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鈍的巨人

英國《金融時報》

許知遠

一

九年前，我去越南旅行。這多少象是時光穿梭。河內令人想起八十年代夏日的北京，它緩慢、樸素、充滿好奇。中國的影響隨處可見。孔子像矗立在當地的文廟中，提醒著漢文化長久的影響，只不過這位孔子與中國境內的大不相同，像是一名土生的本地人。兩國也分享著二十世紀的革命記憶，廣場、雕像、紅旗，越南的革命進程也深受中國的影響，胡志明曾在廣州避難、接受訓練，還會寫作漢語的打油詩。而自從1991年以來，越南更是仿照鄧小平的理念，開始了自己的經濟改革，放鬆政府管制，鼓勵市場力量。在越南的社會科學院，一位經濟學家和我講起，他們擺脫馬克思主義教條的艱苦努力。大街小巷商攤上擺滿了廉價的中國貨、還有盜版的中文電視連續劇。

這些例證很容易激發起一個中國游客的優越感（在緬甸、柬埔寨、老撾這些貧窮的、被共產主義肆虐過的國家尤其如此）。不論歷史、地理、人口、經濟總量、影響力，你都占在絕對主導的一方。是英國作家C·W·劉易斯說的吧，看著一個後來者在你早已走過的路上痛苦的探索，是樂事一樁。這是權力的誘惑。

最難忘的一幕發生Ngo Quyen Street上的一間咖啡館中。一位溫柔可人的越南女作家對我說，在本地流行的小說里，高大的男人總是中國人，越南的形象是柔順、需要被保護、也經常被侵犯的女人。她被稱作“越南的衛慧”，也主動承認衛慧的大膽性描寫鼓舞了她的寫作。這個比喻令我吃驚。在我們的記憶中，更強大的一方總是白人男子，中國女人則是溫柔的承受者。即使在杜拉斯的《情人》中，那個貌似強者的中國商人在15歲的法國少女面前都顯得過分陰鬱、脆弱。


在這家咖啡館的不遠處，就是索菲特飯店。半個世紀前，格雷厄姆·格林在此寫出了《安靜的美國人》（The Quiet American）。和剛從學校走出、心懷理想的美國軍官派樂（Alden Pyle，書中人物）一樣，他不僅要搶走世故、嘲諷的英國記者的越南情人，還帶著一腔純真（也是物質）幻想重塑這個國家。很少有小說像這本這樣捕捉到歷史力量轉移時的情緒，面對美國的崛起，舊歐洲只能無奈、嘲諷與懷疑，並且讓他們在虛構的世界里無情地失敗。

現實中的美國失敗過，卻似乎並不徹底，而且捲土重來。當我坐著中巴車沿著這扁擔式國度向南，抵達胡志明市時，可以輕易地感受到越南多麽想念曾被他們驅趕走的美國，克林頓與希拉里的英文盜版傳記混著各式美國人的越戰記錄，在市中心到處叫賣。本地人仍喜歡叫自己“西貢”。這種懷舊之情再熟悉不過了，就像上海人想穿越到“東方巴黎”一樣——他們都在確認自己經歷了一場失敗的、最好從未發生的革命。

在那次行程里，很少有人談論一九七九年的那場戰爭，似乎怕是引起我這遠來客人的不快。不過，我也不知道該追問什麽，因為我對此也不甚了了。將近三十年後，這場所謂的“自衛反擊戰”仍是個謎。

二

距離那次越南之行九年了。很多記憶早已模糊，新的消息也不斷涌入，與那位女作家的談話片段卻變得日益鮮明。

一個世紀來中國人都是在“受害者”的歷史心理中成長的。共產黨中國聲稱“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但強調的卻是不斷被“帝國主義”侵略的歷史。在中國經濟起飛的九十年代，廣泛推行的愛國主義教育是一部百年屈辱的歷史畫捲——這集體的屈辱感似乎能激發起一種扭曲的民族凝聚力。

但中國也再次強大起來。一種奇特的心理就此誕生——我們一方面為悠久的歷史與正在崛起的現實自傲，一方面又總陷於受害者的敏感與憤怒中。這情況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火炬傳遞中有了戲劇性的出演——全世界目睹著時髦、富裕的中國青年們真誠上演的愛國劇，他們有一種強烈的受困感與憤怒。

對昔日強者的過度敏感，也總伴隨著對弱者的極度遲鈍。我們習慣於在強調自己受侵害的近代歷史，卻忘記了自己在別人面前的強者地位。

九年前，中國正處於它影響力迅速上升的起點，如今它已帶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尤其對它的周邊世界。

它似乎需要一個更復雜的格雷厄姆·格林來理解這個新現象。對於周邊世界來說，中國既是現實中的新強權，也是歷史記憶的再度重演。東南亞的評論家們已經談論了好幾年的“朝貢體系”，似乎中國將再次成為中央帝國，接納四方的朝拜。同樣重要的是，這個經濟強權也仍是那個曾經輸出革命的極權國家，它的意識形態與政治邏輯並未徹底改變，它仍是高度封閉的政權。

北京不知道如何減緩這種焦慮。

早在1970年代末，鄧小平與李光耀的一次會面中，前者希望後者締結聯盟對抗蘇聯帝國主義，而後者則說，東南亞的主要憂慮是中國輸出的共產主義。鄧才恍然。

而此刻，不論怎樣談論“和平崛起”，或是用“和平發展”這個新詞來取代它，都不足以抵消這種疑慮。一方面，很少有國家是真的“和平崛起”，崛起經常導致混亂與沖突。在過去了兩年中，它甚至連這個姿態也失去了，以一種故作強硬的姿態示人。

中國不再是那個輸出革命的國家，為了意識形態而製造人道災難。但如今，它為了保持自身利益，同樣不擇手段。所有的國家都必須扞衛自己“國家利益”，並不可避免地影響他人，但像此刻中國這樣的崛起大國，如此令人吃驚的欠缺道德原則，無疑會帶來更大的不安。這種道德遲鈍不僅出現在政治權力中，也彌漫在中國社會，它表現在人們對於中國給其他民族帶來的傷害，渾然不覺。金正日去世的消息傳來，人們帶著嘲笑的表情看著畫面上嚎啕的朝鮮人，似乎他們是來自另一個星球的怪物。我們忘記了，僅僅近卅八年前，他們以同樣的方式來面對毛澤東的死亡-難道他不是一個荒誕的暴君嗎？更重要的是，正是中國持續的支持，才造成朝鮮的現狀。普通中國人、甚至整個知識分子階層，從不會思考那些緬甸人、敘利亞、蘇丹人、越南人、柬埔寨人的感受。

怎樣解釋這種道德與理解上的遲鈍？一個專制政治體制給人們提供了一個扭曲的世界觀，人們從不瞭解外部世界真的發生了什麽。更重要的是，人們一直試圖躲避自己的政府，而這樣的政府所犯下的錯誤與自己無關，他們不需要為此負責。人們變成了一群被狹隘的自我利益束縛的人，掙扎於自己的痛苦，而無暇關註別人的痛苦。而且很有可能，他們還默許了這種弱肉強食的扭曲價值觀，自己在成為受害者時，也同樣擁有壓迫者的思維方式。

這也反映出中國崛起中最明顯的缺陷——智識與道德的不足。中國人進入了世界很多地區，卻對當地文化一無所知，更無法理解他人的焦慮與痛苦，對此也毫無興趣。

所有外交事務都是內政邏輯的延伸。倘若中國遵循的是狹隘的發展主義、弱肉強食邏輯，他們必然以同樣的邏輯對待外部世界。倘若中國真的想贏得廣泛的尊敬，它必須擁有自省的能力，能理解他人的焦慮與痛苦。但這種情況在短期內仍很難發生，只要這套扭曲的政治制度猶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