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權者動用國家機器傾全力對付一個有志參政的公民，這在許多自威權轉型到民主卻尚未完備的國家，實不乏先例。在台灣，直到現在，許多國民都會感受，每當選舉、也就是激烈競逐政治權力的緊繃時刻，似乎不正義的惡勢力總會無所忌憚地高調現形，吞噬這個國家好不容易累積的民主基礎，面對這種周而復始的進一步、退兩步的民主停滯該怎麼辦？這是全國選民在投票時刻值得同步考慮的核心問題。
台灣要根本脫離這個困境的方法無他，就是政黨經常輪替，將政治大掃除常態化，就如不斷地注入新水把死水換掉。唯有釜底抽薪，才能有效解決台灣雖有寧靜革命卻未徹底完成轉型正義的問題。因為，不論是從一九四五年或一九四九年起算，僅有短短八年不是國民黨一黨獨大執政的懸殊比例看來，台灣在觀念、人員、制度上，走不出黨國的關係網絡與利益羈絆，遲遲建立不了凝聚一個社會最重要的黏著劑—互相信賴，最大的原因在此。
在戒嚴與威權時代，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乃至媒體與軍警公教體系，全都是國民黨統治者的工具，在解嚴與逐步施行民主化後，形式上的正義在恢復，不合時代需要的法令也持續在修改，但是因為上面「老闆」的政黨顏色很少更換，聽命的指令太單一，下面的執行者繼續浸泡在同樣的醬缸之中，就很難自覺藍色威權的一元與彩色民主的多元有所不同，行事作為與價值觀必須要調整與改變。
就拿投票前夕引起社會廣大關注的檢察官角色疑慮來比方，明明檢察官做為司法行政官，要同時接受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與法官法的嚴格規範，為什麼依舊會做出讓國人譁然、具有明顯瑕疵的行動？
最近在「檢察官論壇」上，有論者認為：國民黨威權統治及民主轉型前期，檢察官擁有羈押決定權，政治力又可透過法務部長控制檢察官人事，檢察官成為「統治者工具」，乃是理所當然之舉，選舉期間才可縱容自己人的賄選，並將檢察官當作打擊政敵的工具。然二○○六年法院組織法修正通過，明定：檢察總長經國會同意、設置特偵組、檢察指令權不受政治部門影響、成員全部具檢察官身分的檢審會負責檢察官人事審議等措施法制化，以及一系列政治案件的偵辦來看，當前台灣檢察體系的主要問題比較像是「權力的自走砲」。
前述檢察官圈內的看法，事實上對照近來的一些實際個案看來，恐怕並沒有這麼單純。法制化是一回事，相關人員從上到下遵不遵守又是另一回事，而且才是關鍵所在。例如，二○○九年制定的行政中立法第四條規定：公務人員應依法中立執行，對於任何團體與個人，不得予以差別的待遇。若有違反，依據行政中立法第六條規定，須受到懲戒、彈劾。受害者也可以依據二○一二年生效的法官法個案評鑑制度，向官方或委由民間公正團體針對不適任的檢察官提出檢舉。
換言之，選舉期間，若甲乙雙方皆被檢舉，檢察官有責任對雙方同步公平處置，避免只查一方、另一方擱著不動的偏差，否則即是失職。其衡量的標準，不牽涉主觀判斷，各方皆可簡單辨識。既然法有明文，這次選舉卻有檢察官仍不免受到單方不平與大眾質疑，不論是造成可能有害群之馬把檢察官當政黨工具在使喚的誤會，還是懷疑檢察官個人可能有強烈的政黨偏好凌駕是非黑白之上，這些都是檢察體系不容存有模糊空間、務必要主動對社會釋疑的職責所在，凡追求民主精進的國家，這些也都是值得公開討論的課題，不該視為「小民」不得觸碰的禁忌，才有可能成立一個健康的和諧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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