窖藏現金與貪官經濟學

英國金融時報

反腐風暴之前，老虎蒼蠅俱下，“億元司長”消息近期分外熱烈。

根據財新網的報道，中國國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長魏鵬遠近期被帶走掉，其家中發現上億現金，清點當場“燒壞了4台點鈔機”。這一戲劇性的場景以及生動的細節引發無盡猜想，甚至不少經濟學之外的朋友也參與了“反腐金融學”討論，比如中國廣義貨幣量高達110萬億元而又沒有引發惡性通貨膨脹，正是因為有很多不見光的現金，甚至有文學教授估算“M2餘額的50%在貪官手上”。

那麽，激活貨幣“存量”是否也包含窖藏現金，“錢荒”是否與此有關？中國官員窖藏現金是否對經濟發生影響？ 先從基本概念開始吧，按照中國對貨幣的大致分類，M0也就是流通中的現金，M0加上企業活期存款就是M1（狹義貨幣），而M1加上準貨幣（定期存款+居民儲蓄存款+其他存款）就是M2（廣義貨幣），而M2往往也就是經濟所討論的貨幣，也反映貨幣供應量的重要指標。中國M2與GDP比例在“四萬億”政策之後一路激增，已經超過200%，創下全球極高。在通脹壓力之下，貨幣超發等新聞備受關註，觸動轉型中國各階層焦慮，成為一時公共話題。

首先，應該明確窖藏現金在貴金屬時代與現代信貸體系之下效應不同。在貴金屬貨幣時代不同，窖藏往往容易引發通貨緊縮，而在信用貨幣制度下，窖藏現金很少會影響銀行體系的運作，這當然不是中國發生錢荒的原因，更不是通脹可控的原因。貪官窖藏現金來自銀行支取現金（不論是他自己取出來還是行賄的人去取出來），對於銀行而言，這筆取款發生之前體現為 1億元的資產（庫存現金）與負債（個人存款）。不論這 1億元貨幣是如何創造出來的，它對經濟的作用已經發生了。


其次，從貨幣銀行運作角度如何理解現金？一旦取款發生之後，在銀行賬戶上體現為資產方（庫存現金）與負債方（存款）的等額減少。假設銀行庫存現金不足，銀行可以方便地要求央行提供，從會計上，將自己在央行的超額準備金轉換為庫存現金。對中央銀行而言，這體現為負債方不同科目之前的轉換（減少銀行存款、增加儲備貨幣），資產負債總額則沒有變化，貨幣總量（ M2）也並不會發生變化。因此，現代銀行體系中商業銀行不會出現現鈔不足的情況——自然地， 窖藏現金 不是錢荒的原因。實際上，“錢荒”是商業銀行管理流動性出現問題而導致的緊張狀況，與現鈔是否充分沒有任何關系。同時， 窖藏現金 不改變貨幣總量，自然也就不是貨幣（ M2）“ 超發”的原因。

最後，窖藏現金是否會影響銀行後續的放貸？按照 “貸款產生存款”理論，銀行通過放貸 1億元，可以同步增加自己的資產（企業借款）與負債（企業在該銀行的存款） 1億元，恢復之前因支取現金而降低的數額，而所需要遵守的存款準備金、存貸比等要求可以通過流動性管理來滿足。這樣，即使貪官窖藏現金對於銀行運作有所影響，其影響也是十分有限的。

在信用貨幣體系之下，現金的影響日漸式微，而貨幣更多源自信貸的創造。經濟學家所謂“貨幣如蜜”，可見其創造的過程並不是直升機撒錢式隨機與平均，而是跟隨資本而流動。值得註意的是，在金融抑制之下，信貸資源的分配往往離不開行政乾預，大眾對於貨幣超發的激憤，正是源於此處，權力的腐敗以及不公，在金融與信貸領域也同樣存在。

這種資本的不均等，形式隱蔽而效應巨大，即使在法治完備的社會，也會因為其結果的不平等而引發對於公正的拷問，這也是最近國際社會討論的熱門話題。從斯蒂格利茨的《不平等的代價》到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新著《21世紀的資本》(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都在詢問一個基本問題，市場經濟之下不平等邊界在哪裡？皮凱蒂新書也引發左右陣營的大辯論，隨著人類整體生活水平的提高，二十一世紀的不平等比二十世紀、十九世界是否更可接受，或者說，如何面對這種一種相對的不平等？完美的答案仍舊在不同陣營的理念交鋒中形成，但保護私有產權與財富合法性的邊界其實早已經劃定，早在上個世紀，哈耶克就曾經反問， “一個富人得勢的世界仍比一個只有得勢的人才能致富的世界要好些,試問誰會否認這一點呢?”

無論左右陣營，對於精英資本主義演化為權貴資本主義這點都會保有警惕與基本共識。如果這種不公遭遇法治不透明，那麽情況自然更加惡化。“億元司長”可謂為這種不平等與可怕前景提供了一個生動案例。上億現金什麽概念？有人計算，重量超過一噸，而以主角6年任期來看，可謂日鬥金。回看歷史的最大貪腐，也就是嘉慶年間倒台的和珅，就從坊間流傳的和珅抄家列表來看，就現金部分，“赤金元寶一百個(每個重一千兩，估銀一百五十萬兩)、白銀元寶一百個(每個重一千兩)、生金沙二萬餘兩(估銀十六萬兩)、赤金五百八十萬兩(估銀八千七百萬兩)、元寶銀九百四十萬兩、白銀五百八十三萬兩、蘇元銀三百十五萬四百六千餘兩。洋錢五萬八千元(估銀四萬六百兩)、制錢一千五百串(折銀一千五百兩)”，按照網友估算，也不過十六億人民幣。

而和珅是皇帝寵臣，對比之下，從“億元司長”案例來看，主角長騎自行車上下班，其副司長職位折算最高不過七品，卻能坐擁有如此之多的現金，可謂荒謬而真實的中國故事。

腐敗為何是社會的潰疾？腐敗的背後，其實權力的濫用導致的權利不公，而這種不公往往又可以無孔不入地滲透道社會生活每個領域，甚至使得每個人的成功概率往往與離權力的距離直接相關，公眾集體情緒也因此備受煎熬。我曾在去年出版的《中國經濟怎麽了》一書說過，“民眾對腐敗的義憤，不僅在於腐敗帶來的社會福利損失，更在於腐敗引發的不公加劇，也間接拷問政府收租是否公正、合理——換而言之，腐敗不僅是經濟上的剝削，更是權力分配的歧視。”。

也正因此，比起糾結窖藏現金是否影響通脹影響錢荒，腐敗的最大影響顯然在於公共領域而不是金融領域，更值得關註是腐敗對於社會人心的侵蝕，如果人心渙散，那麽社會也最終趨於潰敗。從上文分析可知，貪官窖藏現金基本對宏觀經濟貨幣發行量影響甚微，而目前對於反腐身上的降低通脹、降低房價之類的外加目標，雖然迎合了民間的集體期待，但顯然並不現實，這種思路也體現了國人將公共政治視為理性工具的思維慣性。因此，反腐理應作為一個法治社會的合理成分，而腐敗的清除，方可能構建良性社會的運行程序，讓反腐單純地就是反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