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
吳豐維
三十歲以下的台灣年輕人，經常被老一輩戲稱為畏苦怕難的「草莓族」，是只想活在小確幸、過自己小日子的宅男宅女。但是，堂堂邁入第三個星期的太陽花學運，卻徹底翻轉了老一輩的刻板想像。
三月十八日夜晚，兩百多位反對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年輕人翻過台灣立法院的圍牆、衝破警力的攔阻、闖入了閉鎖的議場。他們拿起麥克風，挺立在主席台上，高聲宣布：人民佔領了立法院！
這些一九八O年後出生、在優渥環境下長大的千禧世代(Millennials)，居然在立法院議場築起工事，與國家機器硬碰硬，更拿起他們的擴音器，不厭其煩地向全民宣達他們的理念。
瞬間，太陽花學運（因為學生佔領立法院的第二天，有民眾送了許多物資，其中有人送了許多太陽花，很多學生都人手一支，因此被媒體稱為太陽花學運），吸引了全台灣的眼球，數十家新聞媒體全天候跟拍。根據統計網站Socialbakers，主導此次運動的黑色島國青年（由台灣清大、台大、成大、政大等校學生跨校成立的反服貿社團）的臉書，是台灣過去一個月內粉絲數增加最多的專頁，高達二十八萬多人，將其他偶像藝人遠遠拋在後面。學運總指揮、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研究所研究生林飛帆的個人臉書，隨意的一個貼文都可以吸引超過十萬人點贊。
許多人的疑問是，這些年輕人為何有如此大的動能？為什麼他們有這麼強大的組織能力？這場運動會達到什麼成果呢？
千禧世代的反抗動能的背後，有普遍的國際因素，也有台灣的獨特脈絡。
過去二十多年來，在全球化的氛圍下，開放是被鼓勵的美德，利益均沾(trickle down)是被鼓吹的神話。但是金融風暴後，席捲全球的經濟蕭條與嚴重失業，直接衝擊年輕人的未來，他們挾着被既有體制剝削的不平開始反抗。
過去四年間，從阿拉伯之春到席捲全球的佔領運動，都可以看到千禧世代穿梭街頭、拿着各種行動裝置，透過推特或臉書這類社群網站彼此集結、向外發聲。
現在，輪到台灣的千禧世代。
三十歲以下的台灣年輕人，是台灣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代。二十五歲到二十九歲的年輕人口中，有55%的人具備大學以上學歷，十年前，這個數字還不到四分之一。
但是，這群教育程度最高的年輕人，卻是失業率最高的一代，也是最受經濟剝削的世代。根據台灣主計處《人力資源統計年報》，2013年，二十五歲到二十九歲年輕人的失業率是7.11%，遠高於全人口的4.18%。而主計處同年的《人力運用調查》更顯示，這些30歲以下的千禧世代，有近九成的人平均月薪不到四萬台幣，其收入完全無法應付高漲的房價與物價。這些青年人恐怕必須不吃不喝三十年以上，才供得起台北市一間三十坪（近100平米）的公寓（約一千五百萬台幣）。
台灣的千禧世代佔領立法院，要求退回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這個訴求與全球性的佔領運動有其共通處：他們不信任自由貿易，認為它加大了貧富差距，惡化社會的不平等，進一步剝奪了年輕人的未來。
但不同的是，台灣的佔領運動多了政治與文化的意義，因為服貿協議被視為是木馬屠城記的翻版，國民黨政府被比喻為引清兵入關的吳三桂，它甚至將一次性的改變台灣人的生活方式。
這樣的顧慮並非空穴來風。香港在回歸中國後，與中國簽訂了CEPA，雖導入了龐大的中國資本，但是爆量湧入的大陸人，排擠了香港人的生存空間，引起香港人「蝗蟲入境」之譏。中國資本搜購香港媒體後，也屢屢引發言論緊縮的爭議。香港的殷鑒不遠。台灣人看到了，與中國更緊密的經貿關係後，既有的生活方式被掏空的可能危機。
此次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牽涉到的產業，是佔了台灣GDP將近七成的服務業，它將直接衝擊到台灣58%的勞工。許多人擔心，一旦開放了服務業市場，兩岸之間的薪資水位將會拉平，台灣基層勞工的薪資將會壓得更低。更令人擔憂的是，台灣超過九成以上的企業都是所謂的中小企業（員工在一百人以下的企業），面對龐大外來資本的入侵，幾無招架之力。
儘管面對如此龐大的產業衝擊，台灣政府在服貿協議出台之前，完全沒有進行勞動市場的衝擊評估，也並未充分諮詢相關產業。對於反對者來講，服貿協議根本是在黑箱中擬定的政策，輕忽對台灣的未來衝擊。
如果對於服貿爭議背後夾雜的經濟、政治與文化因素視而不見，是不可能理解千禧世代蓄積的反抗動能。這個反抗動能在三月三十日驅動了五十萬人站上台北街頭，台灣留學生更在美、英等十七國、四十九個城市同步舉行，成為史上動員幅度最廣、人數最多的台灣社會運動。
而千禧世代究竟是如何練就如此可觀的組織能力？
他們集合幾個代表團體組成決策中心，扮演學運的神經中樞，統合了龐大的物資組、糾察隊、活動組、醫療團與律師團，有效地指揮每日高達四、五千人的靜坐群眾。他們更高舉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的大旗，先後攻佔了立法院與行政院，國家機器幾乎因此停擺。太陽花學運儼然成為一支地下游擊軍，與凱達格蘭大道另一端的總統府排陣對峙。
太陽花學運的壯大並非偶然。這些游擊軍是由政府長期的無能與專擅「養」出來的。
過去六年，台灣發生了許多的公民抗爭運動，從反對集會遊行法的野草莓運動，拒斥種種毀壞良田、污染環境、經濟掠奪的土地運動，挑戰旺旺大舉購併媒體的反媒體壟斷運動，到抗議軍中不當管教的公民覺醒運動，許多人感到民主與自由逐漸流失的威脅。策畫太陽花學運的幾個主力團體，都是在這一場場的運動戰中累積了自己的實力。
簡單地總結，太陽花學運的沛然成形，是許多長期因素累積而來的。有年輕人對於世代剝奪的不滿，有對自由貿易本身的疑慮，有對於國家機器的不信賴，更有對於台灣與中國的政經競合關係的不安，也就是對所謂的「中國因素」的擔憂。
而這個運動將何去何從？它將達到什麼樣的成果？
台灣上一次的青春狂飆，已經是24年以前的野百合學運。為期六天（1990年3月16日至3月22日）的野百合學運，促使台灣國會全面改選，讓台灣從威權走向民主。而太陽花學運呢？它會達到運動的訴求，然後漂亮收場？或是像驚蟄春雷一般，一陣飆舉電至後又復歸庸常的平靜？或者它只是創造一批政治新秀，以後浪之勢取而代之？又或者它展現的是千禧世代對既有體制的大拒絕(Great Refusal)，而成為對一切價值重新估定的新思潮？目前可能還沒有人能預見或斷定太陽花學運的未來。
不過，無論如何，千禧世代已經造反了。他們要唱自己的歌。
這是一個集體的世代想像，黎明之後，不管更好或更糟，他們都需要勇敢以對。
吳豐維是台灣文化大學哲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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