承和創新者的多元價值和作用。
種子主權的申訴，並不是中國人才面臨的問題。早在2011年，數千印度人曾發起“孟山都滾出印度日”，游行捍衛食物和種子主權，抵制大公司強行接管農業。孟山都是一個跨國農業生物技術公司，也是轉基因（GE）種子的領先生產商，占據了多種農作物種子70%–100%的市場份額。
組織該活動的印度環境活動家、物理學家Vandana Shiva，曾在一篇文章中說，因為大的種子公司的擴張，不能繁殖的商業種子更加普遍，相關專利保護法的出台，也保護了育種者擁有對種子的專利權，缺乏法律意識的農民不僅失去了育種的權利，甚至不能保留自己的種子。因為每年都要花費昂貴的費用去買種子和農藥等，農業投入增加收益卻減少，農民的生活壓力很大，自殺率一路飆升。
“種子主權是食物主權的根基，如果農民沒有種子主權了，也就沒有了食物主權。” Vandana Shiva在文章中說。
“食物主權”是指在享受糧食安全和食品安全的“人權”之外，生產、分配和消費食物的人有決定自己食物系統的權利。中國人民大學農村與農業發展學院周立教授告訴“中外對話”，食物主權有三個層面：農民有生產主權，即擁有生產資料、決定生產方式的權利；消費者有消費者主權，是決定購買意向的權利；國家主權層面，是保障糧食安全。
這是一種隱性的、長期存在的權利，卻常常被大多數人忽略。在中國，這三方面都面臨著威脅，其中最危急的，就是包括種子主權在內的生產者主權。
許多中國農民也在當下的農村改革中，失去了土地。農村集體土地的流轉和徵用是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的熱點議題，農村集體土地的大規模流轉和徵用，可能導致土地重回大資本控制狀態。農村改革的趨勢是促進農業的規模化經營，小農的權益可能被進一步壓縮。
河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研究中心主任李昌平對“中外對話”說：“農民要維權，首要的是堅持當前集體所有制和家庭承包責任制相結合的農村土地制度（防止土地流轉到大資本手中），其次是堅持保留部分農家種子。”
但是，中國維護食物主權的意識才剛剛醒過來。香港理工大學嚴海蓉教授從進口轉基因大豆延伸出來的食物主權討論，是一個很好的發端。
她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大豆危機首先是國家糧食主權的危機。2012年中國大豆80%的消費量為進口的轉基因大豆，對中國國產大豆形成了強勢驅逐。中國大豆主產區黑龍江省，大豆播種面積從2010年的6470萬畝，降低到了2012年的不足4000萬畝。國產非轉基因大豆市場被擠壓，沒有銷路。同時，進口大豆的價格也從2006年的265.2美元/噸一路飆升到599.3美元/噸。隨之上漲的大豆產品成本，都將由消費者來承擔。
進口轉基因大豆的系統影響，波及生產者、消費者和國家主權。中國大豆協會會長劉登高對“中外對話”說，中國大豆產業處在一種受綁架的狀態，從主權角度來討論，“種什麽進口什麽，進口多少，都應該由我們自己來決定。”
只是能看到這個層面的人還是少數。周立說，中國公民對食物主權的意識薄弱，加上中國的制度環境缺乏社會運動的基礎，關註討論這一問題的人還不多。
中外對話(www.chinadialogue.net)是一個致力於環境問題的中英雙語網站，總部位於倫敦，是一個獨立的非營利性組織。作者簡介：張春，中外對話北京辦公室助理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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