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夢」移民加拿大

The New York Times
紀思道

1931年，歷史學家詹姆斯·特拉斯洛·亞當斯(James Truslow Adams)創造了「美國夢」這個詞。

亞當斯說，美國夢不僅是對財富的追求，它還代表跨越障礙和社會階層的機會，讓我們能夠在最大程度上發揮潛能。亞當斯承認，美國並沒有完全達到這個目標，但是與其他任何地方相比，美國都更接近這個目標。

亞當斯的觀點在當時沒錯，而且數十年來一直如此。當我的父親，一個東歐難民在二戰後抵達法國時，他決定接着前往美國，因為在那裡，社會階層沒那麼重要，社會更看重個人能力，也能提供更多機會。

但是，美國夢如今似乎遭到了破壞，部分原因是不斷增加的不平等性。或許美國夢只是換了國籍，目前在加拿大或歐洲更容易找到它——今年政治競選的一個中心議題就是如何把它找回來。

《紐約時報》上個月的一篇報道——作者是戴維·李哈德(David Leonhardt)和凱文·奎利(Kevin Quealy)——指出，美國中產階級不再是世界上最富裕的人群，加拿大已經明顯在稅後收入中位數中處於領先水平。其他歐洲國家也有超過我們的趨勢。

可以說，實際上的差距比文章提到的還要大。加拿大人基本可以享受免費的醫療保險，而美國人則需要用他們的稅後收入來繳納醫療保險費。同時，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OECD）提供的數據，美國人的工作時長平均要比加拿大人多4.6%，比法國人多21%，多於德國人的程度則達到了令人驚訝的28%。

加拿大人和歐洲人的平均壽命也比美國人長。他們孩子的死亡率比我們要低。與加拿大女性相比，美國女性因為懷孕或生孩子而死亡的幾率要高一倍。此外，雖然我們的大學仍然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是從平均水平來看，其他工業化國家的孩子都能比我們的孩子接受到更好的教育。最令人警醒的是：OECD最近的一份報告發現，對於16歲至24歲人口的算術能力和技術精通程度，美國在富裕國家中排名最後。

經濟流動性難以衡量，但是幾項研究表明，與歐洲相比，在經濟狀況處於底層20%的美國家庭出生的孩子，進入頂層的幾率更低。丹麥兒童提升社會階層的機會是美國兒童的兩倍。

當我們的未來在相當大程度上已經在出生時被決定時，我們又回到了被我們的祖先所摒棄的封建制度。

「機會平等——也就是『美國夢』——一直是備受珍視的美國理想，」諾貝爾獎得主、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最近的演講中指出。「但現在的數據顯示那就是個空話：美國已經成了發達國家中不平等水平最高的國家，而且其機會平等程度也處於最低水平之列。」

雖然總體來看，美國經濟的增長速度比法國快。但是在美國，增長的一大部分都落入了社會頂層那1%的人手中，而法國下層99%的人都比美國下層99%的人處境更好。

三個數據點：

美國社會頂層1%的人目前擁有的資產總額比位於底層的90%的人所持的總資產還多。

六個沃爾瑪(Walmart)繼承人的資產總額與底層41%的美國家庭的資產之和一樣多。

去年，最頂級的六名對沖基金經紀人和交易者的人均收入超過了20億美元，駭人聽聞的「附股權益」所得稅減免起到了一定作用。奧巴馬總統無法為全民學前教育籌集到資金；今年為全民學前教育提出的聯邦預算——這對我國的未來至關重要——只會比這六個大亨一個月的收入多一點。

不平等現象已經成了一個熱門話題，它讓比爾·白思豪(Bill de Blasio)成了紐約市長，使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Elizabeth Warren)成了明星，還讓經濟學家托馬·皮克提(Thomas Piketty)成為了一個英雄人物，甚至連我十多歲的女兒有天都問我要他那本696頁的大作。人們越來越強的意識是個充滿希望跡象，因為我們可以通過實施一些政策來創造機會、遏制不平等。

我們可以不再為私人飛機和大到不能倒的銀行提供補貼，然後把這些錢用來投資早期教育項目，這樣有助於打破貧窮的循環。我們可以減少對監獄的投資，加大對學校的投資。

我們可以徵收金融交易稅，並利用這筆收入來擴大收入稅抵免和職業院校等就業項目。此外，正如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的艾倫·S·布蘭德(Alan S. Blinder)所說，我們可以給創造新就業機會的公司提供課稅津貼。

是時候讓流亡在外的美國夢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