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陳建忠
滅農，難道這是在危言聳聽嗎？
也許有讀者不會輕易忘記這一幕：二○一○年六月九日，為徵收苗栗大埔地區農地，用以開發極具經濟效益的工業區，挖土機像坦克車般碾進農田，將已經結穗的稻束連根掘起。這畫面，足以當選這世紀滅農行動的代表意象。
而就在大埔案過後不久，二○一○年七月，「農村再生條例」在立法院三讀通過，縣市政府擁有將農地變更為建地的權力，引發各界「圈地滅農」的疑慮。設想此後，昔日農村或將變為農村社區，再由社區變為住宅區、商業區，農業也就逐漸退出這個島嶼，逐漸成為一種美好但不復重臨的「傳奇」。
在宋澤萊（一九五二～）寫作小說的一九七○年代，農民面對的雖是商人的產銷剝削，但農地總還是農民生息於斯的根據地。如今四十年過去，當工業區越來越多，農產品進口假「自由貿易」之名而越來越影響到此地農業的存續，則台灣農村與農業的未來該何去何從？
此刻，當我們重讀宋澤萊的小說，或許可以喚醒當代讀者對台灣農村的新感受，並將人物命運與當下的台灣現實做連結；同時，也可以再次體會作家以書寫參與到公民社會運動的美好傳統。台灣文學傳統裡向來就不缺乏富有現實感與理想性的小說家，只是保護我們的農村卻不能只依賴小說家。
回歸本文正題，且讓我們將過於擔憂現狀的目光轉回宋澤萊小說上，重新體驗一下他的「打牛湳村」系列小說在當年引發的轟動效應。
一九七八年三月，《台灣文藝》革新號第五期（總第五十八期）刊載了宋澤萊的〈打牛湳村：笙仔和貴仔的傳奇〉，隨即在文壇引起廣泛迴響與注目，當時就曾連獲第一屆時報文學獎推薦小說獎、吳濁流文學獎。自此篇小說起至翌年，宋澤萊又陸續發表另外三篇以「打牛湳村」為背景的系列小說，而他正是以這系列農民小說，在「鄉土文學論戰」硝煙未散的當兒，建立起他作為「鄉土小說家」的聲名。
「打牛湳村」系列共計四篇作品，從創作的時間順序來排列（可見最早兩篇作品並非最早發表），分別是〈花鼠仔立志的故事〉、〈大頭崁仔的布袋戲〉、〈打牛湳村：笙仔和貴仔的傳奇〉、以及〈糶穀日記〉。
系列中最早完成的〈花鼠仔立志的故事〉，寫於一九七六年春的鹿港，彼時宋澤萊猶為中學的實習教師，並等待入伍。這篇小說在形式上仿效「話本」形式，以花鼠仔為中心人物，來表露農村年輕人受西風影響而不耐農村生活的面相。此時已可窺見宋澤萊如何以固定場景，觀察一個小世界（microcosm）內的人物活動的興趣，可說是往後幾篇小說架構的基本原型。
宋澤萊在「打牛湳村」系列中構設了一處名喚「打牛湳」的農村，這個取材於真實地名的場景設定，以及小說中著意描寫的剝削瓜農與騙穀事件，都極為明顯地表達出作者把焦點集中於農村內部經濟問題上。這種關照顯然與稍早的鄉土小說帶有懷舊傾向，或專重主要人物性格、命運的角度不同，毋寧說是以整體農村問題為對象的。更明確地說，「打牛湳村」系列小說最大主題乃在於：揭露戰後台灣社會在全面資本主義化/現代化的發展下，廣大農村所面臨的困境與掙扎過程。
不少學者的論述都指出，台灣在完成五○年代的土改政策後，整體的經濟發展基本上都是將農業資源盡可能「壓擠」，再把農業部門的成長和剩餘轉移到工業部門。蕭新煌在〈台灣地區農業政策的檢討與展望：事實和解釋〉文中便認為，台灣的壓擠式農政與普世第三世界國家政府所採的農業政策略無差異，都在加速資源流出以扶植工業成長：
農產品價格壓低，可以壓低工資，扶植外銷工廠，提高國際競爭的「比較優勢」；將農業技術及其他生產投入因素的成本提高（如農機、肥料…），吸取農村的現金、存款和儲蓄，投入都市及工業部門，促進國內工業部門的成長；此外，田賦、水租、及其他各種不同名目向農民課稅的措施，也都是變相的在加緊加快上述「資源流出」目的之實現。（朱岑樓主編，《我國社會的變遷與發展》，台北：東大圖書公司，一九八一年，頁四九四）
在農村實際表現出這種經濟困境的是，農村人口持續而大量地移入市鎮（人口外流），而困守農村的多半是老弱婦孺（人口老化）。無論「移出」或「留守」，在這個過程中輾轉流離於「現代」農村社會的農民，其掙扎、抗拒、努力的各種姿態與命運，乃成為宋澤萊「打牛湳村」系列小說中最具體的題材。
出生、成長於五○至六○年代農鄉的宋澤萊，在他的小說中我們會看到農民已無法僅僅安於貧困的鄉間生活，而不得不選擇出走到新興的市鎮裡去。〈大頭崁仔的布袋戲〉一作正集中地表現了這一現象。 在此篇小說中，宋澤萊將農村迎神賽會中習見的民間娛樂形式「布袋戲」這人間喜劇，巧妙地與崁仔一家命運變動的人間悲劇綰合起來，不惟把農村生活的氛圍做了生動刻劃，也渲洩了一股當代農村無可如何地步向衰微的淡淡哀愁。
小說裡離開經濟凋零的農村，遠赴北部煤坑的父親在工作了一陣子後，卻因為煤坑崩坍事故返回家中，而崁仔也在這時發現父親痰中見著絲絲血跡，無力再到煤坑裏去。崁仔的父親為了撐持家計，只好繼續在白天出外打零工，晚上則開始在水圳裏電魚。終於，崁仔父親還是在艱困的辛勞後死滅了。崁仔在此時已幫著師傅演出布袋戲，他眼見父親一生窮困與飢餓卻無福可享，遂不禁對人生產生無法排解的困惑：
阿爸就這樣死滅了。而這雖不知道歸咎誰，但崁仔總覺得虧欠了父親什麼。是這世間原本就瀰漫著一種黑鴉鴉的勢力吧！像魔蝦尊者或萬世天尊這些妖道。他們隱伏在不知名的地方，一張口就把阿爸給吞噬了。
這樣，崁仔彷彿自他手中舞弄的木偶與父親的一生當中領略到了生之無常，然而卻又無以名之，莫知其然。在故事末尾，崁仔對未來的計劃顯露出年輕人已對農村生活失去信心，而同樣興起至城市謀生的念頭。
不過，前兩篇小說以農村經濟衰敗、人口外移的視角，或許仍不能算是宋澤萊的得意之作。必須等他寫出〈打牛湳村：笙仔和貴仔的傳奇〉（以下稱〈打牛湳村〉）、〈糶穀日記〉二篇後，宋澤萊那種以略帶諷刺、詼諧筆調，將死寂一般的農村生活重新復活起來，也將農業問題重新翻騰起來的寫法，逼使讀者無法再忽略那息息相關卻又不曾關切過的農村世界。
〈打牛湳村〉所描寫的是資本主義社會下的農村，農產品成為「商品」，而農民對詭譎多變的市場遊戲規則又毫無所知的情況下，受到「瓜販」及「包田商」欺詐的事件。〈糶穀日記〉則描寫因霪雨導致稻穀收穫不佳，農民處境陷入困窘時，村中所發生的一樁蓄意騙穀案件。從小說情節來看，商業資本以「瓜販」、「包田商」、「騙穀商人」等「分身」為代表，對農民進行程度不一的剝削，而這種剝削是基於農民對當代資本主義文明的產銷機制、交換法則的陌生。除此剝削外，與農村經濟問題交纏在一起而為作者所指出的，是「農會」以及其所隱喻的「政府」在農村政策上的無能。
宋澤萊所描寫的「剝削者」在〈打牛湳村〉中有具體而典型的形象──「瓜販」與「包田商」，他們的力量充份展現在操控「梨仔瓜」的收購價格上。瓜販與包田商並無本質上的不同，只是一為在瓜仔市場出沒，另一種則出現於瓜田之中，他們都有雄厚資本、運銷工具，並且熟稔各地商情。〈打牛湳村〉中「瓜仔市風雲」一節的描述為例，就可看出瓜販們如何訛詐瓜農。現代資本主義制度將一切商品化之後所要求的品質統一與大量生產，使缺乏運銷制度，如小說中對現代產銷機制全然無力干預的農民，成為最大的被剝削者。
在〈糶穀日記〉中，林白乙（「白蟻」的諧音？）在水患稻穀發芽而穀價低廉，農會的收購行動根本無濟於事的情況下出現，將全打牛湳的稻穀以高於市價的價格收購，並預付三成先付金，言明等完全收購後再付清餘款；當然，這建立在誠信之上的「口頭契約」再一次訛詐打牛湳村的農戶。
總括來說，宋澤萊在「打牛湳村」系列中突顯了六、七○年代台灣農村的經濟困境，這個困境來自於戰後台灣新興的、超前的而又充滿著貪慾的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當農產品變為商品而不再是用以自足之時，在台灣這被打造成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新社會中，農民乃無可挽回地成為市場機制的犧性者。宋澤萊在小說中展示台灣農鄉受資本經濟剝削的樣貌；相對的，他也塑造了一批農鄉掙扎著生存的人物。
在現實當中，剝削是如此鮮明的裸露著，令人驚心；不過，我們在宋澤萊描寫人物的手法上卻又看到，他總是出之以傳奇與寫實相融合的筆調，「扭曲」了人物與現實，而淡化了寫實主義的色彩，成為具有滑稽荒謬意味的「卓別林式的」小說。在「打牛湳村」系列裡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當中，有許多形象是我們在過去的鄉土小說中依稀可見的，然而表情與動作總不免更誇大了些，例如〈打牛湳村〉中的「笙仔」那般良善和煦的好好先生，他唯一的宿願是老時可以養一大群藍瑞斯豬，在帶有糞香的空氣中悠閒地瞭望著四際田野；或者是〈大頭崁仔的布袋戲〉裡頭把一齣「一江山報父仇」演得活靈活現的大頭崁仔；又或者是〈糶穀日記〉中包含的更加眾多的打牛湳村民，牽豬哥的萬福、天生一張善鬥的嘴鼓的陳鴛鴦（潤嘴鴦）、堅持大家族制度並堅不分家的李鐵道、大道公廟中跳童的老鼠仙、乃至於幻想著領一筆日軍積欠的軍郵錢就可以成為打牛湳首富的廖樹林……。由於宋澤萊描摹角色的成功，有如使這些鄉土小人物重新獲得藝術上的生命，施淑〈大悲咒〉一文裡，便對此評論說：
在他的激情的滲透下，被瑣碎雜亂的日常生活活埋了的農村，恢復了詩樣的生機和豐富性，一向與知識份子作家和讀者缺少共同詞彙的農民心理，也在他的語言藝術下，無限生動地活躍了起來。
不過，在這些成功地塑造起來的鄉土人物的藝術成就之外，更能體現這批作品在七○年代出現的重大意義的，當是「打牛湳村」系列企圖建立起另一種人物與意識，宋澤萊在其中注入他認同於農民的「階級觀點」，這種素樸的「階級觀點」未見任何的主義指導，但顯然作者在某種程度上堅持以農民、弱勢者的角度，「質疑」了戰後台灣農村所遭受的「災難」。宋的小說有了更強的社會意識與批判意識，這在七○年代的文學界來說，把文學視為改造社會的「工具」的傾向絕非異端，然而在小說中具體反映並批判當代農村經濟問題的這一方面，宋澤萊的表現的確更加突出。
例如〈打牛湳村〉中蕭貴（貴仔）的出現，這位農村的小知識份子（高農學歷），習慣性地去批評甚至想改革這個世界，然而也由於貴仔總是要煽起打牛湳的悲哀來，教人想到一、二十年來打牛湳始終在貧困中過活，因而貴仔便被孤立且被視為打牛湳的芒刺。如果說〈打牛湳村〉裏蕭家兩兄弟是宋澤萊所成功塑造的台灣農村的典型人物，而把笙仔這位沒唸過書，為人易滿足又脾氣極好的「古意人」，視為農村中慣於逆來順受的「傳統派」人物；那麼，貴仔無疑地就成了農村中的「改革派」，他對於任何方面的剝削與陋規都要反抗，而這就會使他的命運趨向於一種極端的「悲劇」性格。
貴仔的角色性格是鮮明的，而他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也即是他時時迸出的「抗議」之聲，他個人的反抗雖受到打牛湳的譏諷嘲弄，就像是孤立於人群中的「先知」（或「瘋子」？），表面上他像一名小丑，或是喜劇裝佯者（alazon），但實際上卻不失為一位「悲劇英雄」，也就在貴仔的「改革主義」受到徹底孤立的當兒，使我們益發要注意到貴仔的存在對於現實世界所產生的批判性與現實性。
隨著「打牛湳村」系列小說於一九七八、七九年在文壇獲得廣泛迴響與肯定（文學獎）同時，宋澤萊幾乎是以驚人的速度繼續構設著他新的小說，這當中包括了《骨城素描》（內含〈兩夫子傳奇〉、〈救世主在骨城〉兩中篇），長篇《變遷的牛眺灣》及短篇《蓬萊誌異》等，可以說觸及的層面更為廣泛，作家記錄台灣農村變貌與庶民生存困境，已成為宋澤萊當年極為清楚的書寫方向。
時移事往，現此時在滅農年代重讀《打牛湳村》裡的數篇小說，則宋澤萊昔日為台灣農村所創造的小說，雖可視為戰後台灣農民、農村書寫的文學高峰，但對照農村今昔變化，卻可發現當年所揭露農村問題顯然仍未達高峰。倒是在滅農的年代裡，農村的問題似乎更臻嚴重，若再退一步，當農地與農村、農民真正消失，難道農村真的將變成一則「傳奇」，只能夠在宋澤萊小說裡去緬懷？
但願並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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