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代表涉及洩密，並以政治鬥爭的形式爆發，這是對政府形象和官箴的巨大傷害。

在調查局介入偵辦後，張顯耀去職案一夕之間急轉之下，從「政治鬥爭」疑雲轉向「洩密案」發展。這是極不幸的轉折，陸委會企圖以「私了」方式解決此事不成，如今弄得必須「開腸破肚」把國家機密和政府醜事掏出來公諸於世；除了政府難堪，兩岸關係將難免有番波潮。

王郁琦十四日見張顯耀，要他「被請辭」，謂將以「就說你要回家照顧母親」為說詞，並稱政院將安排張出任一家公司的董事長。足徵陸委會原先是想採「一拍兩散」的「私了」路徑，速戰速決；不料卻因張顯耀一句「長官不需要我時，顯耀坦然接受」，頓時逼陸委會轉向「工作疑點有待釐清／展開行政調查」，並繼而再被逼向「移送調查局」。戰線一拉長，弄得馬英九、金溥聰及王郁琦都沒有閃躲的空間。

照理說，當王郁琦要張顯耀去職時，陸委會在主觀上應已認定張顯耀的工作錯失，符合去職的比例原則；那麼，當時就應向張顯耀告知實情，曉以大義，促其知難而退，靜候調查。或者，若深知張顯耀並非易與之輩，應先將案件移送政風調查至相當程度，使其沒有反撲空間。

然而：一、王郁琦以「張顯耀自己心知肚明」，當面未向張提示必須負責引退的相關案件及理由，這使張顯耀心存疑惑，亦使陸委會自陷於被動地位。如果王曾當面向張提示相關案件，至少可以聽取張對該案件的說明；若案情確鑿又嚴重，至少能使張甘服，以杜後言。二、在張顯耀抗辯反擊時，陸委會若自認站得住腳，自應公布「行政調查」的報告，以平衡雙方說法，並減低社會猜疑；但陸委會卻將案子逕移送調查局，使原本可能只是政治責任的問題升高為司法事件。三、社會皆想知道陸委會要張去職的理由，但移送後，在「偵查不公開」下，又使陸委會失去話語權，輿論猜測自易傾向以「政治鬥爭」看待這場爭議。若真相遲遲未明，甚至將衍生一場翻攪視聽的「社會凌遲」。

陸委會在處理張案時，對於程序路徑的斟酌有失準確。大陸在反貪腐採行的「立案調查」，是在媒體及網路收放自如的高度控制下，先經「中紀委」把案情挑撿切割停當，與當事人作好政治交易，再交法院照劇本審判，當事人絕無上叩應節目揮淚自辯的餘地。相對而言，當陸委會「想要私了」卻「私了不成」之時，則注定演成政治爭議事件。陸委會既無「不能私了」的自知之明，卻又無其他速戰速決之備案，更對民主社會司法途徑的運作特性與社會成本恍若無知；如今，張顯耀上電視說已寫好遺書，這種不對稱的戰爭，極可能演成「無論調查局說什麼，民眾都不相信」的情境。

目前調查局根據檢舉的查證，認為張顯耀「洩密」的嫌疑重大，將移送高檢署。我們認為，此事必須極為慎重，絕不可摻雜太多政治私心、意氣或預設立場。

張顯耀案為台灣談判人員首次被移送法辦的巨案，何況發生在兩岸領域中，更是震動內外視聽。涉外人員的倫理守則固是「大夫無私交」，但張顯耀身為兩岸首席談判代表，在談判戰略運用上應容許他有若干「將在外」的操作空間；這條紅線要劃在何處，必須小心界定。如果張顯耀竟然罔顧國家利益及自身角色，任意向對手洩漏重要機密，自然必須繩之以法，責無旁貸。然則，若是必須繩之以法之罪，先前王郁琦又如何能企圖「私了」？

畢竟，涉外人員個人特質的揮灑表現亦是折衝樽俎的要件，前線與後方的齟齬，有時是錯在後方的「不信任」，而未必錯在前線的「不能被信任」。本案對涉外談判的內外信任界際創傷極重，究竟錯在前線，或後方的不信任，司法偵辦的結果必須接受嚴格的社會公評。

至此，張案未來發展已可預見兩大衝擊。一、負責兩岸談判的首席代表涉及洩密，並以政治鬥爭的形式爆發，這是對政府形象和官箴的巨大傷害。二、無論最後張顯耀在這起洩密案中是否被定罪，一旦啟動司法調查，兩岸關係將因此一疑雲而失去基本的互信，將陷入一個冷凍期。日昨，在野陣營已呼籲政府暫停一切兩岸談判，這對擱置在立法院的兩岸相關條例更是雪上加霜。如此一來，所有政治後座力又將反彈回府院及陸委會身上。

這一幕幕，陸委會從「私了未遂」演成國安機密的「開腸破肚」，何其慘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