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書劍
當然還是談經濟。服貿協議還在立法院，但不僅兩岸官方壓力甚急，旁另佐有敲鑼打鼓眾聲喧譁，只是我們可以看到的論述，多是要藉以達成某一終極目標，但設定目標所根據的理由，至今一樣盡付闕如。
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Fed）前主席柏南克（Ben Bernanke）除了慣常和外界溝通貨幣政策外，有時也會散發一些哲學味，除了曾經大談快樂經濟學外，在二○一二年八月，就經濟數據的衡量發表演說時，特別強調教科書中的經濟雖是研究稀有資源的分配，是研究「是什麼」（what），而不是「為什麼」（why）的學問；但經濟的終極目標是了解及增進福祉。
柏南克希望藉由強化個人資料的衡量及更直接測量經濟福祉，以解決過於重視總體數據的缺陷。因為當經濟太過強調整體的數據，將只能獲得局部圖像，並忽略個人的困境，這在金融業的貪婪及不適當經濟決策中已留下遺害。去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席勒（Robert J. Shiller）也擔心這樣的情況，希望經濟學家能維持跨領域的知識、有更寬廣的胸襟，肩負起俗世哲學家的角色。
他們的擔心並不偶然，隨著科學方法與技術在廿世紀突飛猛進，經濟學也往科學靠攏，形成主流的發展方向，而提供的政策方向，經常是如何達成高成長、低通膨的經濟目標，但一直有經濟學家希望回歸哲學的關注，藉由加入哲學味，脫離匠氣，至少就不止於探討「是什麼」，而能想想「為什麼」了。
因為大部分的經濟政策都有利於某些人，卻不利於另一群人，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曼昆（Gregory Mankiw）也認為在建造一個更美好的社會，稱職的經濟學家在提供政策建議時，經常是扮演哲學家的角色。譬如調高最低工資，可以幫助工資低於最低工資的勞工，但勢必使某些企業獲利減少、某些消費者付出較多，或是某些工人因而失業，因此要有哲學信仰的決策選擇。
曼昆認為，在思考利弊得失時，應考慮各方的處境。效用學派經濟學家利用社會福利函數，以求得社會福利最大的方法，廣為決策參考，如果某政策的施行，會使某甲失去的效用，少於某乙獲得的效用，也就是總體而言效用增加，對效用學派就是好的政策。
但曼昆舉了一個例子，有四個將死的病人等待不同的器官移植，若剛好走進來一個健康的病人，醫生應該犧牲那個病人，拯救其餘四個人嗎？答案很明顯，有時候，尊重與生俱來的個人權利，超越整體的福利。
因為個人的滿足感很難比較，經濟又太過複雜，所以曼昆提醒，經濟學家提出政策建議的原則，應該是如希臘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的名言「無害為上」（First, do no harm.），當政策太過複雜、難以評估時，應抱著懷疑的態度。
服貿協議還在立法院，馬英九總統一再強調「利大於弊」，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大陸海協會長陳德銘等對台人員也壓迫甚急，但是不僅經濟上的利弊得失說不清楚，更未兼及社會等其餘各方面的影響，當然，更無法說出為什麼的理由了。
席勒、曼昆等人的呼籲，雖然是針對經濟學家，更是對高層財經官員的提醒，決策時，至少不要造成傷害，且「判斷時必須謹記在心，這些判斷所根據的是遠非完美的預測」；而對於未知結果的政策，民眾當然有權利提出「為什麼」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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