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妮莎·布魯爾（穿紅色鞋子）在德克薩斯大學的化學課上。
Bill McCullough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從能夠記事的時候起，凡妮莎·布魯爾(Vanessa Brewer)就抱定了上大學的決心。獨立、睿智、前途無量的女大學生形象對她極富吸引力。但上大學的意義不止於此；它還是一個改寫18年前脫軌的家庭故事大結局的機會。那一年凡妮莎的媽媽在阿肯色州一個小鎮讀高三，成績出色，可她懷上了凡妮莎。
母親的境遇比大多數少女媽媽好一些。她嫁給了高中時的男友，凡妮莎9歲那年，一家人搬到了達拉斯的工薪階層郊區梅斯基特，她在那裡的一家抵押貸款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父母在凡妮莎12歲那年離異，家裡總是缺錢花，但在凡妮莎和弟弟的成長過程中，父母不斷鼓勵他們，讓他們相信自己能夠依靠奮鬥成就一番事業。像母親一樣，凡妮莎的學習成績非常好。隨着凡妮莎一天天長大，她的父母和祖父母時常對她說，她一定會取得她的媽媽當年錯失的成就：一個四年制大學學位。
達拉斯市內和周圍地區有很多不錯的高校，凡妮莎完全可以從中選擇一所。不過，早在上初中時，她就下定決心要上德州最負盛名的公立大學——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上高中時，她已經做好了求學規劃：首先，她將在德州大學完成高級護理課程，然後攻讀一個麻醉學碩士學位，然後搬回達拉斯，在醫院找一份好工作，幫助她的父母過上好日子，並組建她自己的家庭。在她的想像中，這項規劃彷彿是一份夢想清單。2013年3月份，當她收到德州大學錄取通知書的時候，那感覺就像是在第一個夢想上打了勾。
5個月後，凡妮莎的父母把她送到奧斯丁分校的宿舍。她有點緊張，諾大的校園讓她多少有點膽怯，但她也充滿了信心，因為她終於跨進這所讓她魂牽夢繞的大學。不少人曾警告她，德州大學的日子很難熬。「但我想：哦，我已經走到這一步了，」凡妮莎告訴我。「我很聰明，沒事的。」
不過，新學年開始一個月後，凡妮莎就栽了個跟頭。她沒能通過第一次統計學測驗，而這恰恰是入讀護理課程的先決條件。她驚訝地發現，失敗的感覺太糟糕了。這是一種她幾乎從未經歷過的體驗。在麥斯奎特中學(Mesquite High)，她總是不費吹灰之力就能在數學考試中獲得高分。（凡妮莎中學畢業那年的平均績點[GPA]是3.50，在559名畢業班學生中位列第39名。她的ACT[美國大學入學考試]成績為22分，相當於SAT[學業能力傾向測驗]的1030分——不算特別優異，但高於平均水平。）
凡妮莎給家裡打了一個電話，想尋求一些安慰。媽媽一向非常支持凡妮莎，但這一次，她聽上去似乎懷疑凡妮莎是否真的具備在德州大學這種名校獲得成功的資質。「也許你原本就不適合上這所大學，」她說，「也許我們當初應該先送你去上個大專。」
「她說這話的時候，我心都死了，」凡妮莎告訴我，「我不想離開，但又覺得現實可能就是這樣。畢竟，媽媽的判斷通常都是正確的。我開始質疑一切：我應該到這裡來嗎？我是否足夠優秀？」
在德州大學，像凡妮莎這種來自低收入家庭、成績優異、迫切想獲得一個四年制學位，但在求學過程中陷入困境的學生還有數千人。在全美各大學，類似的學生更是多達數百萬。許多人甚至還沒有踏入大學校門就退縮了，要麼是被各種複雜的助學金申請表格搞得頭昏腦漲，要麼是受到巨大家庭責任的拖累。一些學生不知道如何選擇合適的高校，結果稀里糊塗地進了一所輟學的學生多於畢業生的平庸院校。許多學生被各種費用壓得喘不過氣來，或者背負了太多貸款。還有一些學生做了凡妮莎差點就要做的事情：進入一所好大學，碰到一個算不了什麼的輕微障礙後，就被嚇壞了。這些學生要麼不想尋求幫助，要麼不知道如何尋求幫助。隨後，情況急轉直下，在他們還沒有反應過來之前，他們就已經回家了，充滿忿恨，情緒低落，還背上了債務。
有關大學畢業率的全美統計數據清楚地顯現出兩大趨勢。其一是，大批學生步入大學校門，註冊上課，但從未獲得學位。在四年制大學，有超過40%的美國學生在6年後仍未獲得學位。如果把社區大學學生包括在內，輟學率高達一半以上，比世界上除匈牙利之外的其他所有國家都要糟。
第二大趨勢是，如今一個大學生能否順利畢業，似乎完全取決於一個因素——他或她的父母賺多少錢。更直白的說法是：富家子弟能夠畢業，而窮人和工薪階層的孩子無法畢業。從統計數據來看，在家庭收入落在收入分佈下半部分的大學新生中，大約有四分之一可以在24歲時獲得學士學位。而在家庭收入位居收入分佈最高四分之一的大學新生中，近90%將順利完成學位課程。
乍一看這些差距，你可能會認為它們主要跟能力有關：富家子弟的SAT成績更出色，所以他們在大學的表現當然更好。但能力僅僅是這道鴻溝背後一個相對次要的因素。如果你比較一下那些標準化考試成績相同，但家庭背景不同的大學生，你就會發現，他們的教育結果反映了其父母的收入，而不是他們自身的考試成績。就以凡妮莎這種標準化考試成績還算不錯的學生（在滿分為1600分的SAT考試中，獲得1000到1200分）為例。如果這些學生來自收入分佈最高四分之一的家庭，他們獲得四年制大學學位的幾率為三分之二。而如果他們來自收入分佈最低四分之一的家庭，其順利畢業的幾率僅為六分之一。
對於凡妮莎來說，好消息是，她進入了一所非常難進的大學，由此提升了順利畢業的幾率。許多低收入家庭的學生「低就」，即他們不上，甚至不申請願意錄取他們的最難進的大學。一個似乎有點違反直覺的事實是，你選擇的大學越難進，你順利畢業的可能性反而越高。不過，即使在受過良好教育的德州大學學生當中，父母收入和教育程度也是決定一位學生能否順利畢業的巨大因素。德州大學2012年發表的一份內部報告顯示，只有39%的第一代大學生（即父母沒上過大學的學生）在4年後順利畢業，而父母都是大學畢業生的學生畢業率達到60%。所以說，凡妮莎似乎陷入了某種悖論。從她的學業成績看，她擁有在一所名校獲得成功所需的所有能力；而從人口結構統計數據看，她面臨嚴重的失敗風險。
但為什麼呢？究竟是什麼障礙擋住她的求學道路？今年，德州大學首次嘗試以一種認真的方式回答這個問題。該校管理者正在迎頭解決凡妮莎這類學生面臨的問題。這種努力基於一個新穎且有爭議性的前提：如果你想幫助低收入學生獲得成功，僅僅應對他們的學術和經濟障礙是不夠的。你還需要解決他們的疑慮、誤解和恐懼。要想解決大學畢業率問題，你首先得進入一位大學生的內心世界。
Anthony P. Carnevale and Jeff Strohl/『『Rewarding Strivers.』』
德州大學把幫助這些學生獲得成功的重任，交給了56歲的化學教授戴維·勞德(David Laude)。勞德是一位人人稱頌的優秀教授：他引用音樂人特倫特·雷澤諾(Trent Reznor)和倫納德·科恩(Leonard Cohen)的歌詞來講解熱力學第二定律，偶爾還會把學生叫到教室前點燃充滿氫氣的氣球，形成巨大的火球。但當年上大學時，他可是一位差生。剛步入位於田納西州塞沃尼市的南方大學(University of the South)時，勞德深感惶惑，與周圍環境格格不入。作為加利福尼亞州莫德斯托市一個意大利裔工薪家庭的孩子，他無法適應這所沉浸於南方傳統的大學——該校學生熱衷於加入各種秘密社團，還喜歡身穿學院袍去上課。「那是一個巨大的文化衝擊，」勞德告訴我，「我完全不知所措，不知道如何適應那裡的社交生活。我也極其不擅長學習，似乎什麼都應對不了。」大一那年，他差不多都是在輟學邊緣度過的。
但他沒有退學。他適應了大學生活，漸漸掌握了化學的要領，最終在這兩方面都得心應手。20年後，他作為德州大學終身教授，執教當年他在塞沃尼讀大一時得了C的入門課程《化學301》。或許是由於親身經歷過岌岌可危的大學生活，勞德特別關注班上學生的表現。年復一年，他注意到一個奇特的現象：《化學301》課程的成績分佈並不遵循你可能預期的漂亮的鐘形曲線；相反，它們呈現為他所稱的「雙峰分佈」。在每個500名學生的班級中，往往有大約400名學生的成績相當出色，聚集在A和高B區間。他們開竅了。另外大約100名學生形成第二個集群，他們的成績很差——D和F。他們沒有開竅。
在許多教授看來，這種規律只不過反映了高等教育的自然篩選過程。這種態度在理科領域特別常見——在這類學科，要求苛刻的入門課程傳統上被視為一種淘汰差生的手段。但勞德不這樣認為。他承認，有些成績不及格的學生的確不具備學化學的資質，但他覺得許多所謂的差生其實很聰明，只不過感到困惑，有點害怕，就像當年的他那樣。
為了更好地了解這些深陷困境的學生，勞德開始從教務辦公室調閱他們的檔案，很快就發現了一個規律：跟不上學業的學生多數來自低收入家庭。其中許多學生符合特定的民族、種族和地理特徵：德州西部農村地區的白人，里奧格蘭德河谷的拉丁裔，或者是達拉斯或休斯頓的非洲裔。幾乎所有人的SAT成績都不高，至少按德州大學的標準偏低，往往不到1000分（滿分為1600）。
德州大學對待跟不上學業的學生的默認策略是，讓他們上輔導課——微積分預備課，而不是微積分；英語專業的化學課，而不是理科專業的化學課。「我覺得，再也想像不出比這種方式更糟糕的對策了，」勞德說。「這就像是在對學生說，『嘿，你根本就不屬於這裡。』數據清楚表明，這些被安排學習微積分預備課或非專業化學課的學生，都沒能在大學裡留下來繼續學業。這也難怪。他們從一開始就被擋在門外。」
1999年的秋季學期開學伊始，勞德仔細梳理他執教的大一化學課的新生檔案，找出大約50名學生，他們至少具有兩項在過去沒有通過這門課的學生中常見的「逆境指標」：低SAT成績、低收入家庭、父母教育程度較低的家庭。他邀請所有這些學生申請參加一個新課程，後來還給它取了一個聽上去像模像樣的名稱：德州跨學科計劃(TIP)。TIP學生將組成一個《化學301》小班，由勞德執教。不過，勞德並沒有降低課程難度，而是堅持要求他們掌握跟大班學生一樣的具有挑戰性的內容。事實上，他在日程表上安排自己連續教兩個班。「我先給500個學生的大班上課，然後走到樓上，給這個50名學生的小班授課，」勞德解釋說。「相同的內容，相同的講課方式，相同的測驗，但大、小班學生的平均SAT成績存在200分的差距。」
勞德相信小班授課能夠取得積極的效果，但他意識到，僅僅靠小班授課還無法填補SAT成績的200分差距。「我們並沒有天真地認為，他們只要來這個班上課，就會獲得A分的好成績——除非我們向他們提供大量支持，使他們有可能獲得成功，」他說。因此，除了授課之外，勞德還採取了多項輔助策略：他為TIP學生提供每周兩小時的額外輔導；他給這些學生安排了指導老師，由其與他們保持密切聯繫，一旦他們遇到麻煩或成績落後就及時干預；他還找來一些高年級學生充當TIP學生的同輩導師，為他們提供一對一指導。無論是在課堂上，還是在課外，勞德做了自己能做的一切，向TIP學生傳遞一種全新的身份認同：他們並非需要幫助的差生，而是一個高成就學者社區的一員。
TIP計劃的效果之好，就連勞德也深感驚訝。「當我開始給他們測驗的時候，他們取得了與大班相同的成績，」他說。「這門課結束後，這群SAT成績低200分的學生得到了跟大班學生完全等同的分數。」這項計劃的影響並不限於《化學301》。大二學年來臨時，這群從統計數字看退學率較高的學生重返校園的比例高於全校平均水平；三年後，他們的畢業率也高於德州大學平均水平。
戴維·耶格爾（右上）在德州大學給研究生進行「觀念模式」干預。
Bill McCullough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兩年前，勞德晉陞至他目前的職位：招生及畢業管理事務高級副教務長。他現在的正式職責是，將德州大學的四年制本科畢業率從目前的52%提升至70%——接近位於安阿伯、教堂山和弗吉尼亞州夏洛茨維爾等地的州立院校同行的水平，並且要爭取最遲在2017年實現這一飛躍。要做到這一點，勞德判定，最好還是借鑒15年前TIP計劃的原則和做法，將其推廣到整個奧斯丁校園。
德州大學管理者不得不面對一個使情況複雜化的因素（其實，這也是該校成為一個如此有意思的案例研究對象的原因之一），即該校擁有一套獨特的招生政策，這是圍繞平權行動展開的多年法律和立法角力的一項遺產。1996年，在第五巡迴法庭裁定德州大學基於種族的招生政策違反憲法之後，德州議會推出另一項旨在維持多元化校園的策略：前10%法則，即在德州任何高中畢業班排名位於前10%的學生，將被他們在德州大學體系中選擇的院校自動錄取。（隨着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在過去十年越來越受歡迎，自動錄取標準已經收緊；德州高三學生的成績現在必須進入所在畢業班的前7%，才能夠被自動錄取。凡妮莎·布魯爾就是其中一位自動錄取生，這些學生現在佔到每個新生班大約四分之三的比重。）
在達拉斯富裕郊區的高中，排名前7%的學生看上去跟任何地方隨後進入名校的學生非常相似。他們大多出身富裕家庭，大多是白人，大多數人獲得了很高的SAT分數。德州大學與其他名校的不同之處在於，這所大學還錄取布朗斯維爾和休斯敦第三區等地高中排名前7%的學生，這些學生來自非常不同的人口群體，其SAT平均分也低得多。
從德州大學的視角看，好消息是這些孩子都是非常優秀的學生，儘管他們的考試成績差強人意。即使他們就讀的高中在辦學資金和學業要求方面不如德州其他地區的高中，但他們依然領悟了如何學習、如何研究、如何克服逆境。執教《化學301》的經驗使勞德確信，這些學生能夠成功，甚至有望成為德州大學的優等生。但是擺在他面前的全校數據清楚地顯示，這些學生往往跟不上學業。
「來這所大學求學的總有一些是富家子弟，另一些是需要幫助的孩子，」勞德說。「總會出現的情形是，需要幫助的孩子們得不到富裕孩子們被給予的大量學業準備，以及形成身份認同的機會。問題是，在這些學生進入大學的第一年，我們能不能做些什麼事情來幫助他們加速提高，從而能夠與那些得天獨厚的富裕學生展開競爭？」
但在他弄清楚如何幫助這些弱勢學生之前，勞德首先得找出他們是誰。對於一門化學課，這項任務相對簡單，但鑒於每年有超過7000名新生進入校園，找出最脆弱的個體是一大挑戰。勞德求助於教導處新組建的一個名為「院校研究」的數據團隊。就像每一所大型綜合大學一樣，德州大學早就擁有一支專門編撰統計數據，並按照政府要求發表報告的研究團隊。但院校研究團隊的獨特之處在於，它使該校具備了一個內特·希爾（Nate Silver，著名統計學家）時代的數據部門。這群年輕的統計學家和程序員致力於預測分析，從數十年的海量學生數據中尋找規律，並據此指引學校管理者的各種決策——從教師隊伍的職業路徑，到給予學生的經濟資助。
勞德想要一種能夠幫助他預測一位新生四年後有多大幾率畢業的工具。院校研究團隊對近年數萬名德州大學學生的表現進行了分析，然後根據分析結果設計了一種他們稱為「儀錶板」(Dashboard)的工具。這種採用電子表格形式的算法考慮14個變量，從一位新生的家庭收入，到他或她的SAT成績，班級名次，再到其父母的教育背景，隨後立即給出一個精確到小數點後第二位的概率，顯示他或她在四年後有多大幾率順利畢業。
2013年春天，勞德和他的同事開始使用「儀錶板」分析7200名剛剛被錄取到2017屆班級的高三學生。輸入這些學生的數據後，「儀錶板」隨即顯示，大約1200名學生（其中就包括凡妮莎·布魯爾）按時畢業的幾率不到40%。他們就是勞德決定鎖定的幫助對象。勞德給他們每人安排了一項或多項新創建或擴充的干預措施，這個項目的核心是一組「學生成功方案」。儘管每套方案在一定程度上針對德州大學的不同院系（包括自然科學、人文社會科學和工程技術等）量身定製，但它們都遵循勞德15年前開創的TIP計劃的基本模式：小班教學、同輩指導、額外輔導幫助、密切接觸的指導老師，以及社區構建活動。
不過，勞德推出的強度最大、也最具創新的干預手段是大學領導力網絡（University Leadership Network，簡稱ULN），這個全新的獎學金項目旨在開發學生的領導技能，而不是學業技能。入選ULN網絡的新生既必須在「儀錶板」上低於40%的門檻，還得具有經濟援助辦公室所稱的「未獲滿足的經濟需要」。在實踐中，這意味着ULN學生幾乎全部來自收入低於全國中位數的家庭。（當一位新生的家庭收入處於那個層級時，「儀錶板」顯示的按時畢業幾率進一步下降；對於ULN學生來說，勞德估計，這個幾率更有可能是20%，而不是40%。）500名入選ULN的新生必須從事社區服務，參與小組討論，每周參加時間管理和團隊建設等主題的講座。這些講座帶有一種成年人的，非常正式的氣氛；學生們必須身着商務裝。在隨後幾年，ULN學生將從事校園實習工作，出任導師、學生宿舍顧問或學生會幹部等領導崗位。這一切的回報是，他們每年獲得一筆5000美元的獎學金，按月支付。
這些「學生成功方案」 最引人注目的事實或許是，選擇標準永遠不會透露給學生。「從數字視角看，這些方案中的學生全都處於最低的四分之一，」勞德解釋說。「但關鍵在於，他們都不知道自己處於最低的四分之一。」 換句話說，「儀錶板」的首要規則是，你永遠不談論「儀錶板」。勞德表示，他假設大多數ULN學生在一定程度上知道，自己被選中的部分原因是自己需要經濟資助，但他說，校方在跟學生打交道時有必要淡化這一點。這是自推出首個TIP計劃以來，他一直使用的基本心理策略的一種延伸：選擇最不可能表現優秀的學生，但在與他們的所有溝通中，務必要傳達這樣一種理念，即你挑選他們參加這個特殊計劃，並不是因為你擔心他們將失敗，而是因為你深信他們能夠成功。
在勞德看來，這種信念的優點在於它是真話。1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我坐在勞德的辦公室里，學生們在不久前重返校園，開始春季學期。由於一場詭異的冰暴來襲，那天學校停課，位於校園中心、作為行政大樓的巨大鐘樓空蕩蕩的，幾乎只剩下我們兩個人。我跟勞德談起他在南方大學的求學經歷，特別是差不多剛好38年前那個人生低谷，當時，重返校園開始大一學年春季學期的他，飽受自我懷疑的折磨，內心很想放棄學業，一走了之。「每個人都會經歷那樣的低谷，」勞德說。「大約50至60名ULN學生目前處於留校察看期。他們返回了校園，而我們為他們準備了所有這些強大的支持網絡。但話說回來，他們仍然會感到害怕，懷疑自己能否完成學業。我敢打賭，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人最終將品嘗到成功的滋味。他們會的，因為沒有人會給他們輕易放棄的機會。」
雖然勞德是一位科班出身的化學家，但在很多時候，他的思維方式更像是一位心理學家，沉思什麼樣的信息或環境因素可能影響他在幫助的那些學生們的決策。他坦然承認自己最多是個業餘心理學家。但他在德州大學找到了一位志趣相投的盟友：32歲的心理學研究者戴維·耶格爾(David Yeager)，這位年輕的助理教授正在成為教育心理學領域的世界級專家之一。他的研究試圖回答勞德每天都在捉摸的問題：你究竟該怎樣激勵學生邁出成功所需的步子？
2012年冬天來德州大學之前，耶格爾在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以研究生的身份從事心理學研究。在那段時期，斯坦福心理學系異軍突起，成為教育心理學新思維的溫床。卡羅爾·德偉克(Carol Dweck)、克勞德·斯蒂爾(Claude Steele)和黑茲爾·馬庫斯(Hazel Markus)等頂級心理學家採用實驗性方法，來探究學生從幼兒時期一直到大學時代的經歷。在某種程度上，這些斯坦福大學研究人員共享着一個理念：某些恐懼和焦慮情緒，以及對自身能力的懷疑，往往阻止學生實現自己的潛能。在升學過渡階段，比如高一或大一學年，這些情緒尤為致命。而在那些感覺自己受到某種特殊威脅或審視的學生群體（工程專業女生、第一代大學生，或常春藤盟校的非洲裔美國學生）中，此類情緒似乎特別有破壞力。
當然，這些消極想法在每個人身上的表現形式有所不同，不過它們大多圍繞着兩個想法。一組想法跟「歸屬感」有關。升學過渡期的學生經常會深切地懷疑，自己是否真的屬於（或者終有一天會屬於）這個陌生的新學府。另一組想法跟「能力」有關。許多學生深信卡羅爾·德偉克所稱的「智力實體論」，即智力是一種固定質素，不可能通過練習或學習予以改善。所以，當這些學生遭遇一些可能顯示他們不夠聰明，或者不具備學術能力的蛛絲馬跡（比如某次測驗成績不理想）時，他們往往將其解讀為一個跡象，說明他們永遠也無法成功。對歸屬感和自身能力的疑慮經常相互強化，最終形成一種深切的無助感。這種無助感導致學生不願意採取任何改變現狀的行動。要是我不能變得更聰明，為什麼還要學習？要是沒有人願意跟我聊天，為什麼還要出門，試圖結識新朋友？過不了多久，這些令人泄氣的疑慮就會變成自我實現的預言。
當耶格爾在2006年來到斯坦福大學的時候，該校的許多研究人員已經開始試圖反制這種現象，而不僅僅是理解它。他們在一系列的實驗中發現，某些針對性的信息，如果能夠在恰當的時間以恰當的方式傳遞給學生，似乎能夠克服他們對歸屬感和自身能力的疑慮，而此類疑慮正在破壞他們的學術潛能。
耶格爾開始與社會心理學教授格雷格·沃爾頓(Greg Walton)合作。沃爾頓此前總結出的一些原則似乎說明了哪些信息，以及傳遞這些信息的方法，對學生最有說服力。比如，如果這些信息訴諸於社會規範，其效果往往更好；當大學生們被告知，大多數學生並不參與狂飲時，他們自己就不太可能狂喝濫飲。如果這些信息的傳遞方式讓接收者有一種自主感，效果也會更好。如果你發號施令地讓所有高二學生列隊前往學校禮堂，要他們觀看一部以寬容和包容為主題的戲劇，相比他們覺得自己在獨立地探尋這些信息，他們接受這些信息的可能性更小一些。此外，當學生經歷沃爾頓所稱的「自我說服」過程時，正面信息可以被更有效地吸收。比如，如果學生觀看一段視頻或者閱讀一篇帶有特定信息的文章，然後自己寫一篇文章或者製作一段視頻來勸說未來的學生，他們就能夠把相關信息更加深入地內在化。
Ron Haskins/『『Education and Economic Mobility.』』
在一次又一次實驗中，耶格爾和沃爾頓的方法收到了顯著效果。在美國東北部一所名牌院校，沃爾頓和另一位名叫傑弗里·科恩(Geoffrey Cohen)的斯坦福大學研究人員進行了一項實驗。這項實驗要求大一新生閱讀高年級學生回顧自身大一經歷的短文。這些學長用自己的語言傳遞了一個關於歸屬感的簡單信息：「剛來到這裡的時候，我以為我是唯一一個被冷落的新生。但我隨後發現，每一位初來乍到的新生都有這種感覺，而每個人都克服了這道難關。我也挺過來了。」讀完後，參與實驗的學生隨即面向未來的學生撰寫短文，製作視頻，呼應了同樣的信息。整個干預過程花費了不到一個小時。它沒有明顯影響參加實驗的白人學生，但對非洲裔學生的大學生涯產生了變革性影響：與一個對照組相比，這項實驗助推平均績點位列所在班級前四分之一的黑人學生比例增加了兩倍，並且使黑人和白人學生的平均績點差距收窄了一半。它甚至對學生的健康產生了影響——實施這項干預三年後，接到歸屬感信息的黑人學生求醫的次數顯著較少。
接下來，耶格爾針對北加州三所高中600名剛剛進入九年級的學生做了一項實驗。這次干預的時間長度為25分鐘；這些學生坐在學校計算機實驗室的電腦終端前，閱讀科學文章和高年級學生撰寫的個人證詞，其內容包含另一個簡單的信息：人是會變的。這些文章解釋說，如果有人對你刻薄，或者排擠你，那很有可能只是暫時的，而不是因為他或者你身上具有某種永久性的特質。耶格爾選擇九年級學生的原因在於一個已知的事實：這是一個抑鬱症高發的時間點——大致而言，在進入高中的過渡期，抑鬱症的發病率會翻一番。的確，在對照組的學生中，抑鬱症癥狀在該學年增長了39%。然而，在這個收到「人是會變的」這一信息的學生群體中，抑鬱症癥狀並沒有顯著增加。換句話說，這項干預並沒有治癒任何人的抑鬱症，但在一個傳統的抑鬱症高發期，它確實遏止了抑鬱症癥狀的出現。而收到這個效果只花費了短短25分鐘。
抑鬱症研究結束後，耶格爾、沃爾頓和其他兩名研究人員針對社區學院中被納入補習或「發展」數學課的學生進行了一項實驗。教育倡導者早已指出，社區學院的數學補習計劃是許多學生實現大學夢的一個破壞力特別大的障礙，特別是對作為社區學院主體的低收入家庭學生而言。相關統計數據看上去非常可怕：大約三分之二的社區學院學生被要求參加一個或多個數學補習班，他們必須通過這些課程，否則就不能畢業。其中超過三分之二的學生沒有通過；相反，他們往往徹底放棄高校學業。
發展數學課危機在某種程度上顯然跟一個事實有關：許多學生在初中或高中階段沒有得到足夠好的數學教育，高中畢業時的數學水平不足以應對大學數學課程。但耶格爾和沃爾頓，以及越來越多的其他研究人員認為，這個問題的另一大原因是心理層面的。他們呼應了戴維·勞德當初推出TIP計劃時的直覺：如果你給大學生傳遞這樣一個信息，即他們的聰明程度不足以進入大學——如果一位學生剛踏入校門就被分配到一個數學補習班，他或她很難不得到這個信息——這些學生就會把這種評價內在化。
在這項試驗中，288名被要求參加發展數學課的社區學院學生，在開學伊始被隨機分成兩組，分別閱讀兩篇不同的文章。對照組閱讀一篇談論大腦的一般性文章。實驗組閱讀一篇列舉科學證據駁斥「智力實體論」的文章。「當人們學習和練習做代數或統計題的新方法時，」這篇文章解釋說，「他們的大腦會變得更發達——即使他們過去沒有學好數學這門課。」讀完這篇文章後，學生們給未來學生寫了一封解釋文中要點的指導性信件。整個過程耗時30分鐘，而且沒有任何跟進措施。但在學期結束時，20%的對照組學生已經退出發展數學課，而僅有9%的實驗組學生做出了這種選擇。換句話說，一項持續了僅僅半小時，幾乎沒有任何成本的在線干預，顯然把社區學院的數學輟學率削減了一半多。
2012年冬天，剛剛抵達德州大學沒多久的耶格爾，就收到了該校副教務長格雷琴·里特(Gretchen Ritter)發來的一封電子郵件。里特此前聽說過他的研究，希望了解更多情況。應里特的邀請，耶格爾給該校各院系的管理者做了一系列演講。每次他都會提到，他和沃爾頓已開始測試，旨在解決學生對自身能力和歸屬感疑慮的干預手段，能否改善大學生（特別是第一代大學生）剛剛踏入校門後的升學過渡期？里特問他，這種方式是否有可能在奧斯汀奏效？他能否創建一種不僅針對幾百名學生，而是針對每一位德州大學新生的干預手段？理論上可行，耶格爾告訴她。但鑒於規模如此之大，這項實驗需要在網上進行。他說，如果要做的話，他想把它做成一項隨機對照試驗，這樣他和沃爾頓就能收集關於哪些方法管用的寶貴數據。2012年4月，里特請耶格爾測試他的干預手段，對象是剛剛被錄取為德州大學2016屆學生的逾8000名青少年。這將是有史以來社會或發展心理學家開展的最大規模隨機實驗之一。而這項實驗需要在三個星期後準備就緒。
耶格爾當時已經不堪重負。他和妻子剛搬到奧斯汀。他們的第二個孩子剛剛在三個星期前出生。他的工作可謂千頭萬緒，一方面，對斯坦福大學的承諾尚未了結，另一方面，他正在竭力教好他首次執教的課程。但他痛苦地意識到德州大學的畢業率差距，並對自己和沃爾頓正在開發的干預手段充滿信心，認為一個精心策劃的大型版本有望扭轉局面。他告訴我，「回到家中，我對太太瑪戈說，『好吧，我知道我的工作已經超負荷了。我也知道我已經很少在家。但請再給我三個星期。因為這或許將成為我一輩子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耶格爾立即開始主辦焦點小組，並與在校的德州大學學生進行一對一討論，試圖更清晰地了解在德州大學哪些信息將獲得最佳效果。耶格爾經常強調指出，實施這些干預手段時，務必要記得：即使與歸屬感和自身能力相關的基本信息在一個接一個干預中反覆出現，但他和沃爾頓認為，這些信息的措辭需要針對每項干預的特定受眾。一位成績優異的非洲裔新生在一所常青藤盟校可能感受到的焦慮，迥異於一位剛剛被安排參加數學補習班的社區學院學生感受到的焦慮。
耶格爾和里特決定，向新生傳遞選定信息的最佳方式，是將它們夾在每位新生在踏入校門前必須在網上完成的入學前準備(pre-orientation)的內容中。當年5月份，即將入學的新生們陸續收到德州大學招生辦公室發來的歡迎入學郵件，邀請他們登錄德州大學網站，完成一系列表格和任務。有關接種腦膜炎疫苗的要求和介紹德州大學榮譽準則的視頻之間夾着一個鏈接，點擊該鏈接就可進入耶格爾設計的互動演示內容，其主題是「德州大學觀念模式」。
學生們被隨機分成四類。「歸屬感」實驗組閱讀在校生傳遞的信息，這些在校生解釋說，剛到達校園時，他們很孤單，覺得自己被排斥在外，但隨後意識到每個人都是這種感覺，最終開始覺得像在家一樣自在。「觀念模式」實驗組閱讀一篇講述大腦可塑性，以及練習怎樣促使大腦建立新連接的文章，然後閱讀在校生傳遞的信息，稱剛來到德州大學時，他們擔心自己不夠聰明，但隨後意識到，隨着他們投入學習，他們會變得更聰明。綜合實驗組則收到一個既包括歸屬感信息、又包括觀念模式信息的陳述。最後，對照組學生閱讀一組由在校生撰寫的泛泛而談的感言，稱剛來到這裡時，奧斯丁校園的文化和天氣讓他們感到驚訝，但最終還是適應了這裡的氛圍。點擊讀完十幾個網頁後，每組學生都被要求寫一篇讀後感，以幫助未來的學生。整個過程需要學生花費大約25到45分鐘，超過90%的新生完成了這項實驗。
耶格爾最初是把2012年這場實驗作為一個試點來做的，只不過是想測試大規模干預活動的運作機制。至於這場實驗能否產生顯著的成果，他並沒有多大信心。所以，在秋季學期結束時，當耶格爾看到哪些學生已經成功完成至少12個學分的相關數據時，他感到驚訝。第一學期的學分完成情況，向來是預測德州大學學生日後學業差距的早期指標。每年，在「弱勢」新生（在這項研究中，他們大多是黑人，非洲裔或第一代大學生）中，只有81%或82%的人能夠在聖誕節前修完12個學分，而條件較好的學生完成這些學分的比例高達90%左右。
2013年1月，當耶格爾分析第一個學期數據的時候，他發現條件較好學生的成績跟往年一模一樣。無論他們在入學前互動演示內容中看到哪一類信息，90%的學生保持在學業正軌上。同樣，對照組中的弱勢學生（也就是那些看到了如何適應奧斯丁校園文化和天氣等泛泛而談信息的學生）的表現也一如往常：82%的學生保持在學業正軌上。但那些接收到歸屬感和觀念模式信息的弱勢學生的表現顯著改善：他們當中86%的人在聖誕節前完成了12個或更多的學分。這意味着，他們將自己與條件較好學生的差距縮小了一半。
上升4個百分點貌似算不上一場革命。耶格爾和沃爾頓肯定不會就此宣告勝利。但如果這項干預的效果在未來三年期間持續存在（就像在那所東北部名校開展的研究那樣），它可能意味着在2016年，有數百名本來無法按時畢業，甚至永遠不會畢業的第一代大學生獲得德州大學學位。這將大大有助於戴維·勞德實現他的目標。而這一切都來自僅需45分鐘完成的一次性干預。德州大學管理層深受鼓舞；從本月開始，「德州大學觀念模式」干預將成為2018屆全部7200名新生入學前準備的一部分。
當耶格爾和沃爾頓向其他研究人員展示他們的研究成果時，他們經常聽到的第一反應是，這些成果不可能是真的。他們兩人早前都有過科學論文投稿或經費申請被拒的經歷，這倒不是因為他們的數據或研究方法存在什麼缺陷，而僅僅是因為人們不相信，如此強大的效果竟然出自如此微小的干預。耶格爾承認，他們的數據可能看上去令人難以置信——它們違背了很多有關人腦思維方式的基本假設。但他可以對學生們聽到或讀到這些信息之後發生的事情做出一個完全可信的解釋，無論他們是德州大學或某個社區學院的大學生，還是九年級學生。
在我們讀到這些實驗的結果時，我們的第一個本能反應是，這些干預肯定改變了學生的觀念——用另一種信念代替了一種根深蒂固的信念。很難想像，在電腦屏幕上閱讀25分鐘的文字有可能做到這一點。人是沒有那麼容易被說服的。但耶格爾認為，這些干預其實沒有改變學生的觀念，只是讓他們不去過度解讀未來可能發生的令人沮喪的事件。「我們無法阻止你遭遇那些不好的事情，」耶格爾解釋說。「相反，我們試圖改變它們的意義，使它們不至於對你意味着情況永遠不會好轉。」
每個大一新生——不論貧富，白人或少數族裔，是不是第一代大學生——都會經歷學業挫折，經歷讓他們覺得自己不屬於校園環境的尷尬時刻。但白人學生、富裕學生以及父母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學生，往往不太把這些時刻當回事，或者說不太往心裡去。沒錯，當他們測驗不及格，跟室友吵架，或者約會被拒時，他們的心情同樣很糟糕。但他們通常不會認為，這些挫折說明自己不屬於高等學府，或者自己無法完成學業。
只有那些因自己的少數群體身份（無論是種族方面，還是階層方面）而面臨特殊的恐懼和焦慮，有過受排斥經歷的學生，才容易受這類問題影響。這些學生往往將暫時的挫折誤解為一種永久性的指標，說明他們不可能在德州大學獲得成功，或者根本就不屬於這裡。對於這些學生來說，干預的作用就像是一劑預防針。半年或兩年後，當自我懷疑的病菌試圖感染他們的時候，干預的殘留效果讓他們能夠擺脫那些疑慮，就像條件較好的學生所做的那樣。
今年1月，當我跟凡妮莎·布魯爾交談的時候，她正深受這些疑慮折磨。在剛剛過去的秋季學期，她的平均績點是3.0，這是一個相當不錯的成績。她甚至在統計課考試中得了一個B+，但她覺得那是一段非常難熬的時期。「我覺得沒有人真的對我抱有信心，」她說。母親是她唯一的傾訴對象，但就連這些談話有時也讓凡妮莎更加意識到，自己的周圍缺少一個支持系統。「她告訴我，我聽起來有點不一樣，」 凡妮莎說，「她總是問我：『你還好吧？能照顧好自己嗎？』我通常是個很快樂的人，但我猜想，給媽媽打電話時，我的聲音很單調，聽上去有點冷淡。」
展望即將開始的新學期，凡妮莎覺得壓力太大了。她告訴我，每次走進教室時，她都有一種焦慮感：自己是否屬於德州大學？「別人都是一副躊躇滿志的樣子，」她說。「他們看上去令人生畏，即便他們只是坐在教室里，即便只是他們記筆記的樣子。他們看上去是那麼信心滿滿。你知道嗎？我有時覺得自己是唯一不知所措的人。」
但在春季學期開始後，凡妮莎的境遇逐漸改觀。她開始攻讀可怕的《化學301》課，儘管她發現這門課是一個真正的挑戰，但她也抱定了跟上學業的決心。她參加了ULN網絡，以及戴維·勞德負責的另一個計劃——「發現學者」(Discovery Scholars)。凡妮莎的顧問安排她在校園輔導中心獲得免費幫助。她每周花費6小時或更多時間在那裡複習化學功課，到3月份，她每次測驗都獲得了A或B。
漸漸地，凡妮莎開始感受到一種更大的歸屬感。她給我講述了2月份某天的經歷。那天，正在「發現學者」辦公室閑着的凡妮莎突然產生了「交幾個朋友」的衝動。她走到正在前台工作的年輕女子（像凡妮莎一樣，她也是一位非洲裔本科生）跟前，突發奇想地問她是否認識哪位攻讀護理課程的同學。很湊巧，這位女同學有兩位最要好的朋友在護理專業，她們剛剛在德州大學幫助創建了一個非洲裔美國人護理協會。
獲得電話號碼後，凡妮莎開始跟她們進行短訊交流，隨後應邀參加她們的一個會議。這兩位同學都是大三學生，比她大兩歲，她們很快就接納了凡妮莎。「擁有榜樣的感覺真好，」凡妮莎告訴我，「我過去覺得自己形單影隻，但隨後發現有人說，『我也像你一樣大哭過。』我就感覺好些了。」
當然，凡妮莎從她的同輩導師和指導老師那裡聽到的關於歸屬感和能力的信息，並不是幫助她通過《化學301》考試的唯一因素。然而，它們的重要性以許多細微而有意義的方式體現出來，引導凡妮莎做出一些看似微小、但對她在德州大學的發展前景頗有助益的決定，比如走進輔導中心尋求幫助，鼓起勇氣詢問一位陌生人是否認識護理專業的好友，等等。
在奧斯丁做報道的幾個月期間，我採訪了幾十位大學新生，像凡妮莎一樣，其中大多數人被招收到ULN或勞德負責的其他項目。雖然每個學生的故事有所不同，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的新生學年基本上遵循相同的軌跡：剛進入校園時，高中時代的成功讓他們滿懷信心，但很快就被一次失敗擊垮。一位學生告訴我，他陷入了抑鬱，嚴重失眠。另一個學生說，她的體重驟減，突發皮疹。 但隨後，在經歷了數周乃至數月的迷茫和鬱悶之後，大多數人重拾一種更深層次的自信。通常情況下，這種復蘇所需的支持來自某位ULN顧問或TIP導師；有時候，這種支持來自家人、教會團體或某位室友。但不管怎樣，幾乎所有接受我採訪的學生都能夠扭轉局面，往往把自己從人生低谷拉回來。
「對於這些干預手段，我尤為欣賞的一點是，所有那些艱難的抉擇都是孩子們自己做出的，」耶格爾告訴我。「所有的功勞應該歸他們所有，而不屬於我們這些干預者。這就是最好的干預方式。說到底，每個人的內在都擁有某種資本，某種資產，比如說知識或信心。如果我們能夠幫助他們把這種資產挖掘出來，他們就會憑藉這種資產迎接人生的下一個挑戰。」
與ULN學生的交談讓我對他們的成功幾率持樂觀態度。不過，這些交談也提醒我，事情很容易倒向另一端——那些初期的質疑演變成讓人什麼事也做不成的焦慮。勞德和耶格爾的工作證明，藉助恰當的支持（既包括學術支持，也包括心理支持），這些學生完全能夠以非常高的比率從德州大學這類名校順利畢業。這正是為什麼該校正在進行的大型教育實驗的意義遠遠超出奧斯丁校園。
像凡妮莎這樣的ULN學生能否從一所四年制大學畢業，在很多方面具有重要意義。數據顯示，對於低收入美國人來說，提升經濟流動性的最強大工具是一個四年制大學學位，當今時代尤其如此。如果一個孩子的家庭收入位於全美最低五分之一（意味着家庭收入為2.8萬美元或更少），而她沒有大學學位，她最終進入最高五分之二的幾率僅有14%，而永遠走不出收入最低人群的幾率高達45%。但一旦擁有四年制大學學位，她的人生前景就會徹底改變。突然間，她成功躋身於最高五分之二的幾率升至40%，而繼續陷在最底部的幾率降低至16%。
除了這些學生自身的經濟機會以外，讓這麼多有前途的學生輟學，這麼多寶貴的人力資本白白流失，還有更廣泛的代價。在差不多整個20世紀，美國在培養大學畢業生方面做得比其他任何國家都要好。但在過去20年里，我們已不再佔據國際排名的榜首；就獲得大學學位的年輕人比例而言，美國現在位居世界第12位。同期還出現了第二個趨勢：美國高等教育變得更加階層化；如今多數富裕孩子在大學的表現相當出色，而多數中低收入家庭的學生很難完成大學學業。這兩種趨勢顯然是相互交織的。同時很難想像，如果不扭轉這些不利趨勢，美國能夠重拾全球競爭力，或者提升經濟流動性水平。
這一願景的實現有賴於在全國層面的幾個方面進行不懈努力，但解決方案的很大一部分在於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這類難進、但並非超級精英的高校，能夠大規模地履行美國大學傳統上的一項中心使命——可以說是唯一的中心使命：招收大批極具上進心的工薪階層家庭青少年，給予他們成為成功專業人士所需的工具。德州大學的實驗提醒我們，這個過程不容易；從來都是如此。但它也提醒我們，這是有可能做到的。
Paul Tough是撰稿人，也是《兒童如何成功》一書的作者。他最近的作品是關於解救一名蒙托克捕蝦人John Aldridge的故事。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