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人離世後，如何面對活着的創傷

紐約時報


我的父親死於腦瘤已是四年半前的事情了。但如今和我88歲的母親談起失去我父親這個事情時，我很驚訝地發現她還在懷疑自己：「你大概以為我早看開了吧」。她談起失去她共度幾乎六十年生命的丈夫時，依然沉浸在痛苦中，「已經四年多了，但我還是很難過。」

我不知道我成為精神科醫生的動機，是否緣於我母親在我小的時候就喜歡這麼講話，或者是因為現在我是個精神科醫生了，她才這麼跟我交談。但我很高興可以和她談起這個話題。我們需要談論痛苦。如果痛苦深埋在個人心底，它將會蠶食掉個人的心理支撐。

「心靈創傷永不會消失殆盡。」我回答，「也許它會有變化，有時隨着時間可以逐漸淡化，但它永不可能完全消失。你為什麼會覺得你應該看開了呢？我覺得不是這麼回事。」我的母親思考着我的看法，如釋重負。

「我不用因為還沒看開而內疚了？」她問，「我第一任丈夫去世時，我花了10年才走出來。」她突然又想起來她大學裡的愛人。當她20多歲時，她的愛人由於心臟問題突然去世，多年後才又遇到我的父親，「我覺得自己終於能透口氣了。」

在我10歲還是11歲之前，我對我母親的第一任丈夫毫無所知。直到有一天我在玩猜字遊戲時，為了查找單詞，我翻開了她那本飽經風霜的韋伯詞典。書的扉頁上有我母親的筆跡，用黑墨水寫着她的名字。但那姓氏並不是她現在的姓氏，也不是她未婚前的姓氏。那是另一個我不熟悉的名字：雪莉·施泰因巴赫(Sherrie Steinbach)，而不是她現在的名字雪莉·艾普斯坦(Sherrie Epstein)。這是我母親的另一面，她獨特的手跡立刻讓我覺得無比熟悉，但這個名字又讓我感得十分遙遠。

「這是什麼？」我想起我舉着這本褪色的藍色辭典，詢問我的母親，這個故事就此翻江倒海地展現出來。之後我們很少再提起。直到我的父親在半個世紀後去世了，我的母親才又開始提起這個事情，這一次是她主動提起的。我不清楚她第一任丈夫的去世所造成的創傷，是否真的完全被撫平。我父親的去世似乎又使這個問題浮到水面。

心理創傷並不只是重大災難的後果，它的影響不局限於受重災的人群。心理創傷的暗流不停在日常生活中涌動，於無常的人生里，伴隨各種辛酸經歷將我們擊垮。我可以說，我們要麼正處於心理創傷後的應激障礙里，要麼就是正處於心理創傷前的應激障礙里。死亡、年邁、疾病、事故、分離、失去，它們以各種方式環繞在我們所有人之間，沒有人可以逃離。我們的世界是如此的不穩定與不可預測，即使已擁有了難以置信的科學進展，這個世界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以超越我們控制的形式運行着。

我告訴我母親的話「心理創傷永不消失」，來自於我這些年作為精神科醫生的認識。當我們試圖抵制心理創傷，不讓自己感受到其全部影響時，我們迫使自己脫離了事實。作為治療師，我可以作證：讓一個人承認自己的痛苦與無能為力是有多麼困難。我母親的自然反應「我不是應該看開了嗎？」，是非常普遍的現象。我們中的許多人會儘力恢復常態，但這使我們逃避自身的痛苦程度，也因此忽視了其他人的痛苦程度。

當災難襲擊時，我們可能會迅速產生移情反應，但私底下我們總認為自己應該恢復「正常」。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的受害者需要數年才能恢復，士兵從戰場帶回的是其沙場中的痛苦體驗。我們作為一個社群，是否能夠為這些人痛苦數年？或者我們應該向前走，也希望他們能夠向前看？我一個朋友在4歲時遭遇母親自殺，他的父親為了讓他向前走，在一個清晨告訴他：母親已經離開，永遠也不要再提起她。當我們在希望他人往前走時，我們是否也在採用這個方式？

1969年，瑞士精神科醫生伊麗莎白·庫伯勒·羅斯(Elisabeth Kübler-Ross)將死亡的創傷帶入她開創性工作的著作《論死亡與臨終》(On Death and Dying)里。她闡述了悲哀的五步驟模型：否認、憤怒、談判、絕望、接受。在那個時代里，她的工作成果非常激進。它使死亡成為正常的談論話題，但這也無意中讓人們覺得： 應該用正確的方式來處理悲哀，這正如我母親的感覺一樣。

然而，追悼沒有時刻表。悲哀對每個人的效果並不相同，而且它並不總能輕易離開。如今精神科醫生們能找到的最接近的共識是：對待心理創傷，最健康的方法是直面接近它，而不是試圖去逃避。強迫恢復正常的自然反射衝動只能適得其反。當受到心理創傷的人試圖融入正常人中間時（我們中大部分人是這麼做的），他們只能感覺自己格格不入。

雖然我們習慣認為心理創傷是巨大災難後不可避免的結果，但我們的日常生活也充滿着無休止的小心理創傷。東西打破了，別人傷害了我們的感受，蜱蟲會傳染萊姆病，寵物會死亡，朋友生病，甚至也會死。

「它們正在攻城掠地，」有一天，一位60歲的朋友數着親近熟人們的各種疾病，「我們正在走下坡路。」他是對的，但這種生活帶來的心理創傷並不只攻擊一個年齡段。第一天上學與第一天使用生命輔助設施，有驚人的相似之處，分離與喪失摧殘着每一個人。

當我母親告訴我，她花了10年時間才走出第一任丈夫去世的痛苦時，我很驚訝。我想，她開始恢復時，我已經六七歲了。我的父親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醫生，但他並沒有對我母親的問題採取措施。當母親嫁給父親時，她把往日的婚禮照片都交給了姐姐保管。我對此毫不知情，也從未想過要問起。但當我父親去世後，我的母親突然對她生命里這段非常時間毫不忌諱。這段故事一直沉睡着等待了60年，幾乎從未被提起。

我的母親在處理父親死亡的問題上，將自己擺在了與當年一樣的壓力下。那些早期的心理創傷決定了後來的創傷，而克服創傷的困難度只能越積越高。我非常高興自己是一位精神科醫生，也很感激自己在與母親交談時帶着佛教的寬容傾向。在那些儘快恢復正常的無稽之談中，我可以給她提供其他一些東西。

願意麵對心理創傷的意願是恢復的關鍵，無論創傷是大是小，年代久遠或是昨日之事。它們也許永遠無法如我們希望的那樣完全消失，但也許它們並不需要這麼做。心理創傷是生活中不可磨滅的一部分。正因為如此——而不是儘管如此，我們才是活生生的人。

馬克·艾普斯頓(Mark Epstein)是一位精神科醫生和作家。出版的《日常生活中的心理創傷》(The Trauma of Everyday Lif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